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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烏有之鄉訊 徐東)12月26日上午，由北京大學現代科學與哲學研究中心、李志敏書法藝術研究會主辦，烏有之鄉網等單位協辦的紀念毛澤東同志誕辰122周年座談會在北京大學法學院凱原樓報告廳隆重舉行。著名愛國學者、北京大學法學碩士鞏獻田先生擔任本次大會的主持人。來自首都各界深切懷念主席且兼憂心祖國前途命運的近200名愛國人士熱情參加了本次大會，與會嘉賓包括毛澤東同志的叔侄毛堅平、中共吉林省委原副書記林炎志、北京大學校務委員會副主任梁柱、中華外國經濟學說研究會總顧問丁冰、中國國際共運史學會原副會長曹長盛、北京大學現代科學與哲學研究中心主任趙光武、中國社科院馬克思主義研究院原理部主任余斌、北京市趙曉魯律師事務所主任律師趙小魯、北京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副院長程美東、黑龍江廣播電視大學經濟系講師范正美、原北京市城郊經濟研究所所長張文茂、獨立新聞評論員郭松民、北京大學中文系孔慶東、昆侖策研究院副院長兼秘書長王立華大校等人。會議開始前，全體起立，合唱《東方紅》，繼而莊嚴肅立，表示對主席的崇高敬意和深情緬懷。

　　鞏獻田先生首先開宗明義、言簡意賅的指出，我們為什么要紀念毛澤東?為什么要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因為毛澤東是中華民族空前絕后的民族英雄，是任何人、任何時代、任何地域永遠不可逾越的高山!當時沒有人比得上毛澤東，現在沒有人比得上毛澤東，將來也永遠沒有人比得上毛澤東!毛澤東有兩大歷史貢獻：一、把延續了幾千年的剝削制度推翻了，建立了一個沒有壓迫沒有剝削的人民當家做主的新的社會制度;二、是更具有世界歷史意義的無產階級繼續革命理論和文化大革命。很遺憾的，我們多年來說毛澤東的錯誤，實際是毛澤東的世界性貢獻的功績!

　　接下來，鞏獻田先生又結合解放前到現如今的親身經歷，十分沉痛地懇切陳詞道：“舊社會把人變成鬼，新社會把鬼變成人，改開以后又把人變成鬼!大家不知道，我們國家治安最好的時候是1968年、1969年，全國的平均犯罪10萬件都不超過，現在最近五六年平均每年送進監獄的100多萬!姐妹之間打殺、兄弟之間打殺，這樣的案件不可勝數。我得出一個結論：現在，誰反對毛澤東思想，誰就是全世界人民的公敵!人民領袖和革命導師毛澤東不僅屬于中國，而且屬于全世界!”

　　這番樸素無華的肺腑之言得到了與會者的高度認同，贏得了熱烈的掌聲。其實，在聆聽鞏獻田先生講話的同時，臺下的群眾都在作著這樣一個思考：為什么號稱“十年動亂”的1968年、1969年，中國的犯罪率如此之低，且有具體數字說明：只有不到10萬宗犯罪案件。而今天我們依法治國將近40年之后，出臺了汗牛充棟的法典，每年的案件卻暴增至100多萬宗，還有很多難以定讞?!為什么在毛澤東主政期間的老百姓個個“講信修睦”、“父慈子孝”，到了現在，卻全都變為了猛虎惡狼，連親人之間都痛下殺手?!

　　只講“效益原則”，不講“人倫底線”的大政方針將把社會引到什么路上去?!

　　中華外國經濟學說研究會總顧問丁冰作了題為《毛澤東同志對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偉大貢獻》的重要講話，講話中強調，毛澤東同志在努力探索如何建設社會主義道路過程中，提出了一系列獨創性的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重要論點，為豐富發展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理論體系作出了重要貢獻。這主要表現在六個方面：第一、準確地提出“政治經濟學研究的對象主要是生產關系，但是要研究生產關系，就必須一方面聯系研究生產力，另一方面聯系上層建筑對生產關系的積極作用和消極作用”。第二、最先提出了社會主義基本矛盾的理論。第三、十分重視社會主義宏觀經濟發展要按比例實現綜合平衡。第四、在產業結構上，毛澤東從我國國情出發，明確提出應實行以工業為主導、農業為基礎的方針，要按農、輕、重的次序安排國民經濟計劃。第五、強調社會主義經濟發展必須重視商品生產和價值規律的積極作用。第六、提出管理也是生產關系的著名論點。

　　上述毛澤東同志在探索我國社會主義建設道路過程中所提出的獨到性重要理論觀點，不僅創造性地豐富發展了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理論體系，而且由于它如實地揭示和反映了社會主義經濟發展的客觀規律，完全貼近廣大勞動群眾的心思和利益，因而能充分調動各族人民特別是廣大勞動群眾建設社會主義的積極性，使我國解放后，在短短的20多年里，就從一個“一窮二白”的落后國家，變成一個基本上建立起獨立的、比較完整的工業體系和國民經濟體系的先進社會主義大國。從經濟總量來看，統計數據顯示：在1952—1978的26年間按不變價格計算，GDP從679億元增長到3624億元，即增長434%，年均增長 6.65% ，大大超過西方各國同期年均增長速度。即使在經濟受到一定干擾的“文革”時期，廣大勞動群眾憑著社會主義經濟制度的固有優勢和在黨中央“抓革命、促生產”正確方針的指引下，經濟建設也取得了巨大成績。漫說農業獲得連年持續增產豐收的成果，即使在城市工業科技戰線上，除了有以“兩彈一星”為代表的一批高科技產品問世外，僅通過三線建設和從西方引進一批先進技術投產，就新增了一大批以攀枝花鋼廠為代表的現代化大型企業。就經濟總量增速來說，在“文革”的1966—1976年間，GDP年均增速也達到了6.39% 的遠高于同期西方國家的年均水平。財政上更出現了一個難得的既無內債，又無外債，收支基本平衡略有結余的良好局面。而且那時物價穩定，工資月月按時照發。

　　丁先生的論述，有力的戳穿了反動公知的謠言——“毛澤東時期的經濟已滑向崩潰的邊緣”，讓在場的聽眾尤其是九零后大學生樹立了正確的觀念：我國在毛澤東時代的社會主義經濟建設，在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指導下，依靠黨的領導和全國各族人民的努力，盡管有曲折，但成就卻依然極其可觀，因而也為新的歷史時期的改革開放事業奠定了重要的物質基礎、理論基礎、制度基礎和提供了寶貴經驗。這些都是我們不容忽視和感到欣慰的。

　　北京市第十一屆政協委員、趙曉魯律師事務所主任律師趙小魯以《紀念毛澤東同志的偉大現實意義》為題目，察古辨今，一語中的，道出了方興未艾的“人民節”紀念活動的偉大意義。

　　趙先生指出，新民族主義革命時期，毛澤東領導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推翻三座大山，建立了新中國。從此，中華民族站起來了。上個世紀五十年代，中國人民斗志昂揚、精神煥發、民風淳樸、政治清廉，共產黨的威信和毛澤東的威信，達到了極高的程度。我們初步建成了一個獨立農業體系和工業體系的正在發展中的社會主義國家。改革開放三十年來，我們忽然痛心的發現，在我國經濟取得世人矚目的高速發展同時，我們的民族文化正在迷失，民族精神正在萎靡，民族靈魂正在消融。中華民族正在經歷著一次空前的精神危機。而精神危機最顯著的標志，就是在我們民族心態中，出現了“去英雄化”的趨勢。在我們的民族心態中，對肆意否定毛澤東同志，抹黑英雄群體的歷史逆流，很多年輕人已經習以為常、麻木不仁。在我們的民族心態中，幾乎已經沒有了英雄的楷模、英雄的價值、英雄的信仰、英雄的追隨。

　　一個沒有英雄的民族，是一個悲哀的民族。一個沒有英雄的民族，也是一個沒有希望的民族。而在“去英雄化”的歷史逆流中，否定毛澤東，抹黑在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的奮斗史中，涌現出來的一系列革命英雄人物，就是最顯著的引人深思的精神現象和社會現象。正是在這樣一個社會背景之下，我們紀念毛澤東同志，用唯物辯證的觀點，恢復毛澤東同志的光輝形象，探究毛澤東思想的真髓，指導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大業，就迫在眉睫。

　　結合當下局勢，具體來說，紀念毛澤東同志有四大現實意義：一是敦促政府始終不忘毛澤東提出的“堅持人民是創造歷史的基本動力”的觀點;二是令政府內的健康力量時刻銘記毛澤東時期共產黨的優良傳統;三是提醒官員要傳承毛澤東同志辦事的思想精髓——堅持理論聯系中國實際，理論指導中國實踐;四是以毛澤東同志百折不撓、奮勇向前的“理想信念”為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注入靈魂。

　　在發言結束前，趙先生情真意切的慨嘆：“這些年，我一直在思考如何振奮中華民族精神這一問題。我的結論是，儒家文化、佛家文化、道家文化、包括外來的基督文化，都會對中華文明產生巨大影響，但都不可能激發振奮中華民族精神。只有紅色文化基因，才能激發振奮中華民族的民族精神。紅色文化基因的核心元素，就是毛澤東思想。所以，我們紀念毛澤東同志，首先要恢復中華民族的理想信念。我最深刻的體會是，幾十年來追求理想信念，最終發現，理想信念的源泉，在毛澤東那里。”

　　在場的群眾深以為是，撫今追昔，久久不語。

　　原北京市城郊經濟研究所所長張文茂老師就現今“城鄉一體化過程中所存在的巨大癥結”深表憂慮，認為這背離了毛澤東思想，也就自然而然的背離了正確的發展方向。

　　張老師指出，毛澤東所提倡的“城鄉一體化”是以城帶鄉、以工哺農，形成社會主義階段新的工農聯盟，這一發展過程表現為：(1)國家在政策和法律上對農村人民公社集體經濟制度的保護和支持。所謂人民公社集體經濟制度，無非是在大于高級社(現在的村級)的鄉鎮一級的規模上，建立一種集體所有制的經濟體制和組織，使其更加適應農村生產力的進一步發展，便于向生產的深度和廣度進軍，以利于這會主義的農業現代化和農村工業化。(2)國家適當限制大城市的發展，并且在產業布局上向農村地區傾斜，城市國有經濟不斷地向農村集體經濟轉移和擴散工業項目，帶動公社工業化發展，使公社工業化和國家工業化同步進行產業升級。(3)國家在基礎設施和教育、文化、科技、衛生等公共服務等領域向農村地區延伸覆蓋，增加對農村地區的投入。(4)以工哺農呈現兩種態勢，即國家對農業特別是糧食生產的補貼和公社工業化發展后集體經濟內部對農業的反哺，實現農業的現代化。

　　毛澤東主張的“城鄉一體化”是以公有制經濟為主體，以國家計劃為主導的城鄉經濟發展互動的過程，這種體制、機制是以兩種公有制經濟為主體，國家計劃調控為主導、充分利用市場機制的作用，通過城鄉統籌和工業化兩條腿走路的方針，依托人民公社集體經濟制度建成小城鎮和新型農村社區，縮小乃至消滅城鄉差別，實現城鄉一體化。這里的關鍵是：國有經濟的發展壯大既是城市發展的產業基礎，也是城市吸收農民市民化轉移的主要載體;而農村的人民公社集體經濟則是農民就地實現產業轉移和城鎮化集聚的體制保障和組織載體。改革開放中之所以導致城鄉差距進一步加大，并且加快了兩級分化，主要是大量國有經濟和農村集體經濟被私有化的直接結果;而過分夸大市場機制的作用，又使國家宏觀計劃調控的手段弱化，使城鄉關系的演變被國內外資本勢力所主導。

　　從北京郊區發展的實際情況看，歷史從正反兩個方面證明了毛澤東的城鄉一體化思想是我國唯一正確的發展道路。北京的實際情況是，計劃經濟時期，城市對農村的支持從來沒有停止過。早在1958年3月，市委、市政府為加快農業機械化，從市有關單位調撥了200多臺車床、渦輪機等設備，抽調了一批技術工人，幫助農村建立了308個農機修造廠(站)。1958年，市委決定成立區縣工業辦公室，并提出了農村工業化、實行工農業并舉的方針。1960社隊企業總收入占當年人民公社三級總收入的19.9%。1968年北京市為了支援郊區農業生產，組織城市工業支援農業服務隊，實行“廠社掛鉤、定點支農”。到七十年代初，先后組織了268家城市工礦企業，抽調2000多名技術工人，組成了1704個支農隊(組)，幫助農村建設三級農機修配網點。有些支農單位把本企業的產品帶到公社廠(站)加工生產，幫助發展社辦企業。故而自1973年開始，至1979年3月，城鄉經濟一直處于穩步增長狀態。

　　此后，1985年鄉鎮企業更發展到了15962個，就業農民76.3萬人，總收入52.08億元，為1980年的420%;利潤8.61億元，為1980年的265%;稅金4.30億元，為1980年的520%。這一階段農村非農產業的各項指標年增長速度均在20%以上，其中稅金的年增長速度在39%以上。由于農村非農產業的高速增長，保證了這一時期農民收入與城市收入的差距不斷縮小，農民生活水平有顯著改善。從城鄉居民收入情況看，上世紀70年代到80年代中期，是差距逐漸縮小的時期。到1985年，城鄉收入差距比值最低，為1.17：1。

　　以后，隨著改革重心向城市的轉移和市場經濟體制的確立，城鄉居民之間收入差距逐漸擴大。北京的情況是：1990年1.38：1，1995年1.83：1，2000年產2.21：1，2005年2.25：1，2008年2.30：1。

　　張老師翔實而又充分的論述，讓現場每一位觀眾都豁然開悟：我國城鄉差距的擴大，恰恰不是在計劃經濟時期，而是國有和集體企業大面積私有化的90年代以后開始的。

　　昆侖策研究院副院長兼秘書長王立華大校以“關于設立人民節的認識”為核心，提綱挈領，陳述了三點思考：

　　一、設立人民節不只是人民群眾的一個重大建議，還是一個對全國性自發的節慶事實的認可。這個世界上本來沒有節，人類社會本來也沒有節，過的人多了就成節了。建議把毛主席的誕辰日定為人民節，就是因為過的人多了提出的必然要求，是對一個民俗應當的國家認可。近些年來，自發地為毛主席過生日吃壽面，越來越成為具有群眾性、自發性、民俗性的極其廣泛的民間活動，在韶山、在北京和全國各地，同吃慶生長壽面，不斷有各界群眾和團體提出把12月26日確定為法定節日。民心就是天意，民意創造歷史，中華民族的節日是人民創造的，來自人民的意愿，把毛主席誕辰日當成節日已經是事實，國家認可的條件也日漸成熟。

　　二、把毛主席誕辰日確立為人民節，實至名歸，名符其實，是人民在歷史實踐中得出的政治選擇。毛澤東的一生，是為人民解放、人民幸福、人民當家作主而操勞奮斗的一生，他被廣大人民群眾發自內心地認為是人民救星、人民領袖。我們都曾經批判過對他的所謂個人崇拜，曾經虔誠地認為個人崇拜不好，但是，批判了幾十年個人崇拜，越批人民群眾越是無限地崇拜他、信仰他，難道不應當反思一下究竟為什么?是人民錯了?還是批他的人錯了?難道人民那么傻?崇拜一個不該崇拜的人?絕對不是這樣!人民的崇拜絕對是有選擇的!自發地為毛主席生日過節，表達了對他的崇高事業、偉大思想和領袖品格的堅決認同與追隨。如果不是他對人民的解放和幸福、對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立下任何人都不可比擬的偉大功勛;如果不是他為人民利益獻出了自己的一切，包括他的家庭親人、他相濡以沫的妻子和最心愛的孩子;如果他領導的黨和政府，不是那樣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不是那樣廉潔無私陽光燦爛，不是那樣公平正義是非分明，而是貪官污吏遍地、黑惡勢力橫行;如果他自己的家庭和后人不能與全國人民同甘共苦，而是肆無忌憚地掠奪瓜分國家和人民的財產，讓自己的家庭家族變得富可抵國;如果他對外國勢力奴顏婢膝、甚至吃里扒外出賣國家利益;如果他像蘇聯的戈爾巴喬夫那樣，培植一幫打著改革旗號瓜分國家和人民利益的貪官污吏特權階層，最后為自己家族后代的世襲利益，又不惜亡黨亡國亡社會主義，進行貪腐黑惡勢力的自我政變;如果他不是在生命的最后時光，為了使廣大工人農民等勞動階級不受二茬罪、不淪為任人宰割的弱勢群體，不惜把自己摔得粉碎，進行維護國家和人民長遠利益的堅決斗爭，人民能在他逝世幾十年后，還如此忠誠癡情、義無反顧地崇拜他、懷念他嗎?

　　三、在毛主席生日設立人民節，是中國共產黨的光榮，也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幸運。當今中國的政治斗爭，核心是走社會主義共同富裕的道路，還是走資本主義兩極分化的道路，是堅持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人民民主專政，還是走反共反人民的貪腐黑惡勢力、反共漢奸勢力專政的道路。從黨中央大力反腐抓出來的那些高層黑惡勢力的情況來看，真的觸目驚心，嚴重之極，反共右派勢力、貪腐黑惡勢力、漢奸賣國勢力篡奪黨和國家領導權的可能性絕不是沒有，而是嚴重存在。我們今天的體制，離有效遏制他們胡作非為差距還很大，人民的力量一天不能有效地組織起來，反共漢奸勢力顛覆國家的陰影就一天不能消失，人民面對他們倒行逆駛時，就難以有所作為。在毛主席生日設立人民節，將會使人民群眾極大的團結起來、覺悟起來，捍衛人民共和國的紅色江山，清除危害人民利益的敵人，更好地實現真正的人民當家作主的政治，建設人民幸福的未來，使毛主席親自締造的中國共產黨、中華人民共和國千秋萬代。

　　話語方畢，掌聲雷動。眾人齊聚一堂，大多數是憑著對毛主席質樸無私的一份摯誠懷念，以及對現今的貪官污吏魚肉百姓憤懣不滿，但聽了王立華大校一番陳述之后，頗有醍醐灌頂之感——紀念毛澤東，設立人民節，原來對“反修斗資”有著如此重大而深遠的意義。

　　北京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副院長程美東以“毛澤東與北大精神”為內容提要，作了簡短而辨證的發言。程院長認為，北大的“使命精神”鑄造了毛澤東，而毛澤東的成功實踐則豐富了北大精神，并啟示著北大未來的改革創新。

　　毛澤東成長的時代正是北大從無到有、從保守走向開放、從中國逐漸走向世界的過程，尤其是新文化運動對于毛澤東更是有了直接的巨大影響。可以說，毛澤東還沒來到北京之前，他就被以《新青年》為主要載體的北大人的思想和精神所感染了。身在湖南的毛澤東，很早就有救國救民的志向，在湖南一師的五年半時間里，他把立志、修身、求知、務實作為自己學習的基本取向，這個經邦濟世的情懷突出表現在他對于真理追求的執著上，“十年未得真理，即十年無志;終身未得，即終身無志。”1918年8月，毛澤東來到了北京，不久就職于北大圖書館。從此，毛澤東就與北大結下了歷史性的淵源關系。從北大走出的毛澤東，已然成為一位胸有利器、眼界寬闊的有為之士，從這個意義上說，北大成就了毛澤東。

　　毛澤東的一生是學習的一生。但是，他的學習主要不是固守在書齋，不是主要借助于課堂。毛澤東從一個韶山的農民子弟走到湘鄉、走到長沙、走到北大，求學是他原初的目的。可是，在這個求學的過程中，毛澤東沒有把課堂、沒有把讀死書視為求學的主要途徑，而是堅持自學、課外學習、自主學習、向社會學習、向生活學習作為主要途徑，把經世致用作為學習的基本目標、價值取向，把德智體美勞全面發展作為學習的基本內容體系。毛澤東沒有正式上過現代大學，他也沒有顯赫的家學淵源，但是無論是對于現代的人文社會科學，還是對于中國傳統文化，毛澤東都有精深的把握和良好的修養，這是一般的現代大學教育和傳統的私塾教育都做不到的，毛澤東領導中國革命和建設所展現出來的知識和智慧更是一般的學校教育無法能夠充分提供的。毛澤東的成才和成功之道給予中國的現代教育無疑提供了很多思考的空間。

　　程院長的一番話聽來猶如朝聞晨鐘、發人深省，現在的中國面臨著糾偏規正的大問題，18大以來所做的相關決定無疑是推進中國持續改革的綱領，而教育改革則是這場改革的重要內容。在這場改革中，北大需要積極回應，做出同百年以前一樣光輝偉大、利國利民的舉措。

　　黑龍江廣播電視大學經濟系講師范正美以“把卷悟人生，比肩看青松”為主題，著力總結了毛澤東留給后世的寶貴精神遺產。范正美表示，毛澤東是一位新時代的偉大圣人，其一生苦苦求索，彰顯七大顯著特征：

　　一曰：求天下之道，問世界本源。從復雜紛紜的人類思想文化中求索，選擇了人類最優秀的思想文化成果——馬列主義理論和共產主義理想，認定馬列主義是“放之四海而皆準”的普遍真理，共產主義是人類必然要實現的最高奮斗目標，堅持只有社會主義才能救中國。

　　二曰：求大中華發展脈絡，問中國國情。從梳理國學，對國情的縱橫分析中，選取了中國人民傳承中最優秀的思想成果——民本思想、天下為公、古典辯證法和以天下為己任、敢為天下先的思想，是最寶貴的精神財富。堅持把馬列主義的普遍真理和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相結合，努力謀求中國人民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道路，形成中國作風、中國氣派。

　　三曰：求社會發展前進的諸種活力，問推動歷史發展的真正動力。認定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創造世界歷史的動力，確信人民群眾的團結是真正的打不破的銅墻鐵壁;始終站在人民大眾一邊，胸中自有雄兵百萬，笑看敵人只不過是紙老虎;確信共產黨人只要不脫離人民群眾，就沒有不可克服的困難;新中國只要實行人民民主，就能跳出“其興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周期率。

　　四曰：求哲學的高度把握認識事物的方法，問正確的思想政治路線。始終堅持唯物辯證法關于矛盾規律這個根本原理，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的認識路線。共產黨人必須在改造客觀世界的同時，自覺地、不斷地改造自己的主觀世界，謀求主觀世界與客觀世界的對立統一。

　　五曰：求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問人生最高境界。認定一個人只要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做到毫不利己、專門利人，就是一個高尚的人，一個純粹的人，一個有道德的人，一個脫離了低級趣味的人，一個有益于人民的人。

　　六曰：求學識的不斷積累和日益豐富，問博聞廣見真知。認定崇高的信仰來源于科學知識的認知和養護;偉大的實踐依靠科學理論的指導和端正;個人身心能力的拔高需要知識激發和提升。謀求學以致用、知和行的辯證統一。

　　七曰：求不斷創新，問繼續革命。認定矛盾不斷變化發展，永不休止，人類總得有所發現，有所發明，有所創造，有所前進。停止的論點，悲觀的論點，無所作為和驕傲自滿的論點，都是錯誤的。

　　臺下的群眾認為范正美的總結十分全面到位，可以說正是始終立足于這樣七點，毛澤東便始終站在歷史巨人的梯肩上，站在人類思想潮流的最前面和道德品格的最高境界上，站在決定歷史命運的廣大人民一邊，順應歷史規律，從而汲取了淵源不絕的最好的素養，形成了取之不盡、用之不絕的最強大的智慧和力量。

　　因維護狼牙山五壯士而家喻戶曉的著名愛國學者、新聞評論員郭松民就自己近來與洪振快、黃鐘二人的“交火”談了些許感悟，有著切膚之痛的他，深刻的明白炎黃春秋的不軌圖謀和歷史虛無主義的遺禍無窮。

　　郭松民指出，這場法律糾紛，完全是炎黃系蓄意挑起的，他們試圖用法律的手段達到政治目的，但沒有想到飛起一腳踢到了鐵板上，反而使歷史虛無主義遭遇了自興起以來最大的一次挫折。

　　但搞歷史虛無主義的人是不會甘心的，只有中國一天沒有走上“改旗易幟”的邪路，通過在歷史問題上做文章，以達到否定現行政治制度合法性的“學術研究”就不會停止。因此，這次法庭上的小小勝利，不是反擊歷史虛無主義斗爭的結束，而是反擊歷史虛無主義斗爭的開始。

　　歷史虛無主義其實只是一個比較委婉的說法，本質上是要否定中國革命的合理性、正當性。所以搞歷史虛無主義的人并不是在搞學術，而是在搞政治，所以對此感到困惑的人都應該謹記這一點。

　　對歷史虛無主義必須強力反擊。為什么呢?

      第一，億萬“社會公眾的民族和歷史情感”必須被尊重。近代以來，波瀾壯闊的中國民族、民主革命和無數革命先烈的犧牲，才使得中國跳出近代陷阱——“革命和先烈”是今天中華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心的重要來源，絕不容許任何人肆意玷污，不能允許炎黃春秋們拿我們心愛的紅旗擦他們骯臟的皮鞋!

　　第二，如果歷史虛無主義者得逞，中國現行的政治認同和國家認同將會解體，中華民族自1840年以來100多年的奮斗成果將可能喪失，中國將會從世界第二經濟大國，一夜之間變成類似烏克蘭、伊拉克那樣的“失敗國家”，這對每一個中國人來說，都是不能承受之重。

　　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孔慶東以“人民文藝的方向”為綱，就時下的兩個問題闡述了自己的看法，堪稱高屋建瓴。

　　一，學界內“貴西貶中”、“自我殖民”的傾向十分嚴重!

　　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在西方軍事強權的持續強大壓力下，那些焦慮地尋求自強之路的先進中國知識分子逐步產生這樣一種觀念：我們的軍事科技不如人，是因為我們的社會政治制度不如人。甲午戰爭的失敗強化了這一偏見，于是，中國知識分子開始了持續至今的思想自我殖民過程——全盤引入西方社會科學概念及其學術體系，以西釋中，自輕自賤。這種盲目崇洋，自我閹割之態在當今尤為盛行!一些所謂的知名作家，為了趨炎附勢、一朝成名，甚至不惜抹黑自己的祖國、詆毀人民的領袖，以符合西方的標準。

　　二，文藝要回歸毛主席提倡的“為工農兵服務”的方向。

　　在毛澤東看來，文藝為什么人的問題，是一個根本性的問題;事實上，這樣的言說背后遮蔽了另一個更加重要的邏輯基礎，就是“文藝服從于政治”——就是毛澤東所說的：“在現在世界上，一切文化或文學藝術都是屬于一定的階級，屬于一定的政治路線的。”這才是毛澤東所有文藝理論的基本出發點和核心精神。在這個理論指導下，毛澤東提出了當年文藝的基本方向——為工農兵。那末，什么是人民大眾呢?最廣大的人民，占全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民，是工人、農民、兵士和城市小資產階級。所以我們的文藝，第一是為工人的，這是領導革命的階級。第二是為農民的，他們是革命中最廣大最堅決的同盟軍。第三是為武裝起來了的工人農民即八路軍、新四軍和其他人民武裝隊伍的，這是革命戰爭的主力。第四是為城市小資產階級勞動群眾和知識分子的，他們也是革命的同盟者，他們是能夠長期地和我們合作的。這四種人，就是中華民族的最大部分，就是最廣大的人民大眾。如果解決不了文藝為誰服務這個問題，就不可能讓現今的文藝擺脫“萬馬齊喑事可哀”的窘境和困局。

　　接著，孔慶東表示，雖然現在政治、文藝、學術等各個領域“霧霾重重”，但只要我們矢志不渝的堅持毛澤東思想，必然能夠迎來光明。發言結束前，孔老師還引用了歌劇《江姐》中的選段，朗聲誦念：“今日告別霧重慶，烏云沉沉夜未央。待等明朝歸來時，迎回一輪紅太陽。”

　　最后，會議在慷慨激昂的《國際歌》中宣告圓滿結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