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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產業政策爭論到意識形態的交鋒——從“林張之爭”看當下學術輿論環境

點擊：  作者：《經濟導刊》編輯部    來源：《經濟導刊》  發布時間:2017-02-14 12:14:24

  

      【摘要】多數媒體在報道中預設立場，聯手造勢，著力營造了一邊倒的輿論氛圍：把張維迎塑造為“敢言直言激進自由學者”，“民營企業家代言人”，把林毅夫塑造為“依附政府”學者。他們在自由派多年營造的“市場化＝政治正確，政府干預＝政治不正確”、“凡政府行為皆錯”的思維定式和輿論氛圍下，有意把“發展戰略”話題引向關于市場化的“概念”之爭；把秉持嚴肅治學精神，為國家為人民利益著想的學者，引入滿腦子意識形態偏見的自由派學者們的“口水陣”的圍攻之中，甚至推上道德的“被告席”。

 

      2016年8月底以來，北京大學教授張維迎在數個論壇發表演講，炮轟產業政策，林毅夫教授發文反駁，兩人圍繞產業政策的存廢展開的論戰持續多個回合，引發學界、政府和企業界的廣泛關注。

      在媒體的構設及炒作下，爭論演變成“批產業政策”一邊倒的輿論態勢。但普通網民中卻反映出，多數反對張維迎代表的全面市場化、私有化傾向。這個被媒體放大的爭論，帶有明顯的“借題發揮”意味，反映出新自由主義思潮仍波濤暗涌，其“學術批評”所指，其實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核心理念和中國道路。

學術界多回合論戰

      隔空論戰

      2016年8月25日，張維迎在2016年亞布力中國企業家論壇年夏季高峰會上發表演講，主張政府不要給任何行業、企業特殊政策，隨后他又在多個論壇上發表類似觀點。張維迎在演講中表示，由于人類的認知能力有局限和激勵機制的扭曲，新技術創新和新產業的產生無法預測，勉強上馬的產業政策注定走向失敗。他表示，不能依靠官員來制定產業政策，當產業政策出現失敗后，為了掩蓋政策的失敗，政府更像是一場豪賭，將給項目更多的投資，發展到不可收拾的地步，從“無知”走向“無恥”，投入更大的資源掩蓋前一政策的錯誤。張維迎的結論是，產業政策只會阻礙創新，對中國企業來說，他們需要的是自由公平的法制環境，而不是什么產業政策的支持。隨后張維迎在多個論壇發表類似的觀點，稱產業政策是“穿著馬甲的計劃經濟”。

      9月13日，林毅夫發表文章《經濟發展有產業政策才能成功》，反駁張維迎的觀點，林毅夫的文章觀點鮮明，針鋒相對。他指出，至今還沒有看見一個成功追趕的發展中國家，或者持續發展的發達國家，不用產業政策的。林毅夫認為，不能因為部分產業政策失敗就反對一切產業政策，要研究產業政策成功和失敗的機理，提高成功的幾率;他認為，產業政策能夠幫助企業家解決自身難以克服的外部性問題;國家在資源有限的條件下，有必要集中部分資源，優先支持對經濟持續增長做出最大貢獻的產業;林毅夫強調，國家的經濟發展需要“有效的市場”和“有為的政府”的共同作用，二者并不矛盾。

      爭論進入第二個回合，兩人進一步就產業政策的作用分別發出四點批評與回應。

      9月17日，張維迎很快進行反擊，發表文章《林毅夫的四點錯誤》，直陳林毅夫在產業政策上的錯誤認識：1.中國經濟長時間快速增長應歸因于市場化改革，而不是產業政策，中國改革開放之前發展不好是因為缺少自由;2.發揮比較優勢與強調政府作用存在矛盾，市場才是發揮比較優勢的最有效制度;3. 技術創新和技術進步的來源是企業家精神，這與產業政策存在矛盾;4.計劃經濟導致的趕超戰略，必然會打壓企業家精神和個人權利。

      針對張維迎提出的一些根本性問題，林毅夫又發表《對張維迎有關評論的回應》一文，逐一反駁張維迎所指的四個錯誤：1.“中國落后是因為沒有自由”這個解釋沒有抓到中國現代經濟出現翻天覆地變化的根本原因，包括基礎科學的革命和產權制度的建立;2. 比較優勢有靜態和動態之分，在發揮動態比較優勢時，將會面臨很多外部性問題和協調問題，及其諸多變化，不是單獨企業所能應付的，必須政府協調不同的企業來進行，政府的作用很關鍵;3.企業家精神與產業政策不存在矛盾，企業家的創新主要在產品層面，或者技術運用方面，這些創新是建立在基礎科研和公用技術的突破之上，這大多是依賴于政府的產業政策支持。即使美國今天也是這樣，政府要有對哪些產業支持，哪些不支持的戰略性選擇，這就是產業政策的作用。我們要看到，成功的國家都有產業政策，沒有產業政策的國家基本沒有成功的。我們要避免產業政策的失敗，也要避免沒有產業政策的失敗;4.國家發展戰略侵犯個人自由嗎?在結構變遷時政府發揮作用的方式只要是對的，能給予個人更大的自由，如果政府不因勢利導解決問題，企業家精神也發揮不出來。

      9月22日，張維迎再次發文《人類認知局限和激勵機制扭曲無人能解決》，提出阻礙創新有三方面因素：第一是政策監管;第二是反壟斷法;第三是產業政策。他說，既得利益者通常保護利益的辦法就是呼吁政府監管，政府名義上是保護消費者的利益，維持市場秩序，本質是保護既得利益，大量監管措施都是在扼殺阻礙創新，產業政策注定是要失敗的。所以政府不要實行產業政策。產業政策一定會導致尋租行為，套利地創新更有利可圖，產業政策會誤導企業家的投資選擇;產業政策特別容易誤導不公平競爭，得到政府支持的企業處于優勢地位。他稱“自由、私有產權和法治”才是發揮企業家精神的最基本制度條件。

      10月17日，林毅夫在《求是》刊文《照搬西方主流經濟理論是行不通的》，他說，中國經濟發展之所以能成功取得舉世矚目的成績，在于中國從實際出發，找到一條把社會主義基本制度與市場經濟結合起來的道路。他認為，在深化改革中，中國不斷在理順政府與市場的關系，實現了有效市場和有為政府的有機關系。他指出，理論的適用性取決于條件的適用性，實踐證明，根據西方主流理論指導轉型和發展的國家并不成功，而少數成功國家的轉型和發展道路卻違背了西方主流的經濟理論，將其搬到發展中國家，常有“淮南為橘，淮北為枳”的缺憾。新自由主義經濟理論在發展中國家的推廣蔓延，并沒有給發展中國家帶來經濟繁榮，反而弊端不斷暴露，消極影響日益凸顯，給眾多發展中國家的經濟社會發展造成嚴重危害。他說，產業的發展與轉型需要相適應的制度安排，必須和產業發展的結構、規模和風險相適應，才有可能發揮比較優勢，從而形成國家競爭優勢。他說：“中國道路的成功秘訣，就在于打破新自由主義所謂自由化、私有化、市場化的神話，在堅持發揮中國共產黨總攬全局、協調各方的領導核心作用，堅持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的基礎上，妥善處理好政府和市場的關系。”

      10月31日，上海財經大學經濟學院院長田國強教授和林毅夫在微信群辯論了四小時，討論的重點從產業政策深入至什么是政府作用的定位，火藥味兒十足，田國強大批林毅夫走極端，批評林毅夫主張的“有為政府”。記者問田國強，他們所爭論的核心是什么?田國強明確表示，當前，國內學術界關于產業政策的爭論與上述問題息息相關，其背后也正是政府的角色和定位的關鍵性問題，他說，這就是我們爭論的核心問題。

      11月2日，田國強就此爭論發文《有限政府，有為政府?——與林毅夫、王勇商榷》，主張“一個有效的市場的必要條件是有限政府而不是有為政府”。

      “有為政府”是林毅夫教授所創導的新結構經濟學中一個重要的概念，也是經濟發展中的核心因素，林毅夫及北京大學新結構經濟研究中心副主任王勇對此概念進行了大量陳述。田國強在與他們的商榷中認為“有為政府”定義不清，將會產生誤導。他認為，在中國，政府的作用目標定義為“有限政府”更準確。他說，“有為政府”和“有限政府”的取向和定位只是一字之差，卻是天壤之別，甚至是本質差別。

      11月6日，林毅夫發表回應文章《論有為政府和有限政府——答田國強教授》，文章對“有為政府”進行了解釋，并對田國強提出的“有限政府”進行了批駁，強調政府在調節市場失靈和經濟發展、結構轉型中的重要作用。

      這場爭論的內容已經從要不要產業政策深入到要不要限制政府的作用。

      現場交鋒

      10月初，在歷經數月隔空喊話后，一些媒體開始進行精心策劃，并且放出風聲，11月9日，張維迎和林毅夫要在北京大學進行公開辯論，數家媒體將進行直播，并將此場辯論稱之為“世紀辯論”。

      11月9日，林毅夫、張維迎在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展開了3個小時的公開辯論。這場辯論引起學界、產業界、政府等廣泛關注，雙方在激辯中爭論的內容包括產業政策的廢存及更廣泛的有關中國改革發展路徑問題，而在產業政策爭議的背后，涉及更深的是政府和市場的關系問題。現場直接交鋒的“火藥味”彌漫于辯論現場。

      林毅夫重申了產業政策在國家發展中的作用，以及追趕發達國家必須要有產業政策的現實意義。張維迎在與林毅夫辯論中表明他為什么反對產業政策，他在演講中說，林毅夫把他歸類于新自由主義，他自己并不否認，他稱自己信奉的是哈耶克范式。

      會后張維迎發文《我為什么反對產業政策?——與林毅夫辯》， 11月12日，林毅夫也發表《產業政策與國家發展——新結構經濟學的視角》，對張維迎做出進一步回應。

      辯論雙方主要論點及分析：

      一、林毅夫的中心論題始終圍繞產業政策在國家發展中的作用：

      (1)近代經濟史說明，后來者追趕先進工業國時“都使用了產業政策”。例如19世紀美德法、20世紀日韓;在“研究這些成功國家經濟體當中，沒有看到沒有用產業政策來支持他們新產業發展的”。

      (2)二戰以來成功發展的少數經濟體，其共同特點都包括“有效的市場、有為的政府”;當代經濟發展，是一個結構不斷變遷的過程，“必須在現有的產業上面技術不斷創新”。發達國家之所以能夠繼續領先，是因為“政府在支配這些研發(資金)，影響他們產業發展的方向”。

      (3)“不能說因為產業政策有很多失敗，我們就不要產業政策了”;“只是強調市場建設的那些政策建議是不充分的”。

      林毅夫并不是否定市場，而是主張發揮政策作用引導市場經濟，實現產業升級。他上述關于產業政策的意見，是基于自身多年任職世界銀行的經歷，縱觀各國經濟發展實際，在研究和比較國際上多個學派意見的基礎上形成的，這無疑是很值得重視的意見。

      二，張維迎的論述特點：

      (1)避開林毅夫的經濟史論據，強調雙方爭論的是“有關市場理論的兩個不同范式的分歧”;討論限于新古典經濟學和米塞斯關于“市場失靈”概念的差異，稱“所謂市場失靈，其實是市場理論的失靈”;

      (2)重申技術創新的來源是企業家，而“產業政策只會阻礙創新，誤導企業家”，他引瓦特、本茨、萊特兄弟、愛迪生等例為據;

      (3)引用西方某學派“日本產業政策總體失敗”之論，否定林毅夫建立在多個案例研究基礎上的判斷;并稱改革以來將產業政策代替了計劃指標，是“穿著馬甲的計劃經濟”。自上世紀80年代以來，中國產業政策失敗的例子比比皆是，成功的例子鳳毛麟角。他認為，中國經濟持續存在的結構失調，產能過剩，哪一個不是政府產業政策主導的結果。但他對中外各種科技和產業政策的成功案例則未提及。

      (4)直接提出廢除產業政策。他稱，產業政策是集中化決策，意味著將社會資源集中投入到政府選擇的目標，這是一種豪賭!成功的可能性很小，失敗的代價巨大。他說，中國企業家需要的是自由和公平競爭的法制環境，而不是產業政策的扶植，所以我主張廢除產業政策。

      (5)批駁林毅夫對中國成功經驗的總結。他說，林毅夫認為中國過去30年的經濟成功是“比較優勢戰略”的結果是與事實不符的，他認為這是經濟自由市場化、民營化和國際化過程中，企業家的自發行動的結果，與政府的發展戰略無關。因而，他主張“無為的政府，自由的市場”。

      偏見比無知離真理更遠。張維迎以上觀點，無法駁倒林毅夫以大量國際經驗為依據的論點，因為面對復雜的經濟現實，結論越極端就越難成立，其舉例失之片面，多不恰當。

      其實，一些“挺張”言論的字里行間，對張徹底“否認市場失靈、否定政府作用”的偏執觀點是有所保留的。但一些經濟學家和主流媒體受新自由主義觀念及流行思維的影響，使張維迎的極端和武斷，能夠博得一些媒體的追捧。

      論戰中的學者陣營

      經濟學界的諸多學者先后加入了這場關于產業政策的論戰，表明了自己的立場。

      支持林毅夫：產業政策不容否定，要提高調控水平

      北京大學經濟學院曹和平教授在《經濟導刊》2016年第11期刊文《林毅夫與張維迎:政策見解差異背后的認識論思考》，指出林張爭論不是政策效益的高低的爭論，而是要不要政策工具的爭論，對政府和市場關系的分歧，實質上是“姓公姓私”、“姓資姓社”的爭論;“在這個問題上，林毅夫站在更為接近真理的一邊”，張維迎及其支持者的觀點是“市場原教旨主義的好鄰居”。

      清華大學國際問題研究所侯若石教授9月21日提出，張維迎說產業政策不過是“穿著馬甲的計劃經濟”，難道這些發達市場經濟國家在張維迎的眼中突然變成了計劃經濟嗎?人家的經濟制度沒有變，是張維迎搞錯了，制定產業政策，支持產業發展，恰恰是市場經濟國家推動經濟發展的通行做法。從計算機到互聯網，再到人工智能，哪個技術的發展能夠離開政府的支持?他說，2008年金融危機以來，各國政府采取了應對辦法，美國實施“先進制造業國家戰略計劃”，德國提出了“關于實施工業4.0戰略的建議”，日本實行了“產業重生戰略”。他說，企業家不是財富創造的唯一主體，政府在財富創造過程中的主體作用同樣不容忽視，產業政策的作用也不容否定。

      全國政協委員賈康教授認為，張維迎完全不考慮產業政策的作用，這個認識框架顯然是不對的，林毅夫的新結構經濟學理論，在框架上更合理。中國基于“趕超戰略”的前提，是“需要有必要的國家干預或者政府干預，去彌補市場失靈”。

      北京大學教授黃益平認為，產業政策對克服“市場失靈”、幫助化解新興產業發展的瓶頸能發揮積極作用。

      2014年12月14日，中山大學嶺南學院朱富強教授發表系列文章進行評述，他認為經濟學界爭論的本質是圍繞堅持還是反對新自由主義。他說，現代經濟學主流更加關注政府失靈而非市場失靈，從而嚴格限制政府行為，這集中體現于此次論戰中。但是我們對傳統的市場失靈關注的是效率方面，而市場失靈還有一種重要的表現：社會價值的忽視和喪失。這在很大程度上體現了市場內含的墮落和負面效應，包括以效率失去公平，乃至發展到“市場越開放，政府干預越少的地方，收入差距越小”的極端主張。對公共目標的關注是應有的政府職能，不能把政府作用本身的機制改進問題與應有的職能混為一談。他認為，政府和企業的關系不是你死我活，互補性很多，它們的分工一個是生產公共產品，一個是生產競爭型產品，最優配合要通過改革來達到，改革目標不是誰消滅誰。他表示，矯正市場失靈途徑都是來自公共產品，因而林毅夫觀點更客觀。

      支持張維迎：政府干預必然扭曲市場機制

      林毅夫發文支持產業政策后，鄧新華、陳興杰、江濡山、張曙光、韋森、盛洪、許小年、馮興元、劉勝軍、毛壽龍等學者在各財經媒體發表文章，強調市場機制的作用，認為政府的政策干預一定會扭曲市場機制;中國產業政策失大于得，是向創新驅動發展轉型的障礙。認為“知識產權保護、提供軟硬件基礎設施和維護市場秩序”是政府的本分，不應算作產業政策。

      輿情分析

      源清智庫輿情監測室的數據顯示，從2016年8月25日至2016年11月30日，共有涉及林張之爭事件的媒體報道1473篇(包括媒體轉載)，微博61556條(不包含評論)、論壇主帖8538條，含其他博友評論和互動討論。(輿情走勢如圖1)

圖1林張產業政策之爭輿情走勢

      媒體“挺張抑林”的鮮明傾向

      從輿情走勢圖來看，此事件的輿情發展可以分為以下三個階段：

      第一階段：張維迎炮轟產業政策，林毅夫發文反駁

      張維迎在2016年8月底至9月初多次呼吁“應該廢除任何形式的產業政策”，但未引發學術界及輿論界的廣泛關注和批駁。9月13日，林毅夫發文駁斥張維迎之后，相關媒體報道大量出現，帶動網絡輿情升高。

      第二階段：多位學者加入辯論，林毅夫陷于孤立

      9月13日，林毅夫發文支持產業政策后，多家財經類媒體紛紛報道，張維迎迅速回應，提出林毅夫四點錯誤，林毅夫對張維迎的質疑逐一進行了反駁。兩輪隔空對戰中，雙方表達了基本觀點，兩人的論戰引發大量媒體和學者關注。一批經濟學界“意見領袖”陸續加入論戰，撰文或發表演講，多數支持張維迎的意見。鳳凰、搜狐、新浪等各門戶網站的財經頻道以及財經、和訊等財經類媒體對此事件長期保持關注，紛紛加入論戰，或刊載各路自由派學者的評論文章，同時斷章取義地對林毅夫的觀點進行片面報道，媒體輿論幾乎一邊倒。與此同時，張維迎在炮轟產業政策后，又發表演講，稱“計劃經濟的幽靈不時披著產業政策的外衣，在一些經濟學家的擁戴下粉墨登場”，而一些媒體在此呼吁下，紛紛給林毅夫貼上“政府御用經濟學家”標簽，林毅夫在這場號稱是“學術之爭”的論戰中幾乎是孤軍作戰。

      第三階段：媒體炒作和直播辯論，網絡輿情激增、態度大相徑庭

      10月18日起，包括新浪財經、網易財經、騰訊財經、金融界、鳳凰網、財新網、未來網、和訊網、新京報等在內的各大媒體，廣泛宣傳11月9日將舉行的林毅夫與張維迎的公開辯論。在此之前，“林張之爭”還局限在學術界和財經媒體，11月9日的公開辯論則引發了全社會的廣泛關注，網絡輿情也出現激增。

      辯論會引發了400多篇媒體報道，鳳凰網、新浪網、騰訊網、搜狐網、網易的財經頻道以及財新網、和訊網、第一財經、澎湃新聞、界面新聞均對林張之爭進行實時播報，報道力度空前，而傳統主流媒體集體失語。然而，該爭論引發的網絡輿情方面，網民與上述財經和商業媒體的態度卻大相徑庭。

      財經類媒體熱炒“林張之爭”

      各大財經類媒體始終保持對此事件的熱切關注，在林張公開辯論一個月前，就提前炒作該活動。

      9月14日，鳳凰衛視記者在國家發改委新聞發布會上向新聞發言人趙辰昕追問，要求其對張維迎“反對產業政策”的意見進行評論，趙辰昕表態稱“世界各國都在運用產業政策，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的產業政策對我國的發展發揮了至關重要的作用”。同時他又說:“我們現有的產業政策確實存在與新常態不相適應的地方，我們要通過相關調整來使這些政策適應新常態的需要。”隨后，鳳凰網、界面新聞、大公網等以“發改委談產業政策之爭：確實存在不相適應的地方”，以及“產業政策是變相計劃經濟?發改委:現行產業政策需調整”為標題進行了扭曲報道。此后鳳凰財經又陸續發表《歷史早已宣判林毅夫錯了!日本通產省神話終結的警示》、陳立杰《林毅夫與張維迎爭論背后的迷惑》、《林毅夫的觀點不是務實是迷失》等評論文章，多次攻擊林毅夫，力挺張維迎。搜狐財經和新浪財經也密集刊載“經濟學家痛批林毅夫”的有關評論文章，批判林毅夫的觀點計劃經濟色彩嚴重，力挺張維迎的“有限政府”才是“九陽真經。”

      11月9日，林張辯論會后，各大財經媒體迅速跟進評論，第一財經發表《林毅夫在產業政策上的內在悖論》，搜狐財經發表浙江工商大學朱海就文章《產業政策大辯論，林毅夫已經敗了》，稱林毅夫不理解市場的含義：“政府與市場不是并列關系或對應關系，政府只是市場中的一個部門。”

      媒體報道對林毅夫極不公平

      8月底以來，張維迎和林毅夫的論戰基本是你來我往，發表文章或公開表態次數相當，但到11月底，對張維迎觀點的報道數量遠超林毅夫觀點的報道。在兩人公開辯論的11月9日，以張維迎為主要信源的媒體報道達108篇，以林毅夫為主要信源的報道僅64篇。

      媒體報道的偏向不僅體現在報道數量的不平等上，而且對有關報道的處理明顯地預設立場，即“揚張抑林”、“挺張批林”。

      一是斷章取義，對林毅夫的觀點選擇性的模糊化。

      媒體對林毅夫的報道多使用“林毅夫承認政府有失靈”、“不能因為產業政策大部分失敗，就不要它”、“其實我是既要有市場又要有政府”等觀點模糊或有意歪曲的標題，抹去林毅夫的鮮明觀點，制造出林毅夫觀點曖昧不清的假象。而對張維迎的報道則使用“張維迎批林毅夫:對市場失靈濃墨重彩對政府失靈輕描淡寫”、“張維迎調侃林毅夫一次買4臺電扇:當年想不到能用上空調”、“張維迎：林毅夫理論中政府官員無所不能、毫不利己”、“張維迎：產業政策失敗第一因人無知、第二因人無恥”等犀利言辭為標題，營造出二人形象的對比，甚至使用“一語道破張維迎：產業政策是穿著馬甲的計劃經濟”等帶有鮮明立場的標題。

      二是片面刊載或摘錄有關挺張的學者觀點。

      此事件的報道以學者評論文章或學者觀點摘錄為主，各門戶網站的財經頻道刊載的評論文章多以批林挺張為主，在摘錄各方觀點的綜合報道中，也偏重自由派學者的信源。

      三是將學術爭論轉向對“官廳經濟學家”的道德批判。

      9月19日，新京報發表鄧新華文《林毅夫會“贏”得產業政策的爭論》，稱“假如從學理上判斷……假如從現實影響力來說，那么，林毅夫正在贏，未來還會繼續贏”，并評論“林毅夫的‘贏’有很多深刻背景。無論是產業規劃部門，還是那些享受扶持的企業，都不會輕易放棄這么巨大的利益……為產業政策規劃提供論證，是一項名利雙收的學術生意”。

      新浪財經9月21日發表江濡山《林毅夫張維迎爭的是里子還是面子?》一文，文中說：“林毅夫教授是戴著一頂紅帽子的官廳經濟學家，其名利收獲依賴于權力，是政府利益的代表。”“要為政府站好臺，唱好調，又要……東拼西湊地尋找‘科學’的理論根據，不至于太離譜，讓學界太瞧不起”;張維迎“則是典型的自由市場經濟學派，他的名利主要來源于民間的認可和企業家群體的推崇，必然會順應歷史規律和市場化邏輯思考問題。張維迎是企業家及民眾的利益代表，政府顯然不喜歡他這類從不會看官員臉色行事的頑固不化的自由化分子”。這兩篇評論文章脫離了觀點之爭，不僅進行人身攻擊，并且具有明顯的煽動性。將政府的利益和人民的利益對立起來，將企業家與政府的關系對立起來。

      學界自由派和媒體對林毅夫的聯手打壓

      張維迎、林毅夫的論戰形式上是公平辯論，在媒體報道和輿論傳播效果上卻很不平等。在整個過程中，媒體與自由派學者保持著高度默契。從爭論一開始，媒體就大量刊發轉載自由派學者的評論文章，組織專題采訪，并冠以鮮明夸張的標題。眾多財經媒體為林張11月9日辯論造勢并跟蹤報道，多數報道刻意揚張抑林，營造張維迎占優的表象。在林張公開辯論的網絡直播中，邀請自由派學者評論，辯論結束后迅速發表“挺張批林”的評論文章。

      林張辯論后，挺張學者組織相關活動，造成批林報道的二次傳播。11月16日，中國政法大學舉辦以“實體與金融：誰為誰打工?——從金巖石要把林毅夫釘在恥辱柱上辯起”的論壇，聲稱要把林毅夫釘在恥辱柱上的金巖石在政法大學組織專場辯論會，與政法大學教授當場辯論。金巖石在現場聲稱，林毅夫最大的問題是讓政府凌駕于企業之上，并使用很多人身攻擊之詞。這哪里是他們聲稱的“學術之爭”!

      事后多家媒體對此論壇進行了報道，片面摘登金巖石的觀點“政府可以引導，但當市場選擇了，政府必須服從，這才是我們要面對產業的態度，而不存在政府決定著產業政策、由市場和企業來執行”。

      這顯然超出了對學術辯論的一般報道形式，其中的策劃痕跡是非常明顯的，整個過程不僅包括媒體宣傳的議題策劃，也包括新自由派學者群的不謀而和，也不排除“有約而同”。

      多數媒體在報道中預設立場，聯手造勢，著力營造了一邊倒的輿論氛圍：把張維迎塑造為“敢言直言激進自由學者”，“民營企業家代言人”，把林毅夫塑造為“依附政府”學者。他們在自由派多年營造的“市場化=政治正確，政府干預=政治不正確”、“凡政府行為皆錯”的思維定式和輿論氛圍下，有意把“發展戰略”話題引向關于市場化的“概念”之爭;把秉持嚴肅治學精神，為國家為人民利益著想的學者，引入滿腦子意識形態偏見的自由派學者們的“口水陣”的圍攻之中，甚至推上道德的“被告席”。在這場輿論造勢中，一些媒體成為挑撥政府和學術對立、政府和社會對立的平臺。這是一場新自由主義思潮集體造勢、集中發泄的事件。

      主流媒體聲音缺失

      從輿情走勢看，網絡關注度變化基本跟隨媒體報道量變化，微博、微信、論壇上的討論熱點也基本與媒體報道一致。可以說，此事件是近年來少見的媒體成功設置網絡輿論議程的事件。

      這一方面和此事件的專業性較高有關，另一方面也是由于此事件中各媒體報道的步調基本一致。持續關注此事件的媒體包括搜狐、新浪、網易、騰訊、鳳凰等門戶網站的財經頻道，財新網、和訊網、第一財經等財經類媒體，以及觀察者網等少量民間媒體。新華網、人民網等傳統主流媒體對此事件幾乎沒有發聲。商業媒體占據報道主流，本應代表政府立場的主流媒體卻大都缺位，這也是此事件媒體報道出現一邊倒的一大原因。

      多數網民贊同林毅夫

      盡管財經媒體設置了關注議程，公開發表意見的學者支持張維迎的居多，媒體報道也有明顯的傾向性，但在強大的傾向性造勢中，網民觀點卻未迎合。在社交平臺的討論中，超過六成的網民支持林毅夫，支持張維迎的網民不足兩成。

圖2林毅夫張維迎之爭輿論傾向分布

      多數網民對“取消政府干預”以及“全面市場化”等觀點并不買賬，兩者立場的對立，反映了廣大群眾對新自由主義并不認可。網友@music-dog 說：“張維迎提倡取消一切形式的產業政策，也就是說取消一切政府干預，完全市場化。在我們這個大國可能嗎?完全市場化，老百姓連藥都吃不起，誰還愿意生產幾分錢或幾毛錢利潤的廉價藥?”網友@凌風聽雨g 說：“張維迎的觀點是無政府主義社會思潮在經濟領域的翻版。在當今資本財團欲壟斷世界經濟乃至人類社會的大背景下，其主張無疑是要把人類社會交給國際資本財團來主宰。”

      各大社交媒體的網民評論關注的焦點，在是否同意“全面自由化、市場化”的問題上。微博網友@minepower說：“不管怎么樣演變，要以中國國情背景原則為基礎，民生經濟必須由國家政府主導，而非所謂西方倡導的自由化經濟!這才符合國人的基本利益!”網友@懶蟲---橙二妹說：“中國實現完全自由化，目前行不通，將來也不一定能行。我的觀點是，有為的政府掌握部分重要產業，其他產業在有為政府的調控下相對市場自由。走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道路。”網友@文軍書屋評論說：“引入資本主義經濟制度，不但與中國傳統文化發生了激烈的沖突，更與社會主義政治理想發生了嚴重的背離。”

      廣大網民更認可社會主義制度能保障民生、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微博網友@may_-2012- 說：“如果解決不了基本社會福利的經濟發展，設想應該已經失去了爭論的意義。”網友@法家唧唧歪歪的導演說“所謂經濟學家能認清經濟本質嗎?……以大眾為根本制定經濟以及企業政策才會有正確方向。”

      對于人民群眾來說，經濟改革不僅事關經濟增長，也關系到家國命運。其關鍵之處在于，國民經濟的主導權應當始終掌握在代表人民利益的黨和政府手中，任何改革都應當以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為出發點和落腳點。

      可見，網民認為，林毅夫代表了人民群眾的心愿。

      對論戰的短評

      (1)“市場vs政府干預”之爭起源于19世紀的“自由貿易vs市場保護”之爭，這是追趕型國家運用政策力量扶持本國幼稚工業，向先進工業國博弈的理論表現，這一國家間的博弈延續至今。當代世界科技進步和產業更新加快，其中包含著發達國家間爭奪科技-產業制高點的競爭，以及后發國家追趕先進的競爭。為實現這一國家目標，各國都在市場經濟的大環境下，采用不同政策手段，促進關鍵領域的科技-產業進步，這和發揮企業家作用并無矛盾。大量事實說明，當代各國政府對經濟的干預早已超出“宏觀調控，市場秩序”的范圍。理論必須服務現實的需要。

      (2)一些自由派學者堅持主張西方市場化理論，而對“完善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這一全面深化改革的總目標，則語焉不詳。張維迎說“中國過去30年的經濟成就是因為政府管的越來越少……目前的很多問題是改革不徹底造成”，批評“中國目前彌漫著過度自信的氣氛，反對普世價值”。徹底否定建國初30年成就，是自由派的共同預設前提;徹底抹黑和否定政府作用，則是他們和眾多媒體聯手聲討產業政策的本意。

      (3)一些學者的討論缺乏林毅夫等學者的國際視野和歷史觀，片面糾結于國內改革、聚集于“市場化、反壟斷”，看不到現實的國際競爭態勢和國家總體發展目標，以及現實對改革政策的需求。由于缺乏對技術-產業的系統知識，他們也就無法對“是否需要、如何實施”產業政策問題作出深刻的判斷，只是局限于“市場、產權”范圍的爭論。而研究產業結構的學者多置身爭論之外。

      (4)十八屆三中全會決議提出，要“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和更好發揮政府作用”，體現了辯證的經濟觀。近幾年，習近平總書記多次對國企改革作重要指示，如2016年7月，習近平同志強調“國有企業是壯大國家綜合實力、保障人民共同利益的重要力量，必須理直氣壯做強做優做大，不斷增強活力、影響力、抗風險能力”。

      耐人尋味的是，在習近平主席講話一個月后，“廢除產業政策”的聲音就冒了出來。這次爭論由眾多媒體和自由派學者聯手炒作、借題發揮，力挺“市場化、自由化、私有化”，形成一邊倒的輿論態勢。“學術之爭”看不到理性，而是新自由主義思潮的集中發泄。爭論的中心再次轉向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的方向之爭，這也是要不要堅持社會主義道路之爭和社會主義制度之爭。

 

      【來源：摘錄自《經濟導刊》2月刊 作者：<經濟導刊>編輯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