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俠(1041—1119),北宋詩人,字介夫,號“一拂居士”“大慶居士”,福州福清(今屬福建)人,宋英宗治平四年(1067年)進士,作品主要有《西塘集》《西塘先生文集》等,歷任光州司法參軍、汴京安上門監門等職。雖然只是一個算不得品、也數不上流的守門小吏,鄭俠卻名滿天下,流芳千古,《宋史》為其立傳,令人為之肅然起敬。
一、“不識抬舉”,自斷升官進身路
宋仁宗嘉祐年間,鄭俠的父親鄭翚任江寧(今南京)酒稅監,將兒子從家鄉接到江寧讀書求學。鄭俠聰明睿智,又篤志向學,寒窗苦讀,漸漸嶄露頭角,成為遠近聞名的才子。
治平四年(1067年),宋神宗剛剛即位,就急不可耐地起用革新派首領王安石為江寧知府。王安石素來愛才心切,聞鄭俠才華出眾,欣喜異常,不但多次約見他,熱情地給予嘉勉和鼓勵,還派其學生楊驥陪他讀書,悉心栽培。鄭俠與王安石非親非故,受到如此特殊關愛,受寵若驚,唯以更加努力地刻苦攻讀來報答王安石的知遇之恩,別無選擇。
功夫不負有心人,就在當年,27歲的鄭俠不負厚望,金榜題名,高中進士,授將作郎、秘書省校書郎。
熙寧二年(1069年),宋神宗任命王安石為參知政事(副宰相),次年,又擢升為宰相,一場轟轟烈烈的變法革新運動開始在全國全面鋪開。王安石大權在握,立即提升鄭俠為光州司法參軍,凡光州所有大小案件,一經鄭俠審結上報,王安石全部按照鄭俠的要求給予批復。鄭俠大為感激,將王安石視為知己和伯樂,暗暗下定決心,一定要竭智盡忠,為國為民,肝腦涂地,在所不辭,以報答王安石的知遇之恩。
熙寧五年(1072年),鄭俠在光州任期屆滿,應王安石之邀北上汴京。當時,為推行新法,朝廷頒布法令,用考試新法的辦法遴選人才,考中者可以青云直上,越級升為京官。王安石鼓勵鄭俠通過這個途徑得到晉升。令王安石大感意外的是鄭俠竟婉言拒絕,推說自己不熟悉新法,表示無意參加選任考試。
王安石非常欣賞鄭俠的才華,雖意外遭拒,仍不忍放棄。他不顧自己身為宰相的尊貴地位,多次前往鄭俠住所,詢問他拒絕參加考試的緣由。鄭俠被逼無奈,只好直言:“相君推行的青苗、免役、保甲、市易這幾樁事,還有邊境用兵的事,我還是頗有保留意見的。”
王安石愕然無語。
從此,鄭俠不再面見王安石,但卻屢屢給王安石寫信,指斥新法的種種弊端,勸說王安石盡早改弦更張。
于是,“不識抬舉”的鄭俠被任命為京城安上門的監門,成了一個看守城門的小吏。
王安石大刀闊斧地推行新法,急需大量優秀人才為其張目,思來想去,還是不忍讓一個出類拔萃人才永遠去守城門,便遣兒子王雱來悄悄告訴鄭俠,國家新設了修經局,擬提拔你任檢討之職。過了幾天,又派幕僚黎東美上門轉達自己的美意,勸鄭俠盡快赴任。
鄭俠回答說:“讀書無幾,不足以辱檢討。所以來,求執經相君門下耳。而相君發言持論,無非以官爵為先,所以待士者亦淺矣。果欲援俠而成就之,取其所獻利民便物之事,行其一二,使進而無愧,不亦善乎?”[1]——我沒讀過幾本書,沒有資格當檢討。之所以來到京都,我不過是想拜在相君門下讀書求學罷了。而相君動不動就以官爵相誘惑,這未免把士人看得太淺薄了。如果您真心想成就我,就請從我寫給您的興國利民的建議中,選出一兩條予以施行,使我得到晉升而內心無愧,不也是很好嗎?
面對鄭俠的“不識抬舉”,王安石嗟嘆不已。
二、上《流民圖》,呼吁神宗廢新法
鄭俠屢屢拂逆王安石的美意,拒絕升官,也不再去面見王安石,但卻忘不了一封接一封地給王安石寫信,連篇累牘地批評新法的種種弊端,苦口婆心地勸王安石盡快停止推行新法。
王安石知鄭俠志不可奪,不再理睬他。
似乎老天也憋著勁跟王安石鬧別扭,從熙寧六年(1073年)至翌年三月一直天旱不雨,赤地千里,流民遍地,餓殍滿道,再加上在推行新法的過程中,各級貪官污吏借機盤剝百姓,中飽私囊,天災人禍交相為虐,人民無以為生。
鄭俠憂國憂民,心急如焚,知道再繼續上書王安石已毫無意義,把希冀的目光投向了宋神宗趙頊。
于是,鄭俠提筆飽蘸濃墨,將平日所見百姓生活困苦的慘狀繪成一圖,曰《流民圖》,又揮筆寫成《論新法進流民圖疏》,請求朝廷罷除新法,救萬民于水火。奏疏送到閣門,輪值官員拒收,鄭俠無奈,只好假稱秘密緊急邊報,發馬遞急送銀臺司,直呈神宗皇帝趙頊。他在上書中這樣寫道:“……臣謹以逐日所見,繪成一圖,但經眼目,已可涕泣。而況有甚于此者乎!如陛下行臣之言,十日不雨,即乞斬臣宣德門外,以正欺君之罪。”[2]
宋神宗雙手捧著《流民圖》,翻來覆去地觀看,長吁短嘆,感喟不已,夜不能寐。第二天早朝,神宗宣布,罷停方田、保甲、青苗諸法,減免役錢,開倉放量,賑濟災民,并降《責躬詔》,號召群臣,積極建言獻策,罷除弊政。
說來也湊巧,此后三日,滂沱大雨從天而降。
一幅《流民圖》,使新法大部被廢,王安石被迫辭去宰相職位,鄭俠也因為“擅發馬遞”交御史臺治罪。
三、呈《正邪圖》,惹怒權貴遭放逐
王安石罷相后,呂惠卿被擢升為參知政事(副宰相)。在呂惠卿等新黨朝臣的推動下,很快又恢復了新法。
熙寧七年(1074年)六月,鄭俠上書指斥呂惠卿在朝中朋比為奸,堵塞言路,是一個早當罷黜的漏網奸人,并上奏說宮中有人圖謀不軌,還依據唐代魏征、姚崇、宋璟、李林甫、盧杞的傳記,精心繪制了兩軸畫,題名為《正直君子邪曲小人事業圖跡》,將在位的朝廷重臣分別比附成魏征、姚崇、宋璟一類的社稷之臣,或比附為李林甫、盧杞一類的奸邪佞臣,同奏疏一起呈給神宗趙頊。
呂惠卿上疏神宗,指斥鄭俠犯誹謗大臣之罪,應予嚴懲。于是,鄭俠被謫放汀州。流放了鄭俠,呂惠卿仍覺不解氣,又指使御史張琥彈劾鄭俠與其他大臣勾結為朋黨,“惠卿議致之死。帝曰:‘俠所言非為身也,忠誠亦可嘉,豈宜深罪?’”[3]。
神宗的庇護使得鄭俠逃過一死,但卻不能免除流放之苦,又被改判謫放英州。抵達英州后,官府為他安排了一間透風漏雨快要倒塌的破廟棲身,英州民眾久仰鄭俠美名,民間自發集資為他建造了一所新居,并爭相把子女送來拜在其門下,跟著他讀書學習。
四、蔡京搜檢,歸囊“家產”唯一拂
元祐元年(1086年),宋哲宗趙煦繼位,大赦天下,在英州熬過了12年艱苦謫放生涯的鄭俠才得以回到福清。經蘇軾、孫覺聯名舉薦,鄭俠被起用為泉州教授。
鄭俠雖歷盡坎坷,屢遭劫難,然忠直不阿、嫉惡如仇的稟性老而彌堅,誓死不與當朝的蔡京等權臣同流合污,再次遭罷官流放英州。直至元符三年(1100年)宋徽宗趙佶繼位,大赦天下,鄭俠才獲赦免,再次被任命為泉州教授。
蔡京等權臣將鄭俠視為眼中釘,嗾使黨羽羅織罪名,再次彈劾鄭俠,將其革職回籍。
在鄭俠啟程返鄉之際,蔡京等人又指使黨羽查驗鄭俠的行李,妄圖從中找到鄭俠納賄的證據。他們把行囊翻了個底朝天,除了找到幾件舊布衣、幾捆書籍和幾摞詩文手稿外,唯一的“家產”就是一把用牛尾巴毛制成的拂塵,弄得這幫家伙面面相覷,狼狽不堪。鄭俠拍拍衣襟嬉笑著說:“你們看清楚了,我鄭俠一身干干凈凈,就是因為用這把拂塵常常拂拭。別忘了告訴蔡大人,他身上積塵太厚,恐怕怎么拂也拂不凈了!”
宣和元年(1119年)八月,79歲的鄭俠在家鄉閑居12年后溘然長逝。
五、品評
明代萬歷朝內閣首輔葉向高曾撰一聯追念鄭俠:諫草累千言,終信丹青能悟主;歸裝唯一拂,始知琴鶴也妨人。
鄭俠進士及第,又非常幸運的受到當朝宰相王安石的青睞,本可順風順水,一路青云直上,然他卻“不識抬舉”,梗著脖子屢屢拂逆王安石的美意,將一個又一個升遷的機會棄之如敝屣。人各有志,不能強勉,“陽關大道你不走,偏愛游走獨木橋”也就罷了,令人匪夷所思的是他竟“恩將仇報”,一封又一封寫信指責恩師王安石,企圖阻止新法的推行。更為“過分”的是,當他發現自己的所有努力都只不過是徒勞的時候,竟冒著砍頭的風險,向神宗皇帝獻《流民圖》,上彈劾奏書,終至新法被廢,王安石被罷相,在朝廷上演了一出“蚍蜉撼倒大樹”的奇劇。
王安石罷相后,呂惠卿等又奏請神宗恢復了新法,鄭俠再度披甲上陣,冒死向神宗呈上《正直君子邪曲小人事業圖跡》,矛頭直指呂惠卿等朝廷重臣,為自己招來了一茬又一茬的沉重打擊,倘不是宋神宗出手搭救,早已一命嗚呼!
鄭俠雖然只是一個區區監門小吏,他所扼守的絕不僅僅是一個城門,而是關乎國家生死存亡的命運之門!
讀《宋史·鄭俠傳》,我們不由油然想起孔子“道不同,不相為謀”[4]的古訓,想起蘇軾“位卑未敢忘憂國”的傳世警語,想起魯迅的至理名言:“我們從古以來,就有埋頭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為民請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雖是等于為帝王將相作家譜的所謂‘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他們的光耀,這就是中國的脊梁。”
注 釋:
[1][2][3]《宋史·鄭俠列傳》
[4]《論語•衛靈公》
(作者系解放軍西安通信學院教授;來源:昆侖策網,根據作者來稿編發,原載《學習時報》2016年12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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