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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專題：【《炎黃春秋》起訴郭、梅案】

烏有之鄉訊(徐東)2016年3月6日星期日下午烏有之鄉在北京召開了主題為“評析郭梅被訴案勝訴的意義”的沙龍座談，特邀嘉賓有郭松民、梅新育、郭梅二人代理律師趙明、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教授楊曉青、中國社會科學院法學研究所研究員劉海波、北京學者李旭之、青年學者徐亮與從全國各地趕來的關注此案的愛國人士近30人進行了交流互動。

烏有之鄉站長范景剛主持這次沙龍活動。他首先指出2016年2月29日北京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和第二中級人民法院都做出了二審判決，維持一審判決，宣布梅新育、郭松民獲勝，此為終審。至此，長達兩年多的《炎黃春秋》前執行主編洪振快、黃鐘訴梅新育、郭松民侵害其名譽權案宣告結束。此案具有重大影響，社會反響很大，必定會載入中國法制史。如何看待該案的社會意義，文化意義，法律意義，政治意義，如何認識該案的社會反響，值得深入討論。為了推動凈化社會道德和輿論空氣的工作，深化對中國社會主義法律體系的認識，辨析學術研究與社會公德和國家政治的關系，我們邀請相關學者一起探討。

郭松民先生首先發言，主要講述了兩點：其一，他認為北京法院的這一判決同時也是我國憲法確立的政治原則的勝利。判決維護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體，狙擊了以《炎黃春秋》為大本營的歷史虛無主義集團通過否定新民主主義革命合法性來否定共和國合法性的企圖。這也是政治自由主義/新右派在上個世紀九十年代“浮出水面”后，試圖在中國復制“蘇聯解體模式”遭遇的一次重大挫敗。在中國，政治自由主義/新右派雖然未能掌握政權，但卻長期掌握話語權。話語權也是一種權力，新右派在掌握這種權力后迅速腐敗，他們對這種權力的濫用——主要表現為制造謠言、“發明歷史”等——使他們名譽掃地，而在前蘇聯和東歐地區，新右派是在掌握政權后才喪失道德權威的。勝利的光榮屬于誰?光榮首先屬于狼牙山五壯士，屬于“由此上溯到一千八百四十年，從那時起，為了反對內外敵人，爭取民族獨立和人民自由幸福，在歷次斗爭中犧牲的人民英雄們”。判決表明，他們在人民心中的地位是不可撼動的，試圖踩著他們的遺骸打開顏色革命大門的圖謀是完全不可能得逞的。勝利的光榮屬于人民軍隊!判決再次證明了一個簡單的真理：撼山易，撼解放軍難!勝利的光榮屬于廣大愛國擁軍力量，屬于成千上萬的紅色網友，他們是真正有權做出終審判決的陪審團，這次他們裁定：把歷史虛無主義釘上歷史的恥辱柱!

郭松民講，作為原告之一的洪振快先生，似乎無法接受敗訴的事實，開始在網上用“政治流氓”、“文化痞子”乃至更為難聽的語言對我進行辱罵。這證明，他聲稱要通過訴訟來維護“網絡文明”以及“即便觀點不同也要尊重其人格”的說辭完全是欺人之談。這也證明了誰才是真正的“罵娘黨”，誰才是毒化網絡的語言暴力使用者。我不屑于用同樣的方式回擊他。我們斗爭的目標，始終是以否定中國革命史為主要目標的歷史虛無主義。

其二，他指出，歷史研究不能成為一種政治陰謀的工具，成為一種系統化的忘恩負義! 感謝英雄們的犧牲，戰火紛飛的年代已經遠去。英雄躺在冰冷、潮濕的地下，承受著所謂“歷史學者”們的爬羅剔抉，深文周納，用放大鏡探究烈士們犧牲前的每一個“細節”，證明他們犯了錯誤，證明他們死的窩囊和狼狽，而不用擔心會受到法律的追究——沒有留下后人的烈士就沒人為他們主持公道;而拍案而起，怒斥他們的“他人”，則會被這些“學者”以侵犯名譽權的理由告上法庭，似乎英雄是沒有名譽權的，只有抹黑英雄的人才有“名譽權”。 為了中國人民的解放事業獻出了六位親人的毛澤東主席，晚年曾經無限感慨對身邊工作人員說：“為了新中國死了多少人?有誰認真想過?我是想過這個問題的。”我們也應該認真想想這個問題，我們可以不記得烈士的名字，但請不要忘了他們的眼睛!

在場聽眾對郭松民所發的感慨表示認同。的確，案件可以有結果，但是捍衛民族英雄，反對歷史虛無主義的斗爭正未有窮期!

梅新育發言表示，滅人之國，必先亡其史。中國是一個古老的無神論國家，中國文化最深厚的底色就是無神論信仰，這體現了中國文化的人性化優點，也意味著我們的歷史、我們的英雄更不容抹黑輕侮。我們的祖輩，我們的父輩，我們自己，經歷了這個國家從積貧積弱、外敵入侵到現在世界第二經濟大國的變遷，我們的家族，即使沒有為這個國家流血，也為這個國家流了汗。我們也目睹了許多國家，由于歷史虛無主義，由于其它原因，在經歷了經濟社會起飛之后，陷入倒退，甚至徹底崩潰，支離破碎，其中還包括曾經的超級大國。

梅新育的發言讓各地趕來的熱心網友有了更為深刻的認知：保衛英雄，就是保衛我們自己，就是保衛我們的勞動成果，就是保衛我們進一步發展提升的基礎。

梅、郭二人代理律師趙明認為，北京海淀法庭對此訴訟案的判決是個符合“法理”的判決。尤其值得贊許的是，判決書指出：“抗日戰爭是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各族人民推翻帝國主義統治并取得新民主主義革命偉大勝利的重要組成部分，中國共產黨在抗日戰爭中發揮了中流砥柱的作用。于此過程中產生的諸多英雄人物和英雄事跡，已經構成我國各族人民的共同歷史記憶，他們的大無畏犧牲精神和堅貞不屈的民族氣節，已經成為中華民族感情和精神世界的重要內容。‘狼牙山五壯士’即為其中的典型代表，他們的英雄事跡，體現了中華兒女不畏強敵、不懼犧牲的偉大精神，堅定了無數中華兒女奮勇抗敵的決心。在此問題上，我國社會公眾的共識是一致的?！都毠潯芬晃碾m然在形式上是對我國抗日戰爭史中的具體英雄事跡細節的探究，但它實質上是對這起英雄事跡所代表的抗戰史尤其是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歷史地位和歷史作用的再評價。《細節》一文通過強調不同史料之間的差別甚至是細微差別，試圖質疑甚至顛覆‘狼牙山五壯士’的英雄形象。應該說，該文在一定范圍和一定程度上傷害了社會公眾的民族和歷史情感。在此意義上，兩原告作為作者和編輯，應當預見到該文所可能產生的評價，并因此負有較高的容忍義務。”這昭示了“法”所賴以支撐的大理、大義。

劉海波強調，對于這次的判決結果，他是比較滿意的，但是對于法院判定的勝訴理由，因對法理另有理解而保留意見。

楊曉青教授指出，炎黃春秋及洪振快、黃鐘的訴狀和在兩審中的言行本身就自我證明了他們的實際目的是挑戰中國憲法和國家政權，而且構成了這種挑戰。打著學術研究的幌子去否定我們的民族英雄僅僅是他們這些推墻黨的第一步，改變我國國體，推行全盤西化才是他們最終的政治目的。

我國《憲法》不容置疑的說明人民民主專政是我國的國體。在這里，工人階級(經過共產黨)掌握國家政權的領導權，是人民民主專政不可動搖的基本原則。在改革開放的新形勢下，鄧小平提出必須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并把它規定為立國之本。堅持無產階級專政就是四項基本原則之一。他指出，“無產階級專政對于人民來說就是社會主義民主，是工人、農民、知識分子和其他勞動者所共同享受的民主，是歷史上最廣泛的民主。”“但是發展社會主義民主，決不是可以不要對敵視社會主義的勢力實行無產階級專政。” 在共產黨領導下實行人民民主專政，對廣大的勞動人民來說就是享有充分的民主。我們實行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堅持《憲法》對我國國體是人民民主專政的社會主義國家的規定絕不能改變。

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堅持依憲治國、依憲執政，首先就要遵守《憲法》，實施《憲法》，這是每一個中國公民應盡的義務和責任。 決議提出，“建立憲法宣誓制度，凡經人大及其常委會選舉或者決定任命的國家工作人員正式就職時公開向憲法宣誓。” 宣誓忠于憲法就是宣誓忠于人民民主專政。 那些主張搞憲政的人只要是中國公民，也必須遵守《憲法》，不能有例外，不能有超出《憲法》的特權。因此，無論用什么方式方法，否定、攻擊人民民主專政都是違反《憲法》的行為。決議提出，“一切違反憲法的行為都必須予以追究和糾正。”

那些打著共產黨員或者國家工作人員旗號而大搞歷史虛無主義甚至企圖兜售“憲政”的人，敗訴是理所當然的。

一些西化媒體凈用西方那套“司法獨立”、“三權分立”等等的原則，詬病我們這次的審判，說什么這次審判是“政治審判”，是“行政干預司法”，簡直是滑天下之大稽。在中國，司法部門從來都是要接受人民代表大會的監督，要接受黨的領導，跟西方根本不一樣，怎么能同日而語。更何況對方起訴時便懷有極強的政治目的，那就是丑化共產黨中的英雄，替反動勢力張目，這在一個“人民當家作主”、“人民民主專政”的國家當然是蚍蜉撼樹!法律黨們妄圖讓法律去掉“人民性”、“階級性”的陰謀，永遠不會得逞。這次他們撞到了鐵板，如果不服氣，那就再撞一次!

青年學者李旭之就此事談到了對歷史虛無主義的些許看法，認為“私有化”和去“毛澤東化”是歷史虛無主義大行其道之源，所論堪稱恰如其分，他指出，歷史虛無主義，在和平沒有動亂的年代，具有非常大的迷惑性，因為沒有動亂和戰爭，用歷史虛無主義手法解構的歷史，著實讓許多和平年代里的人相信，比如邱少云怎么可能被燒著了不能動呢?因為這完全不符合人性和生理本能，所以邱少云的英雄是假的。用私有化社會來解讀公有制社會，如解構雷鋒，雷鋒寫日記是為了將來公開，雷鋒也穿皮夾克，騎摩托，可見雷鋒是有私心的，并不是什么榜樣，是當局的有意做假騙人，不可相信。

搞歷史虛無主義的目標核心的核心，仍意在毛澤東，毛澤東始終是他們揮之不去的一個夢魘。曾有一次，我跟一位右翼的人辯論，我說毛澤東都已經去世近四十年了，按說是一位古人了，當局也早已不再提及毛澤東和毛澤東思想了，你們怎么還跟這樣的一位作古之人過不去呢?是他死了還這么厲害，還是你們太無能了，專打作古之人?這位右翼回答我說，不管他們口頭上提不提，只要這個黨的章程上和國家的憲法上，還有他的名字，我們就要反到底。誠然如斯，其目的已然暴露無遺了?？梢姼銡v史虛無主義者，其目的一點也不虛無。

是繼續縱容歷史虛無主義橫行下去，還是踩下剎車，將是一個不二的選擇。繼續縱容，中華民族的劫難難逃，打住則尚有新生重起的希望。

徐亮對李旭之的發言表示深切的贊許，隨后就“洪振快們為何有恃無恐”發表了見解，并對大搞歷史虛無主義者的心理作了診斷和分析。

他認為，歷史虛無主義在《炎黃春秋》“小社會”的自我認同與強化給了洪振快們所謂的“道德勇氣”，使洪振快們對于污蔑民族英雄的這種行為不以為恥，反以為榮。洪振快的對烈士的“細節式否定”源于小社會和大社會的共同作用。心理史學家埃里克森認為如果一個人的青春期處于一種不斷的期待與無所作為的矛盾狀態中，他“如果堅信自己由以往的發展形成的內心一致性與連續性同他人和外界對他的看法是一致的”，就會形成自我認同(或稱同一性)。眾所周知，史學家不可能使用所有史料，而只是在論述某個主題式選擇性使用對觀點有利的史料。在洪振快們對狼牙山五壯士的細節性探索中，讀者不會理解為是為“狼牙山五壯士”辯護或者“基本肯定，細節商榷”的學術探索，而是簡單地理解為是為了顛覆對于“狼牙山五壯士”的傳統認知，其中一個原因就在于，洪振快使用的史料給讀者的印象如此，這是明顯服務于洪振快的心理狀態的。也就是說，《炎黃春秋》的基本點立足于解構革命價值，而洪振快在這個“小社會”中獲得了認可、自我強化，同時由于“大社會”缺乏對“小社會”的制衡，甚至縱容該“小社會”踐行解構，那么洪振快們的解構行為也就可以理解了，正是“小社會”突進，“大社會”失衡造成的歷史虛無主義大樹，結了洪振快們通過細節動搖“狼牙山五壯士”的這顆果實。

最后，徐亮一針見血的道出，如果這種狀況不加以改變，可以斷定，維護“烈士聲譽”的行為，將始終是少數堅定信仰者和共產主義同情者的“悲歌”，而《炎黃春秋》將繼續通過自己的“小社會”來解構喪失了基本立場的“大社會”。在這個解構的過程中，對“民族英雄和烈士”的訴訟將繼續在“大社會”的冷漠與縱容中持續進行，直到《炎黃春秋》以“反對自己的方式”終結于“紅旗落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