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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中國的儒家、道家、禪宗中都有著“超凡入圣”的理想追求，而“超凡入圣”就必然有著一種“超越生死”的態度。它們的“超越生死”的態度雖不相同，但無疑對人們的“生死觀”有著重要的正面意義，人們定會從中得到提高精神境界的啟示。在我痛定思痛之后，我感悟到在我們先賢往圣所創造的儒家思想、道家思想和中國化的佛教禪宗思想中的“生死觀”，對我也應該對所有的中國人仍然是寶貴的財富。

　　
　　下面我將簡要地闡明我所了解的儒、道、佛的超越生死的觀念和途徑。
　　
　　（一）儒家的生死觀：道德超越，天人合一，苦在德業之未能竟。
　　
　　儒家生死觀的基本觀點是“死生有命，富貴在天”，因此，它重視的是生前，而非死后，孔子說：“未知生，焉知死。”生時應盡自己的責任，以努力追求實現“天下有道”的和諧社會的理想。人雖是生活在現實社會中的有限之個體，但卻能通過道德學問之修養（修道進德）而超越有限之自我，以體現“天道”之流行，“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孟子說：“存其心，養其性，所以事天也。夭壽不貳，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孟子·盡心上》）一個人如果能保存自己的本心，修養自己的善性，以實現天道的要求，短命和長壽都無所謂，但一定要修養自己的道德與學問，這樣就是安身立命了，可以達到“天人合一”的境界。這種“天人合一”的境界，是一種“不朽”的人生境界。因此，古之圣賢認為，雖然人的生命有限，但其精神可以超越有限以達到永存而不朽，所以有所謂“三不朽”之說：“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雖久不廢，此之謂不朽。”明朝的儒者羅倫有言：“生而必死，圣賢無異于眾人也。死而不亡，與天地并久，日月并明，其惟圣賢乎！”圣賢不同于一般人只在于他生前能在道德、事功和學問上為社會有所建樹，雖死，其精神可“與天地并久，日月并明”。這種不朽只是精神上的，它只有社會、道德上的意義，而和自己個體的生死沒有直接聯系。宋代張載《西銘》的最后兩句：“存，吾順世；沒，吾寧也。”人活著的時候應努力盡自己的社會責任，那么當他離開人世的時候是安寧的，問心無愧的。
　　
　　由此看來，儒家并不以死為苦，那么儒家的學者有沒有痛苦呢？照儒家看，從個人說，如果“德之未修，學之未講”是個人的痛苦；而更大的痛苦是來自其社會理想之未能實現，南宋的文學家陸游在他臨終前寫了一首詩留給他的兒子：“死去元知萬事空，但悲不見九州同。王師北定中原日，家祭無忘告乃翁。”（《示兒》）陸游在死前的痛苦不是為其將死，而是沒有能看到宋王朝統一南北。南宋末還有一位儒者文天祥，在他臨刑時的衣帶上寫著：“孔曰成仁，孟曰取義，唯其盡義，所以仁至，讀圣賢書，所學何事？而今而后，庶幾無愧。”文天祥視死如歸，因為他能以孔孟的“殺身成仁”、“舍生取義”的道德理想而無愧于天地之間。因此，對于儒家說，痛苦不在于如何死，而在于是否能做到“成仁”、“取義”。在儒家的生死觀念中，所感到痛苦的是“苦在德業之不能竟”。
　　
　?。ǘ┑兰业纳烙^：順應自然，與道同體，苦在自然之未能順。
　　
　　道家生死觀的基本觀念是“生死氣化，順應自然”。照道家看，生和死無非都是一種自然現象。老子討論生死問題的言論較少，他認為如果人不太重視自己的生命，反而可以較好保存自己，這和他所主張的“無為”、“寡欲”思想相關聯。他還說：“死而不亡者壽。”王弼注說：“身沒而道猶存。”照老子看，“道”是超越永恒的存在，而人的身體的存在是暫時的，如果人能順應自然而同于道，那么得道的人就可以超越有限而達到與道同體的境界，所以老子說：“從事于道者，同于道。”“同于道”即是“與道同體”，它是一種極高的人生境界，是對世俗的超越與升華。
　　
　　莊子討論生死問題比較多，在《大宗師》中說：“夫大塊載我以形，勞我以生，佚我以老，息我以死，故善吾生者，乃所以善吾死也。”生、老、死都是自然而然的，死不過是安息。進而莊子認為生死無非是氣之聚與散，所以《知北游》中說：“人之生，氣之聚也；聚則為生，散則為死，若死生為徒，吾又何患？”如果死和生是相連屬的，我對之有什么憂患呢！《至樂》載，莊子妻死，惠子往吊，見莊子“方箕踞鼓盆而歌”，惠子不以為然，但莊子認為生死就像春夏秋冬四時運行一樣，所以“生之來，不能卻，其去，不能止”（《達生》）。西晉的玄學家郭象對莊子的生死觀有一重要的解釋，他說：“夫死生之變，猶春秋冬夏四時行耳，故生死之狀雖異，其于各安所遇一也。今生者方自謂生為生，而死者方自謂生為死，則無生矣。生者方自謂死為死，而死者方自謂死為生，則無死矣。”這就是說，生和死只有相對意義，只是事物存在的不同狀態，對“生”來說，“生”是“生”，但對“死”來說，“生”是“死”；對于“生”來說，“死”是“死”，但對于“死”來說，“死”是“生”。因此，說“生”、說“死”只是不同的立場所有的不同看法，故應“生時安生，死時安死”，這樣就可以在順應自然中得到超生死，而與道同體了。
　　
　　那么道家在生死問題上以什么為苦呢？照道家看，以不能順其自然為苦。在《應帝王》中有一個故事：“南海之帝為儵，北海之帝為忽，中央之帝為渾沌。儵與忽時相與遇于渾沌之地，渾沌待之甚善。儵與忽謀報渾沌之德，曰：‘人皆有七竅，以視聽食息，此獨無有，嘗試鑿之。’日鑿一竅，七日而渾沌死。”這個故事說明，一切應順應自然，不可強求，雖出于好心，但破壞了其自然本性，則反受其害，這是莊子的憂慮。照莊子看，人往往喜歡追求那些外在的東西，從而“苦心勞形。以危其真”，這樣就會遠離“道”，而陷入痛苦之中，故“苦在于自然之未能順”。
　　
　　（三）禪宗的生死觀：明心見性，見性成佛，苦在無明之未能除。
　　
　　佛教認為，人世間是一大苦難，人生有不能逃避的“八苦”。人之所以不能逃避這種種苦海，是由于“無明”（不覺悟）引起的。佛教的教義就是教人如何脫離苦海。想脫離苦海就要照佛教的一套來修行，出家和坐禪等等都是不可少的。佛教傳入中國，經過五六百年，在中國形成了與中國傳統文化相結合的若干個宗派，其中以禪宗影響最大。
　　
　　禪宗的真正締造者是唐朝的和尚慧能，這個佛教宗派以“明心見性”、“見性成佛”為其生死觀的基本觀念?；勰苷J為，佛性就是人的本心（或本性），明了人之本心，即洞見佛性，“汝等諸人，各信自心是佛，此心即是佛心”。“佛性”是什么？照慧能看，“佛性”就是每個人的內在生命本體。如果一個人能夠自覺地把握其生命的內在本體，那么他就達到了超越生死的成佛的境界。
　　
　　用什么方法達到這種超越生死成佛的境界呢？禪宗創立了一直接簡單的修行法門，它把這法門叫做“以無念為宗”，即以“無念”為其教門的宗旨。所謂“無念”，并不是“百物不思，念盡除卻”，不是對任何事物都不想，而是在接觸事物時心不受外境的任何影響，“不于境上生心”。因此，人并不需要離開現實生活，也不需要坐禪、讀經、拜佛等等形式的東西，在日常生活中照樣可以達到超越生死的成佛境界，“挑水砍柴無非妙道”。這種達到超越生死成佛境界，全在自己一念之悟，“自性迷，佛即眾生；自性悟，眾生即佛”。“悟”只是一瞬間的事，這叫“頓悟”，瞬息間克服“無明”（對佛理的盲無所知）而達到永恒的超生死的境界。這就是禪宗所追求的“成佛”境界。
　　
　　中國的禪宗雖也不否認在人生中有“生、老、病、死”等等之苦，但是只要自己不以這些“苦”為“苦”，那就超越了“苦”，而“苦海”也就變成了“極樂世界”，這全在自己覺悟還是不覺悟。因此，人應該自自然然地生活，“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涼風冬有雪。若無閑事掛心頭，便是人間好時節”。一切聽任自然，無執無著，便“日日是好日”，“夜夜是良宵”。超生死得佛道，并不要求在平常生活之外有什么特殊的生活，如有此覺悟，內在的平常心即成為超生死的道心。所以照禪宗看，人的痛苦是在于他的不覺悟（無明），苦在于“無明”之未能除，只要人克服其迷誤，就無所謂“苦”了。
　　
　　綜觀中國的儒、道、佛，其對生死問題的看法雖不相同，但是否其中也有一共同點？照我看，儒、道、佛都不以生死為苦，而以其追求的目標未能達到為“苦”。儒家以“德之不修，學之不講”為“苦”，即以不能實現其道德理想為“苦”；道家以“苦心勞形，以危其真”為“苦”，即以不能順應自然為“苦”；禪宗以“于外著境，自性不明”為“苦”，即以執著外在的東西，而不能除去“無明”為“苦”。
　　
　　今天在現代化的社會中，科學技術有了空前的發展，把人作為自然人看，對人的生和死都可以或者大體可以作出科學的解釋，但人們的生死觀仍然是個大問題，因為它不僅是個科學問題，而且也是個人生態度和價值觀念的問題。由于人們的生活態度、價值觀念和社會理想的不同，因此會形成不同的生死觀，這大概是無可置疑的。因此，我們把中國古代儒、道、佛對生死問題的不同看法作為一種理論問題提出來討論，這大概和其他理論問題同樣有著重要的意義。從生物學上看，人是不可能超越生死的，但從人的精神境界方面看，則是可以超越生死的。所以人類不僅需要解釋“生死”問題的科學，而且同樣也需要超越“生死”問題的哲學和宗教。在我已走過人生的一大半的時刻，我來討論這樣一個為人類普遍關懷的“生死”大問題，而且對之有著某種覺解，有著一種超越生死的精神境界，我心中充滿了喜悅，精神由之升華。古往今來的中外大哲學家都可以說在追求著“超越生死”的精神境界。這里我要以中國宋代哲學家張載的名言作為結束，張載的抱負是“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圣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為此他提出“仇必和而解”的理論。這種偉大的胸懷，比起“以階級斗爭為綱”的“斗爭哲學”，不是有天壤之別嗎？追求“超越生死”必有“泛愛眾”、“慈悲”和“博愛”等寬闊的心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