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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來，關于中國共產黨成功的原因，出現了各種各樣的新解釋，在一定程度上展現了歷史進程的多面性和多樣性。然而，如果從中共本身去考察，其成功的原因 可能遠沒有那么復雜。革命是干出來的，了解一下中共是如何開展工作的，可以更直觀地理解其為何在面臨那么多問題的情況下還能取得成功。在黨的日常工作中， 起作用的主要是工作方法，其形成的一套自上而下的工作方法，具有明顯的現代性；如果從近代中國轉型的角度來看，甚至可以說是一個獨特的創造。

《黨委會的工作方法》是毛澤東1949年3月13日在黨的七屆二中全會結束時所作的結論的一部分。當時，全國革命勝利在望，中國共產黨即將由一個革命黨 轉變為執政黨。毛澤東充分認識到這是黨的一個關節點：“從現在起，開始了由城市到鄉村并由城市領導鄉村的時期。黨的工作重心由鄉村移到了城市。”（《毛澤 東選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27 頁）面對新的任務、新的問題，“我們熟習的東西有些快要閑起來了，我們不熟習的東西正在強迫我們去做。這就是困難”。（《毛澤東選集》第4卷，第1480 頁）他形象地把進入北平比喻為“進京趕考”。能否考及格，能否不當李自成，在他看來，關鍵在于能否保持并進一步發揮黨的正確領導。而要發揮正確領導作用， 作為各地區各領域最高領導機關的黨委會，其工作方法乃是關鍵中的關鍵。

一、集體領導和個人負責

《黨委會的工作方法》的核心內容是堅持民主集中制，一、二、三、四、十條，講的都是這個問題。但是，集中講得少，民主講得多。在毛澤東看來，民主既是一種制度，又是一種方法。黨委會本身就是一個實現民主的機構，其最根本的工作方法即是充分地實現黨內民主。

體現民主的一個重要方法是少數服從多數，黨委會中書記和委員之間就是這個關系。“黨的委員會有一二十個人，像軍隊的一個班，書記好比是‘班長’”。 （《毛澤東選集》第4卷，第 1440頁）但是，這個“班長”不同于軍隊的班長，最大的不同是要堅持民主的原則。書記要當好“班長”，即是要善于發揮各委員的作用，加強集體領導。正如 他在七大上曾說的：“一個人搞不完全，要依靠大家來搞，這就是我們黨的領導方法。”（《毛澤東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398 頁）1948年9月，他還為中央專門起草過一個關于健全黨委制的決定，其中指出：“黨委制是保證集體領導、防止個人包辦的黨的重要制度。近查有些（當然不 是一切）領導機關，個人包辦和個人解決重要問題的習氣甚為濃厚。重要問題的解決，不是由黨委會議做決定，而是由個人做決定，黨委委員等于虛設。委員間意見 分歧的事亦無由解決，并且聽任這些分歧長期地不加解決。黨委委員間所保持的只是形式上的一致，而不是實質上的一致。此種情形必須加以改變。”（《毛澤東選 集》第4卷，第1340頁）

其實，容納和接受批評，是發揚民主的另一個重要方法。毛澤東說：“我們都是從五湖四海匯集攏來的，我們不僅要善于團結和自己意見相同的同志，而且要善于 團結和自己意見不同的同志一道工作。”（《毛澤東選集》第4卷，第1443頁）領導機關和領導人物要不犯錯誤，關鍵是要善于聽取和采納各方面意見特別是反 對意見。在某種程度上，營造批評的環境是促使黨的政策正確的一種工作方法。1960年12月，毛澤東向人講，批評就是幫助，對人是有好處的。“我們之間， 進行批評幫助都是好意。就是明明知道某些批評是惡意也要聽下去，不要緊嘛！人就是要壓的，像榨油一樣，你不壓，是出不了油的。人沒有壓力是不會進步的。” （《毛澤東談從歷史文化中學習工作方法二十則》，《黨的文獻》2008年第1期）

在黨的八屆七中全會上，毛澤東批評有些領導，根本不同人家商量，不大愿意聽不同的意見，只愿聽相同的意見。與相同的意見謀得多，與相反的意見謀得少。 “要多謀。什么叫多謀呢？你聽聽人家不同的意見嘛。”（《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4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8頁）對此，毛澤東 有很多以身作則的例子。1948年，當粟裕對中央軍委已經決定的“渡江作戰方案”提出不同意見時，毛澤東專門請他去說明，最后采納了他的意見。1949 年，當毛澤東主持“國旗”方案的討論時，本來他已經對另一種方案有了一定的傾向。但是，當聽到張治中的意見后，又重新組織討論，集合群智共識，最終確定了 “五星紅旗”方案。

對于民主集中制，毛澤東還有另一個說法，即多謀善斷。多謀，就是民主；善斷，就是集中。毛澤東多次談到三國時曹操的謀士郭嘉。在1959年3月召開的鄭 州會議上，他說，郭嘉給曹操出了很多好主意，如打呂布、打袁紹、打袁紹的兒子袁潭和袁尚，都取得勝利，曹操稱贊他：“平定天下，謀功為高。”可惜他38歲 就死了。赤壁之戰時，曹操想他，說這個人在，不會使我處于這種困難境地。《三國志·郭嘉傳》值得一看。在鄭州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毛澤東再次講到：“多 謀善斷這句話，重點在‘謀’字上。要多謀，少謀是不行的。要與各方面去商量，反對少謀武斷。商量又少，又武斷，那事情就辦不好。謀是基礎，只有多謀，才能 善斷。謀的目的就是為了斷。要當機立斷，不要優柔寡斷。”（《毛澤東談從歷史文化中學習工作方法二十則》，《黨的文獻》2008年第1期）這很像古人所說 的“謀之以眾，斷之以獨，疏之以導，策之以勵”。在黨委會中，無論是民主還是集中，書記即“班長”的作用非常突出。能不能充分發揚民主，關鍵要看書記的素 養如何？所以，書記應該很好地進行學習和研究。

二、“彈鋼琴”與胸中有數

領導者不同于一般人，要眼觀六路、耳聽八方。面對各種復雜的工作，毛澤東提倡黨委的同志要學會統籌兼顧，對此他形象地稱之為“彈鋼琴”。“彈鋼琴要十個 指頭都動作，不能有的動，有的不動。但是，十個指頭同時都按下去，那也不成調子。要產生好的音樂，十個指頭的動作要有節奏，要互相配合。黨委要抓緊中心工 作，又要圍繞中心工作而同時開展其他方面的工作。我們現在管的方面很多，各地、各軍、各部門的工作，都要照顧到，不能只注意一部分問題而把別的丟掉。凡是 有問題的地方都要點一下，這個方法我們一定要學會。鋼琴有人彈得好，有人彈得不好，這兩種人彈出來的調子差別很大。黨委的同志必須學好‘彈鋼琴’。” （《毛澤東選集》第4卷，第1442頁）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矛盾的主要方面和次要方面是相互聯系、相互區別和相互轉化的。因此，在工作方法上不能顧此失 彼。

“彈鋼琴”要注意細節，一個音符錯了，整個曲子也就砸了。毛澤東做工作往往給人揮斥方遒、氣勢磅礴的感覺，其實他是非常注重細節的。在指揮一場戰斗之 前，甚至戰士碗里有沒有肉，他也要關注和囑咐。現在人們常說，細節決定成敗。毛澤東的成功，與其既能揮舞大刀又能弄繡花針，不無關系。

學會“彈鋼琴”，不但要心中有“譜”，而且還要胸中有“數”。鋼琴有多少鍵，每個鍵能彈出什么音符，必須了如指掌。解決矛盾，要深入到矛盾中去，特別是 要掌握與之相關的數字。毛澤東把胸中有“數”也列為一條重要的工作方法：對情況和問題一定要注意到它們的數量方面，要有基本的數量的分析。因為任何質量都 表現為一定的數量，沒有數量也就沒有質量。如果不懂得注意事物的數量，不懂得注意基本的統計、主要的百分比，不懂得注意決定事物質量的數量界限，一切都是 胸中無“數”，結果就不能不犯錯誤。（參見《毛澤東選集》第4卷，第1442 頁）

胸中有數的一個重要內容，是對成績和缺點有數。“要劃清正確和錯誤、成績和缺點的界限，還要弄清它們中間什么是主要的，什么是次要的。例如，成績究竟是 三分還是七分？說少了不行，說多了也不行。一個人的工作，究竟是三分成績七分錯誤，還是七分成績三分錯誤，必須有個根本的估計。如果是七分成績，那末就應 該對他的工作基本上加以肯定。把成績為主說成錯誤為主，那就完全錯了。”當然，即使取得了十分的成績，也不能驕傲，“力戒驕傲。這對領導者是一個原則問 題，也是保持團結的一個重要條件。就是沒有犯過大錯誤，而且工作有了很大成績的人，也不要驕傲”。（《毛澤東選集》第4卷，第1444、 1443頁）歷史上有很多因驕傲而失敗的例子。所以，在黨即將取得全國政權的歷史時刻，毛澤東清醒而明確地提出了“兩個務必”的要求：“務必使同志們繼續 地保持謙虛、謹慎、不驕、不躁的作風，務必使同志們繼續地保持艱苦奮斗的作風。”（《毛澤東選集》第4卷，第1438—1439頁）

可見，毛澤東對黨取得的成績是非常有數的。當然，這是建立在對歷史有數的基礎上的。對歷史有數，就會對未來有數。正是毛澤東這種對驕傲的高度警惕，使中共經得起勝利和成功的考驗，從而把事業順利地推向一個新階段。

三、“抓緊”與開會

在毛澤東看來，黨委對該做的工作一定要“抓緊”。“什么東西只有抓得很緊，毫不放松，才能抓住。抓而不緊，等于不抓。伸著巴掌，當然什么也抓不住。就是 把手握起來，但是不握緊，樣子像抓，還是抓不住東西。我們有些同志，也抓主要工作，但是抓而不緊，所以工作還是不能做好。不抓不行，抓而不緊也不行。” （《毛澤東選集》第4卷，第1442頁）據薄一波回憶，毛澤東自己“看準的事情，一旦下決心要抓，就抓得很緊很緊，一抓到底，從不虎頭蛇尾，從不走過場” （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上卷），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142頁）。王任重的日記記述了這樣一個工作實例：“這兩天，主席 寫了三封信，申述了他的主張，要各省開六級干部大會，看來，主席抓得很緊。”（《毛澤東傳（1949—1976）》（下），中央文獻出版社2003年版， 第921頁）

怎樣抓得緊呢？工作布置下去，不能認為就完成了。發揚民主和“抓緊”工作的一個重要內容，就是開好各種會議。黨委會行使職責的一個重要形式就是開會。黨 的各級機構和各種組織，“都必須建立健全的黨委會議制度，一切重要問題（當然不是無關重要的小問題或者已經會議討論解決只待執行的問題）均須交委員會討 論，由到會委員充分發表意見，做出明確決定，然后分別執行。地委、旅委以下的黨委亦應如此。高級領導機關的部（例如宣傳部、組織部）、委（例如工委、婦 委、青委）、校（例如黨校）、室（例如研究室），亦應有領導分子的集體會議”。（《毛澤東選集》第4卷，第1340—1341頁）日常工作中，“有了問題 就開會，擺到桌面上來討論，規定它幾條，問題就解決了”。（《毛澤東選集》第4卷，第1440—1441頁）

開會要事先通知，像出安民告示一樣，讓大家知道要討論什么問題，解決什么問題，并且早作準備。“在會議之前，對于復雜的和有分歧意見的重要問題，又須有 個人商談，使委員們有思想準備，以免會議決定流于形式或不能做出決定。”（《毛澤東選集》第4卷，第1341頁）有些地方開干部會，事前不準備好報告和決 議草案，等開會的人到了才臨時湊合，“兵馬已到，糧草未備”，這是不好的。開會的方法應當是材料和觀點的統一。如果沒有準備，就不要急于開會。

開會時，不要照本宣科，要充分發揮參會人員的作用。先把報告草稿發下去，請到會的人提意見，加以修改，然后再作報告。報告的時候不是照著本子念，而是講 一些補充意見，作一些解釋。這樣，就更能充分地發揚民主，集中各方面的智慧，對各種不同的看法有所比較，會也開得活潑一些。（參見《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 編》第15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7年版，第113—115頁）

每次會議時間不可太長，會議次數不可太頻繁，不可沉溺于細小問題的討論，以免妨礙工作。此間，講話、演說和寫決議案，都應當簡明扼要。（參見《毛澤東選 集》第4卷，第1341 頁）“凡是看不懂的文件，禁止拿出來。”（《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8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3年版，第196頁）“每次會有一個主題，其他問題也吹一 下。開會的時候吹吹閑話，引起興趣，接觸問題。”（《毛澤東關于領導方法和工作方法的論述》，《黨的文獻》2013年第5期）

黨的委員會須分別為常委會和全體會兩種，不可混在一起。同時，要大型、中型和小型會議相結合。（參見《毛澤東文集》第7卷，第356頁）這三種會議一般 指的是群眾大會、干部大會和領導班子會，把工作干好就得學會開這些會。“小型會議最好商量問題，我對小型會議很有興趣，時間不長，就地召開，這種形式最 好。”（《毛澤東關于領導方法和工作方法的論述》，《黨的文獻》2013年第5期） 

以上就是《黨委會的工作方法》的要點。從特定意義上說，中國共產黨取得的一切成就，無論是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還是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的成績，都得益于正確運用這十二條工作方法。然而，要每時每刻都能正確運用這些工作方法是不容易的，即使毛澤東本人也沒有完全做到，可以從一定程度上說，毛澤東和黨所犯的錯誤和所經歷的挫折往往與沒有正確運用黨委會的工作方法有關。由此也可印證，這些工作方法在黨的歷史上的價值。

中國共產黨的任何一級干部，都處于黨的各級組織即黨的委員會中。因此，黨委會的工作方法仍然具有非常重要的現實意義，值得黨的領導干部牢記于心。在任何工作中，只要把這些方法運用好，就會多成績，少失誤！

（據2016年第12期《學習活頁文選》，原載于《黨的文獻》，原標題《理解中國共產黨成功之道的一把鑰匙——<黨委會的工作方法>解析》，文章有刪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