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推崇的歷史人物很多,如司馬遷、曹操、李白、李賀等等,但最為推崇的是與他同屬楚人的屈原,不僅專門寫詩贊之,而且將其思想性與藝術性俱高的作品作為中國文化的代表,作為國禮贈送外賓。
1953年,世界和平理事會在莫斯科舉行世界和平大會。這是世界人民對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反思,也是對美國侵略朝鮮的抗議。為此,在毛澤東的提議下,中國保衛世界和平委員會向大會贈送了一幅屈原畫像。
1972年9月27日晚,毛澤東主席在中南海會見了日本首相田中角榮、外相大平正芳和內閣官房長官二階堂進。會見結束時,毛澤東主席將一部裝幀精美的《楚辭集注》(《楚辭》共17篇,以屈原的作品為主)作為禮物,贈送給田中角榮首相。
中國古往今來的所有歷史人物中,享如此殊榮的,獨屈原而已!
在長沙第一師范學校讀書時,毛澤東就如癡如醉地學習《楚辭》,對屈原甚是崇拜。毛澤東當時讀師范時做了一本專門的聽課和讀書筆記,取名為《講堂錄》。這本筆記共47頁、94面,前1頁全部是毛澤東抄錄的屈原的《離騷》和《九歌》。在《離騷》正文的上方,還寫有他對各章節內容的理解與概括。
其時,青年毛澤東就與志同道合的羅章龍縱論《離騷》,主張對之進行新評價。
建國后,毛澤東又多次談到屈原。費德林在《我所接觸的中蘇領導人》一書中說,1949年毛澤東率代表團赴蘇聯訪問期間,他(費德林)任蘇方翻譯。一次,毛澤東與他大談中國古典文學,在談到屈原時毛澤東曾發了一段較長的議論,其中說:“屈原的名字對我們更為神圣。他不僅是古代的天才歌手,而且是一名偉大的愛國者:無私無畏,勇敢高尚。他的形象保留在每個中國人的腦海里。無論在國內國外,屈原都是一個不朽的形象。我們就是他生命長存的見證人。”
毛澤東在談話中常常引用屈原的作品。1950年3月10日,毛澤東在勤政殿接受羅馬尼亞首任駐華大使遞交國書。按照周恩來的布置,讓中國第一代駐外大使來勤政殿,在八扇紅木屏風后靜觀呈遞國書儀式。此前,毛澤東和周恩來曾接見過這些新中國的第一任大使,并與他們親切交談。當毛澤東走到黃鎮面前,好像想起了什么,問道:“黃鎮,你原來那個名字黃士元不是很好嗎,改它做什么?”黃鎮答道:“我的脾氣不好,需要提醒自己‘鎮靜’。”毛澤東說:“黃鎮這個名字也不錯,《楚辭》中說,白玉兮為鎮。玉可碎而不改其白,竹可黃而不可毀其節。派你出去,是要完璧歸趙嘍。你也做個藺相如吧。”“白玉兮為鎮”是屈原《九歌·湘夫人》中的一句,毛澤東信手拈來,運用自如。
1954年10月26日,在華訪問的印度總理尼赫魯離京前夕,他到中南海勤政殿向毛澤東等中國領導人辭行。毛澤東當場吟誦了屈原《九歌·少司命》中的“悲莫悲兮生別離,樂莫樂兮新相知”兩句詩后說:“離別固然令人傷感,但有了新的知己,不又是一件高興的事嗎?”并向這位異國政治家介紹了屈原的生平。
1951年7月,毛澤東邀請老朋友周世釗、蔣竹如到中南海,在交談中多次稱贊《離騷》“有一讀的價值。”1957年12月,毛澤東要他身邊的工作人員把各種版本的《楚辭》,以及有關《楚辭》和屈原的著作盡量收集給他,大約有50余種。
1958年1月中旬,中央工作會議在廣西南寧召開。會議期間,毛澤東批示印發《離騷》給與會者。在1月16日的講話提綱中,他說學《楚辭》,要先學《離騷》。在1月21日結論提綱中,又用《離騷》中的詞句來說明文件寫作中的“概念”和“判斷”的問題。會議期間,還發生了毛澤東不顧安危挑燈看《離騷》的故事:1月18日晚上,毛澤東正在看書,空軍雷達部隊發現國民黨飛機向南寧飛來。李銀橋等衛士涌進毛澤東的臥室,請他速進防空洞。毛澤東手一揮:“我不去,要去你們去。”此時,南寧全城實行燈火管制。毛澤東對衛士長李銀橋說:“你去把蠟燭給我點著。”蠟燭點燃了,毛澤東繼續看書。他看的是《楚辭》,看得聚精會神,津津有味,仿佛什么都沒發生似的。
1958年3月中央成都會議期間,毛澤東在提倡干部要講真話時,說屈原是敢講真話的人,敢為原則而斗爭,雖然不得志。1959年、1961年他兩次和身邊工作人員要《楚辭》,還特別指明要人民文學出版社影印的宋版《楚辭集注》。在此期間毛澤東外出帶去的各種書籍中,也有《楚辭集注》和《屈宋古音義》。
1958年張治中陪毛澤東在安徽視察工作時,毛澤東勸說張治中讀《楚辭》時說:“那是本好書,我介紹給你看看。”他于1958年8月12日在一封信里還這樣寫道:“我今晚又讀了一遍《離騷》,有所領會,心中喜悅。”
1961年秋,毛澤東專門寫了一首《七絕·屈原》:“屈子當年賦楚騷,手中握有殺人刀。艾蕭太盛椒蘭少,一躍沖向萬里濤。”
在這首詩中,毛澤東贊賞了屈原作品中的“刀子”精神,以“萬里濤”言其躍得遠,以“沖”言其勇猛,歌頌其為堅持真理而獻身的驚世之舉。
寥寥28個字,深刻形象地刻畫了屈原的愛國情懷、浪漫氣質,更揭示了其文作匕首、以死醒世的戰斗精神!
毛澤東對屈原的《天問》,也是愛之頗深。他特別肯定屈原《天問》在唯物主義思想方面的貢獻。1964年8月,毛澤東同幾位哲學家談話時,從唐代的劉禹錫《天說》回溯到屈原的《天問》的時候說,到現在《天問》沒有解釋清楚,《天對》(柳宗元)之作,講什么也沒說清楚,只知大意。《天問》了不起,幾千年以前,提出各種問題,關于宇宙,關于自然,關于歷史。
毛澤東為何最推崇屈原?我們可從他1959年8月在《關于枚乘七發》的批語中找到答案:“騷體是有民主色彩的,屬于浪漫主義流派,對腐敗的統治者投以批判的匕首。屈原高居上游。宋玉、景差、賈誼、枚乘略遜一籌,然亦甚有可喜之處。”“騷體是有民主色彩的”,是“批判的匕首”,“屈原高居上游”,這是毛澤東對屈原以及其開創的騷體的高度評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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