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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引一段重要文章的話。一家中央大報刊登一篇重要文章，內說：“被西方‘重新發現’的馬克思，為資本主義世界提供了走出困境的‘良藥’，一方面，越來越多的西方國家強化對經濟的調控，以政府和市場的‘雙輪發展’取代純粹的自由競爭；另一方面，更多國家完善社會保障立法，對最低工資、勞動時間、福利津貼等作出具體規定，無不是對馬克思主義思想的實踐和印證。”[1]

　　這一段不長的話，涉及馬克思主義的一系列原則問題。第一，國家調控和福利政策是馬克思主義提出的原理嗎？能不能說搞了國家調控和福利政策，就是實踐了馬克思主義？第二，國家調控和福利政策能使資本主義擺脫困境嗎？是不是只要實施國家調控和福利政策，資本主義就可以“萬壽無疆”了？第三，按照馬克思主義的觀點，資本主義制度能擺脫困境嗎？還要不要用社會主義取代資本主義？全部問題的實質是：馬克思主義是不是為資本主義提供了走出困境的良藥，即馬克思主義是不是資本主義的改良主義？

　　我們先正面說一下，馬克思主義是怎么分析資本主義的。隨著資本主義的發展，日益暴露出許多弊病和矛盾，顯示出這種制度的局限性。人們就想用一種新的、能夠克服資本主義弊病的社會制度來取代資本主義。這種新制度就是社會主義。所以，社會主義是作為取代資本主義的新制度提出來的。由于人們的社會地位和利益不同，對未來的、取代資本主義的新社會的設想也是不一樣的，因此出現了各種各樣的“社會主義”。馬克思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里，運用階級分析方法，分析了各種“社會主義”的性質。

　　馬克思恩格斯指出，被資產階級暴發戶打敗了的封建貴族，他們夢想著恢復失去的天堂，在批評資本主義的同時提出了社會主義，這就是封建社會主義；在資本主義發展過程中日益破產的小生產者，嚴厲批評了資本主義的種種罪惡（這種批評有時還相當深刻），但他們憧憬的理想社會是早已瓦解了的農業中的宗法制度和工業中的行會制度，這就是小資產階級社會主義；資產階級內部有著不同的群體，有時資本主義的發展也會侵犯到某個資產階級群體的利益，他們也會在維護資本主義根本制度的同時批評資本主義的某些弊病，希望做點改良（民主社會主義就是這樣的），這就是資產階級社會主義。

　　在資本主義發展初期，剛剛登上政治舞臺的、不成熟的工人階級的代表人物（像圣西門、傅立葉、歐文等）也提出社會主義。他們從人的理性出發，抨擊了資本主義社會的全部基礎，提出了未來社會的積極主張，描繪了對未來社會的幻想。但這些主張不是建立在分析現實的物質生產關系的基礎上的，而是訴諸人的倫理道德觀念，因而是不科學的、歷史唯心主義的，同時他們找不到實現理想的力量，拒絕一切政治行動，他們總是向整個社會呼吁，主要是向統治階級呼吁，認為只要人們理解他們的體系，就可以建立新社會。這就是空想社會主義。空想社會主義的意義，“是同歷史的發展成反比的，階級斗爭越發展和越具有確定的形式，這種超乎階級斗爭的幻想，這種反對階級斗爭的幻想，就越失去任何實踐意義和任何理論依據。”[2]

　　馬克思恩格斯在批判以往各種“社會主義”的同時，根據工人階級擺脫壓迫和剝削、獲得解放的這一根本要求，在歷史唯物主義的世界觀和方法論指導下，在運用剩余價值學說分析資本主義矛盾的基礎上，創立了科學社會主義，使社會主義從空想變成了科學。馬克思恩格斯從資本主義現實存在的物質生產關系出發，按照人類社會發展的規律，提出了替代資本主義的未來新社會的基本原則。

　　馬克思恩格斯分析資本主義的矛盾、提出新社會制度的邏輯是這樣的。隨著資本主義的發展、資本的積累和生產的集中，生產力越來越具有社會的性質，生產出來的產品是供全社會消費的，而生產上需要的生產資料，也要由全社會提供。生產力的這種性質，客觀上要求由社會占有生產資料，由社會調節整個國民經濟，按照全社會的利益進行生產。但在資本主義社會里，生產資料歸資本家私人占有，生產的目的是無限度地追逐剩余價值。這種占有方式顯然同生產力的社會性質不相適應，生產方式起來反抗占有方式，即產生了生產社會性與生產資料私人資本主義占有的矛盾，這就是資本主義的基本矛盾。資本主義社會一切弊病都是由此產生的，它是資本主義弊病的總根子。這個基本矛盾在資本主義范圍內是無法解決的，只有推翻資本主義制度，用公有制取代私有制，用社會主義取代資本主義，才能解決。這體現了社會發展規律的客觀要求，反映了歷史發展的必然趨勢。

　　由此我們就可以懂得為什么馬克思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里一再強調所有制問題的重要性。他們指出，所有制問題是共產主義運動的“基本問題”。[3]“共產主義革命就是同傳統的所有制實行徹底的決裂”。[4]“共產黨人可以把自己的理論概括為一句話：消滅私有制。”[5]他們認為，社會主義革命，第一步就是使無產階級上升為統治階級，然后“利用自己的政治統治，一步一步地奪取資產階級的全部資本，把一切生產工具集中在國家即組織成為統治階級的無產階級手里”。[6]所以，他們理解的社會主義社會，雖然同任何其他社會制度一樣是經常變化和改革的社會，但是有一點是不會變的，即它是在生產資料公有制基礎上組織生產的，也就是說，它的經濟基礎是生產資料公有制，這一點正是社會主義制度與資本主義制度的“具有決定意義的差別”。[7]建立社會主義公有制，這就是解決資本主義矛盾的根本途徑。

　　馬克思恩格斯從來沒有為資本主義開出擺脫困境的藥方。他們始終認為，在資本主義制度范圍內，沒有擺脫困境的良方，無藥可救，只要保持資本主義私有制，任何措施都只能在某種程度上暫時緩和矛盾，而不能根本擺脫困境，唯一出路是消滅資本主義私有制，建立社會主義公有制。給資本主義開出擺脫困境的藥方，這是資產階級經濟學家和民主社會主義分子干的事，因為他們無非是想充當資本主義病床前的醫生，為延長資本主義的壽命出點主意。當然開出這種藥方從根本上說，對資本主義擺脫困境也是無濟于事的，不會管用。把馬克思恩格斯說成是給資本主義提供擺脫困境良方的人，真不知道他們讀過《共產黨宣言》沒有，懂不懂馬克思主義最起碼的原理。要知道，馬克思恩格斯是無產階級革命家，而不是資本主義的改良主義者！

　　能不能把加強國家調控看作是“對馬克思主義思想的實踐和印證”？不能。國家調控和市場自由競爭是調節經濟運行的兩種手段，在一定條件下，只要需要，資產階級經濟學家也會提出國家干預的。記得上世紀90年代我國研究西方經濟學的泰斗陳岱孫先生就指出，西方經濟學流派甚多，概括起來是兩大派，一派主張自由的市場經濟，另一派主張國家干預。不同時期，在不同的經濟形勢下，不同的經濟學流派占上風。大體上在經濟繁榮階段，主張自由市場經濟的流派占上風；在危機階段，主張國家干預的流派占上風。

　　凱恩斯主義就是在1929—33年危機爆發的情況下成為西方經濟學主流的。這一概括是符合實際的。隨著生產社會化程度的提高，宏觀經濟平衡與否成為微觀經濟能否取得效益的前提，一個企業經營得好好的，但一旦發生經濟危機，一切都會打了水漂，所以資產階級經濟學家從資產階級的整體利益出發，會提出要求國家調控經濟的。在資本主義發展的歷史上，從19世紀末開始，西方資本主義國家都程度不同地實行國家調控，就是這個道理。這個緩和資本主義困境的主意，可不是馬克思出的（他是主張消滅資本主義私有制才能解決資本主義矛盾，查遍馬克思的著作，你也找不到一個例子，表明他提出過通過國家調控來使資本主義擺脫困境這樣的主意），而是資產階級經濟學家出的。凱恩斯就是因為出這個主意而聲名大噪的。千萬不要把西方國家強化國家調控說成是馬克思主義的實踐，好像西方接受了馬克思主義似的，這一點也不是對馬克思主義的“印證”。

　　完善社會保障立法，也不是馬克思提出的主張。實施福利政策，提高最低工資，縮短勞動時間，對工人階級眼前利益是有好處的，馬克思當然不會反對。但他始終認為，這些措施治標不治本，不消滅資產私有制，不廢除雇傭勞動制度，不消滅剝削，工人階級的地位是不會有根本改變的。他說過，提高工資等等福利政策，只不過意味著，“雇傭工人為自己鑄造的金鎖鏈已經夠長夠重，容許把它略微放松一點”[8]而已。在資本主義條件下，這種社會保障和社會福利，不過是壟斷資產階級從剝削本國工人階級和掠奪第三世界勞動人民獲得的超額利潤中，拿出一點來，緩和本國的階級矛盾，說到底只是起到一種社會矛盾“緩沖器”的作用，它沒有觸及資本主義雇傭勞動制度，沒有改變資本主義制度的本質，不可能從根本上解決資本主義社會的種種痼疾。馬克思絕不會把這種福利政策當作資本主義擺脫困境的辦法來推銷的。

　　把調整分配政策當作資本主義的救命稻草、擺脫困境的藥方，從理論上講，是一種分配決定論。談到分配問題，馬克思主義有一個基本觀點：生產決定分配，生產方式決定分配方式。不能離開生產資料所有制來談論分配。拉薩爾主義一個錯誤就是把分配當作決定性的東西，認為經濟學就是圍繞分配問題兜圈子。只要分配搞好了，一切問題就都解決了。馬克思批評說，這是仿效資產階級經濟學的庸俗社會主義。民主社會主義常說，不用改變資本主義私有制，光靠搞點社會福利，就能夠使資本主義擺脫困境，就可以從資本主義過渡到社會主義。事實證明，這簡直是天方夜譚。這不是馬克思主義，而是反馬克思主義的庸俗社會主義。讀一讀《哥達綱領批判》就可以明白這一點的。

　　改革開放以來，理論界有一種傾向：淡化所有制，把運行機制和分配抬到第一位。于是在分析資本主義的矛盾時，往往忽視資本主義基本矛盾，忽視資本主義私有制是總根子，給人們一種印象，仿佛不需要消滅私有制，就可以使資本主義擺脫困境。這顯然是錯誤的。尤其危險的是，把這種錯誤的觀點渲染成馬克思主義的，這就誤導群眾了。

　　當務之急是，認真讀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弄懂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善于運用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來分析問題，而不要信口開河，把不是馬克思主義的東西，說成是對馬克思主義的實踐和印證。

注釋

　　[1]任仲平：《以真理之光引領復興征程》，《人民日報》，2916年6月30日。

　　[2]參見《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第304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3]《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第307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4]《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第293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5]《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第286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6]《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第293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7]《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卷，第693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8]馬克思：《資本論》第1卷，第714頁，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

　　（作者系中國人民大學教授、昆侖策研究院高級研究員；【原創】來源：昆侖策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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