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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標題：《九三年》、革命與人道主義

    國家話劇院隆重推出了由汪遵熹執導的一部大戲——《九三年》。還在排練階段，評論界就預言這必將是2004年最為驚心動魄的一部力作。我知道排演《九三年》這個消息后就想，為什么國家話劇院要在此時此刻演《九三年》這樣一個戲？根據我們學的外國文學史，雨果是個大作家，但他的《九三年》在文學史上的位置并不突出，基本放在與《笑面人》同等的地位。可是近年來，《九三年》卻重新受到了人們的重視。 

　　我在此戲的排練階段就指出，以前不被突出，一個是它思想方面的原因，用老左派的觀點來看，是不是革命性不夠？從藝術上看，《九三年》有一些很講究技巧的地方，很講究懸念、沖突，情節性、戲劇性很強，這樣的東西往往被教授、學者不太看高——我這是諷刺的說法，因為他們自己藝術水平不夠，就喜歡無情節、無人物、偽現代派的東西，而大大方方的東西他們難以接受。 

　　近年來，尤其是從1990年代以來的十來年，革命的問題重新進入人們視野并成為焦點。二十五年前，我們受的是傳統的革命教育，其實我感覺自己對那時的革命教育理解很膚淺。我現在在北大講魯迅研究課，有越來越多的人來聽。我講，我小時候天天學的都是毛澤東、魯迅的著作，那時候感受不深，覺得這些離我很遠。毛澤東、魯迅都講斗爭精神，小時候覺得周圍沒有這些事情。三座大山被一一推翻，我們生活的時代是人人平等的時代，一個廠長和一個工人差不多。沒有哪個廠長把工人的女兒強奸了，把廠里的錢卷跑了，到了美國，再回過頭來罵中國沒有人權，以前沒有這些事情。魯迅所說的什么西崽、洋奴啊，周圍也沒有，所以對魯迅我們都只是很恭敬。 

　　我們要理解《九三年》中的革命問題，不妨先看看魯迅對革命的態度。我現在講魯迅，主要講他前期的幾篇文言文，我們覺得他后來的文章很偏激，其實他是遇事說事，遇到左他說右，遇到右他說左。他早期講得很全面，已經把現代化進程中的種種矛盾看得很清楚。從這個意義上講，如果沒有一個很大的視野來看待中國一百多年的變化；從世界范圍看，沒有一個大的視野去看法國大革命一直到今天的現代化進程，我們就會不是左就是右，一會兒左一會兒右，總是跳來跳去。極左搞得很不像話，迫害了很多無辜的人。雖然把“文革”妖魔化是不對的，但是我們得承認，“文革”中是有很多罪惡、悲劇的。現在我們走向了另外一個極端，凡是右派都是好人，甚至是偉人。原來一個個惟恐把自己說成右派，都拼命辯解自己是被冤枉的，現在一個個寫起回憶錄來了，表現當時怎么反共產黨。因為右派時髦了，成為了一個光榮的名詞。1990年代，李澤厚先生寫了一本書叫《告別革命》。1990年代起，掀起了一個全世界的反革命浪潮。很多知識界的人都卷入這個浪潮中，當然選擇不一樣。于是“左派”成了一個貶義詞，出現了一個新名詞“新左派”，其對立面是“自由派”，自由主義知識分子。這很有意思，左派的對立面不叫“右派”，他給自己起了一個很好的名字——“自由派”。由于老百姓對左派印象不好，就把這些為工農說話的、主張公平的、為革命辯護的人叫“左派”。北洋軍閥殺人之前，也是先要把被殺者定性為“過激派”的。 

　　我們看法國大革命，首先要看到這個大背景。我們是在這樣一個時空上演這個戲的。假如說，我事先不知道要排這個戲，我在劇場看戲，首先是把自己放在這個時空坐標上來看待這個戲，為什么要演這個戲，有什么“陰謀”。北京有一批忠實的話劇觀眾，這些觀眾都是有思想的。北京觀眾是“陰謀觀眾”。他看什么東西都要琢磨，看新聞聯播都要琢磨。所以放在一個大的視野中很重要。 

　　現在我們回過頭來再看法國大革命。如果我們只把它放在那個具體情境中，很多事情都說不清楚。到底人道主義好還是革命好？法國大革命不但是法國從傳統走向現代的轉折，而且是全世界走向現代的門檻。有了法國大革命，人類一下子就不一樣了。從整個現代化進程來看，現代化可以說是由法國大革命這個斷頭機落下來之后啟動的。 

　　人類要進入這么大一個變革，肯定要付出代價的，是人頭滾滾的代價。怎么看待代價問題，雨果的思考是猶豫不決的。雨果擅長議論，有時是自己議論，有時是借人物之口進行議論。他的議論有時不能和故事場面完全吻合。他說在絕對的革命利益之上，還有一個絕對的人道主義。這句話怎么理解？這句話從邏輯上是站不住的，從理論上很容易找到矛盾。他首先把革命和人道主義分開了。人為什么要革命，是不是無聊折騰？每次革命之后都有人說，有些人煽動群眾上街游行，總是把群眾運動說成是受鼓動。其實，如果人心中沒有革命的欲望和要求，誰也鼓動不了。革命首先是合乎人性的，把革命和人性對立起來從邏輯上講是不對的。革命是人性的表現。當一個社區把樹皮都吃光了的時候，怎么能不革命。這時候，革命就是最大的人道主義。革命包括不包括殺人，包括不包括殺錯人？必須非常殘酷地直面這些問題。正因為法國大革命有很多的教訓、血腥，它替整個人類做了一個實驗，使以后的革命少了很多殘酷。 

　　如果比較一下法國大革命、俄國革命和中國大革命的話，就會發現，中國的革命是最人道主義的。我們所指責的那些不人道的事情，許多是違反政策的，比如我們對地主富農的態度。我們看看斯大林，他對敵人是肉體消滅，不但對階級敵人是，對自己人也是。二戰之前蘇聯紅軍為什么削弱，他幾千個將領全部被殺掉。中國完全不是這樣。對敵人、地主老財，沒什么抵抗能力的人，一直到上世紀五、六十年代、“文革”，始終是“一個不殺，大部不抓”（毛澤東語）。這是政策。實際執行中，總是有違反政策的。違反政策也是人性。政策規定不能殺地主，但地主在當地如果有血債，農民就特別恨他，還有些阿Q式的農民，就是要報私仇。有時就控制不住，全國加起來總是要殺幾萬個人。 

　　總之，比較起來，中國革命還是比較人道主義的。不人道的是哪一方面？到底是誰對誰不人道了？這就涉及到學術界最大的麻煩區域——“文革”。我們已經習慣于對“文革”的描述就是“十年浩劫”。現在對“文革”的描述就是我小時候的舊社會，萬惡的舊社會。一點好處沒有，都是壞的，舊社會來的人本身就帶著原罪。長大之后，看了很多書，才發現舊社會原來不是這樣的，舊社會也有好的東西，認識歷史是非常難的。 

　　有了這樣一次教訓（萬惡的舊社會），對待革命也容易擺平。首先革命是從人性的動機出發的，理想的革命應該還回到人性、人道主義上來。如果革命從人性出發，最后不能回歸到人性上來，那就中途迷失了方向。這里涉及到暴力與法律。現在電視臺都喜歡播法律節目，往往一切壞事都歸結為不懂法律，歸結為法律不健全。法制節目一方面確實揭露了社會的不公平，另一方面卻還在為這個不公平的秩序進行辯護。我們的法制不健全嗎？我們改革開放以來頒布了多少法律。不是法制不健全，而是法律是誰家的法律、法律為誰說話的問題。為什么貧困百姓被冤枉了，沒人替他說話，而黑社會老大、官員被判了死刑，有那么多大教授出來給他辯護。根本問題是，法律是誰家的法律。現在按照著名法學家的說法，那楊白勞就是該死，欠債還錢，天經地義，這就是很多法學家和經濟學家的道理，是整個世界強權的道理。 

　　在這樣的強權社會中，我們怎么思考？《九三年》給我們提出了這個問題。當革命取得了一定勝利后，對待對方的態度就往往成為藝術家關注的問題，在政治家眼里不成問題。魯迅有一篇文章《文藝家與政治家的歧途》。政治家算總賬，政治家一看《九三年》，就覺得雨果很糊涂啊，侯爵放走了以后，他回來要殺多少孩子，救三個孩子算什么？藝術家不算總賬，藝術家算良心，此時此刻的良心。 

      這種內心靈魂的矛盾中國古已有之。中國古代有關云長“華容道義釋曹操”，諸葛亮算好了，劉備讓關云長在這里堵住曹操。按照關云長的政治立場，他應該毫不猶豫地把曹操拿下。可這時關羽自我分裂了，脫離了自己的政治立場，其實這時候關羽是把自己打扮成一個“純粹的人”了，他想到了曹操曾經對我不錯。這樣的情節就讓我們追問：人的最高目的是什么？雨果可能就是要探討這個問題。革命是個大事，但在雨果看來還不是人最終極的事。革命是社會出現了問題，嚴重問題，就像人得了病，打針吃藥不行了，必須要動大手術。要把壞肉割掉，就得割掉一部分好肉。誰也不可能找到好肉和壞肉明確的分界點。所以為了完全割掉壞肉，就必須割掉一部分好肉。但動手術不是最終目的，就是病人，他也會問，我病好了目的是什么呢？魯迅說過，醫治人的靈魂比療治人的肉體更重要。魯迅的故事我們都知道，他以前是學醫的，他放下醫學的手術刀，拿起醫治靈魂的手術刀。雨果也是，在追問人的終極目的。《九三年》這個戲很好地表達了這個矛盾，觀眾在這一點上被激起了極大的感情的波濤。 

　　其實這在中國古代也有。比如“鋤齲觸槐而死”。國君命令他去刺殺趙盾，他就執行命令去了。鋤齲看見趙盾穿得整整齊齊的，準備上朝，時間還沒有到，在那里打個小盹，就想，趙盾是國家的忠臣，怎么能殺這樣的人呢？殺了對不起人民。國君命令他去刺殺，不殺又對不起國君，人生兩難啊，于是一頭撞死。這樣的人今天已經沒有了，今天我們說他是傻瓜，我們看不起這樣的人，我們可以找出各種各樣的理由說他死得很傻。實際是我們今天不敢于面對自己的兩難處境，好死不如賴活著。我們把身體看成資本，賺錢的資本之一，把身體加到成本里了。而古人不是這樣看，有精神追求的人不是這樣看的。 

　　演《九三年》，我覺得還是演成現在這樣沒有終極答案的比較好。當然原著提供了幾種可能性。你的傾向性在哪一塊兒？你可以傾向郭文，人道主義高于革命；也可以傾向于西穆爾登，或者郎德納克，傾向于不同方面的戲都有不同的側面，都能展示出來。但是我覺得從作品看，從作品最大的魅力上來看，還是有所保留、有所思考比較好。 

　　因為這個問題在中國沒有解決。比如說，研究三國的人討論關云長放曹操到底是義還是不義。有人說，這是取小義舍大義，這是站在政治立場上。你出于個人的“義氣”把最大的敵人放跑了，造成對吳蜀兩國最大的威脅。但是再仔細考慮，哪個是大義，哪個是小義，關云長取的真的是小義嗎？關云長放曹操是不是僅僅是個人恩怨，是假公濟私、為自己個人報了一次恩嗎？是不是要顯示他個人的東西？《九三年》同樣把握著這一點，為了顯示個人人品高尚嗎？有沒有一個超越個人和國家之上，超越利益之上的根本所在：人應該怎么活著。西穆爾登雖然嚴酷無情地執行了規定，但最后他也死了。在他的靈魂深處，他到底認為哪個原則更高？他的死，很像鋤齲。他不能在兩難處境中圓滿解決。現在的人比較滑頭，總是能圓滿地解決一切問題，真正有精神追求的人不能“圓滿”也不愿意“圓滿”的，為什么藝術家自殺的多？比如我講海子詩歌時，有學生就說，海子為什么要死，他不就是失戀了嘛，我說你的回答也是對的，但你這樣就不能進入藝術，不能進入心靈，你不能去體貼他的那顆心。讀杜甫的“感時花濺淚，恨別鳥驚心”時，你就要進入老杜的心，才能體會他的美，美在什么地方。我覺得將心比心做得最好的就是表演藝術家。演員必須得將心比心，必須想那時候角色的心里究竟是怎么想的。比如侯爵為什么要回來救孩子，這都是很難琢磨的。有一種批評認為，雨果這樣寫不合道理。這個人這么壞，如果他現在能救孩子，先前就不應該把孩子扣為人質。當他抓孩子的時候就沒想讓他們活。此時此刻這樣的轉折，這是在圖解思想、圖解概念。這樣的批評有一定道理，從藝術手法上說，有一定的道理。即使非這樣寫，也可以鋪墊得更好。如果是金庸、大仲馬來寫，可能會鋪墊得更好。但我要問：如果不鋪墊，這個事情是不是就完全不可理解？人是嚴格按照嚴密的邏輯在活著嗎？或者說，大體合乎邏輯，局部的瞬間是不是有可能出軌？這是有可能的。侯爵不是嚴格意義上的“壞人”，他是很真誠的人。我們站在對立面上講，說他是壞人。他有自己的信仰、自己的主義，并且愿意為自己的主義而奮斗。他們也是講不寬大的。他的不寬大有他的道德基礎，他們認為敵人是邪惡的，對邪惡就是不寬大，包括對婦女兒童。 

　　我覺得整個劇組帶著這樣的“體貼和疑問”進入了人物的內心，才能夠把那份“驚心動魄”給充分地演出來。雨果非常喜歡兩元對立，雨果作品的魅力之一就在于美丑善惡極端對立。他把人物推到極限情境，拿以前的話就是說把人物放到“階級斗爭的風口浪尖”上。這是句老話，但在文學史上是屢試不爽的，放到風口浪尖就會出戲。但這些需要人物的內心動作，內心動作是基礎，雨果的作品就有激動人心的氣氛。另外，法國文學上有滔滔雄辯的傳統，雨果也有這個本事。特別在大革命時代，他要解決人類的一切問題，要把人類的一切重大問題都雄辯一番。后來的俄國革命、我們的五四運動都繼承了法國革命的這一套。我們的革命主要通過宣傳演講，一半是槍桿子、一半是筆桿子打下來的。滔滔雄辯的背后是思想，每天都在思想，殺人的時候都在想是對還是錯。這些人一方面是戰士，另一方面，心里都有一個哈姆雷特，心里在猶豫著，進行著反思。 

　　1990年代以來，很多人都在通過批判法國大革命，來檢討中國現實的不好。認為中國的現實是“文革”造成的，“文革”是中國革命造成的，所以就認為不應該有中國革命，甚至否定五四運動，認為五四運動太偏激了。中國革命追根溯源就到了法國大革命。配合全世界自由主義大合唱的洶洶熱潮，很多文章在檢討法國大革命，說法國大革命做得過火了。我們不是來探討理論問題，但我們要思考：法國大革命過火嗎？過火到什么程度？總體上要有一個看法。雨果在具體描寫上很肯定大革命的，雨果前期是保皇派，后來成為共和派，他基本站在革命立場上，只是覺得革命能不能做得再完善、再完美一些。而雨果的這些知識分子的思考也是延續著的，俄國革命的知識分子直到十月革命，他們一開始都是支持革命的，后來發現了革命的殘酷，于是不能忍受，有的就自殺了，或者被革命清理掉了。特別是在斯大林時期被清理了。魯迅總結說，這些人天生就不是革命家，他們是理想家。他們設想有一個很完美的革命。他們開始就想“畢其功于一役”，認為一次革命就把所有的事情解決了。魯迅為什么對革命這么堅定，魯迅沒把革命想成太好的事。他把革命看成就是動手術，誰會把動手術看成是好事呢？我們今天能體會到：一個好的社會能不革命就不革命，革命不是好事，能不能通過改良就解決了，解決在萌芽狀態。但是一旦革命，就有它的必然性，接受或參加革命時就要接受它的殘酷性，革命就是帶著血腥的。革命就是不可能把臟水潑掉，把嬰兒完整地留下，很可能一批嬰兒被拋出去了。這只能說是天道太殘酷。曹禺的戲劇背后，都是說天太殘酷，但他的戲劇上演以后被評論家們解釋成社會性的。他當時寫作的時候，并不知道自己在寫什么，比如《雷雨》，他那時是一個大學生，暑假沒什么事干，關在清華的樓上，把心中的郁悶寫成了《雷雨》。上演后，大評論家周揚說，這是在揭露封建大家庭的罪惡。曹禺說，對啊，我就是揭露封建大家庭的罪惡。但他當時寫的時候，其實并不清楚自己在寫什么。 

　　魯迅一方面沒有把革命看成太好的事，另外一方面，更殘酷的是，魯迅根本就沒有想到革命要勝利。他認為很多人參加革命是為了革命要勝利，甚至一部分人是算準了革命勝利才來參加革命的。用今天的話說，把參加革命看成是入股，入了一個“革命股”，等著分紅的。這樣的人，一旦革命遇到挫折，馬上從極左變成極右。4·12大屠殺后，每天都有共產黨員自首，這些人一個月前還是非常革命的。這樣的人很容易從極左走向極右，見風使舵。

     把革命想得太好，這是從法國大革命到中國大革命一直到文化大革命都在發生的問題。革命初衷，如果是小規模的暴動還有個動機問題，如果發展成規模比較大的革命，初衷一般是沒有什么問題的，往往是在過程中出了問題。比如“文革”，起源動機都有強烈的現實需要。一個新建立的政權，面臨腐化的危險。一批共產黨的官員，雖然跟今天比，算不上什么腐敗，但別人的孩子走路上學，你的孩子車接車送，這給普通百姓造成多么大的心理壓力。這時，毛澤東代表中下層人民的利益，要推翻新的官僚體制。用學術界某種比較自由的話說，“文革”是人民正義的起義，是中國重新推翻官僚體制的起義。但“文革”同樣有一個幻想，認為經過“文革”，中國就全好了。雖然政策是不殺人，但他要改造人的靈魂。毛澤東有個太超前的愿望，他要改造人性。而改造人性自有人類以來，就沒有成功過的，中國有句老話：“江山易改，本性難移。”想通過一場革命把人都變得大公無私，而大公無私是做不到的，反而培養了大批的偽君子。不是把革命想象成一次革命解決一個問題，而是想“改天換地”。由于愿望的不切實際，革命中途發生了問題，被革命的對方所利用，最后就夭折了。光說“文革”中有大量的武斗，但現在卻不去研究誰挑起的武斗，武斗者的武器是哪里來的，包括很多重型武器，機關槍、坦克是誰給的？還有武斗中吃虧的是哪些人，是哪方吃虧了，是代表基本群眾的吃虧了，還是高干子弟？這也是需要研究的。總之，“文革”是一筆糊涂賬。今天一說什么不好，就說是“四人幫”，再進一步說，就推到毛澤東頭上，說是個人崇拜造成的，而對革命本身不能好好思索，于是從革命馬上跳到反革命。 

　　這里可以結合《九三年》談一下《走向共和》。《走向共和》犯忌諱的原因，當然首先是作品本身不太成熟。但更重要的是《走向共和》其實是在幫助既得利益集團說話的，它是在否定革命。很多小孩看了以后，都認為孫中山是壞蛋，最好的是袁世凱，袁世凱是大英雄。就在去年高考中，有學生就寫，慈禧太后是民族英雄，她忍辱負重，外抗強權，家里還有一幫不懂事的人，還有孫中山這樣的搗蛋鬼。他們的理解就是，只要你是革命的，那你就是壞人。這類現象的出現有它的學術背景。對晚清、近代史的研究，包括很多檔案的解密，革命神圣化的光環去掉，使我們也確實知道了，孫中山、毛澤東、周恩來也都是人嘛。一旦是人，就有各種各樣的缺點。他們也有七情六欲，有些情況下人格修養也不一定都那么高尚，講著講著就變成了對這個人的整體否定，革命領袖人格上的缺陷和他的事業究竟是一種什么關系？為什么我們不因為秦始皇、漢武帝的缺陷就否定他的貢獻。為什么對我們共和國的奠基人要求這么高？對他的神化和妖魔化是一個硬幣的兩面。就是因為過去太神化，所以現在就很容易走向妖魔化。妖魔化的基礎是原來什么都好，不能有缺點，而一旦發現了缺點，就說成是騙子、大壞蛋，是魔鬼。 

　　我們對革命的認識也經歷了這樣一個過程。我們小時候學的世界歷史很少講法國大革命的缺點。講缺點，是講吉倫特派，雅各賓派是全盤肯定的。我們很長時期也不知道斯大林時代的恐怖，其實從列寧時代就有恐怖。我們要探討這個恐怖是怎么造成的。我們需要思考的不是很抽象的問題，不是要不要革命，要不要寬恕，而是對誰寬恕、在什么情況下寬恕，要講得具體。比如今天中國的反腐敗問題，對貪官污吏要不要寬恕，法律對他們要嚴一些還是寬一些。從這樣的問題入手就會挖得深一些。今天的老百姓覺得法律太寬松了，隔一天槍斃一個，都有人漏網。這不是一種法律思維，這是民怨。但藝術家正是從人心出發，而不是從抽象的法律考慮。這讓我想起魯迅臨死前的一句話：“我一個都不寬恕。”魯迅一生都在反對寬容。今天很多批評魯迅的人在推崇胡適，稱他為“自由主義知識分子”。這個名稱也莫名其妙，胡適怎么就自由了，魯迅怎么就不自由了？ 

　　《九三年》催人思考的問題之一是寬恕。魯迅從不考慮寬恕，他經常考慮復仇這個問題。我們今天的世界都在鼓吹和平，是和平發展的時代，說這樣的話，是保險的，保證“政治正確”。不管心里怎么想的，表面要說正確的話。但魯迅一輩子總是喜歡大多數人不喜歡的東西，他說話犯忌諱，喜歡貓頭鷹、烏鴉。他在《野草》里有兩篇文章都是《復仇》，他強調復仇的正義性。復仇是以人性為基礎的。如果你被殺得家破人亡，心里產生復仇的想法，這是不是合乎人性的？這時候能批評你殘酷嗎？這時候你想把兇手全家都殺掉，這是不是合情合理的？是不是合乎人性？現在我們有法律，你不能自己復仇。法律剝奪了個人的復仇權。你不是要選擇民主社會嗎，那你必須交出你個人復仇的權力。法律是很冠冕堂皇的。法律掌握在誰手里？法官律師手里，但他們也是人，其實你是交給了一個很不可靠的東西，他們用暴力剝奪了你的個人復仇權。我們假設法律很好，把兇手抓住了，兇手槍斃了，但這個兇手用很殘忍的手段殺過你一家六口人，而一顆子彈就把他解決了，這是否合乎人性？從法律的角度看，這沒有問題，但從人性上考慮，你心靈的創傷是永恒的。而古人解決這個問題，則可能是我去把你一家殺了。這就是為什么武俠小說長盛不衰的原因。不是說武俠小說水平高，只有像金庸這樣的才是藝術家，一般的武俠小說水平確實比較低，但普通老百姓就是喜歡看武俠小說，因為武俠小說彌補了法律的不公正。你殺了我一家滿門，我就要殺你一家人，我不考慮他是婦女還是兒童。你讓我講人道主義，你殺我家人的時候怎么不考慮人道主義？ 

　　我們進入1980年代，一場非常大的討論就是人道主義的討論，討論的主題是馬克思主義跟人道主義的關系問題。魯迅不但自己說一個都不寬恕，他還告訴許廣平和他的孩子，最要小心的就是天天講寬容的人。他們損了別人的牙眼，還不讓報復。一般說，講寬容的人是既得利益者，他害怕別人跟他算賬。現在很多人都要求，其實也都實現了，把私有財產“神圣不可侵犯”寫入憲法。要求最強烈的是那些利用種種不法手段侵吞國家財產的人，已經成功地把國家財產轉入自己賬戶的人。他們急于讓國家利用法律形式把他們的既得利益保障下來。其實沒有一個國家的法律這樣寫，只有在中國要求這樣強烈。這實際上就是要求寬容。現在有好多學者在為有錢人說話，說為了促進中國經濟的發展，要赦免企業家的所有原罪，不管他的第一桶金是怎么得到的，說這樣才能繼續創造“良好的投資環境”。 

　　我們的人權也是這樣喪失的。美國不斷地批評說中國沒有人權。他們的批評也有道理，傳統上的一些侵犯人權的行為還是存在，但新出現的這種對人權的剝奪是現代化帶來的。為什么外國人愿意在中國投資，因為他們在中國投資能得到在世界各國都得不到的實惠。我們現在又一次看到外國人可以在中國隨便打人，外國老板給中國員工發工資你得跪著拿。我們就是在這樣的情況下，鼓吹經濟發展的成就。 

　　我有一次跟政府官員談起來這些，他說，你這不是煽動革命嗎？我其實怕革命，很怕。我好不容易過上小資生活，可以拿起筷子吃肉、放下筷子罵娘了。我正因為怕革命，我不希望事情捅得太大。我不主張平均主義大鍋飯，社會公平不等于平均。革命的目的如果是平均主義，那就是革命的隱患。 

　　我們從1980年代以來很長時間內，不講“文革”文學，這就造成了文學史上的一段空白。我們在一段時間內認為，“文革”文學不是文學，是沒有價值的，不具有所謂“永恒的人性”，只有張愛玲、沈從文的作品，廢名寫的不食人間煙火的東西，具有永恒的價值。可是既然“永恒”，為什么幾十年中受批判？為什么廣大人民不喜歡？難道只有少數人有權利決定什么永恒什么不永恒？永恒不永恒都是相對的。一直到1990年代末，學術界才重新認識到五、六十年代文學的偉大。我在1990年代說的很多話學者們都不贊成。他們問我當代文學最好的作品是什么，別人說是1980年代以后的王蒙、張賢亮的作品，我說最好的是《創業史》，他們都不能理解。他們問最好的詩是誰的詩？我說是賀敬之、郭小川的。為什么不是海子、舒婷？他們也很好，但如果跳出狹窄的視野看問題，告別風格流派，平等地看待，作為一個詩人，賀敬之的成就是一流的。你可以不喜歡他的詩，但從學術價值上看，他的成就是很大的。其實，五、六十年代的文學是真正的中國文學，是有中國風格、中國氣派的文學，同時吸收了最現代的藝術營養。我們以前總是戴著政治的眼鏡看，不管是無產階級還是資產階級的眼鏡，都一樣。一說“文革”文學，就說那都是“四人幫”的陰謀文藝。拋開政治看，“文革”文藝的確吸收了最先鋒的世界藝術，例如樣板戲把中國戲曲、表現主義藝術、先鋒派藝術結合到了一個新的高度，所以多少年后仍深得人們喜歡。放到這樣一個大視野中看現代革命、革命文學，心態會更好一點，不會太偏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