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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導讀］:全球化引發超大規模高頻物流、人流和信息流，而這一切離不開貨幣這一中介的普遍化、高級化。在貨幣資本所有者主導的全球金融資本主義時代，貨幣不再只是金融，不再只是經濟，而且還是政治，是治理，是秩序，是生活。貨幣金融學和貨幣經濟學已經不足以滿足當代對貨幣知識和駕馭貨幣的需求。貨幣政治學和貨幣政治經濟學成為亟需發展的學科。退役空軍大校、北京航空航天大學戰略問題研究中心主任王湘穗教授開創性地撰寫《幣緣論——貨幣政治的演化》一書，指出幣緣政治是當代政治核心，提出幣緣、幣緣政治、幣緣圈、幣緣理性、幣緣秩序等新概念，力圖建構幣緣政治學說的理論架構；以幣緣的歷史發展和現實演化為主線，對資本主義世界體系500年重新梳理，為新型全球化探索新道路。本公號特轉發該書“序言”，以期引發進一步的討論。

2003年4月，我與幾位友人一道研討伊拉克戰爭及戰后國際形勢，在討論中提出“幣緣”概念。當時我們的判斷是，美國攻打伊拉克絕不是為了其宣稱的消除大規模殺傷性武器，也不只是爭奪石油利益或中東的地緣政治，而更多的是為了鞏固世界貨幣體系的控制權。因此，應該用“幣緣”的新框架去觀察和研究虛擬資本主義時代的世界大格局。其后，我們還就虛擬資本主義階段的種種現象和規律做過多次研討，正是這些討論推動了我對幣緣問題的研究。

2004年，我退役離開軍隊，受北京航空航天大學校長李未院士的邀請，到該校組建戰略問題研究中心。學校良好的學術研究環境，使我可以集中精力對幣緣問題進行深入思考。其后幾年里，作為初步成果，我陸續發表了幾篇研究幣緣的論文，在學界引起了積極的反響。這一切，堅定了我撰寫有關幣緣專著的決心。

貨幣原本是人類創造出來造福自身的工具，它與從貨幣中演化出的資本一樣曾具有“偉大的文明作用”，然而它們卻漸漸異化為人類社會的主宰。作為以貨幣為中介的等價交換中生成的互利合作關系，幣緣也隨之演變成為階級乃至國家之間的支配性關系。研究幣緣，不是趨炎附勢、做掉進錢眼兒里的文章，而是針對金錢與資本帶來的問題，探索能夠幫助人類社會擺脫其控制的思路與方法，找到讓惡之花轉結善果的條件。

幣緣與貨幣是伴生現象，人們對貨幣有大量的研究，而對由貨幣產生的社會關系——幣緣，卻缺乏系統的認識。這種現象在學術領域并不是孤例，比如地理和地緣就是如此，人們對地理現象早就有豐富而深入的認知和研究，而提出地緣政治學說則是近代的事。這種狀況，讓我對幣緣的研究過程既艱辛又愉悅。艱辛在于，有許多著作中或多或少都會涉及幣緣現象，而專門探討貨幣社會性、貨幣與政治的著作卻很難找到，這使我像在品位不定的礦脈里作業的礦工。愉悅則在于，我心里清楚地知道，每一點心得和每一篇文章都在填補人們對此認知的空白。

回首十余年的研究與寫作歷程，我內心對許多人充滿感激之情。首先要感謝的是李未院士，他推薦我到北航做戰略研究，使我在退役后能夠享有自己所喜歡的學者生涯。王建是我國最早把虛擬經濟問題與國際政治聯系在一起研究的學者，與他交流讓我深受啟發，他的研究成果總是慷慨地供我使用，每念及此我都深懷謝意與敬意。張文木教授向我推薦他學術寫作的“織毛衣法”，即專著的寫作要像織毛衣一樣，天天要織卻不必趕工。這一方法幫助我順利完成本書的寫作，也避免案牘勞形之傷。為此，還要特別感謝我的中醫朋友姜維民大夫，在這十年中我曾多次為病痛所困，經他妙手醫治，不僅使我恢復了健康，更保持了旺盛的精力。學術創新，難在發表。在此我要感謝《現代國際關系》的林利民主編，他最早為我刊發幣緣研究的系列文章。我還要感謝中國戰略思想庫的同仁，多年來與他們對虛擬資本主義現象的跨界討論，使我獲益良多。初稿完成后，丁寧寧和張文木通讀書稿，提出重要的修改意見，對此我心懷感激。我還要感謝中信改革發展研究基金會的資助，感謝孔丹理事長以培養中國學派為己任的宏愿與努力；也感謝季紅女士的大力推薦，使《幣緣論》一書得以忝列《中國道路叢書》之中。感謝所有關注此書寫作的朋友們，你們的鼓勵使我備感溫暖，并能在馬拉松式的寫作過程中堅持到終點。

所謂幣緣，是指以貨幣為媒介而形成的社會關系。而幣緣政治則是這種關系在政治領域的體現。在本質上，幣緣是一種權力關系。無論是在歷史、現實，甚至是未來，幣緣對人類社會都具有久已存在、卻往往被忽略的重要影響。

全球性幣緣是世界資本體系的產物，經歷了不同的歷史發展階段。在金融全球化的當代，幣緣已成為左右世界經濟與政治乃至影響整個國際社會的關鍵性因素。以幣緣圈為核心的共同體建設，正在改變單一國家主導世界的局面，為新型全球化開辟道路。

本書提出幣緣概念并探索建立相關的理論框架，目的是推動人們關注并有意識地去觀察和研究這一重要的社會現象。貨幣政策是一切經濟政策的重心——弗里德曼的這一看法，揭示了金融資本主義時代經濟政策的本質。我們可以就此延伸——幣緣政治是當代政治的核心。

可用三句話作為本書的概括：幣緣是曾經影響歷史并仍在左右當今世界的要素；幣緣是管控資本的重要工具；幣緣是舊秩序向新秩序過渡的中介。

歷史與現世的幣緣樞紐

幣緣是人們在貨幣交換過程中形成的社會關系。它是久已存在，卻長期被人們所忽略的一種重要的社會現象。與一般體現在個體間的金錢關系不同，幣緣主要反映著貨幣體系與群體、國家之間的互動式關系。在長期的歷史進程中，基于國內貨幣體系的幣緣，曾經對國家政治和社會生活產生過重要影響。隨著資本主義世界體系的擴張，國際貨幣—資本體系衍生出的幣緣成為國際社會的重要關系。在金融全球化的當代，幣緣已成為左右世界經濟與政治乃至影響整個國際社會的關鍵性因素。

幣緣是推動人類文明進程的重要力量。作為從貨幣中派生出來的一種社會關系，幣緣推動人們的分工合作從生產領域向社會領域延伸，從而形成更廣泛、更持久的社會聯系。與貨幣功能主要體現在經濟領域不同，幣緣所反映的不僅是人們相互間因金錢而產生的社會關系，更是整個貨幣制度體系與國家、民族等巨型社會組織之間支配與合作的政治性關系。它對人類社會發展和文明的演進，產生著重要作用。

一個時代有一個時代的幣緣。在漫長的歷史進程中，幣緣對社會的經濟、政治、文化的影響在不同歷史階段有著不同的作用。在農耕、游牧經濟占據經濟主導地位的時代，社會的主要財富形態并不是貨幣，擁有較多貨幣的商人階級，在社會上的地位并不高，甚至還會受到政府和社會的抑制。幣緣在此時并不是主要的社會關系，對國際社會也不具有決定性的影響力。

白銀推動的全球性交換，產生了全球性幣緣，開啟了全球化的新時代。控制美洲白銀的歐洲，通過控制全球貿易所需的世界貨幣，逐漸獲取了對世界其他地區的全面優勢。歐洲在白銀世界貨幣化基礎上實現了白銀資本化，發展出了以資本持續增殖為目標的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此時的貨幣與資本，不僅成為財富的代表，也成為權力的服務對象甚至成為權力本身。幣緣被基于資本力量的政治關系所主導，發展出為資本增殖服務、具有強烈排他性的社會控制力。在一國之內，幣緣表現為資本家階層對其他階層的支配性關系；而在國際領域，幣緣則演變為資本主義國家與其他國家之間的權力關系。英國正是通過黃金的世界貨幣化和資本化的金本位制，獲得了對世界貨幣體系、貿易體系和生產體系的支配權，為日不落帝國奠定了基礎。

幣緣在推進資本主義世界體系的進程中發生了由公平關系到等級關系的政治異化。貨幣和幣緣的政治化，即是擁有貨幣財富的階層、國家推進的財富權力化過程。如果這一過程不受到來自社會和其他國家的有效制約，將導致幣權的全球性暴政。當資本主義成為世界性體系之后，政治化的貨幣與資本成為支配全球社會的主要力量，幣緣亦演變為國際政治舞臺上新的權力杠桿。

在貨幣的金銀本位時代，獲取更多金銀形態的貨幣，是資本主義國家占據世界經濟高地、進而支配世界的不二法門。曾經的西班牙帝國、荷蘭王國、大英帝國和今天的美國，都是通過先控制更多金銀，繼而獲取世界貨幣體系的支配權，然后成為世界體系主導國家。在美國關閉美元兌換黃金的窗口后，世界各國的貨幣相繼擺脫實物之錨，世界貨幣體系進入信用貨幣時代。貨幣性質的重大改變，引起了幣緣領域的深刻變化，以金銀多寡決定貨幣權力大小的傳統被徹底顛覆。

貨幣的基礎由實物變成了國家主權信用，這意味著國家信用成為貨幣價值的基本保障。然而，“國家信用”并不會自動成為“國際信用”，要完成這一演變，國家需要擁有支配國際社會的力量。只有有能力控制國際經濟、政治與安全秩序的國家，也就是擁有世界性霸權的國家，才有可能向世界市場提供主權信用貨幣。幣權與霸權相互支撐、融合，合二為一。發鈔成為獲取財富的最便捷方式，貨幣霸權成為最重要的權力。在少數國家的主權信用貨幣充當世界貨幣的制度框架下，產生于霸權國家貨幣體系的幣緣，成為這些國家剝奪其他國家經濟成果的工具，體現為支配與被支配的權力關系。

盛極而衰。在30多年時間里，金融資本為了實現更多、更快的贏利，不斷將實業轉移到外圍國家，而全力投入金融游戲中。過度膨脹的金融衍生產品，透支了貨幣霸權國家的最后一點信用。自華爾街2007年引發世界性危機之后，盛極一時的美元霸權已經越過權力的巔峰，開始進入漫長的下滑軌道。那種利用國家和超國家信用大量發行虛擬資本，再用虛擬資本進行投資獲得超額收益的經濟模式，也陷入難以延續的困境。依靠金融衍生資本支撐的幣緣權力，也在逐步衰減。在一次次危機的沖擊下，幣緣權力的杠桿已然從華爾街豐腴卻衰老的掌中滑脫，開始落入實體經濟國家筋骨粗糲的手中。

貨幣與幣緣本應成為促進公平貿易，維持平等合作的紐帶。然而，在虛擬資本主義時代，貨幣與幣緣卻成為金融衍生資本獲取最大化利潤的重要杠桿。如今虛擬資本主義正進入危機時刻，世界貨幣體系正在重構，幣緣有望成為實體經濟國家維護自身利益的工具，同時也成了人們控制和把握歷史進程的樞紐。幣緣主導權的歸屬，關乎全球性的利益分配，也關系到未來世界秩序如何去構建。在當代，金融創新與貨幣體系太重要了，以至于不能將它們僅賦予市場或銀行家和金融機構去管理，而須由國家和區域共同體的最高領導層來掌控。這一做法應成為幣緣政治的原則。目前關于幣緣主導權的博弈，正在圍繞商品定價權、資產評估權、貿易規則制定權、國際關鍵貨幣的構成與權重等多個領域展開，這些領域的爭奪已經成為國際政治的新焦點。如何通過建立新的全球貨幣體系來更加公平地分配世界的財富與權力，是當代國際政治的核心。

從白銀、黃金、金匯兌到美元本位的歷史證明，交換工具——貨幣的創新，將會導致世界交換樣式的改變。對于歷史進程，貨幣的創新具有不亞于生產工具創新的作用。每一個率先做到了這一點的國家和地區，都通過控制世界交換而控制了世界。可以推論，在區塊鏈技術顛覆傳統貨幣的當代，新的交換工具會徹底改變價值交換的樣式。更加重要的是，由新貨幣生成的新幣緣將使人類社會發生重大的改變——在充滿紛爭的國際領域達成兼顧彼此利益的共識，進而推動超越資本—民族—國家的互惠合作，催生新的全球秩序。

需要指出的是，忽略或過度突出幣緣因素都是思想的偏狹。幣緣是影響當下及未來世界體系演變的關鍵因素之一，卻不是決定歷史前進方向的唯一要素。人類社會中的血緣、地緣、宗教信仰、語言文字、技術進步等諸多傳統的或新生的因素，依然對社會的演變有著重要的影響。同樣，國際政治的其他要素對幣緣也具有重要的影響力。

歷史總在走合力線。所有因素疊加及彼此間復雜互動的綜合性結果，才決定著歷史的真實走向。因此，我們不能忽略有可能會影響歷史走向的重要因素，也不應過度推崇包括幣緣在內的任何單一因素。

管控資本的重要工具

與貨幣一樣，資本也是人類發明的一種工具。對貨幣與資本有過深入研究的馬克思認為，貨幣是具有實用價值的一般等價物，而資本則是“能夠帶來剩余價值的價值”。根據他的研究，剩余價值源于勞動者的剩余勞動，這意味著資本的增殖源于對勞動者剩余價值的占有。正因為如此，馬克思對資本和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始終持堅定的批判態度：“資本來到世間，從頭到腳，每個毛孔都滴著血和骯臟的東西”，“資本是死勞動，像吸血鬼一樣，必須吸收活的勞動，方才活得起來，并且吸收得愈多，它的活力就愈是大”。馬克思也看到，資本作為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核心要素，具有促進社會生產力發展的作用，這構成了“資本的文明面”。

資本所具有的文明和反文明的二重性，使人們一方面利用資本來促進生產，另一方面又在編織防范資本的籬墻，試圖阻止資本干預人們的生活，尤其是限制資本進入政治領域演變成對社會的支配者。然而，當資本發展成為資本主義，成為人類社會的基本生產方式時，就不可避免地會發展成為一種社會制度，甚至會衍生出一整套意識形態及行為規范：由資本建立的工廠和租用的寫字樓，在不斷塑造維系資本增殖所需的藍領和白領勞動者；資本創建的學校在批量化生產勞動后備大軍；資本控制的媒體，決定社會可能得到什么樣的信息、看什么樣的電影和電視節目、欣賞什么樣的藝術和擁有什么樣的美感；資本提供的政治捐贈，決定什么樣的政治家可以在選舉中獲勝，什么人將會被淘汰出局；資本力量決定了什么樣的法律可以通過或廢除，什么樣的律師可以贏得訴訟；資本的資助決定科學家進行什么樣的研究，而技術成果是被迅速推廣還是被束之高閣也取決于資本對其贏利前景的判斷；軍事工業—資本集團，塑造著暴力的形態和作戰樣式；金融資本集團則決定著世界的和平與戰爭。資本不僅成為社會的支配者，也成為世界乃至地球生物圈的支配力量，這導致了日益嚴重的生態問題。進入金融資本主義時代，資本越來越多地表現出摧毀社會生產力和奴役人們的反文明一面。

在經歷數百年的擴張之后，資本主義體系已經涵蓋全球，資本通過對西方國家特別是對世界體系主導國家的控制，實現對世界其他地方和國際社會保持著決定性的影響力。資本的權力無處不在。在資本主義世界體系邊緣地帶的大量貧窮國家和民族，成為維持資本不斷增殖和發達國家持續繁榮的基礎。正因為如此，資本統治世界而導致的絕望，成為世界性恐怖主義和文明沖突之源。

最早認識到資本主義弊端的馬克思，提出以階級斗爭的方式建立無產階級專政，摧毀資本主義制度，建設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社會。作為推動了延續百年、波及全球社會運動的馬克思主義，無疑是一種對世界近當代歷史影響最大的思潮。近年《資本論》在全球熱銷，說明其至今仍保有強大的生命力。從社會實踐的情況看，無產階級斗爭的確抑制了資本的殘酷積累，與虎謀皮般地在歐洲廣泛建立了社會民主主義的福利化社會，并在一些地區建立了具有各自特色的社會主義國家。盡管現代資本主義福利化社會的成本，在很大程度上轉移到邊緣地帶國家，而社會主義實踐還局限在一定地域，但還是在一定時空范圍遏制了資本的惡性膨脹。

現代西方學者也認識到必須抑制資本。在蘇珊斯特蘭奇看來，要冷卻已經膨脹起來的全球賭場，恢復因失控而陷入無序的金融體系，可以開出諸如通過國際合作清理債務或改革國際貨幣金融組織等許多“處方”。然而，要讓“處方”可行，首先要從轉變華盛頓的觀念開始。因為美國現在實際上控制著全球體系，如果沒有美國的同意，國際組織采取的行動就沒有權威。可問題在于，已經被金融資本控制、高度依賴于金融市場及其利潤的美國，如何才能抑制資本的貪婪，控制“大到不能管”的金融資本和金融機構？諸如給飛快旋轉的資本之輪加點沙子的“托賓稅”，或者是皮凱蒂征收資本累進稅的主意，都有勸誡資本“回頭是岸”的善良愿望，卻都難以實施。稅收是政治，無法離開強力的保障。索羅斯在《改革全球資本主義》一書中則提出要管制全球金融市場，因為金融資本比其他資本更具流動性，它可以輕易地削弱國家對資本征稅和管制能力，使世界更加不公平。然而，全球金融秩序的不穩定性尚沒有制度性的解決辦法。他的建議是人們要放棄市場原教旨主義和廢除國家貨幣。另一些在國際金融體系中有長期實際工作經驗的實務決策者和著名經濟學家提出了另一種選擇——“受控制的解體”——即世界經濟體系退回相互隔離的狀態。這些看法與建議存在著共同的弦外之音——現存的秩序難以延續。雖然這類看法自提出后就飽受爭議，卻日漸成為一種代表性意見。

管控資本，首先在于要從政治上對金融資本尤其是衍生金融資本進行必要的限制，其中也包括對金融市場的管控。根據波蘭尼的觀點，市場應該嵌入社會，而不能成為分裂社會的因素，更不能替代或主導社會。資本市場也是如此，它應該在社會的有效管理下，服務于實體經濟和社會的發展。金融衍生資本具有自我膨脹、無限榨取社會肌體資源的傾向，這使其成為人類社會之癌。在管制全球金融資本和金融市場的過程中，政府必須發揮政治作用，要利用公權力對資本、市場進行必要的管控，通過法律、政策、稅收等多種手段，防止金融衍生資本成為社會的主導、成為控制人類的異己力量。

管控資本還應發揮幣緣所具有的內在約束力。資本的增殖必須通過交換，而貨幣是交換的基本工具，幣緣作為從貨幣和資本中衍生出來的社會性因素，對貨幣與資本具有內在的節制作用，并在不斷對過度膨脹的資本進行著對沖。這是因為資本的增殖，無論如何虛無縹緲，都必須使用貨幣及衍生工具，因而無法脫離具有社會性的幣緣來實現。華爾街的金融衍生資本，無法擺脫美國法律、政府政策、議員態度的影響，而這些與美國的就業、輿情、媒體、理念緊密聯系，“占領華爾街”的街頭運動、總統參選人對華爾街的批判，包括產業資本家在內的億萬人的實際社會生活和精神世界，甚至自然界對資本極度擴張帶來的災害性反應也會對資本產生節制作用。盡管金融衍生資本在很大程度上擺脫了地理因素和國家的羈絆，卻無法徹底割斷所有的社會關系。幣緣中所蘊含的社會性，依然是阻止金融衍生資本走向極端化持續積累的最重要制約因素。

幣緣因素對金融衍生資本的制約，還體現在幣緣圈的出現。幣緣圈是多元貨幣體系的空間形態，是對資本主義世界體系的重構。通過組成幣緣圈，可以約束單一貨幣體系的影響范圍，使其不能獲得全球性的絕對權力。隨著中國等新興市場國家的崛起，開始出現了以人民幣等發展中國家貨幣作為國際貿易結算貨幣和儲備工具的新趨勢。特別是人民幣跨境支付系統（CIPS）的建立，使發展中國家的貨幣體系可以擺脫由發達國家控制的國際結算系統，獲得了全球化背景下的金融獨立性目前的全球金融結算主要依靠環球銀行金融電信協會（SWIFT），這是國際銀行間非營利性的合作組織，卻是由西方發達國家主導和控制的金融交易網絡。。以此為基礎建立的泛亞區域的幣緣圈，可以與其他幣緣圈一道對全球金融資本進行有效制約，為人類社會找尋一條擺脫資本控制與剝奪的組織化路徑。

毫無疑問，面對本性難移的資本和高度復雜的人類社會，沒有包治百病，包打天下的法寶。發揮幣緣的社會性功能，只是管控資本的諸多工具之一。歸根結底，幣緣是緣而不是因。正因為如此，以幣緣管控資本要做到不過與知止。我們不能徹底否定資本、虛擬資本對經濟發展的積極作用，而是要抑制資本的貪婪本性，不可將資本增殖作為社會唯一或優先的經濟目標，防止資本控制經濟發展的主導權并獲取對社會的支配權。

知進者雄，知止者圣。知道并發揮幣緣的作用，不是件容易的事情；而要認識幣緣的局限，則更加困難。

全球新秩序的中介

幣緣產生于貨幣，自然與貨幣有相通之處；兩者是相互聯系亦有區別的因緣關系。貨幣是商品的一般等價物，是方便交易的媒介，是人們彼此信任與合作的物化載體，是幣緣之因。人們之間的每次交換，既是人們之間的利益博弈，也是交易雙方對共同價值的確認過程。在交易之中，就產生了超出經濟范疇的價值觀認知與交流。捆綁不成夫妻，強迫不是買賣。一次成功的交易，往往就是一次伴隨著兼顧彼此并相互認同的社會交流，就是對信任的一次強化。交易是人們自愿和他者進行勞動交換的行為，是勞動的社會化過程。人們之間每一次交換的出發點雖是為了滿足個體需求，而交易的結果卻是在完成一次互利合作的行為，人們因此形成了一種合作關系——這是由幣而生的緣。

幣緣是人們在合作實踐中形成的社會關系。進行交換的人們，必須進行價值的通約，這就需要對共同價值尺度達成認同。每次對共同價值的確認都伴隨著一次互利合作的實踐，而每一次互利合作的實踐也在強化共同價值的認同，這一過程既在鞏固經濟性聯系，也具有增加人們之間認同和聯系的政治意涵。通過對資本的抑制，人們之間的每一次交易，都是對交流合作的一次強化；千萬次不斷重復的互利合作，將會在不同人群之間建立起信任感，并升華為具有共識性的價值認同，逐步發展出相互信賴、持久合作的關系；基于信任的合作，是建立秩序的重要前提。幣緣通過人們持續而頻繁的相互作用，雖緩慢卻堅韌地推進著人類共同體的形成。這是幣緣能夠成為社會秩序中介的原理，其中也蘊含著全球治理的新邏輯。

幣緣理性的核心，是基于共識的交流與合作。幣緣的作用，就在于維持人們之間持續的互動，鞏固社會的互利合作關系。在貨幣經濟不占社會主導地位的時代，幣緣是一種潛移默化的弱政治現象，主要體現在推動社會間不同人群交流和不同體系社會間的合作，促進“跨體系社會”間的和平相處。在人類共同體從氏族、村鎮等小單元向城市、國家等更大社會單元發展的歷史進程中，幣緣曾經是權力的杠桿，也是擴展人類共同體規模的重要工具。即使在不同文化、宗教、種族的背景下，幣緣亦起著打破阻礙，化解對立，促進彼此認同的作用。幣緣既是國家間利益博弈的工具，又是國際社會彼此聯系的紐帶，是形成國際秩序的中介。同樣，在幣緣政治中不僅存在著博弈，也包含著合作。

幣緣的哲學，是承認世界多樣性和多樣性有條件的統一，而幣緣則是多樣社會統一的重要條件。歷史上幣緣的每一次重大變化，往往導致舊秩序的瓦解和新秩序的誕生。在全球新秩序的建構過程中，幣緣可以發揮重要的中介作用。在洲域內部，幣緣可以促進各國之間互動交流，培養合作習慣和提高相互認同；在洲域和幣緣圈之間，幣緣可以通約不同利益，尋找彼此間的最大公約數，減少對抗，擴大合作。

從現代技術的發展和歷史演變的趨勢看，去中心化的時代正在來臨，以某一國家作為世界財富與權力中心的帝國式體系難以再延續。未來世界的發展前景將不會再是傳統權力轉移式的霸權更迭，金字塔式世界結構將被突破，取而代之的將是網絡節點式國家和洲際共同體為基礎的新體系。分布式的洲域共同體，是多個獨立自主又能互利合作的國家，以共同安全和共同發展為目標組成的超國家組織。它將與各種非政府的社會組織一道，構成趨向于合作最大化的全球可持續發展的世界體系——這是人類真正走出叢林世界的全球新秩序。

幣緣是新秩序的黏合劑，幣緣理性幫助人們實現交流、恢復信任和形成新認同，它能夠促進國家間的合作與交流，促進洲域共同體的形成，還可以進而引發新一輪的全球化。在趨于瓦解的舊秩序與尚在建構的新秩序之間，幣緣是連接彼此的紐帶。新的國際貨幣體系是新幣緣的基礎，人們在建構未來全球秩序的時候，務必高度重視多元貨幣體系的構建，各國和世界的領袖們必須親自參與設計和推進，而不能將其交付于金融資本家或金融專家。對于今天的人們來說，尤要警惕和抵御在金融資本支持下發展起來的軍事力量，防止它們運用先進的暴力技術和通過制造危機來破壞世界的總體和平環境，以期逆轉國際金融資本集團正在衰落的趨勢。

也許在這次全球秩序的轉化中，我們可以幣緣為中介，在舊體系與新秩序的鴻溝間搭建溝通彼此的橋梁，讓高傲的山巔之國從權力金字塔的頂端，以食利國的身份一步步優雅地落入凡間——一個多元多樣、彼此兼顧、共生共在的世界，而不必重蹈打碎世界再重新建設的覆轍。

盡管這很難，卻值得一試。因為對于人類來說，合作優于對抗。通過交易分享利益，總比相互廝殺要強。

本文摘自《幣緣論：貨幣政治的演化·序言》（王湘穗著，中信出版社2017年版），標題為本公號編輯所制。注釋從略。圖片來源于網絡。

王湘穗 / 北京航空航天大學戰略問題研究中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