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軍長征途中如何瓦解敵軍？兩軍對峙時竟與白軍“聯歡”
點擊： 作者：王昭岳 來源： 北京東博文化研究院 發布時間:2016-09-22 20:28:23
秉持大義撼敵營 ——紅軍長征途中瓦解敵軍記事
王昭岳
說起我軍的敵軍工作，人們可能首先想到解放戰爭中成功爭取大批蔣軍投誠起義，致使國民黨21%的軍隊，189萬多人倒戈，1400余位少將以上將領脫離國民黨陣營。戰績何其輝煌！與之相比，紅軍長征途中的敵軍工作，不廣為人知，戰果也不十分顯赫，但其對長征勝利的貢獻同樣不可磨滅，值得大書特書。如果說，解放戰爭時的瓦解敵軍取得了中外戰爭史上前所未有的佳績，那么，長征途中的紅軍則創造了以弱小撼動強大的奇跡。
讓我們重返85年前那段崢嶸歲月，再次探尋紅軍瓦解敵軍的足印，領略前輩“敢把魔鬼變成人”的壯美情懷。鮮紅標語震敵膽“長征是宣傳隊，長征是播種機。”長征勝利結束后，毛澤東這樣評價長征的偉大歷史意義。的確，從瑞金出發，紅軍一路走來，始終把“瓦解白軍部隊，爭取廣大白軍士兵到革命方面來，當成最重要、最緊急的工作之一”，每到一地，每次與敵相遇，都立即展開活躍的宣傳工作，播撒推翻反動統治的火種。
陳毅在《關于朱毛的歷史及其現狀的報告》里，這樣介紹紅軍的宣傳活動：
（紅軍）凡軍隊的每一個機關，如連部、營部，或政治部、衛生隊等，均須派5人擔任宣傳工作。這5個人不背槍，不服勤，名叫宣傳兵。此5人分兩組，一組為演講組，擔任口頭宣傳，凡紅軍所到的地方，行軍時經過的鄉村酒店茶店，或大市鎮，宣傳兵均手持紅旗，及標語傳單向群眾宣傳，到了城市便須全體出發，大街小巷或商店作個別宣傳，或挨戶宣傳，半日的時間必須召集一個群眾大會，……其外一組為文字宣傳組，連個人每人提一個石灰桶，大小筆各一支，凡紅軍經過的地方，墻壁上要統統寫滿紅軍標語，寫字要正楷，以越大越好，要用梯子寫得高高的，使反動派不能隨便涂抹。……許多群眾說：“紅軍一到滿街鮮紅，等于過年。”
標語，紅色的標語！
在白色恐怖年代，實力較弱的紅軍匱乏的是物資，富有的是革命思想。在思想上壓倒敵人，精神上瓦解敵人，就是紅軍制勝的一只鐵拳。于是承載著紅色思想的標語口號，就成了一顆顆射向敵人的子彈。
紅軍在白軍經過的地方寫的標語。
是子彈就得打準，就得要有足夠殺傷力。
紅軍總政治部深思熟慮，很有針對性地提出了各種標語口號。
1935年3月16日，朱德在貴州懷仁縣親筆寫的標語。（左）
紅四方面軍西北軍區政治部刻的標語。（右）
——不同對手提不同標語口號。1934年11月，紅軍闖入湖南。湖南的白軍士兵大多參加過大革命時代的農民暴動，也參加過初期的打土豪分田地革命斗爭，軍官多是當地豪紳地主的子弟。據此，紅軍總政治部提出了“參加過大革命時代農民運動與湖南暴動的兄弟大家到紅軍去”“不替豪紳地主軍閥當兵，大家起來打土豪分田地、赤化湖南”“拒絕進攻紅軍的命令，要求北上抗日”等8條主要口號。年底，紅軍轉戰貴州。總政治部發現貴州白軍大多沒接觸過紅軍，部隊里有許多苗、瑤等少數民族，指示瓦解貴州白軍要提“不打抗日紅軍”“紅軍為解放貴州群眾而來”“反對國民黨軍閥王家烈強迫苗、瑤當兵”等10條口號。
紅四方面軍在長征中刻的標語。
——不同任務提不同標語口號。
紅25軍在湖北鄖西防區寫的標語。
——不同地域提不同標語口號。
河南新縣閔家祠堂。墻上至今仍留著紅軍寫的標語。
標語口號有了，就得寫出來，讓敵人看到。紅軍先在自己的宿營地，然后是行軍沿途，凡敵人將要經過、容易看到的地方，不論是茅房、草堆，還是破房、廟堂，門框、窗欞，都用木炭、毛筆、石灰水寫上標語口號。這樣，等紅軍走過，白軍追上來，一下就能看見這些標語，立刻就會陷入標語口號的包圍。有可能的話，紅軍要把標語口號寫到高高的山崖頂上去，巨大醒目的標語，讓白軍大老遠就能看見。在廣元、寶興、巴中等地甚至還有石刻的標語口號。
“平分土地”，鐫刻于四川通江縣至誠鄉佛耳巖，字高5.7米，寬4.6米，筆畫寬0.65米，與“赤化全川”同樣享有紅軍標語之王的美譽。
為給白軍施加更大政治影響，紅軍開展了書寫標語口號競賽。1935年2月27日，紅軍總政治部下達了十一類共21條標語口號。各部隊立即按要求，動員凡能寫字的都上陣，每人每天至少寫三條。從連隊到軍團，所有軍政干部以身作則，有空就動手，帶領大家猛寫多寫。那時的紅軍有文化、能寫字的還比較少。要寫這么多標語口號，難度之大可想而知。但紅軍戰士連死都不怕還會怕這個嗎？不少戰士就是照貓畫虎，也要弄上幾條。
紅軍的標語口號，“一條條，紅艷艷，像春天的紅山芋；一條條，明亮亮，像夜里的大火把，條條是土豪劣紳的眼中釘，是窮苦百姓的心里話。”詩人胡世宗一九七五年重走長征路時，這樣謳歌紅軍標語。見到紅軍的標語口號，白軍都驚恐萬狀趕忙清理。可那些寫在高高山崖上的標語口號，白軍卻刷也刷不掉。長征的勝利，讓蔣介石的反動軍隊不得不承認，或許寫在外面的標語口號可以洗刷掉，可寫進心里面的標語口號是刷不掉，洗不凈的。 火線聯歡促嘩變翻看當年的史料，“聯歡”一詞多次出現在紅軍的文件中，讓人頗感意外。今天的我們很難想象，在長征那樣的惡劣環境下，在敵我勢不兩立的血雨腥風年代，紅軍還能主動與白軍在戰場上火線聯歡。然而，這確是千真萬確的發生在長征途中。
為什么要“與白軍士兵聯歡”？紅軍總政治部的文件說的很清楚，“聯歡”是“加深我政治影響，爭取和組織白軍士兵從敵內部嘩變的過渡性步驟”，目的就是為了發動和組織白軍士兵兵變。如果說標語口號的宣傳是“隔山打炮”的話，“聯歡”則是直接的較量和交鋒，是紅軍與白軍斗爭的一個微戰場。這種“聯歡”讓紅軍有了面對面地做政治爭取的機會，便于更好地開展對敵宣傳。
紅軍很重視采用“聯歡”的方式，早在井岡山時，紅軍就開始與白軍的火線聯歡。長征路上，紅軍總政治部多次強調和要求用好“聯歡”，期待對敵爭取工作能更快更有效地取得碩果。然而長征開始，紅軍在聯歡中的表現不甚理想，存在“方式刻板、笨拙，不注意方法，不能將問題提到政治的高度”等問題，有部隊甚至忘記了利用聯歡創造的時機去策動白軍嘩變。隨著對“聯歡”重要性的認識的不斷提高，紅軍每次聯歡都慎重考慮，充分準備，都在師政治部主任或團政治委員直接領導下有組織、有計劃的進行。于是，每當戰場上沉寂或對峙時，紅軍就可能與白軍士兵約定聯歡。
紅軍的報紙。
參加“聯歡”的，是雙方按約定派出的代表。紅軍派出的都是連隊支書、破壞干事、政治戰士等政治上最堅定的分子。而白軍派出的代表隊相對復雜一些，里面摻雜了一些搞情報的特工。這些人里，有的跟紅軍打過幾次交道的，有的是紅軍不了解的。紅軍的立場是，如果對方派來的是堅決與紅軍為敵的“法西斯”分子，就毫不猶豫拒絕聯歡。
聯歡需要勇。雖然槍炮聲停止了，但畢竟是在敵我對峙的戰場上，每次去聯歡就猶如上戰場——人在前面聯歡，背后不遠就有敵人的機口對著自己。資料記載，紅軍某團的破壞工作人員——即今天的聯絡干部——與白軍聯歡時就挨了對方槍子。鑒此，紅軍及時糾正了一些錯誤做法，聯歡時不再提出“不打槍”的口號，也不和白軍訂立“不打槍”的條件。聯歡的地點選在雙方警戒線外的中間地區，這樣敵人火力射擊不到，就不怕敵人借聯歡的機會搞突然襲擊。被派出聯歡的人都得做好充分的自衛準備，以免遭敵陷害。這印證了“革命不是請客吃飯”這句名言，聯歡真的不是享受太平。
聯歡得有智。那時的聯歡決不會象今天那樣去推杯換盞，雙方不過是稍客氣了點，不象戰場上那樣橫眉冷對，拔刀相向，但氣氛比較“熱烈”。說“熱烈”，是雙方吵得挺兇，都試圖掌控話語權，以自己的道理去壓制對方的道理。紅軍代表們廣泛向白軍士兵宣傳和解釋我黨的反蔣五大綱領和士兵抗日六大綱領，用具體事實揭露國民黨賣國罪惡，戳穿國民黨的欺騙宣傳，希望他們能提高反帝反國民黨和同情紅軍的情緒。相比紅軍代表的單純直接，白軍代表就比較狡猾。他們不僅針鋒相對地對紅軍代表展開反動宣傳，大肆污蔑紅軍“匪患”“共產共妻”“粗暴無禮”，還尋機刺探我情報。后來，為嚴格防止敵人進行反宣傳、刺探我軍情，紅軍保衛局也派得力的同志參加“聯歡”。
既然是聯歡，就不能沒有節目。紅軍比較拿手的是唱歌。白軍士兵都喜歡聽紅軍唱歌。戰場喊話時，紅軍唱完一首后白軍士兵們都要求“再來一首”。紅軍唱得最多的是《拉把小胡琴》。“拉把小胡琴，唱唱反革命，國民黨軍閥真正不是人，壓迫工農與士兵，罪惡多端數也數不清，……”這首由彭加倫創作的宣傳詩號，無數次地穿過黑夜，闖過火線，在白軍士兵的耳旁游蕩。還有一首宣傳童謠《馀興》，也在紅軍中流傳，紅軍也經常唱給白軍。“白兵兵，真正蠢，讓般不曉（怎么不曉得），來革命，有飯吃，有衣穿，個個窮人都喜歡。……”情真意切的歌詞，溫軟纏綿的曲調，撥動了無數白軍士兵的心炫。
可惜當時沒有隨軍記者。如果真的拍下一張紅軍與白軍火線聯歡的照片，細心的一定能看到這樣一個細節：三三兩兩的紅軍白軍，席地而坐，眼睛朝著同一方向，嘴巴都保持同一口型。這該怎么解釋？原來，他們在哼唱同一首歌！紅軍的歌曲，白軍也會唱了。硝煙還沒散盡，剛剛還在廝殺的兩方，此時面對面地坐到一起，侃起了大山。這是不是神奇的一幕？后來，在二戰的歐洲戰場上，在亞洲的朝鮮戰場上，也發生過敵我雙方火線聯歡的事。美軍稱之為心理戰。他們不知，英勇的中國工農紅軍，早在數年前就會玩這一招了。真情融化俘虜心投降紅軍的不論官兵，一律不準殺害，并予優待。
愿當紅軍的一律錄用。
要回家的發給路費。
敵人傷兵官一律給藥醫治。
帶武器軍用品來投降的重賞。
殺死賣國賊官長前來投降的重賞。
帶領隊伍前來投降的升職任用。
這是紅軍總司令朱德1929年下達的命令。艱難跋涉的紅軍始終沒有忘記這一命令。
紅軍優待俘虜宣傳單。
長征途中，紅軍與圍追堵截自己的國民黨軍隊交戰無數，俘敵眾多。僅紅一方面軍，就在戰桐梓，奪婁山關，克遵義，搗烏江的過程中，俘虜了國民黨軍3000余人。進入吳起鎮前，紅一方面軍還擊潰緊隨身后的敵軍騎兵，抓捕200多俘虜。毛澤東的那首廣為傳誦的詩——“山高路遠坑深，大軍縱橫馳奔，誰敢橫刀立馬，唯我彭大將軍”，就是慶賀那場戰斗的即興之作。 與白軍抓住俘虜一律砍頭殺死不同，紅軍對這些俘虜很看重，把他們當成分化瓦解白軍的重要武器。在紅軍看來，白軍的基層大都來自失業工農，尤其以農民居多。紅軍認為他們屬于工農階級，有到革命方面的可能。
紅軍在遵義對俘虜講政策的宣傳畫。
“敵人來了有獵槍，朋友來了有好酒。”盡管俘虜算不上是朋友，但紅軍同樣把他們當朋友對待。那時的紅軍，自己生活非常艱難，卻盡量保證俘虜有飯吃，而且還得吃飽，還要有開水喝。當紅軍戰士把熱飯、開水端到他們跟前時，俘虜都慌了。“這真的是給我們的嗎？”“是不是要送我們上路啊？”發現俘虜感冒了，看守的紅軍戰士會趕緊喊來衛生員，給俘虜上藥。紅軍干部審問俘虜時，看到俘虜光著腳，就把自己腳上的草鞋脫下來，讓俘虜穿上。這一次次親人般的關懷，如同火爐，融化了俘虜，讓他們感覺國民黨軍隊和紅軍是兩個世界——雖然這里的物資生活不如白軍，但精神得到了極大解放。 優待是表象，教育才是核心。白軍的士兵和營、連、排長被俘虜過來后，紅軍即對他們按班排連組織起來進行宣傳教育或訓練。各級破壞工作人員悉數上陣，到俘虜中進行各種形式的宣傳鼓動與解釋工作，力求徹底取消他們對紅軍的懷疑與誤會。如戰局允許，有時間的話，紅軍還要在此基礎上，對俘虜進行更深刻的教育。如紅軍總政治部1934年11月20日《關于目前瓦解敵軍工作指示》，要求對俘虜兵的宣傳鼓動，應抓住日本占領華北進攻長江湖南的事實，揭露國民黨各派的武斷欺騙宣傳，宣傳黨的五大綱領，及蘇維埃紅軍抗日反帝的主張。
經過教育，俘虜分為愿留愿去兩種。愿留的，加入紅軍。當時，俘虜是紅軍的主要來源之一。“因為下級干部死傷太多，敵軍俘虜兵往往過來不久，就要當連排長。”動員俘虜加入紅軍，不僅是擴紅的需要，更是一項重要的政治任務。為長遠計，對這部分“轉正”的俘虜，紅軍要“選擇他們中間一部分積極分子加以簡單的訓練，派到白軍中去進行瓦解工作。”這就是帶著任務，有組織地將俘虜遣返回敵營。追根索源。后來不少帶部隊起義投誠的，都是在這個時期，以這樣的方式打入敵人內部的。愿去的，紅軍釋放他們，給他們發路費，送他們回去。長征前，紅軍每次釋放俘虜都開個“歡送新兄弟大會”。長征途中，紅軍條件有限，當也要熱熱鬧鬧地釋放白軍俘虜。紅軍要選出士兵代表致歡送辭，希望俘虜不再打工農和紅軍；要給受傷俘虜上好藥，雇農友抬到白軍區域附近。這樣的人道待遇，對他們人格的尊重，讓被釋的俘兵們都發至肺腑感謝紅軍。 由于年久，現在已經無從得知，紅軍當年對白軍俘虜的具體教育內容，但他們確實傳遞了紅軍聲。通過一些資料，我們能夠推測紅軍對他們的影響到底有多大?；厝ズ?，一般的俘虜再上戰場，多數不會與紅軍死拼，“有長官在場時，朝天開幾槍就算了”。不論是帶著任務回去的俘虜，還是一般的普通俘虜，都會在私底下講紅軍的事，把自己親身經歷、親眼看到的事說給身邊的人。用不了多久，“紅軍對老百姓好”“當官的不打當兵的”“官兵待遇平等”“士兵有開會說話的自由”等等夸贊紅軍的話，就在白軍軍營里流傳開來。這樣就把敵人的所謂“共匪見人就殺”的欺騙宣傳給打破了。國民黨對紅軍的這一做法既懼怕又無奈。時任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中將參謀的楊池生在《九師旬刊》上刊文，驚嘆紅軍的這種做法“毒矣哉”。 用敵人的人去做敵人的工作，借敵人的嘴去宣傳自己，這就是紅軍的高明之處。 何長工在回憶當年的斗爭時，說釋放俘虜“把我軍優待俘虜的政策迅速在敵軍中傳播開來”“一批批地放，敵軍工作的效果就一次次地增大”。大義推開陽關道蔣介石在紅軍長征的路上設置了重重封鎖線，對紅軍圍追堵截。紅軍要想憑軍事實力死打硬拼地突破圍堵，無疑兇多吉少。盡量避免與敵死纏爛打，最大限度地減少損失，就成了紅軍的不二選擇。于是，每進一省，每到一地，紅軍都巧用蔣介石與地方軍閥的矛盾，說服這些土皇上以民族大義為重，為紅軍北上抗日讓路。
位于廣西興安縣城南一公里處的獅子山的紅軍長征突破湘江烈士紀念碑園。
出廣西興安縣城，向西南1公里，就是獅子山。山上建有一座碑園，紀念在湘江戰役中壯烈犧牲的紅軍戰士。
1934年11月27日至12月1日，中央紅軍在湘江上游廣西境內的興安縣、全州縣、灌陽縣，與國民黨軍苦戰五晝夜，最終從全州、興安之間強渡湘江，突破了國民黨軍的第四道封鎖線，粉碎了蔣介石圍殲中央紅軍于湘江以東的企圖。
前三道防線由陳濟棠的粵軍布設，已分別被紅軍在10月25日、11月8日和11月15日順利突破。因為長征前與陳濟棠達成了5點秘密協議，紅軍在闖這三道封鎖線時基本沒受粵軍阻攔?；涇姼鞑坑龅郊t軍時，都按陳濟棠“敵不向我射擊不得開槍，敵不向我襲擊不得出擊”的命令紛紛讓路，甚至是目送紅軍大隊通過。“若不急起圖之，則非特兩廣茍安之局難保，抑且亡國之日可待”朱德的信，陳濟棠看了一遍又一遍，這些話記得一清二楚。
而這次，布設在湘江東岸的第四道封鎖線，是蔣介石親自布控。兵力更是多達40萬，比以前多了數倍。紅軍還能有這樣的好運氣嗎？歷史往往就是驚人的相似。紅軍在闖這道封鎖線時，確實享受到了桂系軍閥給予的“讓路”待遇。白崇禧在桂北為紅軍讓出一條通道，對紅軍“不攔頭，不斬腰，只擊尾”，基本是送紅軍出廣西。只是由于紅軍自身出了問題，才被迫與圍剿的國民黨大軍展開了一場驚天地泣鬼神的殊死大戰。
表現中央紅軍湘江戰役的油畫作品《湘江——1934》。
桂軍讓路是不是紅軍爭取、影響的結果？當年的媒體事前曾爆料，說李宗仁與中共有電信往來，雙方已經達成某種默契。但時至今日，也沒有定論。作為當事人之一的李宗仁在其回憶錄中也極力否認此事。學術界的觀點是桂軍讓路純是為了自保，是主觀為自己，客觀為紅軍。但不論如何，桂系讓路確有其事。讓路本身就說明桂系接受了紅軍所提出的抗日救國主張，不愿背負反對抗戰、破壞民族自救的罪名?？梢哉f，紅軍當年對桂系的政治宣傳是成功的。
湘江戰役后，紅軍繼續高舉抗日大旗北上，一路上仍不斷向圍追堵截的國民黨軍曉以大義和厲害關系，說服他們讓路。
1935年5月，紅3軍團渡過金沙江后，紅軍參謀長劉伯承先后寫信給川軍劉元璋部旅長許劍霜、第20旅旅長兼彝族指揮官鄧廷秀，說明紅軍北上抗日路過其防區，并不以他們為敵，要他們讓路。劉伯承在信中的態度一點不含糊，路是一定要過的，別為難紅軍。紅軍經過其防區時，川軍或佯作抵抗，或干脆讓路，為紅軍通過創造了條件。6月，紅軍渡過大渡河進入四川境內后，川軍第20軍軍長楊森出于保存實力的考慮，致函朱德，要求互不侵犯，還派旅長楊漢忠（楊森的侄子）給朱德送去了聯絡信號。朱德當即給楊森寫了回信，信中闡明“阻止紅軍北上抗日是違背民族利益”的道理外，要求其為紅軍讓出通道。中央共軍經過其防區時，楊部只是朝天放槍，沒有阻攔。紅軍通過后，楊森派部隊尾隨紅軍，偽裝追擊，以掩人耳目，應付蔣介石。8月，紅四方面軍北上途中，朱德、劉伯承又分別致函在隴南堵截紅軍的川軍第41軍軍長孫震，痛陳國難，斥責蔣介石的賣國罪行，力促其為紅軍北上抗日讓路。朱德在信中說，“抗日紅軍，大舉北上，實行團結全國抗日反蔣反賣國賊力量，收復東北失地。惟不愿與先生等兵戎相見于五川”，希望與其商訂抗日作戰協定或互不侵犯協定。1936年3月，蕭克、王震率第2、第6軍團抵達云南烏蒙山區。第一件事就是派人與滇軍主帥龍云、參謀長孫渡取得聯系，說明蔣介石派嫡系部隊追擊紅軍是“假道滅號，史有明鑒”，建議雙方締結抗日停戰協定。但未得對方響應。后紅軍擇機重創滇軍，賀龍又安排參謀長李達給龍云寫信，曉以利害，要他不要阻擊紅軍過境。紅軍的規勸，蔣介石的陰謀，加上軍事上遭受的打擊，讓龍云、孫渡不得不更加收斂。孫渡率滇軍進入石鼓后，在沒有接到任何指令的情況下，就自動停止了追擊。
得道多助，失道寡助。紅軍能成功說服對方軍閥讓路，完全印證了“得民心者得天下”的古訓。這民心不僅是天下百姓之心，也包括敵營的軍心。
責任編輯：天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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