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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山：飛奪瀘定橋|紅軍如何走通石達開沒能通過的路？

點擊：  作者：羅山    來源：國家人文歷史  發布時間:2016-11-21 11:53:22

 

 

1863年5月，年輕的太平天國翼王石達開來到大渡河畔。此時距離他率兵出走天京已有7年之久。這些年里，石達開盡起手下大軍，跋險阻，渡江湖，南征北戰，如履平地。自去年正月，石達開率領手下大軍，突入川境。其老對手四川巡撫駱秉章也承認，石達開“其蓄謀窺蜀匪伊朝夕”，入川后也極力拉攏當地士紳，以致放棄了太平軍傳統的對上帝教天父天兄的迷信，只以“恢復大夏”號召四川人民反清。從此，石達開部隊的正式文告中再也沒有出現“天父天兄”的字樣。石達開不愧為太平天國最優秀的將領之一，清軍官兵呼為“石敢當”，翼王兵至，清軍“爭避之”，連駱秉章在報捷的奏章中都稱其“狡悍善戰”。然而這次，他最終沒能渡過大渡河，最終被困死在此地，為“舍命以全三軍”，慘死成都法場。

 

1935年，又是一個5月，毛澤東、朱德率領的中國工農紅軍第一方面軍巧渡金沙江后，來到大渡河邊。蔣介石和四川軍閥摩拳擦掌，要在這個石達開兵敗之處困死紅軍，但紅軍最終得以絕境逢生，“安順場邊孤舟勇，鐵索橋上顯威風”，終于轉危為安。

 

歷史學家朱偰為考察石達開最后的戰斗事跡，曾經“渡大渡河，緣冼馬沽河，登鐵宰宰，過冕寧而南，直達西昌”，重走了翼王石達開的入川之路。朱偰親身經歷了石達開行軍道上的艱辛，一路勞頓，慨嘆“山高水急，形勢險惡，而終占濤聲，震澈山壑，英雄至此，真有山窮水盡之感”。

 

這誠然是一條艱困異常的險路，但絕非不可逾越的絕路。這片困死石達開的險惡山水未能擋住紅軍北上的步伐，縱使大渡河橋橫鐵索寒，紅軍終于順利通過。紅軍是如何走通了石達開沒能通過的路呢？

 

紅軍了解石達開的敗因

 

石達開當年，先率軍急渡金沙江后，立刻開始了跨越大渡河的準備。畢竟，只要穿過大渡河，就可以向四川腹地長驅直進，兵家必爭之地，不可不察也。太平軍進抵四川寧遠府（治所在今四川西昌，范圍與今涼山州大體相當）境內后，石達開放棄了不行越嶲大路，取冕寧小路捷徑，急趨紫大地（一作紫打地）。紫大地是彝語音譯，含義為適宜種菜的地方。這個地方在清末被山洪沖毀，在紫大地原址旁邊重建后，這個地方有了一個更有名的稱呼，叫作安順場，就是紅軍“十七勇士”一葉孤舟渡河的地方。

 

冕寧原名寧番衛，雍正年間經改土歸流始稱冕寧。石達開經過的冕寧小路，需要橫穿彝族聚居區，是一條偏僻荒涼，山勢陡峭的小路。大路雖然平坦，但對戰場雙方而言都一樣好走，險峻的小路反而是人數、補給占劣勢的太平孤軍最理性的選擇。這種小路雖然追兵罕至，卻有一個致命的缺點，按照毛澤東的總結就是“在這種狹窄的峽谷地帶沒法實施機動”。石達開因為被困在山谷，“結果他被從地球上抹掉了”。

 

紅軍飛奪瀘定橋時使用的駁殼槍，現藏四川博物院

 

1935年，紅軍過彝區時同樣走到了岔路口。據徐夢秋（筆名莫休）的記錄，由彝區“至大渡河邊有兩路：一支北經岔羅下至龍場渡口；一西北行，越山至安順場渡口”。后一條路應該就是石達開當年所謂的冕寧至紫大地（今安順場附近）的山間小路。紅一軍團選擇了分兩路前進，徐夢秋等人隨部隊走的正是這一條西北山路。

 

這是一條怎樣的路呢？據徐夢秋記載，紅軍在早上8時出發，出村不久即上山，“峻坂斜坡，約十余里，忽大霧迷蒙，峰巒回環，路作‘之’字拐，上下左右均聞人語和武器撞擊聲，但咫尺不見”。樂觀的紅軍官兵尚能以“空山不見人，但聞人語響”的古詩詞描繪這一幽致景色，但這一山路的驚險想必讀者也能想象。就這樣，紅軍官兵悄然穿過了大霧彌漫的崇山峻嶺。

 

太平軍當年進抵紫大地（今安順場附近）后，面臨著更為緊迫的局面。這個紫大地，系當時的越嶲廳所轄，是不折不扣的彝族地區，當地的松林地土司世襲罔替，當時的土司是千戶王應元。這里地勢洼下，前阻大渡河，后阻馬鞍山，左阻松林河，右阻小水（即鹿子河）和老鴉漩河兩河，正是孫子兵法上說的山川險隘，進退艱難，疾戰則存，不疾戰則亡的死地。李一氓在戰斗勝利后自豪地寫道：“震動全世界的中國紅軍，又來到石達開碰釘子的地方。蔣介石、劉湘、劉文輝等高興得很，以為歷史的事件，是一個鑄定的模子，在安順場消滅紅軍，是十拿九穩的。然而不然，不僅有在安順場強渡的十七個英雄，而且還奪取了天險的瀘定橋。”為何久經戰陣的石達開始終無法通過的安順場，紅軍僅靠17名勇士就能輕渡呢？

 

軍臨死地，不疾戰則亡。在這種逼仄地帶，更突顯兵貴神速的重要。要命的是，石達開竟然在這里扎下大營，幾天沒有行軍，這是非常不可理解的。紅軍很快就解開了這個謎題。考察紅軍長征親歷者的回憶錄，應當承認，紅軍對石達開的事跡非常清楚，對石達開兵敗身死的教訓也研究得很透徹，對當地老鄉口耳相傳的傳說故事也耐心訪查，紅軍如此用心準備，就是為了避免重蹈石達開的覆轍。據時任紅一軍團政治部組織部副部長馮文彬（筆名文彬）記載，朱德總司令對政治部的同志們說：“我問了這一帶的群眾，都說石達開入川是在這里消滅了的。因為石達開的夫人生了王子，不能前進，大排酒席，大吹大鼓，弄了好幾天。”在這間不容發的緊要關頭，石達開卻因自己個人的弄璋之喜而讓大部隊停止前進。遠道而來石達開的確不了解當地的情形。眼前雖然山川險阻，但如果小心謹慎，也未必不能通過，平日里停駐一兩天也沒有什么。但當時已經是晚春初夏之際，天氣日漸變暖，大渡河上游邊就是連綿的雪山，積雪日漸消融，河水隨時都會暴發。當天夜里，大渡河和松林小河突然漲水，“無雨陡漲數丈”，這就是春天積雪融水造成的。在太平軍扎營修整的幾天時間里，清軍已趕到大渡河北岸，留下了部隊防守。松林地土司王應元也率領自己麾下的彝、漢兵勇增援，石達開精明一世，在這一絕境中卻如此輕率，一誤再誤，失掉渡河的時機，以致被追兵困死，令人扼腕嘆息。

 

1935年，紅軍來到這里時，也都驚訝于此地之險惡，特別是河水湍急，幾乎成為不能行舟的天塹。據李一氓記載，紅軍一開始迅速組織力量，“宿營畢即至河邊”，“一面在扎排劈竹，一面用船渡”，做好了充足的準備，無奈“河寬雖只百余米。因地勢傾斜度大，水流奔騰湍急，時速每秒在四米以上”，是平原地帶河流流速的兩倍以上。平日里，百姓乘渡船過河，這些船夫“每名每日工費十元”，工資相當高，且老板還要給船工提供給鴉片，可見這是一個怎樣危險的職業。如此險灘，大船不能通過，唯有乘十五六人的小船。開船時，“十余船夫篙櫓齊施，精神筋力都緊張到極高度，順流斜下，對岸又均石壁，靠時一不慎，舟觸石角即粉碎”，簡直就是用生命在過河。如果小船遇到中流的漩渦，或是靠近岸邊的石壁時，即使是老船工也不免“見之心悸”。李一氓這樣寫道：“大渡河即古諸葛亮南征‘五月渡瀘’之瀘水，無怪《三國演義》上描寫當時死了那樣多人！”

 

要通過這樣的險境，非當地群眾協助不可。紅軍的政策宣傳非常得力，很得民心，以致徐夢秋（筆名莫休）發明了“包圍歡迎”這樣的詞匯，專用于形容紅軍進城后受到百姓真心擁護的場景。在向大渡河挺近的過程中，隨先頭部隊同行的蕭華也得到了當地群眾的協助，得知安順場“有敵一營，已破壞船只，并準備燒街屋”的重要軍事情報。

 

安順場邊的孤舟來自何處？

 

《長征組歌》一句“安順場邊孤舟勇”，道出了17勇士強渡大渡河的過程。楊得志將軍的回憶錄《大渡河畔英雄多》曾選入中學語文課本，其中提到“安順場在大渡河西南岸，那里有敵人兩個連守著，只有一只渡船。紅軍要強渡過去，先得消滅南岸敵人，奪取渡船”。敵人為何要留下這一只渡船，讓紅軍戰士有了渡河工具呢？

 

2006年8月14日，軍事科學院原軍史部副部長李維民少將在《北京日報》發表文章揭示了這一秘密。李維民少將采訪了當年強渡大渡河的親歷者后發現，國民黨軍并非沒有堅壁清野。當時，楊得志的紅一團即使經過了一晝夜140多里的急行軍，在5月24日晚距離安順場仍有15里。安順場南岸的守軍自知無法與紅軍正面硬碰硬，于是準備撤到北岸，憑險堅守。于是，在大渡河駐守的劉文輝第5旅第7團韓楷槐營在北撤時，把南岸的渡船、糧草、輜重大部分轉運到了北岸，又準備放火，將南岸安順場的街市房屋都燒掉，以焦土來迎接紅軍。

 

油畫，《大渡河十七勇士》，2011 年，沈堯伊，縱2.4米，橫6米

 

然而，在川軍準備放火時，半路殺出個程咬金。這一帶的街市大半是當地惡霸賴執中的私產，他當然不能眼睜睜地看自己的家產燒個精光。川軍雖說是奉命行事，但無奈這個賴執中也有著國民黨24軍的彝務總指揮部營長頭銜，韓楷槐營長奈何他不得。兩人爭執不下，只好坐著一只渡船，渡河北上去找余味儒團長評理。賴執中信誓旦旦地說，紅軍來不了，他親眼看見紅軍走富林大路北上了。如果紅軍真來了，不用別人動手，他親手把街市全燒了！

 

賴執中說的也不是空穴來風。當時，紅一軍團參謀長令劉亞樓率部隊在大樹堡佯渡，并廣為散布我軍將由此過河，去攻打成都的消息。兵不厭詐，敵人果然上當。在賴執中的保證下，國民黨軍做出了暫不燒街的承諾。賴執中坐著載他去北岸評理的那只船返回了南岸。這已經是安順場的唯一一只渡船了。

 

就是這只渡船給了紅軍渡河的可能。賴執中的小算盤打得貌似很精明，紅軍要是不來，他還是當地的富翁，照樣能過安逸的生活。就算紅軍真的來了，他這不還有一只船可以跑路嘛。他萬萬沒想到的是，紅軍先遣隊在劉伯承司令和聶榮臻政委命令下，楊得志紅1團當天晚上就連夜向安順場發起了突襲。紅軍迅速包圍了賴執中的營部，賴執中越墻逃走，紅軍不到30分鐘就全殲了守軍。戰斗中，紅軍俘虜了賴執中手下管理船只的士兵，得知了渡船的下落。紅1團1營立刻追趕，當時這只船已經離開了河岸，紅軍果斷架起機槍向船頭打了幾個點射，甚至有戰士跳入了湍急的河水中，游泳追趕渡船，敵人不得不停船靠岸。紅軍因此得到了強渡大渡河的那只渡船。

 

飛奪瀘定橋史事考辨

 

在強渡大渡河之后，僅憑不多的渡船，大隊紅軍還是不能及時過河。瀘定橋仍然是紅軍主力跨過大渡河的最佳選擇。因此有了后來有名的“飛奪瀘定橋”一戰。“飛奪瀘定橋”這5個字，最早出自時任紅一軍團宣傳科長彭加倫于1936年寫成并發表的《飛奪瀘定橋》一文。這一文章后來收錄在1937年2月于延安編成、1942年正式出版的《紅軍長征記》中，毛澤東看了也覺得“飛奪瀘定橋”這個標題十分精彩，因此這五個字成了這一戰役的正式名稱。這一戰在近幾年引起非常大的爭議，相關傳聞層出不窮。

 

彭加倫，飛奪瀘定橋時任紅一軍團政治部宣傳科長

 

為此，《飛奪瀘定橋》原作者彭加倫之子彭查理曾撰文澄清。彭加倫當時“是受命跟蹤報道”這次戰斗，因此目睹了戰斗全過程，加之他的文章“時間緊，寫完后立即發往全軍”，在1936年已經發表，沒有受到后來的政治因素影響，因此筆者認為彭加倫的《飛奪瀘定橋》一文的確是對這一戰斗最直接、最有價值的史料。

 

這一戰斗，最富爭議的是瀘定橋守備部隊的兵力。彭加倫文章中，國民黨在對岸有“兩個旅”。彭查理先生解釋，這兩個旅是國民黨在大渡河對岸瀘定地區的守軍總兵力，雖然“直接守橋部隊是兩個團，包括民團”，但顯然國民黨軍的兩個旅并不是擺設，有隨時增援的可能。因此，《飛奪瀘定橋》一文說國民黨軍在對岸有“兩個旅”也并不能算是夸大之辭。彭加倫也回憶：“因為早就知道敵軍守備部隊可隨時增援至兩個旅，我軍準備了更加充足的兵力，幾倍于敵。”

 

因為一部分紅軍精銳已經在強渡大渡河時過了河，為何這次飛奪瀘定橋時只有大渡河南岸單方面向北的進攻，而未接到已經過河紅軍部隊的支援？紅軍原定左右兩路軍同時攻擊瀘定橋，當時已經過河的右路軍遲遲未到。左路紅軍主力判斷其“肯定是遇到了敵人攔截，因為我們左路軍一路走都受到敵軍的攔阻”，因此，“中央決定由楊成武部搶先攻擊橋頭，也許在戰斗中右路軍就會趕到了！”

 

親歷戰斗經歷的彭加倫回憶道：“當時明顯的是我軍火力壓制住了敵方！就在我們的戰士快爬到對岸橋頭時，橋頭突然著起火來，我們戰士急了，一邊扔手榴彈一邊大喊著沖了上去，敵人全嚇跑了！我原以為戰事還會長一些，等到右路軍到達對岸橋頭時敵人就會撤去!沒想到戰事突變，我們順利地占領了對岸！”可見，這一戰的勝利令紅軍也十分意外，紅軍除了勝在兵貴神速之外，能夠集中為數不多的重火力，對北岸國民黨守軍進行火力壓制，也是獲勝的關鍵因素?！讹w奪瀘定橋》一文記載，在到達瀘定橋之前，輕裝的紅軍曾邊行軍邊戰斗，一口氣“完全消滅敵三個連”，“繳步槍一百余枝，重機關槍三十多挺”，可見，到達瀘定橋之后，紅軍已經擁有了機槍等重火力武器。在戰斗開始之前，紅軍也“經過詳細的偵察,在橋頭配齊了火力”。戰斗開始之后，“機關槍迫擊炮聲、手榴彈聲、口號聲震動山谷”。

 

綜觀此前紅軍與川軍的戰斗，幾乎每次打掃戰場時都能搜到大量煙槍，此時，作為軍閥部隊的川軍，其紀律、素質實在令人不敢恭維。今天安坐在電腦前指點江山的網民可能很難想象在重火力壓制之下，一個未經受嚴格軍事訓練的人要面臨著怎樣的壓力。即使是武裝到牙齒的美軍，在派駐伊拉克和阿富汗的士兵中，也有數十萬人在與裝備簡陋的民間武裝作戰時因精神壓力過大而出現心理、精神障礙。對岸的川軍和民團遭到火力壓制之后，想必是耳邊爆炸聲大作，頭不敢抬，眼不敢睜。此前川軍曾為了阻擋紅軍過橋，在橋頭放了火，這時火焰也燎到了自家陣地上，對一個沒有經過嚴格戰斗訓練的普通人（或許還有大煙癮）而言，逃命或許是最直接最本能的選擇。

 

1978年5月21日，時任國務院副總理鄧小平（右）會見時任美國總統國家安全事務助理茲比格涅夫·布熱津斯基（左）

 

另外，還有所謂鄧小平“親口承認飛奪瀘定橋是虛構”的傳言。這一傳言出自布熱津斯基2005年在斯坦福大學的演講《美國與新亞洲》（America and the New Asia）。在演講稿中，布熱津斯基回憶了自己1981年受邀來華，帶著家人重走長征路的往事。旅途結束后，布熱津斯基一家來到北京，受到鄧小平的接見。雖然布熱津斯基日后有多次機會與鄧小平會談，但這一次的談話顯然令他印象深刻。因為鄧小平此次并不傾向于談論中美關系的大政方針，卻對布熱津斯基一行在長征路上的所見所聞特別感興趣。

 

布熱津斯基與鄧小平的私交眾所周知，當時的中美關系也正處于蜜月期，所以雙方的談話氛圍相當輕松愉快。布熱津斯基說到他這次專程拜訪了瀘定橋。聽到這里，鄧小平微笑著說（smiled and said）：“好吧，我們的確是這么宣傳的。我們需要表現紅軍英勇善戰的精神。事實上，這是個非常容易的軍事行動，實際沒有什么。河對岸只有一些軍閥部隊，也只有舊槍，這真的不是多大的功績，我們只得將這件事戲劇化。”（“Well, that’s the way it’s presented in our propaganda. We needed that to express the fighting spirit of our forces. In fact, it was a very easy military operation. There wasn’t really much to it. The other side were just some troops of the warlord who were armedwith old muskets and it really wasn’t that much of a feat, but we felt we had to dramatize it.”）

 

就是這一段話，被一些網民誤解，以為在瀘定橋根本沒有發生戰斗，甚至有人借此號稱實際上飛奪瀘定橋是虛構的，這顯然不符合布熱津斯基的本意。全文沒有一句話說瀘定橋邊沒有守軍，而是明確說對面有軍閥部隊駐防。值得注意的是，鄧小平當時在紅一軍團當政治部副主任，并未在飛奪瀘定橋的紅4團中，也沒有親歷大渡河畔的戰斗。且鄧小平在淮海戰場上見識過數十萬人規模的戰斗，相對而言，飛奪瀘定橋的戰斗僅僅是幾十人的規模，幾十人和幾十萬人一對比，鄧小平會認為這次戰斗“這沒有什么”（“There wasn’t really much to it”），是指其規模小，很容易就達到了戰斗目標，這也是理所當然的。這并不意味著這次戰斗的不值一提。

 

瀘定橋，又稱鐵索橋，位于四川省瀘定縣大渡河上，是一座始建于清朝的懸索橋，橋長101.6米，寬2.8米，兩岸橋臺上建有橋亭，1961年被列為第一批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

 

布熱津斯基對飛奪瀘定橋戰斗的看法是怎么樣的呢？他在同一場演講中是這樣向聽眾描述這場戰斗的：“這個地方發生了特殊而重要的英勇戰斗，紅軍在這里穿過了非常艱難而危險的河流，如果不能過去，紅軍就會全軍覆沒。因此穿越瀘定橋是一項重大的豐功偉績。”顯然，布熱津斯基十分理解鄧小平的謙虛，他必然不會像個別網民那樣把人家的謙虛當成心虛。在布熱津斯基心中，飛奪瀘定橋的戰斗十分驚險（“the Red Forces were able to cross the river under very difficult and treacherous conditions”），也十分重要（“which was the site of a special, important heroic battle”），是名副其實的豐功偉績（“It was a great feat of arms to have crossed that bridge”）。

 

筆者以為，鄧小平的語言風格一向如此，謙遜平和，這一舉重若輕的談話，與其說反轉了“飛奪瀘定橋”的神話，不如說是進一步揭露了軍閥部隊“雙槍將”極其低下的戰斗力，幾十個紅軍戰士就能奪下這一戰略要沖，小刀割黃油一般輕而易舉，容易到這位黨和國家的領導人都不好意思了。紅軍輕而易舉地飛奪瀘定橋，首先源于戰士們頑強的戰斗意志，這一點并不會因為對手戰斗力的強或弱而有所改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