久久99国产精品尤物-国产高清色播视频免费看-男生肌肌往女人桶爽视频-精品国产-91PORNY九色|www.jqdstudio.net

       【內容提要】“西化分化”“和平演變”是西方敵對勢力對社會主義國家的既定戰略。長期以來，他們運用各種手段企圖改變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地位和中國的社會主義制度。在國內也存在著西方和平演變戰略的追隨者，我們看到敵對勢力確實在進行著一場沒有硝煙的戰爭。歷史和現實告訴我們，敵對勢力是絕對不愿看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風景這邊獨好”的，是絕對不愿看到中國共產黨在中國長期執政的，也是絕對不愿看到中華民族實現偉大復興的。在這個問題上，我們千萬不能天真！這也是為什么我們要進行具有許多新的歷史特點的偉大斗爭的一個重要原因。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當今世界，意識形態領域看不見硝煙的戰爭無所不在，政治領域沒有槍炮的較量一直未停。”長期以來，國內外敵對勢力對社會主義國家實行“和平演變”戰略，并采用各種手段對中國進行“西化”和“分化”。對此，鄧小平曾告誡說：“西方國家正在打一場沒有硝煙的第三次世界大戰。所謂沒有硝煙，就是要社會主義國家和平演變。”歷史和現實不斷警示我們，在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程中必須警惕敵對勢力的“西化分化”“和平演變”圖謀。

一、西方國家正在打一場沒有硝煙的世界大戰

社會主義國家誕生之后，西方資本主義國家使用“武裝侵略”“軍事遏制”“經濟封鎖”等手段企圖把社會主義政權扼殺在搖籃之中。在這些手段不能達到其預期目的時，便開始憑借其綜合國力的優勢，不斷地強化“和平演變”的戰略。中國作為世界上社會主義大國的迅速崛起，是西方國家的一些人從內心所不愿意看到的，遂將“和平演變”的重點轉移到中國，圖謀運用各種手段對中國進行“西化分化”。“所謂西化，就是企圖在政治上用西方的多黨制和議會制取代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地位和人民民主專政的國家制度，在經濟上用資本主義私有制取代社會主義公有制，在思想文化上用資本主義意識形態取代社會主義意識形態。所謂分化，就是利用一切手段和各種機會，企圖分裂我們的黨、我們的民族和我們的國家，使我國重新陷入舊中國那種四分五裂、一盤散沙的狀態。總之，他們的目的，就像鄧小平同志指出的，是要把社會主義的中國變成‘完全西方附庸化的資產階級共和國’。”

1．“西化分化”“和平演變”是西方敵對勢力對社會主義國家既定的長期戰略

支持和幫助社會主義國家內部的所謂“民主進步”力量，從內部瓦解共產黨領導的人民政權，是戰后美國對中國和其他社會主義國家政策的戰略重點。美國對中國的“西化分化”“和平演變”圖謀可以追溯到新中國成立之前，1949年7月，美國國務卿艾奇遜就發表《美國與中國的關系》白皮書致信總統杜魯門，在承認國民黨失敗已成定局的同時，提出了要通過支持“中國的民主個人主義者”從內部改變中國政權的設想。他說：“中國悠久的文明和她的民主個人主義終于會再顯身手，中國終于會擺脫外國的羈絆。對于中國目前和將來一切朝著這個目標的發展，我認為都應該得到我們的鼓勵。”很顯然，艾奇遜競把共產黨領導建立的人民民主政權視為“外國的羈絆”，其解決的辦法就是寄希望于中國的“民主個人主義者”東山再起。這可以說是西方國家企圖和平演變中國意圖的最早表露。

在美國推行“西化分化”“和平演變”過程中，艾森豪威爾當政時期的國務卿杜勒斯具有舉足輕重的作用。1952年8月，他就曾預言“共產主義將從內部解體”。1953年1月，他又提出了頗具影響的所謂對社會主義制度下人民的“解放政策”。“不過，解放并不就是解放戰爭。解放可以用戰爭以外的方法得到”，“必須是而且可能是和平的方法”。1954年1月，他明確提出要把“遏制政策”改為“解放政策”，以加速對社會主義國家的“和平演變”。1956年5月，針對蘇共二十大出現的問題，杜勒斯認為，“在蘇聯內部有較大的自由主義力量”，“如果這種力量在蘇聯內部繼續發展，而且聲勢日大的話，那么，我們就可以認為，也有理由希望，像我曾經說的，在十年或者一代人的期間里，我們可以達到我們政策的偉大目標”。1957年4月，他系統地提出和平演變的六項政策：一是“提供范例，證明享受自由的幸福”，并通過情報和文化交流計劃，“使全世界都知道這種情況”；二是借助類似在聯合國通過決議譴責蘇聯的做法，“使分裂或被奴役的國家知道他們并未被遺忘”；三是“決不犧牲他們的利益來解決任何政治問題”；四是“推崇和贊譽那些為自由而流血的烈士”，但不鼓勵暴力起義；五是“讓蘇聯的統治者看清，我們要解放的真正目的”是和平和自由；六是“鼓勵走向自由的演變”。1957年7月，他預言說：社會主義國家“將要發生一種演進性的變化”，這種變化不是一兩代人能實現的，需要一個較長的過程。1958年10月，杜勒斯明確提出要用“和平方法”改變中國的社會主義制度，“用和平方法使中國得到自由的精神”。由此可見，杜勒斯的“和平演變”主張已相當系統和完備。

杜勒斯關于采取“和平演變”的方法從內部顛覆社會主義國家的設想，逐漸成為美國對社會主義國家政策的核心理念。真正把和平演變付諸實施的是從美國總統肯尼迪開始的。他贊成杜勒斯的和平演變戰略，但認為其太過空洞，沒有具體的實際措施去落實。因此，他提出要在社會主義國家的任何“裂縫中”逐步地、慎重地、和平地促進更密切的關系，培養自由的種子。在肯尼迪任總統期間，美國加強了同第三世界的聯系，通過各種經濟援助以擴大對社會主義國家的影響力。1960年1月，美國參議院外交委員會發表了《意識形態與外交事務》研究報告，強調美國應采取堅持不懈的積極行動來摧毀社會主義的思想體系，并用西方的生活方式加以滲透，認為這是和平演變的基本手段；強調為了促進“共產主義集團內部的演變，我們應當提倡與共產主義社會進行最廣泛的接觸”，應該“竭力發展同共產黨陣營的知識分子，特別是同上層和中層政界人物的廣泛接觸，以便逐漸影響他們的思想信仰”。至此，美國的“和平演變”戰略更加完善。

根據美國對社會主義國家以和平接觸促進演變的總體構想，約翰遜總統在1966年就宣稱要改變孤立中國的政策，謀求同中國改善關系。進入20世紀70年代后，隨著國際局勢的逐漸緩和，尼克松將肯尼迪和約翰遜政府時期推行的靈活反映戰略和逐步收縮戰略改為現實威懾與談判緩和戰略，逐漸以緩和代替冷戰，企圖在緩和的氣氛中推進和平演變。這就是所謂的尼克松主義。由此，美蘇關系和中美關系在尼克松時期有了明顯改善。尼克松的主張集中體現在他的那本《1999不戰而勝》的著作之中。卡特總統上臺后，進一步提出要實行“人權外交”，并以“人權總統”自居。里根上臺后，對社會主義國家實行了更為強硬的政策，指責蘇聯是剝奪公民自由與尊嚴的集權主義國家，叫嚷要把馬克思主義拋進歷史的垃圾堆。提出在當前兩種不同社會制度的斗爭中，起決定性作用的不再是導彈和火箭，而是意志和思想的較量。里根執政時期對中國的政策也有所調整，那就是利用中國的改革開放，加緊對中國的經濟、文化交往和滲透，以影響中國的改革走向。20世紀80年代后，隨著美蘇關系、美中關系的緩和，喬治·布什總統提出了“超越遏制”的戰略構想。“超越遏制”戰略的實質就是突出意識形態的斗爭，打著“民主”“自由”“人權”的旗號向社會主義國家進行政治、思想和文化滲透，以加快對社會主義國家的和平演變。奧巴馬上臺后提出了“巧實力外交”的政策設想，運用軟、硬實力來實現美國的戰略目標，千方百計地遏制中國的崛起和繁榮。

歷史和現實表明，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特別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美國的歷屆政府都毫無例外地把對社會主義國家的和平演變作為其重要的戰略使命。雖然隨著客觀形勢的發展變化，“西化分化”“和平演變”的提法有所不同，但不論是杜勒斯的“解放政策”、尼克松的“不戰而勝”、卡特的“人權外交”，還是布什的“超越戰略”等等，其實質都是一致的。正是在西方國家“西化分化”“和平演變”的影響下，東歐和蘇聯紛紛“改旗易幟”，共產黨的領導被取消，社會主義制度被改變。雖然東歐劇變、蘇聯解體的根本原因是自己內部出了問題，但是內部發生的變化是與外部的長期影響密切聯系在一起的。可以說，沒有西方國家長期堅持不懈地滲透和顛覆活動，蘇聯和東歐的社會主義制度不可能在那么短的時間里那么快地垮臺。

2．東歐劇變、蘇聯解體之后西方國家進一步把“西化分化”“和平演變”的矛頭對準了中國

隨著中國改革開放的推進和中美關系的發展，美國對華政策中“和平演變”的分量越來越重，在意識形態領域，大力利用電臺廣播、書籍報刊、電影電視、新興媒體、文化交流、學術研討等方式，進行思想政治滲透。同時，為中國的所謂“民主力量”提供物力和財力援助，支持其顛覆中國社會主義制度的政治動亂，并通過吸引和資助中國的一些留學生，物色和培養崇拜西方民主政治的所謂精英，作為“和平演變”的后備力量。從20世紀80年代中后期開始，美國更加肆無忌憚地在中國加速推進其“西化分化”“和平演變”攻勢，并直接插手了中國的“六四風波”。在中國平息風波后，美國等不僅通過“地下通道”組織開展幫助被中國政府通緝的所謂“民主人士”逃跑的“黃雀行動”，而且公然對中國實施政治、經濟、技術制裁。1990年初，美國國務院發表了“年度國別人權報告”，由此揭開了重點攻擊中國人權狀況和中國社會制度的大幕。蘇聯解體、東歐劇變之后，美國自認為其“西化分化”“和平演變”戰略取得了成功。由此中國也不可避免地成為繼蘇聯之后西方國家尤其是美國“西化分化”“和平演變”的主要對象。為了實現“和平演變”中國和所謂要在地球上徹底消滅共產主義制度的目標，以美國為代表的西方敵對勢力采取了一整套“誘壓兼施”“接觸加遏制”的策略手段，把中國作為“和平演變”的最主要對象。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把中國作為“和平演變”的主要目標，最直接的原因是美國認為昔日的中美蘇大三角關系已不復存在，中國的利用價值已大大下降。20世紀70年代以后，維系中美關系的一個關鍵性因素是美國認為有必要聯合中國應對蘇聯的擴張。蘇聯解體之后，當年促使中美緩和關系的外部安全因素與戰略基礎發生了巨大變化。據此，一些美國人認為，對美國而言，中國的作用和地位已不再那么重要。聲稱：“我們已進入一個新時代，鐵幕已經落下，民主和自由市場經濟正在向全球各個角落擴展。我們不再必須全力提防來自蘇聯無所不在的危險，那個時代已經過去了，現在我們有機會重新評估我們與中國的關系了。”“隨著蘇聯共產黨政權的解體，供美國謾罵的‘邪惡帝國’的位置出現了真空。現在有跡象表明中國將填補這個真空，成為美國主要的意識形態對手和美國人在很大程度上感到討厭的象征。”尤其是克林頓作為總統候選人在1992年4月的一次演講中更明白地表達了美國一部分人的這樣一種心態。他說：“在中國，那些年邁的統治者對民主、人權和控制危險武器大擴散的必要性表現出不加掩飾的藐視，（喬治·布什）總統對這些統治者百般嬌縱。在我們看來，這種忍讓在冷戰時期作為一種戰略需要也許是對的，因為那時中國是一支抗衡蘇聯的力量。但是現在我們的對手已經認輸，打中國牌已經毫無意義。”

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在蘇聯解體后把“西化分化”“和平演變”的主要矛頭對準中國的又一個重要原因，是他們對社會主義中國的不斷崛起心存芥蒂，堅持把中國看作其“戰略競爭對手”，對中國的崛起感到惶恐和不安。隨著中國經濟的快速發展和綜合國力的不斷增強，使亞太地區乃至國際經濟政治固有格局發生了一些新的變化，從而成為冷戰后國際經濟政治舞臺上令人矚目的重大事件。但一些西方國家出于其頑固的冷戰思維和對共產主義的仇視，把中國崛起這種有利于亞太地區和世界各國互利雙贏的現象看成一種對已有國際局勢的威脅，認為中國的發展會對其地位和利益構成挑戰，從而疑慮重重。“文明沖突論”“中國威脅論”等就是在這種背景下出籠的。哈佛大學教授塞繆爾·亨廷頓于1993年在美國《外交》雜志上先后發表了《文明的沖突》《不是文明是什么－－冷戰后世界的范式》等文章，將基督教文明同儒家文明、伊斯蘭教文明等人為地對立起來，認為冷戰結束后已形成西方文明對抗非西方文明的局面，文明之間的沖突將主要在西方文明與非西方文明之間爆發，即西方國家與非西方國家的沖突在所難免。而“中國威脅論”與“文明沖突論”緊密相連，這種論調認為，“非西方模式的”“非民主的”中國的崛起會對亞太地區乃至世界和平與穩定構成所謂威脅，公然把中國列為“新崛起的霸權國家”。為此，1999年6月美國著名智庫蘭德公司向美政府提出了對華三步走戰略：第一步是西化、分化中國，使中國的意識形態西方化，從而失去與美國對抗的可能性；第二步是在第一步失效或成效不大時，對中國進行全面遏制，并形成對中國戰略上的合圍，包括地緣戰略層次和國際組織體系層次，以削弱中國的國際生存空間和戰略選擇余地；第三步是在前兩步都不見效時，不惜與中國一戰，但作戰的最好形式是美國不直接參戰，而是支持中國內部謀求獨立的地區或與中國有重大利益沖突的周邊國家。

事實證明，這些建議早已不是停留在決策參考層面上的東西了，而已非常明顯地體現在了美國這些年來一系列的西化、分化行動上，不僅把臺灣作為遏制中國的重要籌碼，而且打著“人權”的幌子對中國的內政橫加干涉，并明目張膽地在所謂“重返亞太”旗號下加強在亞洲和太平洋地區的軍事部署和軍事活動，逐步形成了軍事上對我東西夾擊、三面包圍的態勢。

3．對社會主義中國進行“西化”“分化”是西方國家對中國進行“和平演變”的主要手段和根本目的

西方國家對我國進行“和平演變”，目的就是要“西化”和“分化”中國。為了通過和平演變達到“西化”“分化”中國的目的，西方國家所采取的手段主要包括以下幾個方面。

一是利用各種傳播媒介制造“輿論攻勢”。長期以來，美國等西方國家為了向社會主義國家輸出其價值觀念，利用廣播、電視、電影、報紙、雜志、書籍、互聯網等各種傳播媒介，掀起了一輪又一輪的所謂“輿論攻勢”，大搞文化殖民主義。尤其是在網絡化時代，國外敵對勢力利用互聯網向社會主義國家全天候、全方位地宣傳其意識形態和生活方式。互聯網還成為西方國家攻擊詆毀中國和兜售其價值觀的重要手段。隨著以互聯網、手機為代表的新興媒體的快速發展和普及，帶來了傳播方式和媒體格局的重大變化。新興媒體對人們思想和行為的影響從來沒有像今天如此廣泛和深刻，并成為敵對勢力進行意識形態滲透和腐朽思想文化沉渣泛起的主要渠道。西方國家正是通過互聯網等各種媒體在社會主義國家散布謠言、蠱惑人心，并兜售其反共產主義意識形態的所謂“全球民主論”“文明沖突化”“意識形態終結論”“普世價值論”“消費至上論”“個人中心論”“中國威脅論”“中國崩潰論”等等。

二是利用經濟貿易往來以實現“商政互動”。隨著中國改革開放的推進，中國經濟與世界經濟之間建立和保持著日益密切的交往和聯系，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和誰也離不開誰的關系。西方國家認為，經濟上的密切往來為其推進和平演變創造了難得的機遇。正如克林頓執政時期的駐華大使詹姆斯·薩瑟所說：“我們同中國進行貿易時，我們不僅僅是向他們推銷貨物。當美國企業界人士到那里去辦工廠時，我們不僅在商業上同他們打交道，我們也隨之帶去了我們的一些價值觀，我們的某些習慣以及我們的一些文化。這就是我們最終要使他們同我們的人權概念更緊密地協調一致的辦法。”為了達到利用經濟交往進行西化分化和平演變的目的，西方敵對勢力往往以經濟活動為掩護，進行意識形態滲透，宣揚“私有化”和資產階級經濟學說，攻擊公有制和國有企業制度，主張全盤私有化。甚至通過收買企業界及黨政界干部進行政權顛覆等非法活動，以實現其所謂“以商養政”和“政商互動”。

三是利用社會主義國家內部所謂“持不同政見者”以形成和平演變的“內應力量”。支持和幫助中國的所謂“反對派”“民主進步勢力”，是西方國家從內部瓦解共產黨領導地位的關鍵步驟。早在新中國成立前夕，當時美國的國務卿艾奇遜就提出要把希望寄托在受過西方教育的“資產階級個人主義者”身上，隨后又把希望寄托在中國的第二代第三代身上。他們相信，“與東方的接觸越多，我們使東方受到西方榜樣的影響就越多，這不可避免地會增加引起變化的內部力量”。隨著中國的不斷開放，西方國家通過擴大學術交往、設立基金會、提供獎學金、開展合作研究、進行培訓等途徑，想方設法拉攏“現在的一代”，物色、收買、培植“親西方勢力”，并鼓勵和支持這些人不斷走向各級領導崗位，以掌握越來越重要的權力，從而使他們成為中國共產主義的“掘墓人”，并把為此而進行的大量資金投入看作“給共產主義提供一筆合乎禮儀的安葬費”。四是利用民族宗教問題制造“分化”“分裂”。長期以來，西方敵對勢力利用中國的民族宗教問題大做文章，以達到其“分化”“分裂”中國的目的。比如，在西藏問題上，對“藏獨”分裂勢力，不僅政治上庇護，而且經濟上援助；不僅在國際上為其提供活動空間，而且在輿論上為其助威造勢。美國國會兩院每年都要舉行所謂“西藏問題聽證會”，一些人還公然宣稱“西藏是一個被占領的國家”。奧馬巴執政后不顧中國的強烈反對多次會見達賴。又比如，在臺灣問題上，美國始終把臺灣作為遏制中國的“不沉的航空母艦”，以“兩面手法”牽制我國。一方面在國際上承認“一個中國原則”，一方面又阻撓和反對中國的真正統一，不斷向臺出售各類先進武器。其目的就是要通過臺灣這個“民主的櫥窗”“民主的燈塔”和“民主的經驗”，引領中國大陸政治制度的轉型。再比如，在法輪功問題上，對中國取締法輪功這一邪教組織的行為橫加指責，認為是所謂侵犯了公民的宗教信仰自由等等。

五是利用“人權”問題推行雙重標準的“人權外交”。尊重和保障人權是社會文明進步的重要標志，但不同的國家以及不同的經濟、政治、文化背景，又使人們對人權有著不同的理解和態度。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以自己的價值觀為基礎形成了一個由他們自己說了算的至高無上的和誰也不允許違背和懷疑的人權觀，為了捍衛和維護西方的人權觀，肆無忌憚地干涉別國內政，制造了“人權高于主權”的理論，強調“人權無國界”“主權有限論”和“主權過時論”等，并肆意以“人權問題”為借口干涉別國內政，從而形成了一系列的人道主義災難。從20世紀70年代開始，美國國務院每年都向國會提交一份世界人權的國別報告，年復一年地對世界上近200個國家和地區的人權狀況妄加評論，其中中國的人權狀況是其攻擊的重點對象。更為可笑的是，美國作為全球的“人權法官”不僅對自己的人權問題置之不理，而且在實施“人權外交”的過程中奉行典型的雙重標準，對自己、對西方的“文明集團”以及親近西方的國家是一套標準，而對其他國家尤其是社會主義國家就是完全不同的另外一套標準。

西方國家對社會主義中國進行西化分化和平演變的手段有個集大成之作，那就是美國中央情報局制定的《十條誡令》。這個內部代號稱為《十條誡令》的東西，是在20世紀50年代初制定的對付中國的極其機密的“行事手冊”的基礎上，不斷修改完善而形成的。據香港《廣角鏡》月刊2001年7月號披露，《十條誡令》的主要內容如下：（1）盡量用物質來引誘和敗壞他們的青年，鼓勵他們藐視、鄙視、進一步公開反對他們原來所受的思想教育，特別是共產主義教條。替他們制造對色情奔放的興趣和機會，進而鼓勵他們進行性的濫交。讓他們不以膚淺、虛榮為羞恥，一定要毀掉他們強調過的刻苦耐勞精神。（2）一定要盡一切可能，做好宣傳工作，包括電影、書籍、電視、無線電波……和新式的宗教傳布。只要他們向往我們的衣、食、住、行、娛樂和教育的方式，就是成功的一半。（3）一定要把他們的青年的注意力，從他們以政府為中心的傳統引開來。讓他們的頭腦集中于體育表演、色情書籍、享樂、游戲、犯罪性的電影以及宗教迷信。（4）時常制造一些無風三尺浪的無事之事，讓他們的人民公開討論。這樣就在他們的潛意識中種下子分裂的因子。特別要在他們的少數民族里找好機會，分裂他們的地區，分裂他們的民族，分裂他們的感情，在他們之間制造新仇舊恨，這是完全不能忽視的策略。（5）要不斷地制造“新聞”，丑化他們的領導。我們的記者應該找機會采訪他們，然后組織他們自己的言辭來攻擊他們自己。（6）在任何情況下都傳揚“民主”。一有機會，就要抓緊發動“民主運動”。無論在什么場合，什么情況下，我們都要不斷地對他們（政府）要求民主和人權。只要我們每一個人都不斷地說同樣的話，他們的人民就一定會相信我們說的是真理。我們抓住一個人是一個人，我們占住一個地盤是一個地盤，一定要不擇手段。（7）要盡量鼓勵他們（政府）花費，鼓勵他們向我們借貸。這樣我們就有十足的把握來摧毀他們的信用，使他們貨幣貶值，通貨膨脹。只要他們對物價失去了控制，他們在人民的心目中就會喪失信用。（8）要以我們的經濟和技術的優勢，有形無形地打擊他們的工業。只要他們的工業在不知不覺中癱瘓下來，我們就可以鼓勵社會動亂。不過我們必須表面上非常慈善地去幫助和援助他們，這樣他們（政府）就顯得疲軟。一個疲軟的政府，就會帶來更大更強的動亂。（9）要利用所有的資源，甚至于舉手投足，一言一笑，都足以破壞他們的傳統價值觀。我們要利用一切來毀滅他們的道德人心。摧毀他們的自尊自信的鑰匙：就是盡量打擊他們刻苦耐勞的精神。（10）暗地運送各種武器，裝備他們一切的敵人和可能成為他們的敵人的人們。

中國有句古話：“生于憂患、死于安樂。”在和平與發展成為時代主題的今天，同資本主義進行合作交流的過程中，不能不看到西方敵對勢力確實是在同時進行著一場沒有硝煙的戰爭，對于其實施的和平演變戰略我們自然是不能不加以提防的。

二、國內資產階級自由化思潮的存在及其發展

在西方國家經濟、技術和軍事占優勢的情況下，與國外敵對勢力的戰略目標相配合，社會主義國家內部也存在著“西化分化”“和平演變”戰略的追隨者，并在國內形成了資產階級自由化的思潮。資產階級自由化作為一種與四項基本原則相對立的社會思潮，是“文化大革命”結束之后出現的。改革開放以來，四項基本原則與資產階級自由化的對立和斗爭從來就沒有停止過。資產階級自由化思潮的存在和發展就其影響力和波及面而言，有以下幾波較大的浪潮。

第一波是以西單“民主墻”為代表的自由化思潮。

在撥亂反正、解放思想的過程中，特別是在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前后，極少數人曲解“解放思想”的要求，極端夸大黨的錯誤，否定黨的領導，否定社會主義制度，否定毛澤東和毛澤東思想。從1978年10月開始，社會上的一些自由化分子在北京西單大街與西長安街的一段稱為“西單墻”的墻上張貼大字報，提出要“破除偶像”“打倒封建法西斯專制”“社會主義超越了歷史階段”“要補資本主義的課”等論調，并質問“社會主義的中國為什么比不上資本主義的美國”等等。

與此同時，黑龍江、吉林、遼寧、湖南、青海、云南、福建、廣東等省也相繼出現了類似的大字報，并出現了“北京之春”這樣具有強烈政治色彩的組織和刊物。“有些壞分子不但不接受黨和政府的負責人的引導、勸告、解釋，并且提出種種在目前不可能實現的或者根本不合理的要求，煽動、誘騙一部分群眾沖擊黨政機關，占領辦公室，實行靜坐絕食，阻斷交通，嚴重破壞工作秩序、生產秩序和社會秩序。不但如此，他們還聳人聽聞地提出什么‘反饑餓’、‘要人權’等口號，在這些口號下煽動一部分人游行示威，蓄謀讓外國人把他們的言論行動拿到世界上去廣為宣傳。有個所謂‘中國人權小組’，居然貼出大字報，要求美國總統‘關懷’中國的人權……有個所謂‘解凍社’，發表了一個宣言，公開反對無產階級專政，說這是分裂人類的。”“上海有個所謂‘民主討論會’，其中有些人誹謗毛澤東同志，打出大幅反革命標語，鼓吹‘萬惡之源是無產階級專政’，要‘堅決徹底批判中國共產黨’。他們認為資本主義比社會主義好，因此中國現在不是搞四個現代化的問題，而是應當實行他們的所謂‘社會改革’，也就是搞資本主義那一套。他們公開聲言，他們的任務就是要解決‘四人幫’沒有解決的那些‘走資派’。他們中間有的人要求到外國去‘政治避難’，有的人甚至秘密同蔣特機構發生聯系，策劃破壞活動。”有的人則借為歷史上冤假錯案平反的機會為1957年的反右斗爭徹底翻案。“一九五七年就有個‘輪流坐莊’的說法，現在那些所謂‘民主派’，‘西單墻’那批人，也在做這個文章。”

這是改革開放剛開始時出現的資產階級自由化思潮，對于這次自由化思潮的特點，鄧小平概括為五個方面：“第一，這些人一般都打著所謂民主的幌子，很容易淆惑視聽。第二，這些人利用林彪、‘四人幫’時期遺留下來的一些社會問題，很容易蒙蔽一部分目前有困難而政府一時還不能完全予以解決的群眾。第三，這些人開始結成各種秘密的或者半公開的組織，一面在全國范圍內互相串聯，一面同臺灣以及國外的政治力量相勾結。第四，這些人中還有一部分人同社會上的一些流氓組織以及‘四人幫’的一些黨羽相勾結，以擴大他們的破壞活動的范圍。第五，這些人力圖利用我們某些同志的這樣或那樣的不慎重的言論，作為他們的借口或護身符。”

資產階級自由化思潮發展的第二波是圍繞《苦戀》和人道主義、異化問題的討論展開的。

1979年《十月》雜志第3期發表了小說《苦戀》，1981年改編成電影《太陽和人》。這個電影“無論作者的動機如何，看過以后，只能使人得出這樣的印象：共產黨不好，社會主義制度不好”。在這個電影受到批評以后，文藝界的一些人認為這是在“打棍子”，背離了“雙百”方針。他們把“雙百”方針曲解為脫離原則的想說什么就說什么，想寫什么就寫什么，想發表什么就發表什么，誰也不能批評，甚至公然把四項基本原則說成是四根“棍子”。正如鄧小平所說：“有些人把‘雙百，方針理解為鳴放絕對自由，甚至只讓錯誤的東西放，不讓馬克思主義爭。”

在文藝界出現了一股假借“雙百”方針和解放思想之名來宣傳資產階級自由化的思潮。“一些人對黨中央提出的文藝為人民服務，為社會主義服務的口號表示淡漠，對文藝的社會主義方向表示淡漠，對黨和人民的革命歷史和他們為社會主義現代化而奮斗的英雄業績，缺少加以表現和歌頌的熱忱，對社會主義事業中需要解決的問題，很少站在黨的積極的革命的立場上提高群眾的認識，激發他們的熱情，堅定他們的信心。相反，他們卻熱心于寫陰暗的、灰色的、以至胡編亂造、歪曲革命的歷史和現實的東西。有些人大肆鼓吹西方的所謂’現代派‘思潮，公開宣揚文學藝術的最高目的就是‘表現自我’，或者宣傳抽象的人性論、人道主義，認為所謂社會主義條件下人的異化應當成為創作的主題，個別的作品還宣傳色情。”“‘一切向錢看’的歪風，在文藝界也傳播開來了，從基層到中央一級的表演團體，都有些演員到處亂跑亂演，不少人競用一些庸俗低級的內容和形式去撈錢……這種‘一切向錢看’、把精神產品商品化的傾向，在精神生產的其他方面也有表現。有些混跡于藝術界、出版界、文物界的人簡直成了唯利是圖的商人。”

在文藝界出現上述狀況的同時，理論界出現了人道主義和異化問題的爭論。從1980年開始，短短幾年間，全國近300種報刊發表了700多篇關于討論人道主義和異化問題的文章。在這場討論中，有人提出要把馬克思主義人道化，要用作為世界觀和歷史觀的人道主義來“補充”馬克思主義，并用“異化”的觀點來分析社會主義實踐中存在的不足，借口社會主義有異化而攻擊我國的社會主義制度，散布對社會主義、對黨的領導的懷疑和不滿情緒。對此，鄧小平在1983年10月批評說：“有相當一部分理論工作者，對于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實踐中提出的種種重大的理論問題缺乏興趣，不愿意對現實問題進行調查和研究，表示要同現實保持距離，免得犯錯誤，或者認為沒有學術價值。在對現實問題的研究中，也確實產生一些離開馬克思主義方向的情況。有一些同志熱衷于談論人的價值、人道主義和所謂異化，他們的興趣不在批評資本主義而在批評社會主義……現在有些同志卻超出資本主義的范圍，甚至也不只是針對資本主義勞動異化的殘余及其后果，而是說社會主義存在異化，經濟領域、政治領域、思想領域都存在異化，認為社會主義在自己的發展中，由于社會主體自身的活動，不斷產生異己的力量。他們還用克服這種所謂異化的觀點來解釋改革。這樣講，不但不可能幫助人們正確地認識和解決當前社會主義社會中出現的種種問題，也不可能幫助人們正確地認識和進行在社會主義社會中為技術進步、社會進步而需要不斷進行的改革。這實際上只會引導人們去批評、懷疑和否定社會主義，使人們對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的前途失去信心，認為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一樣地沒有希望。”

資產階級自由化思潮發展的第三波是以1986年底出現的學潮為標志的。

針對思想文化戰線上出現的一系列混亂現象和一直存在著的資產階級自由化思潮，鄧小平及時提出了“反對精神污染”的問題，但黨內存在著“反對不力”和“領導不力”的問題。正如鄧小平所說：“這幾年來，一直存在著資產階級自由化思潮，但反對不力。盡管我多次強調要注意這個問題，可是在實際工作中我們黨的領導不力。”

正是在這種情況下，1984年底，在準備中國作協第四次代表大會時，有人明確提出了“兩個不提”，即不要提反對精神污染，不要提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受此鼓舞，以方勵之、劉賓雁、王若望等為代表的資產階級自由化分子公開著書立說，發表演講，說什么中國30年的社會主義建設“沒做什么好事”，攻擊共產黨的領導是“獨裁制”，說“馬克思主義已經完成歷史使命”，聲稱“要為資產階級自由化辯護”。1986年春，他們趁“雙百”方針提出30周年借機發難，導致資產階級自由化思潮更加泛濫。共產主義被說成“烏托邦”，馬克思主義被說成“過時的教條”，公有制被視為“經濟發展的最大障礙”，人民民主專政被說成“獨裁專政”“分裂人類”，聲稱：“中國的民主選舉、人民代表大會、民主黨派、政協等等都是專制政治的花瓶，獨裁統治者的遮羞布。中國的統治者只懂得一種統治方法－－專制和愚民。”“一定要徹底批判毛澤東思想才能改革”。要“引進西方的民主、自由和人權”，要實行“三權分立”，“要按照現代資本主義的經驗和模式來改造自己的社會政治體制”。

這樣，在少數人的放肆煽動下，1986年12月中下旬，合肥、北京等地一些高校的部分學生上街游行，有的地方出現了擾亂交通秩序和違反社會治安規定的情況。

1986年底的這場風波，以學潮的形式把資產階級自由化思潮推向了一個高峰，也充分暴露了資產階級自由化的嚴重后果。對于這場學潮，鄧小平作了這樣的評價：“大學生鬧事，主要責任不在學生，而是少數別有用心的人煽動，其中主要是少數黨內高級知識分子。”

1989年春夏之交的政治風波標志著資產階級自由化的極度泛濫和瘋狂。

由于受國際上和平演變與蘇聯不斷轉向這個大氣候和國內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不力這個小氣候的影響，資產階級自由化思潮并沒有因為1986年底學潮的平息而得到有效的遏制。中共十三大之后，稍有收斂的資產階級自由化思潮又再度抬頭。從1988年初開始，一些頑固堅持自由化立場的人開始直接攻擊“四項基本原則”，甚至與國外敵對勢力勾結，從事反共反社會主義的活動。這年的6月，中央電視臺播放了旨在對中國傳統文化進行整體批判和對西方文明深情向往的六集大型電視政論片《河殤》，在社會上產生了相當的影響和震撼。從1988年底開始，一些資產階級自由化的頭面人物公開發表講話，撰寫文章，散布自己的主張。1989年春，一些自由化人士推出了《中國的希望－－私有制宣言》。與此同時，北京的一些高校陸續出現了不少的大、小字報，并冒出了各種各樣的“民主沙龍”“自由論壇”等非法組織。

概括來看，這期間資產階級自由化的言行主要表現在這樣幾個方面：一是反對共產黨的領導。認為“共產黨已經變質了”，“黨的領導已成為一種宗教”，叫嚷中國共產黨“從它奪取政權的第一天就開始了殘酷的獨裁”，“黨的40年的歷史，只是造成貪污腐化的加深”，“對中國人民的專制統治的加深”，“是一個即將潰滅的組織”。由此出發，他們要求用“加入進去”的方式改變共產黨的顏色。公然提出要“讓別的組織上臺”，“邀請國民黨回大陸建立兩黨政治”，在中國“實行多黨制”。二是反對人民民主專政。他們說什么人民民主專政就是“軍人專政”“整人專政”“鎮壓知識分子的專政”，認為人民民主專政“取消了人民基本的政治權利”，“自身不可避免地會腐化”，“使社會公仆蛻化為社會主人”，“使獨裁者掌握了無限權力”。因此，公然煽動人們“起來造反”，“推翻政府”。三是反對社會主義制度。他們聲稱我國的社會主義制度“超越”了歷史發展的階段，新中國成立40年來“無論從經濟政治各方面”社會主義都“失敗”了。四是反對公有制。說什么公有制“超越了歷史發展的規律”，在經濟上“約束著生產力的發展”，“導致驚人的浪費”，“抑制了效率的發揮”，“限制了個人潛能的發揮”，造成“短期行為、急功近利”；在政治上則成為“產生官僚主義的土壤”“貪污腐化的溫床”“集權專制的搖籃”，斷言“在公有制下，不會有真正的民主自由”，宣稱“不清除公有制這一禍根，中國就不可能有真正的民主和自由，就不可能富強”，鼓動人們去“早日敲響公有制的喪鐘”。五是攻擊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認為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是“過時的意識形態”，“馬列主義的精神和理想已經死亡”，“像一件穿舊的衣服一樣，必須把它脫下”，“必須完全掃除，而且愈快掃除愈好”。公然說“馬克思主義在所有共產主義國家的實踐都得到了錯誤的結果”，“使社會主義建設交了白卷”。

資產階級自由化的極度泛濫和猖狂進攻，最終釀成了1989年春夏之交的“政治風波”，是黨中央和鄧小平同志帶領黨和人民平息了這場嚴重的政治風波。對于這場政治風波，鄧小平說：“他們是要顛覆我們的國家，顛覆我們的黨，這是問題的實質。”“事情一爆發出來，就很明確。他們的根本口號主要是兩個，一是要打倒共產黨，一是要推翻社會主義制度。他們的目的是要建立一個完全西方附庸化的資產階級共和國。”

在進入20世紀90年代以后，資產階級自由化繼續以各種各樣的面目表現出來，并不斷向縱深發展。比如，近些年來出現的“憲政”思潮就認為，在中國要實行所謂真正的“法治”，就應當像一些西方國家那樣，實行以多黨輪流執政、三權分立、司法獨立和軍隊國家化等為標志的所謂“憲政”。一些民運分子更是鼓噪要在我國推動“修憲”等方式實現“去黨化”。他們的目的就是要通過對“憲政”這一概念進行華麗的包裝，用西方的那一套理論把我們的手腳束縛起來。其用心很明確，就是要以所謂“憲法”為武器，以“憲政”為目標，以推進“法治”為幌子，以達到搞亂人心、搞亂中國和否定黨的領導、否定社會主義的目的。想想當年蘇共垮臺、蘇聯解體的一個重要原因．就是在西方“憲政方案”的引導下，從憲法中取消了堅持共產黨領導地位的規定，結果以此為突破口，蘇共的領導變成了“違憲”，最后只能按西方一些人設計的方向走向解散和垮臺的境地。當然，我們不簡單照搬西方的法治模式，并不意味著我們不借鑒人類政治文明的有益成果，這和學習借鑒西方民主政治建設中一切有益的東西是完全不同的兩碼事。正如習近平總書記所說：“我們必須牢記，黨的領導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之魂，是我們的法治同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法治最大的區別。離開了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體系、社會主義法治國家就建不起來。我們全面推進依法治國，絕不是要虛化、弱化甚至動搖、否定黨的領導，而是為了進一步鞏固黨的執政地位、改善黨的執政方式、提高黨的執政能力，保證黨和國家長治久安。”我們推進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必須有利于加強和改善黨的領導，必須有利于鞏固黨的執政地位，完成黨的執政使命，而決不能削弱和改變黨的領導。

可以說，近些年來資產階級自由化或者說西化分化思潮并未停歇，仍然以不同的形式進行活動并不斷擴散。概括來說，在經濟領域主要表現為新自由主義，在政治領域主要表現為民主社會主義，在思想價值觀領域主要表現為普世價值學說，在歷史文化領域主要表現為歷史虛無主義。說到底，這些主張的實質，就是要改變共產黨領導的社會主義制度，在中國全面實行資本主義制度。歷史和現實不斷警示我們，必須警惕敵對勢力“西化分化”“和平演變”的圖謀。

三、敵對勢力對社會主義中國的“西化分化”“和平演變”是不可能改變的長期戰略

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為什么要對社會主義國家進行和平演變？它們有沒有可能改變其敵視社會主義的態度呢？這是我們不能不認真思考的問題。其實，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對社會主義中國的和平演變，并不僅僅是其統治者的癖好而已，而是由其壟斷資產階級的思想觀念、文化傳統和社會制度決定的，有著深厚的文化和制度根源。

首先，西方國家對中國的和平演變是由其唯我獨尊的“救世主”的態度決定的。以美國為代表的西方國家崇拜上帝和《圣經》，美國自立國以來，就以“上帝的選民”而自詡，對自己的價值觀念和政治制度有著高度的優越感。在西方國家的統治者看來，既然“上帝”為它們所造就的民主制度是普天之下無與倫比的最好的制度，那么就理所當然地應當把他們的制度推廣到全球的每個角落。他們不僅把推廣和輸出自己的政治制度看作是“天賦的使命”，而且認為只有這樣才能拯救世界。美國從建國開始就有一個把自己的政治制度和生活方式推廣到全世界的夢想。面對美國“神話”不斷破滅的奧巴馬總統在就職演說中也不忘再次強調自己的“美國夢”，認為美國的民主是美國民族信念和精神的體現，是美國永恒的力量，把美國的民主推向全世界的“美國夢”，仍然放著光芒．仍然是美國的不懈追求。只要西方國家不放棄輸出自己政治制度和生活方式的夢想，只要他們不放棄由來已久的那種“救世主”心態，只要全世界還沒有實現“西方化”和“美國化”，西方國家就不可能容忍與自己制度不同國家的存在、發展和強大，就不能不推行和平演變的圖謀和努力。

其次，西方國家對中國的和平演變是由其對社會主義制度根深蒂固的敵視和偏見決定的。由于歷史和階級的偏見，西方國家的統治者不可能正確地認識和對待社會主義，他們無法理解作為資本主義的繼承者、否定者和超越者的社會主義存在和發展的歷史必然性。共產主義、社會主義誕生之后，他們就始終抱著仇視的態度，認為它是“邪惡”“非法”“不道德”“獨裁”和“恐怖”的代名詞，千方百計地進行“圍剿”和取締。回顧一下共產主義、社會主義運動存在和發展的歷史，從某種意義上說，就是應對資產階級圍剿和進攻的歷史。以美國為代表的壟斷資本主義國家基于對社會主義天生的敵視和偏見，從根本上說來，是不愿意看到社會主義的存在和發展的，也是不能容忍社會主義國家不斷發展壯大并促進社會進步的。

再次，西方國家對中國的和平演變是由維護和擴張其霸權主義的既得的利益要求決定的。以美國為代表的西方國家推行和平演變戰略的背后還隱藏著深刻的經濟利益上對外掠奪和對內剝削的目的。壟斷資本主義統治世界在長期的發展過程中，形成了通過對整個世界的巧取豪奪和資源壟斷而建立起來的富足而優越的生活方式。比如，占世界人口百分之五的美國，能源消耗和其他一些自然資源的消耗卻占世界的四分之一左右，是靠其推行霸權主義來維持的。中國的快速發展不僅從深層改變了中國的經濟社會面貌，而且也在逐漸改變著中國在亞太地區乃至國際經濟政治舞臺上的地位和影響，尤其作為社會主義中國的這種發展態勢，使從傳統的國際政治思維模式考慮問題的國家，總是感到不安。為了維護資本主義的世界體系和西方發達國家在世界經濟政治格局力的壟斷地位和既得利益，它們便把中國的發展和崛起視為對世界的威脅，認為會影響其所謂的生存空間等等。由此西方一些政客主張對社會主義中國加緊實施遏制和演變，所謂的中國威脅論、中國崩潰論、對臺軍售、支持反華分裂勢力和中國的外部政治對手、破壞中國的海外合作以及所謂的“重返亞太”等等就是在這種背景下出現的，其目的就在于維護和擴張美國的世界霸權，防止中國的不斷發展和強大，以此期望最終把中國納入美國主導的全球經濟政治體系之中，成為美國的附庸。正如一位西方學者所說的那樣：“那些希望中國‘政權更迭’的人中，廣泛存在的觀點認為中國可以走‘美國之路，。美國外交政策的基礎是這樣一個前提：包括中國在內的全世界應該而且會走上這條’自然的‘發展之路。”

同時，我們還應清醒地認識到，在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壟斷資本主義國家在經濟、技術和軍事上占優勢的形勢下，社會主義國家內部也存在著和平演變的土壤和條件，即壟斷資本主義國家的和平演變戰略在社會主義國家內部擁有追隨者。他們總是人為地把堅持黨的領導與實行民主法治對立起來，希望把中國的社會主義制度“改革”成為美國的資本主義制度。我們應該清醒地看到，國內外敵對勢力是絕對不愿看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風景這邊獨好”的，是絕對不愿看到中國共產黨在中國長期執政的，也是絕對不愿看到中華民族實現偉大復興的。在這個問題上，我們千萬不能天真！

原標題：論反“和平演變”的長期性、艱巨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