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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姝：習近平青少年時期的20個小伙伴

點擊：  作者：王姝    來源：政事兒  發布時間:2017-02-05 09:28:50

 

           1969年至1975年，習近平總書記在黃土高原，度過了7載青春歲月。

由中共中央黨校主辦的《學習時報》自去年11月起，刊發系列報道《習近平的七年知青歲月》，截至目前已刊發15期。

系列報道以對談訪談的形式，采訪了7名梁家河村民、7名趙家河村民、4名跟習近平一起下鄉的北京知青、當年曾采訪過習近平的中國作協會員谷溪。19名受訪者講述了跟知青習近平相處的故事，還回顧了習近平與作家路遙交往的場景。

這19名受訪者與作家路遙，在黃土高原上陪伴習近平度過了青少年時期，可以說是習近平青少年時期的20個小伙伴。

“黑子”：他一有機會就要跟我“切磋”摔跤

梁家河村人王憲平(小名“黑子”)是當年的返鄉知青，比習近平大三歲，有一次和習近平摔跤，一下就把習近平摔倒在地上。“近平雖然輸了，但他這個人很倔強，就是不服我，還要和我比試。以后我們又較量過多次，他也沒能贏我，但他那股不服輸的勁頭上來了，一有機會就要跟我‘切磋切磋’”。

 

 

2009年11月13日，時任中央政治局常委、國家副主席的習近平到延安考察，把幾個比較要好的朋友請到了延安，王憲平是其中之一。

 

 

2009年，延安，習近平與王憲平握手

王憲平回憶， 習近平提到了當年的摔跤經歷，“黑子，這么多年過去了，你還記不記得當年在村里勞動，咱們在寨子溝里打壩，我總是和你摔跤，我每次都摔不過你，但就是不服你。那個時候真開心啊。”

王憲平說，“近平，這事你都沒有忘，我更忘不了。那時候咱們年紀都小，但我比你大幾歲，你摔不過我很正常啊。不過，我當年要是知道你現在能當這么大的官，我就不敢把你摔地上了!”

習近平哈哈大笑：“你看你這是啥話!”

“隨娃”：“他當年搞這些副業，很容易被扣帽子”

1975年10月習近平離開梁家河后，石春陽(小名“隨娃”)接任村黨支部書記。他現任大梁家河黨總支部書記。

 

 

2015年2月習近平回到梁家河村，身后是石春陽

石春陽回憶，習近平任梁家河大隊黨支部書記時，做了很多事情，辦沼氣，辦鐵業社、代銷點、縫紉社、磨坊等等，“當時的政治和經濟環境下，國家以糧為綱，一切以糧食生產為中心，近平搞這些副業，是有一定風險的，很容易被扣帽子”。

“近平對政策方面把握得很嚴謹”，石春陽說，“鐵業社給村里人打農具、修農具是不盈利的，完全免費。給縣上供貨，是近平親自去跑的。我們梁家河村黨支部與縣農副產品公司公對公，沒有問題。代銷點也是非營利性質的，近平先跟供銷社賒賬，把東西‘批發’回來，原價賣給社員，一分錢都不掙”。

上述習近平于2009年，跟幾名梁家河村民在延安的會面，石春陽也參加了。他準備了稿子，剛念了個開頭“尊敬的習近平副主席……”，就被習近平打斷：“隨娃，你咋也這么稱呼我呢?”石春陽說，“我一看，給近平念一遍稿子，走這形式，確實沒啥意思，就把稿子撂下了”。

梁玉明：為通電、辦學，找過近平幫忙

習近平插隊時，梁玉明擔任梁家河村支書，是習近平的入黨介紹人。

 

 

習近平與梁玉明握手

梁玉明說，習近平在福建工作時，他曾兩次找習近平幫忙。

一次是習近平在廈門工作時，“老朋友見面特別親切，一點兒都不生分。但是我那次找他，不是為了敘舊，而是因為我們村子里一直沒有通電，想讓他幫忙找找關系，看能不能給解決了。近平表示，離的這么遠，可能不好解決”。

梁玉明以為事情辦不成了，“沒想到，近平后來立即和我們縣當時的書記聯系上了，給他寫了信，向他反映了這個情況，希望他能重視解決。后來，縣委書記給我們批了20萬元，不僅我們梁家河通了電，一條溝的五個村都通了電”。

第二次是習近平在福建省委工作時，“那次是村里辦學校的事。我說我們想辦學校，沒錢。后來，近平通過朋友關系，多方協調，聯系了一個慈善機構，出資給我們村里辦了一所學校”。

梁玉明說，他到福建去的那一次，有個職位很高的干部被判刑了，他問習近平是怎么回事，“近平說：‘是因為貪污腐敗’。我說：‘近平，你可千萬不敢有這種想法。’近平笑了笑說：‘你放心吧，我可不是那號人，我肯定不是那號人！’”

7位趙家河村民：他開會講得可有意思了

1973年3月，延川縣委抽調習近平參加農村社會主義教育工作隊，到馮家坪公社趙家河大隊駐點。習近平在趙家河工作了8個月。7位受訪村民高小梅、武剛文、聶瑞蘭、趙福有、趙秀全、趙勛功、趙勝利，講述了跟習近平打交道的幾件小事。

 

 

趙家河村部分村民

習近平來到趙家河的第一頓飯，是在聶瑞蘭家吃的。吃完，習近平掏出糧票和錢，聶瑞蘭不肯要，因為給知青做“派飯”，也能掙工分。習近平離開后她才發現，碗底下壓了一斤二兩糧票和三毛錢。

武剛文曾經當過生產隊長，后來因為不讓開荒，跟縣委書記吵了一架，之后再也不肯當生產隊長。習近平來到趙家河后，很快就找到他，讓他出山。

武剛文說，盡管他脾氣倔，習近平卻有的是耐心，“他一次次找我談，讓我多為集體考慮，要用自己的能力給全生產隊的人做貢獻。他還問我：‘你聽不聽黨的話？不聽黨的話，說明你覺悟不夠高，我就給你辦學習班’。前前后后，近平一共找我談了十多次，最后終于把我說動了”。

趙勛功、趙勝利等村民回憶，當年村干部組織社員開會，大家都不好好聽，底下拉話的拉話，納鞋底的納鞋底，瞌睡的瞌睡。可習近平到趙家河后，一聽說他要開會，大家都趕緊過去。“因為啥?因為他講得可有意思了，特別實在。我們很佩服他，對他說：‘近平，你這個腦瓜子，真是了不得！’ ”

他們至今記得，當年習近平給他們講過“水門事件”，還講過電影《三笑》，“我們聽得聚精會神，如癡如醉。有的社員手里夾著一支香煙都忘了吸，突然感覺到燙手了才連忙扔掉。”

戴明：近平那天和我們一起唱《山楂樹》

戴明曾是北京市海淀區西頤中學學生，1969年跟習近平一起到梁家河插隊，住同一孔窯洞。1970年招工離開梁家河，曾做過教師、科技副縣長，西安地質學院產業處處長，在長安大學公安處副處長(正處級)任上退休。

戴明回憶，當年生活條件艱苦，洗澡也比較困難，因為不怎么會挑水，曾經穿著游泳褲，一起到溝里的水井旁邊洗澡，“但是村里人笑話我們，說大小伙子還光腚，以后我們就再不好意思那么洗了。”

有一次，他們還曾幫助鄰村一個不會唱歌的男知青隊，跟女知青隊“對唱”。“近平平時不怎么唱歌，但是那天也和我們一起唱，他嗓門也挺大。我們上來就唱了一首《山楂樹》，把對面的女生給震住了。她們奇怪，這些男生怎么突然變厲害了？”

還有一件事令戴明印象深刻。

當年，他們6名知青經常吃不飽肚子，晚上躺在炕上就聊吃的，越聊越餓。不過到了春節，生產隊為了歡迎他們知青，弄了幾桌好吃的，并且讓全村人都來吃。可正月十五過完了，整個村子里就剩下一些老弱病殘。“我們當時還奇怪，人都哪里去了?很快，我們就知道了：大部分人都出去要飯了，從這里走到銅川、西安，沿路乞討”。

“我們了解這個情況后，非常震驚，心里也很不是滋味。梁家河的老鄉，自己肚子都吃不飽，甚至還出去要飯，卻沒有虧待我們知青”。

王燕生：對那時的近平來說，實在太艱難了

王燕生當年是北京市人大附中學生，1969年也跟習近平一起到梁家河插隊，住同一孔窯洞。當年底他參軍入伍，復員后曾在工廠和科研單位工作。1993年出國留學。2011年退休前在外企任職。

 

 

王燕生稱，1970年召開九屆二中全會期間，幾個知青都在窯洞里聽收音機，當廣播里宣讀中央委員和候補中央委員名單的時候，“近平在特別認真地聽，結果名單里面沒有出現他的父親習仲勛的名字。當時，近平雖然沒說什么，但我能感覺到他的情緒是比較失落的”。

“他這個人比較堅強，不會對身邊的人抱怨什么，或者傾訴自己的苦悶，但是我們能理解他的心情：敬愛的父親已經受到了九年的迫害，至今仍命運未卜；母親也過著受審查、挨批斗的生活；自己和兄弟姐妹們的頭上還戴著‘黑幫子弟’的帽子；好好的一個家庭四分五裂……這些，對于他，一個17歲的男孩造成多么沉重的壓力是可想而知的”。

1969年至1971年一兩年間，同來的知青相繼離開，可習仲勛的問題在很長一段時間都沒有解決，“他的家庭受到的沖擊太大了。要尋找一條從梁家河走出去的路，對那時的近平來說，實在是太艱難了”。

曹谷溪：獎勵一輛摩托車，只有近平不高興

曹谷溪筆名谷溪，中國作協會員。曾任延川縣革委會通訊組組長、《山花》文學報和《延安文學》主編、路遙文學院院長。1975年曾采訪習近平，寫成延川縣大辦沼氣的通訊《取火記》。

曹谷溪回憶，剛插隊時，由于受其父親“問題”的牽連，習近平的工作熱情最初并未得到支持和肯定，甚至還受到漠視和懷疑。一次他到下驛村去看一個朋友，有人給知青組長石煥南反映：他是不是來搞什么“串聯”?

“在實現人生價值的時候，別人做事從‘零 ’開始，習近平卻要從‘負數’開始”，曹谷溪說，盡管如此，習近平仍舊干出了令人矚目的成績。

 

 

1992年，習近平與曹谷溪在延安重逢

他記得，當年，北京曾給延川縣一輛130工具車，一臺三輪摩托車。縣上決定把摩托車獎給時任梁家河黨支部書記習近平。

“消息傳來，大家都很高興，唯有習近平不高興。他說：‘這個摩托車對咱有啥用！拉不了多少東西，又不能下地干農活，難道我天天開著它去兜風嗎？’他當即就委托梁家河的老支書梁玉明，到延安農機公司把這輛三輪摩托換成手扶拖拉機等農機具”。

路遙：他比我小四歲，知識面比我廣得多

2015年3月兩會期間，習近平與上海代表曹可凡聊起電視劇《平凡的世界》在全國熱播時說：“我和路遙很熟，當年住過一個窯洞。路遙和谷溪辦《山花》的時候，還只寫詩歌，不寫小說。”

曹谷溪講述了當年習近平與路遙交往的故事。

當年，路遙是“農村通訊員學習班”的學員，長期脫產學習，和曹谷溪一起寫通訊，辦《山花》。《山花》當時有一個骨干作者——陶海粟，原是清華附中的高材生，和習近平是來往很多的朋友。習近平每每進城辦事，必然到陶海粟那兒落腳。

 

 

作家路遙（資料圖）

曹谷溪說，土生土長的路遙，一直渴望走向一個更為廣闊的世界，以實現自己干一番大事業的理想，著魔似的讓京都文化與鄉土文化在自己的心中融匯與碰撞。因此，只要習近平一來，他總是主動去找他交談，有時竟徹夜長談。兩人交談的范圍很廣，談農村，談城市，談社會，談時政……他倆是古今中外、天文地理無所不談。路遙驚嘆：他年齡比我小四歲，知識面比我廣得多，志氣比我高得多。

其他小伙伴

其他小伙伴還有梁家河村民武暉、張衛龐、劉金蓮、呂侯生，一起下鄉的北京知青趙華安、張春富。

武暉至今記得，習近平跟他聊過當時的想法：“我為什么就不能在梁家河扎根呢？我為什么就不能留在這里為老百姓干好事呢？自己的路自己走，自己的事情自己干！”這次談話后，村里有一些招工的名額，習近平都沒有報名。

趙華安回憶，在窯洞里，習近平在炕桌上、炕沿上寫字。天氣暖和了，就搬一塊石頭，坐在石頭上，趴在磨盤上寫。“他寫字的姿勢挺有意思，把紙斜著放，手也順著紙的角度，斜著寫字。后來我也試過一次那樣寫字，感覺是比較順手。近平寫字很規矩，一筆一畫地寫，每一個字都整整齊齊，清清楚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