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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觀點應該不是太深奧、不屬于多么高深的見解，但通過高級別官員講出來就更能形成廣泛共識，得到普遍認同。尤其是經過6月、7月的行情……更加“接地氣”!

　　據華夏時報報道，1月14日，在重慶經貿工作會議上，黃奇帆作為一個地方大員卻極為罕見地當起了“股評家”，他引用了十八屆三中全會對股市的三句話認為，應該先建立多層次資本市場，再推多渠道股權融資讓巨量資金入市，提振股市信心，最后啟動注冊制發行，推行注冊制必須要有嚴峻刑罰在先，“出牌順序錯了，一手好牌也會打輸。”

　　事實上，黃是十八屆三中全會決議起草小組成員，他對股市的真知灼見已經貢獻在頂層設計之中：經濟結構調整需要金融服務體系調整的支撐，從過去以政府主導投資的模式向企業投資轉型，金融服務模式也需要從以銀行為主的間接融資模式轉向以資本市場為主的直接融資模式，資本市場在國家戰略和經濟轉型中顯得尤為重要。

　　而此前，中國7任證監會主席都是從國有四大銀行調任，搞完間接融資再搞直接融資，雖然同屬于金融行業，不過，與簡單的銀行存貸業務相比，資本市場卻相對復雜。記者梳理發現，歷任證監會主席對資本市場基礎工作做出了貢獻，但任期都不長，惟一任期比較長的是從農行來的尚福林，完成了一個令市場稱道的股權分置改革。

　　中國早期懂資本市場的一些高官都有體改委背景，黃奇帆懂股市也與他在上海從事國資體制改革的一段經歷有關系。

　　文革時期，黃奇帆還是上海焦化廠的一個工人，上世紀80年代初，他成為這家工廠的副廠長，后來調任上海市經委工作。上世紀90年代起，黃奇帆走在了上海浦東開發熱潮的前列，他調任上海浦東開發辦公室副主任，成為后來的上海浦東管委會副主任。

　　1994年，黃奇帆任上海市委副秘書長兼市委政策研究室主任，開始思考上海市經濟政策和改革方面的策略，并逐漸過渡到政府工作。1996年，黃奇帆任上海市委副秘書長、市政府副秘書長、上海市體改委副主任，并在兩年之后任上海市政府副秘書長、上海市經委主任。2001年結束上海從政經歷，調任重慶市副市長，主管國資委，直到后來成為重慶市市長。

　　黃奇帆在上海主導的國資重組首次體現出高超的資本運作才能，資本市場第一個凈殼收購的概念正是由他提出來的。

　　1998年，黃奇帆主導了資本市場第一起上市公司凈殼收購案—上海房地產集團收購嘉豐股份，也就是今天的金豐投資。黃奇帆的資本運作天賦充分體現在這場上海本地股的重組之中，加上后來的交運股份和電器股份的重組，凈殼收購模式成為他當時在資本市場創新的經典，也有效促進了上海產業結構調整。

　　黃奇帆的資本運作天賦同樣帶到了他任職的重慶。

　　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常務副理事長鄭新立曾經說過，上海給重慶的最大貢獻是送來了一個資本市長黃奇帆。

　　黃奇帆到重慶后主管國資委，組建了國有資本的八大平臺，并構建了聞名海內外的國有資本運作“渝富模式”。黃管理運作國有資產的思維完全是資本的思維，而不是局限于簡單的資產管理思維，這種模式類似新加坡的淡馬錫模式，通過資產的買賣和重新組合實現增值和收益。資本的增值成為重慶國資管理的目標，而資本運作和杠桿撬動就是黃奇帆手中的點金術。

　　2013年11月，黃奇帆曾經撰文《國資改革的核心是市場化資本補充機制》，提出了三個方面的國資改革，核心的思維仍然是以資本市場作為戰略陣地，實現國資的結構調整和轉型：第一個層面仍然是堅持國有經濟主導作用，實現多種所有制并存;第二個層面是國有經濟有效組織形式是混合所有制，通過股份制實現國資、外資、集體資產和民營資本等非公經濟的交叉持股;第三個層面是國有企業管理的核心是資本管理，國資委不是管行業和產業，而是管國有資產，其中的核心是國有資本經營的增值。

　　進入2014年，股市持續低迷和IPO重啟出現的問題，讓“資本市長”黃奇帆當了一回“股評家”。市場甚至一度為此沸騰，沸騰的原因或許有比黃的言論提到的“出牌順序”改革論更為實質的內容。

　　黃奇帆認為，證監會先推注冊制發行是出牌順序搞錯了，直接造成股市的下跌和信心缺失。應該是先建立多層次資本市場，打通場外市場和場內市場的轉板和退市通道，完善新三板的功能;實現發行市場與上市明顯分離，擬上市公司先到新三板進行公開發行或者私募發行，場內虧損企業也退到新三板重組，新股發行掛牌一年之后，符合上市條件轉入場內交易所交易;不發行新股符合上市條件的非上市公眾公司可以直接到滬深交易所上市。吸引養老金、公積金、企業年金、保險(放心保)資金、公募、私募和海外投資者大量資金進入多層次市場，提振股市信心;如果這些資金仍然不能提振市場信心，可以考慮推行中國版的QE計劃買入股票，這也是多渠道進行股權融資的途徑;最后，在法律完善之后，在場內交易所推行注冊制發行。

　　黃奇帆1月14日還對近期新股發行中取消對大股東及戰略投資者的限售改革提出了不同意見。

　　他說，要搞股票發行注冊制的市場化改革，就必須得有嚴刑峻法在先，美國有股票發行的“三道寶劍”在頭上懸著，一旦上市公司有造假就面臨牢獄之災，并且可能會被罰得傾家蕩產，幫助造假的中介機構也會終身禁入。美國有這三個法規(記者注：或為《證券法》、《證券交易法》及《薩班斯法案》等一系列法案)，所以它可以做股票發行注冊制改革。

　　“如果這個嚴刑峻法還沒有出來，就去搞股票發行注冊制改革，甚至還把大股東及戰略投資者持有股票的3年鎖定期取消了，結果有些大股東一聽要上市了，發了瘋一樣就想把自己的股票全拋了—為了想更多地套現，就把股票發行定價拉高成每股50元，可能原本只有50倍市盈率，就把它拉高成70倍甚至更高市盈率。”

　　“股東高市盈率套現不是坑股民嗎?”黃奇帆說，而且你作為大股東，套現是有規定的，這個也監管的不到位。“券商、股票發行公司、律師事務所都是根據發行量收1%的傭金，所有人都設法把股票發行價往高處推，就是不對股民負責”。而且你作為大股東，要套現是有規定的，這個也監管的不到位。而對于國內股市持續低迷帶來的宏觀經濟后果，黃奇帆在1月14日的會議上也有談及。

　　很顯然，以官場的規則，一個地方大員公開評論一個行業及管理層的做法的確非同尋常。

　　業內人士的理解，黃市長關于“出牌順序搞錯”以及“出牌的順序打亂了，你就會輸”的說法分量是挺重的，言外之意，管理層其實手中是有牌的，不是沒牌的;是有好牌的，不是全部是爛牌的;一手的好牌，輸在出牌順序，責任在誰?

　　同時，千萬別以為黃奇帆抨擊股市是種了證監會的田，荒了自己重慶市的地，那樣就把黃奇帆看扁了。黃真正要說的話是，股市里的錢少了，居民的消費就會減少，中國1億股民代表1億多白領消費群體，我們會因此有很多意外的困難。這就是財富負效應，這就是晴雨表對經濟的反作用，這叫牽一發動全身。

　　所以，股市的問題決不僅僅是個投資者愿賭服輸的問題，而是整體經濟不可或缺的重要組成部分。

　　資本市場一直處理不好交易定價和融資的關系，股票發行與供求的關系，市場只是一個交易場所，而不是融資場所，股份制才是融資工具。多層次資本市場是一個框架，而多渠道資金涌入才能讓這個融資體系豐滿。當資本迸發涌出，當股市信心恢復，當法制修正完善之時，注冊制推行水到渠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