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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個模糊不清卻又流傳很廣的故事。在美國獨立戰爭勝利時，華盛頓的部下勸他登基稱王，華盛頓雖手握重兵卻拒戴王冠。1783年，華盛頓向邦聯議會辭掉軍權歸隱山林。1789-1797年，在連任兩屆總統后，華盛頓堅決不再連任。由此，華盛頓開創了美國民主。總之，美國第一任總統華盛頓的自由民主信念和美德催生了美國民主。

這種觀點最早可以追述到晚清名臣徐繼畬。

徐繼畬是福建巡撫，封疆大吏。它是晚清最先睜開眼睛看世界的人物之一。他所著的《瀛環志略》與魏源的《海國圖志》齊名。該書共分10卷，分裝六冊，總分圖42幅，較詳細地介紹了當時世界各國的地理人文經濟政治發展。當時文人士大夫多從該書了解世界。《瀛環志略》成書于1848年。也就在這時，美國政府決定，為了紀念開國元勛、第一任總統喬治·華盛頓，要建造一座高達550英尺的紀念碑，將其樹立在首都華盛頓市中心地區。紀念碑于1848年正式奠基，但建筑工程浩大，中間又發生慘烈的南北戰爭，直到1884年底才竣工。紀念碑的內壁有世界各國贈送的碑石，其中有一塊是中文碑石。這塊碑石是美北長老會駐中國的傳教士丁韙良捐贈。中文碑文的撰寫者正是時任福建巡撫的徐繼畬。

碑上全文是: “欽命福建巡撫部大中丞徐繼畬所著《瀛環志略》曰: ‘按華盛頓異人也,起事勇于勝廣,割據雄于曹劉,既已提三尺劍,開疆萬里,乃不僭位號,不傳子孫,而創為推舉之法,幾于天下為公, 骎骎乎三代之遺意。其治國崇讓善俗,不尚武功,亦迥與諸國異,余嘗見其畫像,氣魂雄毅絕倫。嗚呼! 可不謂人杰矣哉。美利堅合眾國以為國,幅員萬里,不設公侯之號,不循地及之規,公器付之公論,創古今未有之局,一何奇也! 泰西古今人物,能不以華盛頓為首哉! — — 大清國浙江寧波府鎢,大清國咸豐三年六月。’”

晚清之時，一個封建封疆大吏能有這種眼光，確實令人驚訝，不得不由衷表示欽佩！

但是，不得不說，徐繼畬這種觀點是錯誤，他是用中國歷史上打天下坐天下的觀點來理解美國的獨立戰爭和華盛頓。

首先，就來看看華盛頓是否有能力當“國王”。

實際上，華盛頓是被拔高了的人物。華盛頓參加過英國軍隊與法國軍隊小規模的戰斗，有戰斗經驗，也有成為正規軍人的理想。第二次大陸會議時，它是弗吉尼亞的代表，希望帶著弗吉尼亞民兵參戰。馬薩諸塞州代表約翰·亞當斯極力推薦華盛頓為軍隊（實際上是沒經過訓練的民兵）總指揮。其原因不是因為他有杰出的軍事才華和威望，而是以此平衡南方殖民地和北方殖民地的軍隊關系。在獨立戰爭中，華盛頓表現更多得不是軍事謀略，而是堅忍不拔的毅力，可以說是屢敗屢戰。當時北美殖民地在英國的經濟版圖上處于極低的地位，遠低于印度和產糖的西印度群島。再加上法國插手支持，英國不愿勞師遠征，空耗國力。在獨立戰爭中，華盛頓確實建立威信，但并沒有后世所想象的高度。

華盛頓不是中國的劉邦、項羽、曹操、唐太宗似的人物，自己帶領一支絕對服從自己的軍隊征服美國。華盛頓只是殖民地聯軍的總指揮官，戰士是來自各州的民兵。只是在抵抗英軍的這個共同目標下，他才能指揮這支軍隊。華盛頓一旦稱“王”，各州軍隊自然解散，不會有多少軍隊真正聽他指揮。

那么，華盛頓是否可以去虛名得實利，不當國王，而是謀取最高權力。憑著威望，華盛頓確實可以獲得美國最高領導人的職務。但是，看看當時的歷史就知道了。美國獨立后，實行邦聯制。最高權力屬于議會，行政部門由國會產生。憲法雖然給邦聯最高機構各種虛頭巴腦的權力，就是沒給向各州征稅的權力，也沒有設最高行政長官。當時美國的最高首腦既無權又無錢。

后來這套制度邦聯制度確是實行不下去了，只好從邦聯轉向聯邦，設立總統，加強總統權力。華盛頓成為全票當選的總統。但是，第一任總統是一個苦差使。華盛頓上任時，邦聯政府只給他留下了十幾個辦事員，國庫空空蕩蕩，債臺高筑。據說華盛頓當時一件最重要的事就是與討要欠餉的老兵或是要生計的傷殘士兵打交道。政府的一切都要從頭來。華盛頓也確是沒有高超的治國才能。上任不久就有抗議收稅的，還有騷亂造反。第一任結束時，華盛頓就不想受罪了。華盛頓本身就有自己的莊園，后來的妻子也是家境富有。而總統不過就是一個首席公務員，確實沒有什么值得華盛頓留戀的。后來勉強連任一屆，其間杰裴遜和漢密爾頓黨爭不斷。任期結束，華盛頓堅決不連任。

從當時歷史看，華盛頓沒有絕對實力當國王，對家境富裕、治國能力一般的華盛頓來說，總統職位是個苦差事，并沒有留戀之處。這里也沒有什么突出的美德。

有人做了個比喻，美國就是一個社區，業主們有窮有富，都自己做著自己的事。美國總統是什么，就是物業經理，或者“社區自治委員會主任”，安個燈，弄弄草坪，修修路，維持秩序，防火防盜。假如這個小區業主都不交物業費，或者小區初建，物業的一切規則、人員、設備都要從頭籌備，那這個物業經理自然操心費力，還沒什么油水。那么，是拿著那點可憐的薪水給社區服務呢？還是像別的業主那樣干自己的事發大財？還是躲到一邊圖個清閑？

華盛頓選擇的是后者。這是個人利益最大化的選擇，而不是崇高的自我犧牲美德。

華盛頓的故事實際是一個民主的“神話”。

“勢來天地皆同動，運去英雄不自由”。時勢造英雄，英雄人物可以在特定時期發揮巨大作用，但他不能獨自創造歷史，更不能違背歷史潮流。民主制度也是一樣，它有它的歷史發展和潮流，華盛頓只是順應它，并不能催生它，也不能憑幾個精英之力設計一個民主制度。

真實的歷史是，北美殖民地有很強的自治傳統，根本不可能允許某個人成為“國王”！

人所共知，美國沒有歷史，沒有封建社會的包袱。英國移民在17世紀來到北美，把英國的觀念和制度也移植了過來。西班牙和法國在海外殖民地派駐總督，擁有絕對權威。而英國的殖民地則要看英王發放什么樣的特許狀，有的是屬于領主，有的屬于拓殖公司，有的國王派駐總督。雖然后來逐漸變為派駐總督，但總督并沒有絕對的權威。每個殖民地都有自己的議會，獲得選舉權的都是財產達到一定數量的人。總督和議會的關系，就是模仿英國國王和國家議會的關系。如果不經過議會同意，總督不能自作主張，不能隨意收稅。

北美殖民地沒有絕對的“王權”。

當時的北美殖民地并不像現在的美國。南美洲殖民地發現大量的金礦和銀礦，西印度群島能夠種植經濟價值極高的甘蔗，亞洲的印度物產豐富。而北美殖民地則沒有突出的寶藏和經濟作物。北美殖民者需要進行艱苦的開拓。北美殖民地在1770年有250萬人，大多集中在城市。一流的城市有上萬人。獨立戰爭時，費城有4萬人，是最大的城市。二三流的小市鎮星羅棋布。這些城市類似西歐沿海的商業市鎮，實行城市自治，沒有統一的官方機構。城市的事務往往由有名望的士紳自動組織維持。在小的市鎮，公共事務由全民決定。小鎮治安由市民輪流值班。

從美國獨立之初的邦聯制可以看出，當時殖民地各州對君權或絕對權力懷有極大的警惕。在這種歷史環境下，根本不存在華盛頓當不當國王的問題。

孫中山為中國設計了西方民主制度，而且辭讓大總統，但中華民國的西式民主失敗了。袁世凱想復辟君主制當皇帝，結果眾叛親離，身敗名裂。

歷史并不是歷史人物設計的，民主制度也是這樣。

1853年，徐繼畬對華盛頓的評價，蘊含著對封建王權的批判，具有全新的世界眼光，有著啟蒙的意義。但是，那畢竟在東西文化碰撞之初，是對西方文化歷史不可避免地誤讀。150年前，徐繼畬的觀點是驚世駭俗的，但是，今天，如果還在贊美這類剝離真實歷史的“神話”，那就可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