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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奇帆講了5個故事：臺下的諾貝爾獎得主聽得聚精會神

點擊：作者：佚名來源：黃桷樹財經發布時間:2016-01-26 09:52:20

創新，沒有現成的教科書可以遵循。

2015年6月13日，中國經濟新常態與深化綜合改革國際研討會暨中國留美經濟學會2015年度國際學術研討會在重慶大學開幕。

這是一個規格非常高的研討論，重慶市市長黃奇帆、國家外專局副局長張亞力、1972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肯尼斯·約瑟夫·阿羅、1996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詹姆斯·莫里斯教授等一大批重量級嘉賓與會。

黃桷樹財經注意到，黃奇帆市長在研討會上講了5個精彩的故事，揭示了重慶這座內陸城市是如何通過創新獲取改革的紅利，在一位與會嘉賓的慷慨分享下，黃桷樹財經得到了黃奇帆的講話內容，摘錄于此，與大家分享：

黃奇帆在“中國經濟新常態與深化改革國際研討會”上講的5個故事

第一個故事，就是最近幾年，我們改變了20多年來沿海地區加工貿易大進大出的發展方式，在內陸地區創新發展了大規模的加工貿易。

中國從80年代末，在沿海地區搞的加工貿易，最初是大進大出的“三來一補”，以后就形成了比較穩定的加工貿易發展方式。到去年底，中國的加工貿易占全部進出口45%左右，也就是說，我們4萬億美元進出口當中，有1.8萬億美元是加工貿易形成的產值。沿海的加工貿易有兩個特點：第一個就是它的產業鏈很短。比如一臺電腦，如果產值是500美元的話，它的零部件、原材料一般占整個電腦產值的50%，就是250美元；它的零部件、原材料從全世界運到中國沿海，又從中國沿海把整機銷售到世界，整個的物流運輸、倉儲、銷售環節占100美元；然后品牌商的研發以及售后的服務，一般占75美元，所以500美元中最后在中國沿海的加工貿易只留下75美元的總裝，也就是占15%左右增加值的這一塊，這個是沿海加工貿易的一個特點。第二個，由于它兩頭在外，原材料、零部件在外，在沿海加工，加工完了銷售在外，所以它大進大出的物流結構的特點，決定了它一般只能在沿海，所以過去20幾年，中國所有加工貿易幾乎99%在沿海，內陸幾乎是零，原因就是這個，物流成本以及物流的時間，就使得加工貿易放在內陸不合算，無法進行。沿海加工貿易發展20幾年來，由于中國沿海勞動力成本，各種要素結構發生變化，所以最近幾年，不少加工貿易訂單轉到越南等東南亞國家，都是沿海方便大進大出的地區。

如何把這一塊經濟既能保持，又能克服既有的缺陷？重慶進行了研究，我們形成了兩個路數，改變了沿海加工貿易的兩個薄弱環節。

第一個，延伸產業鏈，把加工貿易的“微笑曲線”大部分留在重慶。重慶現在生產的每臺電腦，它的產值的70%都在重慶，這個和沿海地區總裝6000多萬臺電腦，產值可能只有15%、20%的情況不同，我們現在除了總裝這個75美元留在重慶以外，零部件、原材料80%在重慶生產，所以250美元中的200美元落地重慶。第三塊就是產品的銷售結算，跨國公司銷售結算的這一塊現在也留在重慶。大家知道加工貿易的核心結算方式是一種離岸金融結算，過去中國任何銀行法人、自然人，都不能有離岸金融結算賬戶，所以我和惠普搞了第一筆離岸金融結算的時候，那一天是圣誕節，惠普老總打電話說有1億多美元要交給你們重慶財政，是離岸金融結算賬戶上的稅收，你的賬戶在哪兒？我馬上打電話問，發現我們開一個離岸金融結算賬戶很麻煩，各方努力協調，在12月30號把賬戶開了，這一筆賬就進來了，重慶第一筆加工貿易離岸金融結算賬戶是2010年12月30號。中國現在1.8萬億加工貿易的結算，5000億在新加坡，3000億在香港，2000多億在愛爾蘭，還有一部分在首爾、臺灣、東京，我們大陸基本沒有離岸金融結算。我們向國家提出了申請，國家外管局、人民銀行等有關部門都同意了重慶的試點，推動了重慶這一塊的業務，重慶離岸金融結算2011年結算了200多億美元，2012年有400多億美元，2013年是600多億美元，去年到800多億美元，今年預計會有1000億美元。總而言之，離岸金融結算，是一個加工貿易的主要結算方式，重慶把這件事也抓起來了。這樣三塊通通加起來有350多美元，占一臺電腦500美元的70%。因此，重慶的加工貿易效益比較好，現在經濟比較低迷，電子產業一般效益都是下降，但今年1—4月份，重慶電子產業利潤漲66%，為什么我們能有這樣好的效益？就是和創新了加工貿易發展方式有關，零部件、原材料大量本地化，前幾年860多個零部件廠陸續在建設，現在正在大批投產，一下子把物流成本都降低了。

第二個，凡是要搞的加工貿易品種，都要形成集群，我們叫做三個集群在重慶。1、零部件、原材料、整機上中下游產業鏈形成了集群，我們是5+6+860，五大品牌商，六大整機商，860多家零部件廠商都集聚在重慶。2、同類項產品、同類企業形成了集群在重慶，在中國沿海，富士康、仁寶、緯創、英業達、廣達基本上各個省，你占兩個，他占兩個，一山不容二虎，互相分隔開來。在重慶形成了中國沿海所有加工貿易總裝廠都到了重慶，各種電腦、網絡終端產品的品牌商也到了重慶，形成了集群。六大整機商生產了全球網絡終端產品的90%，這樣一來就形成了一個好的格局，東方不亮西方亮，這個企業訂單少了，那個企業就多了，對重慶來說總體平衡，年年上升。3、物流運輸、銷售結算等生產性服務業與制造業的集群。我們這個集群方式就是產業鏈整合的模式，克服了沿海加工貿易的兩個薄弱環節，取得了成功。去年我們重慶筆記本電腦的產量是6300萬臺，全球去年銷售2億臺電腦，我們占1/3，沿海地區所有的產量也是6000多萬臺。可以這么說，中國制造的筆記本電腦占全球2/3，重慶占1/3，沿海占1/3，一個世界級的筆記本電腦基地在重慶誕生。三中全會的第七章，講到了中國下一步的內陸開放中有一個條款，就是講要轉變沿海的加工貿易發展方式，推動整機加零部件垂直整合一體化的方式，在內陸開展加工貿易。這段話充分肯定了重慶的做法。

這是我要講的一個故事，如何用改革的方式，轉變發展方式的方法，推動內陸的產業結構調整，使重慶形成了世界級的電子產業基地。

第二個故事，我想說的就是以渝新歐為代表，重慶形成“三個三合一”開放特征的故事。

中國內陸開放滯后于沿海，內陸地區一江春水向東流，依賴于沿海地區走向世界，重慶作為西部的地區，原來也同樣如此。我們在和惠普、臺灣的企業、日本的企業各方面在合作的時候，引出了一個命題，就是全球的網絡終端產品，各種智能設施，40%是歐洲，包括西歐、東歐以及俄羅斯這一板塊在消費，30%是美國、加拿大、巴西這些地方在消費，還有30%是東南亞、日本、韓國，包括中國在消費。在這樣一個格局下，如果到重慶搞世界級的電子產品基地，40%的產品要運到歐洲，從重慶運到廣東，再從廣東坐船到歐洲，差不多要一個半月甚至兩個月時間，不僅消耗時間，還有到沿海2000多公里鐵路，然后再加上2萬公里海路的運費，這個劃不來。我們為了解決這件事，當時看著世界地圖想到渝新歐鐵路，這條鐵路從50年代以來一直就有，因為中國內陸到新疆的鐵路幾十年前就有，為什么沒有把它變成歐亞之間的運輸大通道？

我們一啟動這件事，就發現三個問題。1、沿線六七個國家，每個國家海關都需要來一次關檢，一批貨物出去，運到歐洲，五六個國家關檢，關檢的過程耽誤時間，也消耗成本，不當心還損壞貨物，如果是高附加值的東西，這個運輸方式很不經濟，很不合理，所以幾乎沒有人走這條線。2、每個國家的鐵路運輸都有一個運行時刻表，如果沒有編入它的運行時刻表，一個火車要橫跨幾個國家，你就是編外，就是慢車，開開停停的車，沒有進行渝新歐協調之前，我們的火車開到歐洲要開25天。3、還有一個價格，每個國家鐵路運輸價格都不同，有高有低，哈薩克斯坦是一個集裝箱一公里0.6美元，中國是0.8美元，俄羅斯是1美元，所以有一個價格協調問題。我們當時覺得一定要把這個問題解決好，讓重慶的三四千萬臺電子終端產品通過火車運到歐洲，一旦成功，就會從后位變成開放的前端，不僅重慶的貨物可以不再通過海洋運到歐洲，還能吸引沿海的東西運到重慶再運到歐洲，劣勢立馬變成不可多得的戰略優勢。我們努力把這件事做好，2010年我們花了6個多月時間，在國家有關部門支持下，6個國家海關的管理層到重慶，到我的辦公室，我們開了多次會議，然后形成了一份協議，這份協議在2010年12月，家寶總理和普京總理一起站臺，幾個國家的海關簽訂了一卡通協定，歐洲人的說法是渝新歐自由貿易海關協議，使得現在重慶海關關檢以后，一路過去，六個國家海關不再重復關檢，叫做關檢互認，執法互助，信息共享，反之亦然，歐洲一個國家關檢一路過來，我們也不再重復關檢，這是很重要的事情。第二件事，我們把6個國家的鐵路公司都召集一起，在重慶每年開一次會進行協調，形成了五定班列，五定班列就是定起點在重慶，定終點在德國杜伊斯堡，定路徑就是沿線的1.1萬公里只停12個車站，第四就是定運行時間，總的是13、14天，還有一個定價格，我們把這件事搞好了。起點站是重慶，就是渝，中間經過新疆，到歐洲，我也設想，歐洲這么多國家，這么多城市，我們都該去，所以就索性叫了一個“歐”，德國人很豁達，沒有計較。渝新歐最早叫出來以后，國內其他省市紛紛跟進，義新歐、武新歐、鄭新歐、蓉歐等等，都是中歐班列。這個協議簽訂以后，現在的渝新歐在整個的6個國家沿線1萬多公里，是最高等級，它只要開過去，其他所有的特快、普快、快車、貨車都讓渝新歐，每小時120公里，出發十幾天就到歐洲了。第三件事是價格，大家有個求同心理，只要有一個是價格高的，其他低的都會支持高價的運輸費，我們當然首先是協調俄羅斯，把他的鐵路公司老總請來多次，大家一起協商，最初1美元，后來0.8美元，后來0.7美元，現在已經降到0.55美元。俄羅斯降到0.55美元，其他國家也都降下來。去年在和中國鐵路總公司談的時候，當時國務院的十個部門的領導、部長都在，都支持降下來，但鐵路公司說它虧本，說你們運輸量太少，當時我們就打了個賭，我們兩個人坐在一起，其他的部長作證，他說你如果今年能有100個專列，一個專列50個集裝箱，有5000個箱子運行，達到這個規模，就降到0.6美元。我說行，100個專列我一定實現，現在就按0.6美元結賬，如果我到不了100個專列，你的這部分錢我還你。結果我們開行了130個專列，實現了諾言，去年就降到了0.6美元，今年我們可以到250個專列，價格降到0.55美元。這個是雞生蛋，蛋生雞的過程，價格低，300個專列都可能實現。今年規模上來以后，價格降到0.55美元，這是對渝新歐有里程碑的意義。這是什么概念？就是渝新歐的綜合運價現在比海運便宜了。海運的運費，從沿海運到鹿特丹，一般需要2500美元一個集裝箱，內陸的貨，還需要從中國內陸運到沿海，歐洲到岸后也要轉運到內陸，總共需要4000美元左右。此外一個集裝箱的貨物價值500萬人民幣，海運多出的一個月運輸時間的利息也差不多五六千美元，所以資本利息加水上運輸的費用加鐵海聯運或者汽車運輸的費用，實際上要七八千美元，而我們渝新歐現在是五六千美元，所以從這個角度講，價值比較高的貨物都渝新歐比海運更劃算。我是認為，超過200萬人民幣以上的，價值量較高的應該走鐵路渝新歐，如果超過1000萬美元的集裝箱應該走空運，200萬以下，就該走海運，如果為了圖時髦，把幾十萬一箱的箱子，通過鐵路運到歐洲去，是不能長期持續的。這里邊有一個概念，任何運輸工具都有市場細分的定位，渝新歐的定位是一個箱子貨值在200萬以上的，走鐵路是最劃算的。

把這些問題解決以后，渝新歐就得以成功運行。去年3月份，習近平總書記到德國訪問，就和德國副總理參加了渝新歐的火車進入杜伊斯堡火車站的一個儀式。總書記說了，中國正在推動絲綢之路經濟帶發展，渝新歐是絲綢之路經濟帶歐亞大陸橋的一個主要通道，是中國內陸和歐洲德國的一個經濟聯動的橋梁。總書記的這個講話，又進一步推動了渝新歐發展，去年一年時間，在國家有關部門的支持下，渝新歐得到了五個特許，五個重大利好。1、賦予渝新歐火車站，就是重慶團結村火車站，國家一類口岸。過去口岸都在沿海沿邊，內陸沒有口岸，渝新歐現在就是口岸，只要貨上了渝新歐火車，一路開到歐洲去了，所以成了內陸的一類口岸。2、既然是口岸，就需要保稅區，所以國家批準渝新歐團結村火車站增加了一個保稅物流園區。3、中國和歐洲、俄羅斯，60年沒有通過鐵路郵政，從渝新歐開始，賦予渝新歐中歐郵政班列的功能。現在跨境電子商務快速發展，郵包滿天飛，空運太貴，海運太慢，鐵路運輸當然很合適，所以渝新歐現在有了鐵路郵政專列。4、賦予渝新歐專門的歐洲食品、肉類進口的口岸功能。5、汽車整車進口口岸。中國每年進口車輛120萬輛，其中有70萬輛是歐洲的，中國人喜歡買歐洲豪華車，以前歐洲車當然都是通過海運運到中國，所以中國4個最大的汽車整車口岸，大連、天津、上海、廣州，都在沿海，渝新歐成了中國內陸可以把歐洲整車運到中國銷售的一個口岸。有了這五個特許，渝新歐的貨運量就能夠得以極大的增長。

除了渝新歐鐵路，重慶又進一步的推動了航空運輸。過去的五年，根據聯合國的一個簡報，世界100個最大的機場，旅客增長率第一是重慶，第二是迪拜，這是我去年看到的一個簡報。這說明什么？我們在07、08年的時候，重慶旅客運輸量剛剛突破1000萬，現在到了3000萬，今年會達到3300多萬，我們已經進入了中國前7位。另外國際的貨物運輸量，原來是1萬噸，現在到了30多萬噸，這個增長量使得重慶的機場也有了一個一類口岸機場和保稅區。重慶的長江航運，從來是國家內陸的航運樞紐，它也是一類口岸，也有一個保稅區。

因此，重慶的開放特征，就形成了水陸空三個國家級的樞紐、三個一類口岸、三個保稅區的“三個三合一”。有這個特征的省市，大家如果拿中國地圖看，重慶是唯一的。由于有了“三個三合一”開放特征以后，重慶就成了中國內陸的開放高地。開放高地一定是口岸高地，而口岸高地當然會有保稅區，中國過去25年建保稅區都在沿海，但是從重慶開始，內陸有了保稅區，我們引領了時代的風潮。由于這些開放的條件，使得重慶的外資企業大量入駐，這幾年重慶引進的外資，已經連續四年每年超過100億美元，全國超過100億美元的就是十家，重慶處在全國第八、第九位。對外進出口貿易，我們這五六年每年都增長百分之幾十，07、08年，我們只有60多億美元，去年達到了950多億美元，也就是說，金融危機以來，世界貿易都有所萎縮，但是重慶進出口貿易幾年翻四番，漲16倍，現在我們進出口在全國排第九位，內陸地區排在第一位。

我講這個故事，就是說渝新歐開始的開放特征的形成，水陸空大樞紐、大通道，同時大口岸，大的保稅區平臺，這些都是一個地區開放不開放的特征值，我們這個方面取得了成功。

第三個故事，就是重慶是個大城市和大農村疊加的地方，我們怎樣以農民工戶籍制度改革為抓手，實現城鄉統籌。

城鄉統籌要以人為本，本質上就是農民工怎么轉變為城市居民的問題。城市化過程，不是城市居民生活自我改善，自我拔高的過程，本質上是農民進城的過程，幾年前，重慶差不多有900萬離開土地到城市打工的農民，500多萬在重慶主城和區縣城打工，300多萬在沿海打工，我們就考慮把重慶主城、區縣城這500多萬農民工，工作三年、五年以上的，自愿留在重慶城里繼續工作的，自愿申請城市戶口的這些人，給他們城市戶籍。我們這幾年按照中央的要求，轉移了270萬農民工，加上一些家屬，整個轉進來的農村人口是400萬，成為重慶城市戶口。這個轉戶過程中，我們實現了城市和農村一體化的待遇，所有的農民工轉過來，和城市居民五個一體化，他的就業、養老、醫療、住房、小孩讀書各種待遇，都和城市居民一個樣，同人同權同體系同待遇，這是一個方面。

第二個很重要的，就是農民工轉戶到城里以后，他在農村的三塊地還能不能保留。有人說農村的三塊地是集體產權，必須是集體一員，是這個村里，鄉里的，才能分你耕地、林地、宅基地，你戶口轉出去了，不是集體一員，三塊地是不是就沒有了？我們覺得這是農民的基本利益問題，既然原來三塊地分給他，轉戶后還可以繼續留著，所以我們重慶對農民工轉戶后在農村的三塊地，全部予以無條件保留，這樣就保護了農民利益。所以，我們這400萬人轉戶，高高興興，風平浪靜，沒有什么問題，因為符合老百姓利益。留在農村的地交給別人耕種，提高了勞動生產率，城里的農民工一旦變成城市居民，消費水平至少一年多1萬塊，促進了城市消費，同時也促進了社會人權生態。有一個意料之外的事情是什么？從2012、2013年開始，這幾年，每到一季度，就發現重慶進出口猛漲百分之七八十，我開始都沒有搞清，一般一季度地方開兩會，二月份春節，三月份有全國兩會，真沒有太多精力滿世界招商，為什么一季度進出口會冒出來？后來發現，沿海地區一年12個月，9個多月上班，兩個多月停擺，一到12月份農民工就開始回家，到2月份農民工回去復工，這中間企業就停工，老板、管理層都跟著回家，這是對生產力的摧殘，農民工也像候鳥一樣兩頭跑，苦不堪言。而重慶農民工戶籍制度改革以后，成了城市工人，基本上就和我一樣，也是小年夜放假，年初七上班，不存在兩個月停擺的現象，所以老板就把沿海停的訂單轉到重慶，每年一季度訂單上來，增長百分之七八十，三四月份又回去，全年增長百分之三四十。這個現象，屬于生產關系改善和促進了生產力，是非常經典的一個經濟學案例，我們本意是為了解決農民工問題，結果變成了招商引資，進出口大發展問題。

總的意思，農民工戶籍制度改革，一是解決了農民利益問題，二是提高了農村勞動生產率，三是增加了城市消費，四是還調整了中國這些年沿海形成的“九三學社制”的加工貿易生產方式，9個多月上班，近3個月回家，這樣的一種運行方式。所以我覺得很有意義，改革能很好的促進生產力，實現資源優化配置，有利于人口紅利的保持。

第四個故事，我想特別講一下重慶的地票制度。

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科斯發明過一個定理，也是因為這個定理得到諾貝爾獎，前不久剛剛去世。這個定理的基本要點就是凡是政府管理的、有總量管制的公共資源，都可以進行市場化交易，而市場化的交易一定會使政府的管理能夠實現更好的資源優化配置，產生更好的效果。這個原理的一種應用就是全球的碳匯交易所，我們也是根據這個原理，實施了地票制度。

我們中國每年城市化、工業化要征用農地，這些年每年要征800萬畝，我們原來有20多億畝，現在是18億畝耕地到了紅線，必須守住。全世界有個經濟現象，100年的城市化進程，耕地是越來越多，因為農民進城平均使用100平米，在農村要使用250—300平米，這個意思就是1億人進城，在農村用了250億—300億平方米的建設性用地，到城里只要100億平方米，就可以多出150億—200億平方米，就是1.5-2萬平方公里。意思就是城市化過程是農村建設用地大量減少，城市建設用地少量增加，最后使得整個國家建設性用地總量減少，耕地增加，其他所有國家，無論發達國家還是發展中國家都如此。但中國2億多、3億多、4億農民進城了，為什么耕地卻一直在減少？城市剛性擴張當然要用地，每個人用100平方米，4億農民差不多就是400億平米，城市就這么擴張了，關鍵是農民兩頭占地，農村4億農民差不多有10萬平方公里的建設用地沒有退出，兩頭占，這是我們出現問題的關鍵點。怎么讓進城農民把農村的建設用地退出來，同時又保護農民的利益，這一直是個難題。

我們按照科斯定理，成立了重慶土地交易所，設計了一個地票，實際上就是土地的用地指標。農村的建設用地主要有三塊，一是宅基地，農民在外邊務工十年，已經不回老家，老家的房子即使賣掉，也只能賣兩三萬，但是把房子拆了，復墾為耕地，地票倒能賣十幾二十萬。第二就是在過去十年、二十年形成的鄉鎮企業，現在廢棄了，也可以復墾為耕地，驗收以后也可以產生地票。三是農村閑置不用的糧站、學校、公共場所也可以復墾為耕地。我們假定有農民100萬人進城，這100萬人在農村的2.5億平方米宅基地退出了，在城里用1億平米，這樣就多了1.5億平方米建設用地，把它復墾為耕地，耕地就會增加。農民把農村宅基地退出，形成地票，拿到土地交易所交易，城里人買了這個地票，就可以在城郊結合部的地方征地，發展房地產，這個過程是城市建設用地增加，農村建設用地減少的過程，有助于農民致富的過程。按照這個原理，我把這件事向國家有關部門匯報，建設部、國土部和發改委等部門都進行了研究，最后決定支持重慶搞這個試點。這些年來，我們每年3萬畝，一共搞了15萬畝的地票，地票最初每畝交易價9萬，后來到20多萬，這樣15萬畝地差不多300億人民幣進了農村，反哺了農民。城市房地產商買了地票去征地，搞他的房地產，農民賣出地票，雙方的整個過程都是自覺、自愿，不是政府強制的。總之，我們把大量的農村閑置的建設性用地復墾為耕地，把地票的交易價格扣除復墾的成本，15%歸集體，剩下的85%全部歸農民。總的來說，我們這個300億進了農村，相當于農民增加了財產性收入，這就是我們的地票改革。

有了地票以后，我們現在建飛機場、學校、高速公路、醫院這些基礎設施、公共設施，用國家的指標，搞房地產就買地票，由市場來支持這件事。這是一個資源優化配置的案例，重慶絕對有把握的說，雖然城市化會帶來城市建設用地的增加，但通過地票的退出，到2020年，重慶3400萬畝耕地一畝都不減少，還能增加100多萬畝。

最近我們又把地票的原理應用到了新的領域。我們現在希望大家用新能源車，用光伏電池，或者風力發電，政府的支持政策就是誰買新能源車，搞家用光伏就補貼，但都是啟動的時候一次性補貼，后邊怎么持續就沒有了。現在我們除了啟動的時候給一些補貼以外，更重要的是有持續支持的概念，就是算個賬，你買了一輛電動車，一年開5萬公里，本來每100公里要用10升汽油，5萬公里就用5000升，5噸汽油，如果汽油燃燒，就有碳排放，現在電動車開5萬公里，沒有排放，算個賬就是排放指標，可以拿這個指標到碳交易所賣掉，就鼓勵用電動車的人持續用下去。所以，我們覺得科斯定理很有用處，對政府公共管理、指標管理怎樣實現市場化，都是很好的應用。

第五個故事就是講重慶怎樣通過投融資支持戰略性新興產業和實體經濟發展。

現在我們都在講戰略性新興產業，推出了中國制造2025，重慶政府去年開始研究了這件事，在幾十個產品的門類中，我們選了重慶有條件發展，也必須發展的十個行業，這十個行業包括芯片及液晶面板等電子核心部件、物聯網、機器人及智能裝備、石墨烯及新材料、軌道交通及通用航空等高端交通裝備、新能源汽車及智能汽車、綜合化工、頁巖氣、生物醫藥、環保產業等，這十個行業去年是600億產值，我們做了一個規劃，到2020年應該可以讓它發展到1萬億。這十個行業，每個行業從小到大，要發展到1萬億的話，需要投資6000億。這十個行業，要么不干，每個項目少則幾十億，多則幾百億，屬于大資本、高技術、市場又是全球都短缺的。在這個情況下，市場沒有問題，如果拉到了掌握技術的企業、團隊一起干，技術也不是大問題，關鍵是大資本，一個項目通常幾百億的投資，靠一般的民營企業干活很難，大型國有企業也不容易，就是世界性的企業，如果光靠自己原始積累拿幾百億搞項目，也很困難，所以我們考慮到資本市場，推進了一個改革。重慶一年要制造1億臺式電腦、筆記本電腦，需要大量的液晶面板，但是搞一條8.5代生產線，就需要300多億，我們有市場，找了京東方，京東方有技術，它有1萬多個專利已經被世界認可，但是給他說搞這個項目要330億，他覺得很困難，盡管是上市公司，也不是輕易可以融資到300億的。后來我們說錢我們來解決，由京東方增發100億股股票，我們全部認購。當時股票市場市值2.1塊一股，我們六七個重慶企業用210億認購了100億股。京東方拿到這210億以后，再向銀行借120億，共330億，去年3月開工，今年4月份全面完工，現在重慶多了一個330億年產值的液晶面板企業，很大程度上滿足了重慶電子產業零部件本地化的需求，另外一個好處是，因為我們這么大一筆投資，股市當然有反映，加上中國股市今年情況又比較好，所以去年京東方2.1塊一股，現在已經變成近5塊一股了，我們這100億股就賺了250億。這個意義上講，利用資本大市場融資，對戰略新興產業進行投入，這是個很重要的方式。戰略新興產業，如果沒有資本市場的大格局引入資金，完全靠企業自身積累，是做不起來的。包括小型的風險投資，也是利用了資本市場、三板、四板、創業板的原理在進行，大型戰略新興產業，當然也要靠資本市場。

之后我們又做了一件事，六七個國有企業花了210億，賺了250億，你原來的210億拿回去，賺來的250億，產權歸你們，由市政府建立一個高科技戰略新興產業的股權投資基金，你們就算LP，250億放進去，還是你們的所有權，五年以后也許又翻番了，變500億，大家發財。這是重慶地方出了250億，但不是財政出的，是幾個國有企業，按市政府的要求，投入到這個基金里，另外我們還吸引了16個國內比較重要的投資者，比如說中國人壽，國家開發銀行，中國社保基金會，還有各種金融機構，他們出550億，加在一起就800億，現在我們已經有了這800億股權投資基金，我們不會自己赤胳膊上陣搞幾十個項目，項目總體是有技術的企業來搞，他們也會帶來資本。大體上，如果企業帶來2塊錢，我們基金參股1塊，這樣的話，我們800億能夠引入1600億，形成2400億的資金，這2400億是資本金，再跟銀行貸款3000億，這就形成了5000多億的投資，在幾年時間里形成滾動投資，我就相信我們今后五年，這個五六千億投資到位，1萬億產值就會出來。比如重慶頁巖氣，從去年13億方今年可以發展到40億方，頁巖氣的產值就能達到100億，我們估計到2020年，重慶頁巖氣會到250億方，它的產值有六七百億，加上輔助的頁巖氣產業鏈的產值，會到1000億，重慶已經成了中國頁巖氣開發的主戰場。我講這一段，就是說，我們謀劃發展的戰略性新興產業計劃性很強，但一切按市場規律辦。比如液晶面板，京東方的產能有100萬平方米，它以后再擴張一下，到150萬，另外還有富士康、惠科的幾個項目，總的重慶液晶面板會到300多萬平方米產能，能夠平衡重慶需要的四五百萬平方米的百分之七八十，也不能什么事都自己干，總有一定的市場空間留給其他投資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