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為什么要堅持和加強中國共產黨的領導

　　——為紀念中國共產黨成立95周年而作

 

　　【摘 要】中國共產黨的歷史使命還遠遠沒有完結，因此不能衰亡，而要不斷壯大；黨的領導也不能削弱，而要繼續加強。堅持和加強中國共產黨的領導是中國人民的歷史選擇，也是中國法律的明確規定、社會主義經濟基礎的必然要求、人民民主的實現形式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根本保證。國內外敵對勢力為了阻擋中國人民前進的步伐，總是把攻擊的矛頭對準中國共產黨的領導，鼓吹“中共a滅a亡論”、“中國a崩潰論”。但歷史表明，中國共產黨不僅沒有被罵倒，相反愈益壯大；中華人民共和國不僅沒有被唱衰，相反愈益強盛。

 

　　中國共產黨成立至今已經95年了，如果用人來比喻，已經經過幼年、少年、青年，進入了中年。

 

　　毛澤東同志為紀念建黨28周年撰寫的《論人民民主專政》一文中指出：

 

　　“人到老年就要死亡，黨也是這樣。階級消滅了，作為階級斗爭的工具的一切東西，政黨和國家機器，將因其喪失作用，沒有需要，逐步地衰亡下去，完結自己的歷史使命，而走到更高級的人類社會。”

 

　　不過，我們黨的歷史使命現在還遠遠沒有完結，因此黨不僅不能衰亡，相反要不斷壯大；黨的領導不僅不能削弱，相反要繼續加強，直到自己歷史使命的完結。

 

　　當年，毛澤東在《論人民民主專政》一文中運用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對帝國主義反動派咒罵中國共產黨a“獨裁”、“極權”、“不仁”、“太刺激了”等種種謬論進行了一一駁斥，同時對幻想走“第三條道路”的人們進行了說服教育。近些年來，國內外敵對勢力又通過散布歷史虛無主義、民主社會主義、西方憲政、“普世價值”等思潮，誣蔑我們黨的領導是什么“專制”的、“不民主”的、“不合法”的、不符合“憲政”原則和“普世價值”的，竭力為否定、取消和推翻a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制造理論根據。我們要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就要運用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進一步論證共產黨領導的必然性、必要性、正義性、科學性、民主性、合法性和合理性，批駁敵對勢力的這些謬論，同時為對這些問題有所疑惑的群眾做好解疑釋惑的工作。

 

　　一、堅持和加強中國共產黨的領導是中國人民的歷史選擇

 

　　中國自1840年鴉片戰爭后就面臨兩大歷史問題，即國家的獨立和工業化。為此，中國的仁人志士曾進行過種種努力，試圖通過走西方資本主義道路來加以解決，最終統統抱恨而歸。在此背景下，中國工人階級的政黨中國共產黨應運誕生，并從成立伊始便擔起了階級解放以及本該由資產階級負責解決的國家獨立和工業化這兩副重擔。

 

　　現在有人說，中國工人階級在中國共產黨成立時人數很少，并沒有建立政黨的條件，是俄國共產黨策劃和經費支持的結果；還說列寧這樣做包藏利己的動機，是為了讓帝國主義無法集中力量對付俄國革命。這些說法并非什么新發明，而是從歷史垃圾堆里撿來的破爛貨。

 

　　中共在建黨時得到過俄共幫助是事實，但這并不表明中共是靠外援建立起來的。

 

　　第一，中國工人階級當時人數少，只是相對農民階級而言，就其絕對數量來說并不少，1914年已有100萬人以上，五四運動前夕更達到了200多萬人。而共產主義者同盟成立時，英國工人階級不過400多萬人；俄國共產黨成立時，產業工人也只有300萬；日本工人階級的政黨社會民主黨第二次成立時，全國工人還不到100萬。由于外國人在中國直接經營企業比中國民族工業要早，所以，“中國無產階級的很大一部分較之中國資產階級的年齡和資格更老些，因而它的社會力量和社會基礎也更廣大些。”

 

　　第二，中國工人階級由于受到本國資產階級、帝國主義勢力和本國封建地主階級的三重壓迫，反帝反封建的要求最為強烈，斗爭性也最為堅定，五四運動以前就多次舉行反帝反封建的大規模游行示威，五四運動中更作為獨立的政治力量登上了歷史舞臺。

 

　　第三，中國一批接受馬克思主義的先進知識分子，早在五四期間就自覺地與工人運動相結合，并已意識到建立工人階級政黨的必要性，已經在著手建黨，許多地方也建立了黨的早期組織，只是還沒有統一罷了。

 

　　第四，俄共當時不僅資助共產黨，也給國民黨經費，而且比給中共的多得多。

 

　　第五，世界近代史上的革命運動得到外國資助的情況并不鮮見，如美國獨立戰爭、法國大革命等等。

 

　　所以，中共的建立是中國工人階級的斗爭需要和革命形勢的必然產物，即使沒有外力幫助，遲早也是會建立的。至于列寧號召世界無產階級革命，支持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進行民族民主解放運動，不僅來源于馬克思主義世界革命的理論，而且完全符合當時世界革命的形勢，并非只是為了分散帝國主義對俄國新生革命政權的壓力。

 

　　中國共產黨建立后，把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實際相結合，正確回答了在一個農民占人口絕大多數、農村占國土絕大面積、農業占國民經濟絕大成分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國家里，如何實現民族獨立和工業化等一系列理論與實踐問題，從而取得了民族民主革命的領導權，并用自己的模范行動，帶領人民通過艱苦卓絕的斗爭，推翻了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官僚資本主義的反動統治，奪取了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建立了人民當家作主的新中國。

 

　　接著，中國共產黨又帶領人民通過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確立了社會主義的基本制度，建立了獨立的比較完整的工業體系和國民經濟體系；通過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開創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大幅度提高了中國的綜合國力、人民生活水平和國際地位，從根本上改變了中國人民的前途命運。正是這一切，贏得了中國人民對她的信任和擁護。

 

　　所以，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地位不是自封的，更不是什么人賜予的，而是歷史和人民選擇的結果。

 

　　正如習近平總書記所指出的：

 

　　“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有了共產黨，中國的面貌就煥然一新。這是中國人民從長期奮斗中得出的最重要最基本的結論。”

 

　　二、堅持和加強中國共產黨的領導是中國法律的明確規定

 

　　現在有人以中國共產黨沒有進行所謂“政黨登記”為借口，指責我們黨的領導“不合法”。他們煞有介事地擺出一副法律專家的架勢，自以為找到了可以置共產黨于死地的“法寶”，結果卻是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暴露出其反a共反a華勢力“馬前卒”的丑惡嘴臉。

 

　　凡是對馬克思主義國家學說稍有常識的人都知道，社會主義國家同資本主義國家是社會制度根本不同的兩種國家，它們的重大區別之一就是，前者公開聲明自己實行無產階級專政，由無產階級政黨領導，不允許代表資產階級利益的政黨與自己分享政權；而后者表面上把自己打扮成“全民國家”，搞所謂多黨競選、輪流執政，實際上實行的卻是資產階級專政。

 

　　馬克思說過：“革命是人民權利的法律根據。”

 

　　列寧也說過：“無產階級的革命專政是由無產階級對資產階級采用暴力手段來獲得和維持的政權，是不受任何法律約束的政權。”

 

　　這就告訴我們，無產階級革命以及革命勝利后建立的無產階級政權，都是不受資產階級法律限制的。因此，社會主義國家不能再用資產階級的法律來對待政黨設置和政黨登記一類的問題。

 

　　社會主義國家不搞政黨登記，并不等于無產階級政黨的領導就沒有法律依據。拿中國共產黨來說，新中國成立前，中共就在所有革命力量中確立了自己的領導核心地位，正因為如此，各民主黨派、無黨派人士紛紛響應中共關于召開新政治協商會議、成立民主聯合政府的號召。

 

　　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通過的《共同綱領》第一章總綱中明確規定：

 

　　“中華人民共和國為新民主主義即人民民主主義的國家，實行工人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團結各民主階級和國內各民族的人民民主專政。”

 

　　這里所說的實行工人階級領導，自然意味著實行工人階級的政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所說的團結各民主階級，自然意味著團結各民主階級的政黨——各民主黨派和無黨派民主人士。

 

　　在那次會上，中國民主同盟、民主建國會、國民黨革命委員會、農工民主黨、致公黨、九三學社、民主促進會和無黨派民主人士、華僑民主人士、全國工商界、宗教界的領導或代表，均聲明堅決擁護中國共產黨領導。

 

　　可見，無論中國共產黨的執政地位還是擁護共產黨的民主黨派和無黨派民主人士的參政資格，都是新中國成立伊始就在具有臨時憲法性質的《共同綱領》中得到確立的，根本不存在還要通過什么“政黨登記”來加以確認的問題。

 

　　此后，1954年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一屆一次會議上通過的《憲法》，以及1975年、1978年、1982年歷次修改的《憲法》序言部分，都明確指出中華人民共和國是中國共產黨領導各族人民經過長期革命斗爭后建立的，今后各族人民要繼續在共產黨的領導下進行社會主義建設，各民主黨派和各人民團體參加的愛國統一戰線也要繼續在共產黨的領導下鞏固和發展。這些論述都是中國共產黨作為中國人民領導核心，處于中國執政地位的法律依據。

 

　　1982年《憲法》還指出，我國“生產資料私有制的社會主義改造已經完成，人剝削人的制度已經消滅，社會主義制度已經確立……在我國，剝削階級作為階級已經消滅……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是有廣泛代表性的統一戰線組織，過去發揮了重要的歷史作用，今后在國家政治生活、社會生活和對外友好活動中，在進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維護國家統一和團結的斗爭中，將進一步發揮它的重要作用。”

 

　　這些論述意味著，自從1956年中國由新民主主義過渡到社會主義社會之后，參加政協的各民主黨派已經不再是民族資產階級利益的代表者了，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政治協商已經成為中國社會主義的一項基本政治制度。

 

　　可見，那種以所謂“沒進行政黨登記”而妄圖否定中國共產黨領導合法性的言論，完全是癡人說夢。事實說明，真正違法、違憲的恰恰是發表那種言論的人。

 

　　三、堅持和加強中國共產黨的領導是社會主義經濟基礎的必然要求

 

　　很長時間以來，一些人總愛拿西方憲政作為根據，攻擊社會主義國家實行共產黨一黨執政違反了西方“憲政”的多黨輪流執政的原則，是什么“一黨專政”。少數群眾從表面上看問題，認為他們說的似乎有道理。其實，只要深入分析一下就可以看出，他們的所謂道理純粹是歪道理，把資本主義國家的政黨制度作為“普世”標準，衡量和剪裁社會主義國家的政治制度，是根本站不住腳的。

　　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一個國家實行什么樣的政治制度、政黨制度，歸根結底由這個國家實行的經濟制度所決定，這是馬克思主義的一個基本原理。

 

　　中國實行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政治協商的政黨制度而不實行多黨輪流執政；軍隊由共產黨絕對領導而不搞“非a黨化”、“國家化”，這一切最深刻的根源都在于中國實行的是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制度，在于社會主義全民所有制經濟是中國國民經濟的主導力量。

 

　　這種經濟制度決定了，在我國人民內部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并且不允許任何勢力破壞這種根本利益的一致性。建立在這種經濟制度之上并為之服務的政治制度，只能是工人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其政黨制度也只能是由代表人民根本利益的工人階級政黨一黨執政。

 

　　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和市場經濟條件下，人民內部的利益必然呈現多元化態勢，不同利益之間的矛盾肯定比單一公有制條件下的矛盾復雜和激烈得多。但社會主義的基本制度又決定了這種矛盾是受到限制的，就是說，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社會里，人民內部的矛盾無論多復雜多激烈，都不允許發展到根本利害沖突的程度，不允許出現與人民根本利益相對立的利益集團及其政治代表。

 

　　既然如此，當然不需要有其他政黨與代表人民根本利益的中國共產黨相互競爭、輪流執政；同時，為了使共產黨的執政地位不被架空、人民的根本利益不受損害，軍隊也必須由而且只能由中國共產黨一黨絕對領導。

 

　　資本主義國家之所以要實行多黨競選、輪流執政的政黨制度，同樣是由其經濟基礎決定的。資本主義實行生產資料的資本家私人占有制，在這種制度下掌握生產資料的資產階級內部分為不同的利益集團。這就決定了資本主義國家必須實行多黨制和多黨輪流執政，而不能實行一黨執政，否則，有些利益集團的利益就會缺少自己的政治代表者，代表不同利益集團的政黨就會缺少平等上臺的機會。

 

　　同樣，這一制度也決定了其軍隊只能“非a黨化”、“國家化”，而不能由哪一個政黨單獨領導，否則，多黨輪流執政就難以實行。這些情況在社會主義國家是根本不存在的。然而，同時又要看到，資本主義國家里的不同利益集團，畢竟同屬于資產階級，因此，代表不同利益集團的政黨歸根結底都是資產階級政黨。西方國家中的資產階級政黨之間雖然有利益之爭，但在維護資本主義私有制、壓制工人階級和人民大眾的反抗、保證西方發達國家始終主導國際經濟金融政治秩序等方面，彼此利益又是一致的。從這個意義上說，資本主義國家的多黨制實際上也是一黨制，是資產階級的一黨制。

 

　　美國哥倫比亞大學一位教授就說：“不管是共和黨還是民主黨掌權，結果幾乎沒有什么不同。”在這種情況下，資本主義國家的軍隊雖然是“非a黨化”“國家化”的，但并沒有改變其由資產階級政黨絕對領導和作為資產階級專政工具的本質。

 

　　中國共產黨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路線是“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堅持改革開放”。而在四項基本原則中，除了社會主義道路、中國共產黨領導、馬列主義和毛澤東思想之外，還有無產階級專政即人民民主專政。

 

　　鄧小平指出：“無產階級作為一個新興階級奪取政權，建立社會主義，本身的力量在一個相當長時期內肯定弱于資本主義，不靠專政就抵制不住資本主義的進攻。堅持社會主義就必須堅持無產階級專政，我們叫人民民主專政。”（《鄧小平文選》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65頁。）

 

　　他還指出：“沒有人民民主專政，黨的領導怎么實現啊？”

 

　　這些話表明，要堅持社會主義道路、堅持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就要堅持人民民主專政，堅持黨對軍隊的絕對領導。

 

　　習近平總書記反復強調，要樹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道路自信、制度自信、理論自信。要樹立這些自信，就要樹立對社會主義政治制度、政黨制度的自信。這些制度都是在社會主義經濟基礎上建立起來的，同時又反過來保證社會主義的經濟制度不被破壞，保證改革開放不走偏方向，保證最大多數人民的整體利益不受侵犯，保證我們國家的安全不遭危害。國內外敵對勢力之所以起勁反對中國共產黨領導，鼓噪我們的軍隊、政法隊伍要“非a黨化”、“國家化”，其根本原因也在這里。

 

　　四、堅持和加強中國共產黨的領導是人民民主的實現形式

 

　　民主是相對專制而言的政治制度，但同樣實行民主制的國家，對民主的理解和實踐卻大相徑庭。馬克思主義導師在談論民主時，總是把它和階級問題聯系在一起，認為在階級社會里，民主實質上是統治階級的民主。

 

　　列寧說：在資本主義社會，比較完全的民主制度就是民主共和制，“但是這種民主制度始終受到資本主義剝削制度狹窄框子的限制，因此它實質上始終是少數人的即只是有產階級的、只是富人的民主制度。”（《列寧選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89頁。）

 

　　資產階級為了模糊民主的階級性質，總是把是否進行多黨競選、輪流執政，作為衡量一個國家是否民主的“尺子”。所謂社會主義國家“不民主”、“專制”的說法，就是用這把“尺子”衡量的產物。

 

　　選舉當然是民主的一種形式，但選舉并不等于就是民主，尤其不等于真正的實質的民主。同樣是選舉，由于對選舉權有不同規定，其廣泛性會有很大差別。

 

　　例如，西方國家在相當長時期內就對選舉權作過諸如財產、性別、族裔、居住時間等等的限制。正因為如此，二戰前的蘇聯和二戰后誕生的社會主義國家曾被世人普遍認為是民主國家，而西方國家則是反民主的國家。只是后來西方國家在國內人民爭取民主權利的持續斗爭下，逐漸放寬了選舉權上的種種限制，這才回過頭來以所謂實行“一黨a專制”為由，攻擊社會主義國家“不民主”。

 

　　另外，選舉本身也有各種形式，如直接選舉、間接選舉等等。究竟采用哪種形式好，與國家大小、人口多少、選舉內容等等都有關系。只把西方的選舉形式視為民主的標桿，而攻擊社會主義國家的選舉“不民主”，是毫無道理的。即使在西方國家，選舉至今也有直接、間接之分。

 

　　選舉能不能反映大多數人民的真正意愿，還取決于選舉的規則。

 

　　西方國家的總統或議會選舉，普遍實行募集競選資金的辦法，使選舉很大程度上被金錢所操縱，成為金錢的競爭，而這恰恰反映了資本主義民主的本質。現在已有越來越多的人認清了這種民主的虛偽性，就連西方國家一些良知未泯的政治家、學者也承認，在他們那里的總統、議會選舉中，真正起作用的是金錢。

 

　　例如，美國前總統卡特就說過：“美國只有寡頭政治，無限制的政治賄選成為提名總統候選人或當選總統的主要影響因素。州長、參議員和國會成員的情況也是如此。”

 

　　美國前國務卿鮑威爾的辦公室主任勞倫斯.威爾克森也說：“美國的政治由大約400人決定，他們掌握著數萬億美元的資產，在幕后操控美國政府的決策。”

　　“因此，政權掌握在約占美國總人口0.001%的人的手中。”

 

　　美國明尼蘇達州前州長、《美國陰謀》一書作者杰西.文圖拉還對《參考消息》報記者說：“美國總統大選以及其他政治活動已被財力雄厚的大公司所操縱，美國選舉已被金錢扭曲。”

 

　　就連參加今年美國總統競選的候選人伯尼.桑德斯也說：“有些人認為國會控制著華爾街，然而真相是華爾街控制著國會。”

 

　　難怪美國蓋洛普公司的民調顯示，2012年美國民眾對國會“非常有信心者”和“較有信心者”相加僅為13%，而這一數字在2014年進一步降到了7%。2016年4月，美國許多城市發生了反金錢政治的“民主之春”活動，示威者們要求“結束金錢政治的腐敗行為”，手中的標語上寫著：“將巨額獻金清掃出政治”，“金錢滾出政治”。

 

　　在這種情況下，還硬要把西方選舉民主拿來作為評判其他國家是否民主的“普世價值”，豈不讓人笑不可抑。

 

　　尤其應當看到，民主的本質不同，在實現形式上必然會有很大不同。社會主義民主即人民民主，是多數人的真正的民主，是不同于資本主義民主的新型民主。這種民主的本質在于使占人口多數的人民群眾的利益能夠在國家的法律、制度、政策、決策中得到充分體現。實現這樣的民主，當然不能不用選舉的形式，但更為重要的是，要使代表多數人利益的政黨牢固地執掌政權。

 

　　《共產黨宣言》說：“過去的一切運動都是少數人的或者為少數人謀利益的運動。無產階級的運動是絕大多數人的、為絕大多數人謀利益的獨立的運動。”（《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411頁。）

 

　　“在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斗爭所經歷的各個發展階段上，共產黨人始終代表整個運動的利益。”（《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413頁。）

 

　　這就說明，共產黨正是這種“為絕大多數人謀利益”、“始終代表整個運動的利益”的政黨。尤其在近代中國，特殊的歷史條件決定了中國共產黨從建黨之初就既是無產階級先鋒隊又是中華民族先鋒隊。因此，只要站在多數人的立場上看問題，就不能不承認中國共產黨的領導是中國最大多數人民主的前提條件、真正體現和重要保障，是人民民主的首要實現形式。

 

　　此外，為了實現人民民主，中國共產黨還建立了與各民主黨派和各界代表定期協商的制度，各級領導干部深入調研、廣泛聽取基層群眾意見的制度，黨和政府接受與認真處理群眾信訪的制度，等等。所有這些也都是人民民主的實現形式。可見，人民民主的實現形式絕非只有選舉。我們還要看到，即使選舉，照樣不能離開黨的領導。否則，任由少數人用金錢搞暗箱操作，只會使民主變味、走樣，成為向社會主義民主制度的挑戰。近些年在湖南衡陽、四川南充和遼寧等地發生的拉票賄選案件，都從反面有力地說明了這一點。

 

　　五、堅持和加強中國共產黨的領導是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根本保證

 

　　中華民族曾經創造過世界最古老燦爛的文明，只是近代落伍了，現在要追趕世界的先進水平，重新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必須有一個能代表民族整體利益，能把蘊藏在包括海外炎黃子孫中的力量最大限度調動起來、集中起來的政黨來領導國家。在當代中國，這個黨不可能是其他任何政治組織，而只能是中國共產黨。

 

　　歷史已經說明，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對于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事業不僅是必要條件，而且是最大的政治優勢。習近平總書記在2012年省部級主要領導干部專題研討班結業式上，曾把我們黨經過長期奮斗形成的獨特優勢，概括為理論優勢、政治優勢、組織優勢、制度優勢和與人民群眾密切聯系的優勢。這一概括無論對于我們充分認識堅持黨的領導的必要性，還是深刻認識珍惜、繼承和發揚黨的優良傳統和寶貴資源，都具有極為重要的意義。

 

　　最近，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出版了“臺灣中央研究院”院士朱云漢所著《高思在云：一個知識分子對21世紀的思考》一書。

 

　　書中說，新中國擁有三大得天獨厚的優勢，其中第一個優勢就是特殊政治體制的優勢。

 

　　書中寫道，許多學者認為，從1949年新中國成立到1979年改革開放，中國前30年都浪費掉了。然而恰恰是這個時期，中國以高昂的社會代價建設了動員能力特別強的現代國家，完成了相當徹底的社會主義革命，將土地和工業資本全面公有化，建立了非常強的國家意識，成為中國近30年快速發展的基礎。如果將中國與印度相比，社會政治體制對經濟發展的作用更為明顯。20世紀50年代，印度與中國處在同一發展水平，到2014年，印度成人識字率仍未趕上中國1990年的水平，在健康、衛生、平均壽命等指標上，印度都落后中國20年以上。西方媒體總是給印度冠以“世界最大民主國家”的頭銜，但印度的民主只是空有其表，無法有效增進大多數民眾的福祉，不能滿足大多數普通民眾的需求。大多數曾在中印做過實地考察的學者都承認，中國政治體制的治理能力要遠強于印度。

 

　　他對我國政治制度的這些評論是很有見地的，其客觀性、深刻性比起內地的一些所謂“公知”，不知要強出多少倍。

 

　　中國共產黨現有8800多萬黨員，其中，35歲以下的約占1/4。我們要看到新中國成立前入黨的黨員在黨員比重中越來越少，但也要看到青年人成為黨員主體是黨保持活力、后繼有人、前途光明的象征；要看到要求入黨的人中的確有一些動機不夠端正，但也要看到大多數人是抱著為人民服務的愿望入黨的，而且入黨動機往往還要在入黨后通過不斷的教育和學習、實踐加以逐步端正；要看到黨內一部分干部的腐敗和官僚主義、形式主義問題相當嚴重，但更要看到絕大多數黨員和廣大基層干部在為國家為人民積極工作、默默奉獻；要看到的確有一些愿意為人民服務、個人品行也端正的人，由于黨內腐敗現象而不愿意入黨，但也要看到大多數要求入黨的人能夠把腐敗分子、腐敗現象與我們黨的性質、宗旨、綱領加以區別；要看到群眾中存在對黨和政府工作的信任危機，但也要看到廣大群眾對黨和政府的滿意度、信任度與世界各國的同類民意調查結果相比，都是最高的。

 

　　持續了20年的一項高校學生問卷調查顯示，對黨的執政能力增強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發展持樂觀態度的人分別占89.6%和98.1%。美國愛德曼公司發布的2009-2010年中美兩國民眾對政府信任度比較報告表明，2009年分別為74%和46%，2010年分別為88%和40%，中國比美國高一倍左右。可見，我們黨在普通民眾中仍然是很受歡迎、很有威信的。另外，前兩年英國《金融時報》報道，世界大企業研究會有個統計，中國的執行能力在世界上排名第三，僅次于跨國公司和各國的中央銀行，遠遠高于美國總統和美國國會。這也說明，我們黨和政府機構盡管存在“中間梗阻”的現象和有些方面效率不夠高的問題，但從總體看，執行力還是很強的，起碼不比發達國家差。

 

　　中華民族為了實現偉大復興，從19世紀中葉的農民起義算起，到現在整整奮斗了160多年。如果說過去的奮斗中難免走彎路的話，在剩下的有限時間里則容不得我們再犯大的錯誤，尤其不能犯全局性、顛覆性的錯誤。要做到這一點，必須繼續有一個用先進的科學的理論武裝和有豐富執政經驗能保證中華民族始終沿著正確方向前進的政黨來領導國家。在當代中國，這個黨不可能是其他任何政治組織，而只能是中國共產黨。

 

　　中國共產黨在過去領導民主革命和后來領導社會主義建設、改革的過程中，都曾經犯過錯誤，有的還是大錯誤，今天仍然存在許多缺點、錯誤，今后也不能保證完全不犯錯誤。但是，中國共產黨并沒有因為這些錯誤而失去人民的信任和尊重。這是因為，中國共產黨的宗旨始終是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除了人民的利益沒有自己的私利。凡是我們黨犯過的錯誤，都是由自己發現、自己糾正的，像中國共產黨這樣能夠坦誠揭露和分析自己錯誤的黨，在世界歷史上還找不出第二個。

 

　　正如毛澤東在《為人民服務》一文中所說：

 

　　“因為我們是為人民服務的，所以，我們如果有缺點，就不怕別人批評指出。不管是什么人，誰向我們指出都行。只要你說得對，我們就改正。你說的辦法對人民有好處，我們就照你的辦。”

 

　　另外，這些缺點和錯誤再大，與中國共產黨為中華民族復興已做出和正在做出的貢獻相比，都是第二位的。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中國共產黨非常善于從錯誤中汲取教訓，有自我整頓、自我清理的傳統，也有極強的自我糾錯機制和糾錯能力。

 

　　改革開放前，中國共產黨搞過不少政治運動，其中有些由于受“左”的思想干擾，簡單化傾向嚴重，打擊面過寬，負作用很大。但大多數運動的主旨，都在于防止黨脫離群眾、腐化變質，而且確實起到了拒腐防變的作用。

 

　　改革開放后，中國共產黨一方面總結經驗教訓，糾正了過去整風中“左”的錯誤和簡單方法，著重于制度建設，加強對權力的監督與制約；另一方面，繼承和發揚不斷整風的優良傳統，接二連三地開展黨內整頓和教育活動。

 

　　例如，1984年進行整黨，1990年進行黨員重新登記，1998年進行“三講”教育，2003年進行“三個代表”教育，2008年進行黨員先進性教育，黨的十八大后開展黨的群眾路線教育和“三嚴三實”專題教育，最近又決定在全國基層黨組織中搞“兩學一做”學習教育。

 

　　這些教育活動的主題雖然各有不同，但中心仍然是提醒全體黨員特別是黨員領導干部牢記“兩個務必”，不忘黨風問題關系黨的生死存亡，堅持立黨為公、執政為民的思想，防止脫離群眾，警惕帝國主義的“和平a演變”；而且在實踐中對中國共產黨經受長期執政、市場經濟、對外開放的考驗，確實起到了和正在起著積極有效的作用。事實反復說明，只要有這樣的黨來領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勝利、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便是任何勢力也阻擋不了的。

 

　　習近平總書記在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95周年大會上的講話指出：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最本質的特征是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最大優勢是中國共產黨領導。堅持和完善黨的領導，是黨和國家的根本所在、命脈所在，是全國各族人民的利益所在、幸福所在。”

 

　　國內外敵對a勢力之所以總是把攻擊的矛頭對準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不斷鼓吹“中共a滅亡論”、“中國崩潰論”，也是出于這個原因。然而，95年來，中國共產黨不僅沒有被罵倒，相反愈益壯大；67年來，中華人民共和國不僅沒有被唱衰，相反愈益強盛。

 

　　我們現在要走好實現“兩個一百年”奮斗目標的新長征路，要戰勝前進道路上的各種風險挑戰，必須繼續堅持和加強中國共產黨的領導。讓我們更加緊密地團結在以習近平同志為總書記的黨中央周圍，為在建黨一百年時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建國一百年時達到中等發達國家水平而努力奮斗。最后的勝利一定屬于偉大的中國共產黨和偉大的中國人民！

 

　　（作者系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社會主義研究中心顧問、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史學會會長、中國社會科學院原副院長；來源：世界社會主義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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