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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山：日本人為什么用漢字來翻譯西方概念

點擊：  作者：羅山    來源：《國家人文歷史》  發布時間:2016-06-05 20:02:22

  

 

        傳入日本并經抄繪、上色的《坤輿萬國全圖》，1708年出版。底本是明末李之藻翻譯的利瑪竇1584版單色地圖

       （《國家人文歷史》2016年6月，有刪節，原標題為《日本人為什么用漢字來翻譯西方概念 在日語新詞傳入之前中國如何造新詞》）

 

       現代漢語受日語外來詞的影響很大，諸如“歷史”“政治”“干部”“事業”“社會主義”這些人們今天司空見慣的詞語，都來自于日語，有人甚至說“離開了日語外來詞，中國人就不會說話了”。誠然，日本新名詞很大程度上重建了中國這個千年古國的名詞系統，但有人往往忽視漢語新名詞的多元來源，以致只要看到雙字詞，就以為是從日本引進的。事實上，早于日本新詞傳入之前，中國已經出現了“華制新漢語”，當今日常用語中的很大一部分詞匯由此形成。

 

       馬禮遜發憤編字典

 

       在19世紀之前，漢語對西方詞匯的吸收基本遵循這樣一個模式：由來華傳教士在中國人幫助下將一本西洋著作翻譯為中文，因此書中的西洋專有名詞有了中文的對應詞匯。這種吸收模式與明代之前并無二致，見一個詞，翻譯一個詞，不成體系。19世紀初，英國倫敦會新教傳教士馬禮遜（RobertMorrison）則將這種模式推進了一大步，在西方詞匯和漢語詞匯之間開始建立系統性的對應關聯。

 

       馬禮遜于1782年生于蘇格蘭，據說和發明蒸汽機車的史蒂芬遜還是童年玩伴。馬禮遜很早就立志成為傳教士，曾在倫敦和一位廣東人容三德學習漢語。馬禮遜實際學的很可能是粵語，水平也未見得高，但已經是英國教會中漢語基礎不錯的人選了，因此被派往萬里之外的東方。他是第一個來到中國大陸的新教傳教士。

 

       版畫，1839年，英國傳教士馬禮遜（右）與他的中國助手。馬禮遜在1815年至1823年間編了一部《中文字典》，這是最早的漢英字典

 

       1807年9月，馬禮遜初來中國，在澳門落腳。剛一登岸，馬禮遜就感到了這片土地上濃厚的敵意。不僅因為漢字自身極不友好的天書級難度，當時清廷禁止中國人教外國人中文，還有一個今人看來很意外的原因，那就是葡萄牙人的阻撓。既得利益的葡萄牙天主教徒才不管你英國的基督教徒是不是上帝子民，人家本身就看你新教異端不順眼，早個幾百年把你們送上火刑架都有可能，更何況你們還有可能來搶生意。所以，沒在澳門待幾天，馬禮遜就被葡萄牙當局驅逐出境，悻悻地來到了廣州。

 

       他一個高鼻深目的白人，廣州城自然是明令禁止涉足的，好在廣州城外的十三行有外國商人的貨棧和居住區，他在這里找到了新的住處，也終于找到一位中國的天主教徒袁光明來教自己這個基督教傳教士漢語。因當時中國禁教，為了偷偷傳教，馬禮遜迫切希望融入中國百姓生活，他像幾百年前的利瑪竇那樣，穿著長衫布鞋招搖過市，學著用筷子吃粵菜，甚至開始留起了長指甲和小辮子，非常賣力地模仿著他心目中的中國人形象。這么做不但沒有和人民群眾打成一片，反而更扎眼了。廣州是當時中國唯一的口岸，老百姓對西方人很熟悉，西裝革履早已習以為常，這副山寨打扮的洋人倒是第一次見，馬禮遜不出意外地慘遭群嘲，說好的秘密傳教也傳不成了。此外，他不懂中國的書籍，只好托中國仆人去買，于是又毫無意外地被貪心的仆人坑了錢。

 

       不過到1808年6月返回澳門時，飽受摧殘的馬禮遜已經熟練地掌握了粵語和官話。馬禮遜回憶起自己學習中文的曲折經歷，感慨萬千。不會中文，根本無法傳教。既然自己已經兼通英語、粵語和官話，何不編一部雙語字典，這樣他的同胞學習中文就更容易了，他那種可笑的試錯過程也不必再度上演。

 

       耿直的人一般都很有毅力，認定了就不回頭。馬禮遜自1808年開始，以《康熙字典》為據，歷經15年編成了三部分六卷本的《華英字典》（Dictionaryof the Chinese Language）。這部字典包含一部漢英字典和一部英漢字典，幾乎是馬禮遜一人獨立完成。從此以后，來華的美、英新教傳教士幾乎都以馬禮遜的《華英字典》作為學習漢語漢字的經典教科書。在撰寫過程中，身在澳門的馬禮遜迎來了他的蘇格蘭老鄉米憐（WilliamMilne），令孤軍奮戰的馬禮遜十分欣慰。幾年以后，米憐在馬禮遜的建議之下前往華僑聚居的南洋馬六甲開辟傳教事業，臨行前帶上了馬禮遜推薦的刻印匠人梁發。這個梁發多年以后寫了一本叫《勸世良言》的傳教手冊，讓一位叫洪火秀的落第士人大受啟發，于是當即改名秀全，接下來的故事，想必讀者們一定很熟悉。

 

《康熙字典》，清康熙年間，北京，故宮博物院珍寶館

 

       馬禮遜《字典》的意義究竟何在？馮天瑜教授曾列舉過馬禮遜《字典》的幾個詞條，其影響力之大，一看便知：apostle使徒，black lead Pencil鉛筆，Christ基利斯督，Critic of books善批評書，digest消化，ex-change交換，judge審判，law法律，level水準，medicine醫學，natural自然的，necessarily必要，news新聞，novel a small tale小說書，organ風琴，practice演習，radius半徑線，spirit精神，unit單位等。若不是馬禮遜近幾年被學界關注，其中很大一部分詞匯肯定會被想當然地當作日本人的成果。

 

       值得一提的是，清末民初《泰晤士報》派駐北京的著名記者莫理循和這位馬禮遜同姓。來華不久，莫理循發現，許多英國人在報上看到發自中國、署名Morrison的稿件，竟驚呼80多年前的那位傳教士馬禮遜還健在，令這位年輕人哭笑不得。這也能從一個側面反映出，對當年的英國人而言，馬禮遜就是他們心目中的中國代言人。

 

        科學名詞翻譯與近代中文報刊

 

       馬禮遜之后，傳教士的造詞事業興繼不絕。許多圖書館藏有再版的馬禮遜《華英字典》，其扉頁下半部分往往會有“The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 Press”的字樣。懂行的人一眼便知，這是一個大名鼎鼎的機構——墨海書館。這是上海最早的一個現代出版社，為上海最早采用西式漢文鉛印活字印刷術的印刷機構，至今國內的出版印刷界的行業史志撰寫過程中都繞不過墨海書館。

 

馬禮遜《華英字典》（卷3）影印版，2010年大象出版社出版

 

翟理斯《華英字典》1892年版，由上海別發洋行發行

 

       墨海書館的創辦人叫麥都思，此前在馬禮遜的老朋友米憐那里學中文。米憐當時在馬六甲編纂了一份中文小刊物，麥都思也經常在上面寫文章，主要內容當然是傳教士的勸善信教的老本行，但也有一些新聞內容。這份報紙叫《察世俗每月統記傳》，現在被奉為“以中文出版的第一種現代報刊”，其實當時不過是一份發行量幾千份的免費小冊子，近代的中文新聞報刊事業竟就此發端。

 

       1843年，上海開埠不久，麥都思和幾個傳教士來到上海，在當時的江海北關附近倫敦傳道會總部開辦了墨海書館，即如今的黃浦區福州路一代，現在仍然是書店密布的文化寶地。書館用一臺牛力驅動的鉛字印刷機印制圣經等書籍。洋務先驅郭嵩燾稱呼麥都思為“墨海老人”，有人認為“墨海”就是麥都思（Medhurst）的音譯，不過更多的人說是取“翰墨海洋”之意，透著一股雅意。

 

       麥都思還曾外出考察，他也像馬禮遜一樣喬裝打扮，剃光前額頭發，安上假辮子，戴上墨晶眼鏡，身穿長衫，頭戴瓜皮帽，走訪江浙桑蠶和茶葉產地。這既說明這些傳教士對中國抱有一種真切的好奇之心，也反映出中國老百姓對外國人的陌生與不適應，如果說清代上層士大夫對西學多少還有一點微弱傳承的話，那老百姓對洋人可真是完全的陌生了。

 

       墨海書院先后出版了《數學啟蒙》《續幾何原本》《代數學》《代微積拾級》等令作為文科生的筆者無言以對的著作。這些著作的主要翻譯者均為偉烈亞力。偉烈亞力厘定了“圓錐”“曲線”“軸線”等幾何術語，還首次向中國介紹了虛數，并引入了×÷=∵∴∞等西方運算符號。 “代數”“微分”“積分”“系數”“橢圓”“級數”“常數”“變數”等詞，為當代學生創造了無盡的掛科可能。

 

       繪畫，左為麥都思，英國傳教士，自號“墨海老人”，先后印行了30 余種中文書籍

 

       這些酷愛新聞出版事業的英國傳教士注定是閑不住的。麥都思于1853年來到香港，想起此前的辦報經歷，又搞了個叫《遐邇貫珍》的刊物，看名字很像某種神秘的宮廷御膳，其實是中國本土出現的第一個中文期刊，內容上也越來越世俗化，后來都開始登廣告了。此后不久，偉烈亞力在墨海書館也創辦了刊物《六合叢談》，這是當時中文世界最好的綜合性新聞刊物。其他刊物往往都是西方傳教士勸人信教的，這部刊物雖不能免俗，但卻以“通中外之情，載遠近之事，盡古今之變”為旨趣，刊登了大量世俗的國內外消息，其影響力遠邁中國之境，尤其受到日本追捧。下面的一個故事就和《六合叢談》的東傳有直接關系。

 

       《六和叢談》，1857年（咸豐七年）在上海出版，封面書“江蘇松江上海墨海書館印”

 

      漢語新詞給日本人打開世界之窗

 

       日劇《神探伽利略》中，主角湯川學的黑板上常常滿是物理、化學名詞，中國觀眾看到往往覺得很熟悉，因為許多都是漢字詞。“化學”是不折不扣的新名詞，清末之前從未見于漢文典籍，不僅中國典籍沒有，日本典籍也沒有。“化學”一詞的發明權，長期被理所當然地歸功于日本人，畢竟人家科技先進嘛，科技詞匯想必是人家發明的。但“化學”這個現在為中日兩國所通用的名詞，其誕生地是上海，創制過程中也有中國人的身影。

 

       日本蘭學（日本對西學的稱呼）著作將荷蘭語化學一詞Chemie音譯為“舍密”，看上去似乎有一種詭異的玄學色彩。此前，馬禮遜《華英字典》可能是看化學家也把瓶瓶罐罐放到火上煉烤，于是將chemist（化學家）一詞生硬地翻譯為“丹家”，即煉丹藥的方士。

 

       20世紀80年代，新成果不斷涌現，特別是著名的改良派思想家王韜的日記受到學界矚目。人們驚訝地發現，王韜于1855年在日記中記載自己觀看一位“戴君”表演實驗的經歷。面對戴君“特出奇器，盛水于桮交相注，渴頓復變色”的現象，王韜恍然大悟，就把這種神奇的把戲“名曰化學”！這一記錄早于已知的所有日文文獻。

 

       經過旅日學者沈國威的考證，這位戴君并不姓戴，而是一位中文名叫戴德生的英國傳教士JamesHudson Taylor。關于“化學”這兩個字究竟是王韜還是戴德生提出，學界有爭議，當年戴德生的漢語水平相當一般，似乎達不到自創新詞的程度，故還是王韜發明的可能性更高一些。沈國威教授發現，這次戴德生在王韜面前表現的化學秀不僅僅標志著“化學”這個名詞的誕生，更與“化學”這個譯名日后東傳日本有直接關系。

 

       原來，王韜當年的正式職業是上海墨海書館的雇員。王韜對“化學”這個譯名甚是得意，轉口告訴了書館的傳教士偉烈亞力。結果偉烈亞力也覺得不錯，于是在墨海書館出版的《六合叢談》中沿用了這種譯法。

 

      《黃浦帆檣》，清末張志瀛繪。描繪王韜拜訪上海墨海書館和黃浦江上的輪船。出自清末王韜《漫游隨錄圖記》

 

      明清兩代，漢語文言是東亞世界通用的書寫語言，漢字是東亞世界的通用文字。不僅中國使用，日本、朝鮮、琉球、越南等國的知識分子都以漢字作為主要書寫手段。這種情況一直持續到20世紀，孫中山在會見日本社會活動家宮崎寅藏、越南民族解放運動領袖潘佩珠，蔣介石會見韓國獨立運動領袖金九，雙方都是通過書寫漢字“筆談”來實現交流的。當時的東亞知識界因此擁有了極高的流動性。

 

      1859年，日本德川幕府將原本不多的宗教內容刪去后，以官方名義出版了《六合叢談》的合訂本，讓日本人第一次見到了“化學”一詞。日本蘭學界早對莫名其妙的“舍密”大為不滿，一看這兩個字非常興奮。僅僅在《六合叢談》傳入日本一年后，蘭學家川本幸民的《萬有化學》就一口氣刪掉了所有的“舍密”，全部改為“化學”，此后經學校教育的普及，化學一詞逐漸為日本人所接受，以致完全記不得自己原創的什么“舍密”了。就這樣，誕生于中國的“化學”一步步傳到了日本。

 

      19世紀中葉，日語的詞匯不僅尚未能影響漢語，反而是漢語的新詞向日本輸出，給幕府末年的維新人士打開了一扇通向世界的窗戶。日本人大量造詞，要到19世紀60年代的明治時期。至于日本的所謂“和制漢語”新名詞對漢語詞匯系統的滲透則要到甲午戰爭以后了。

 

  世界潮流擺在那里，中國人遲早都會形成一套新的詞匯體系去描述這個科學昌明的新世界，中國的孩子們也遲早得接受中文版數理化試題的折磨。現在的日語面對新概念時，基本已經停止新“和制漢語”的創造，而改用假名音譯，明末徐光啟、利瑪竇等先賢開創的華制新漢語至今仍然煥發著強大的生命力，新的詞匯幾乎每天都在涌現，這就中國人語言創造力的明證。

 

      （參考文獻：沈國威：《譯名“化學”的誕生》，《自然科學史研究》，2000年第1期；劉廣定：《“化學”譯名與戴德生無關考》，《自然科學史研究》，2004年第4期；馮天瑜：《晚清入華新教傳教士譯業述評》，《史學月刊》，2004年第8期；湛曉白、黃興濤：《清代初中期西學影響經學問題研究述評》，《中國文化研究》，2007年第1期）

 

【 國家人文歷史 】系頭條號簽約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