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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月19日下午，中國經濟50人論壇2016年年會在京舉行。多位政府官員和學者列席此會，以“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全面提升發展質量”為主題，提出了他們的供給側改革主張。

　　財政部長樓繼偉發言認為工資應與效率同步增長，勞動合同法讓政府通過立法和司法約束了企業，導致勞動生產率太低，要求修改勞動合同法，有利于企業控制工資。

　　點評：在生產嚴重過剩，失業率不斷上漲的情況下，樓繼偉部長主張政府不要干預勞動力市場，就是讓資本家們可以自由地降低工資，壓榨勞動者。自主流經濟學家們主導我國的經濟改革以來，我國勞動者收入占國民產值的比重就一直在下降，從1980年占62%下降到現在只占41%。相反，美國的勞動者收入占國民產值比例一直保持在80%以上，2009年的金融危機，美國更是增加到88%。而且在與中國的競爭中，美國工業消費品生產企業一個個失敗，基本都關門倒閉了。中國則達到史無前例的水平，很多產品產量都遠超美國歷史最高水平。我們作為競爭的勝利者難道還比不上失敗者嗎?失敗者在不斷增加收入，我們的勝利者反而不能增加收入，這是為什么?

　　主流經濟學家一直強調與美國和西方接軌。樓繼偉先生作為財政部長，一定很清楚，美國財政收入的支出方向。 美國財政收入大部分用于補貼老百姓，包括直接和間接補貼。2009年補貼老百姓收入的開支占美國政府財政收入70%，占美國凈國民收入的32%，人均直接補貼給美國老百姓的收入，平均到每一個老百姓頭上，都高達7000美元，超過中國當年人均收入的2倍，所謂美國的富裕，實際是美國政府補貼出來的，財政部為什么不接軌?美國的高工資，也是政府補貼加制定很高的最低工資，推動的。在如此高的補貼下，工人還愿意拿低工資嗎?更大的差別在于，美國政府從高收入者，包括資本家手上收稅，補貼底層老百姓，而我們則從普通老百姓手上收稅，例如，我國起征點為月收入3500，通過收稅和四金，實際收入不到2000，年收入只有2.4萬元。而我國政府收上來的稅收，很大部分用來補貼資本家。報紙上報道政府補貼企業的例子比比皆是。

　　我們所執行的政策，實際是美國精英用胡蘿卜和大棒在全世界推銷的華盛頓共識政策，該政策以休克療法聞名，早已聲名狼藉，被世界上大多數國家摒棄了，但在我國卻得到了很好的執行。財政部樓繼偉部長曾在2006年發表文章說，“客觀地分析，‘華盛頓共識’要求的三點 (指私有化、市場化和自由化)其實在中國都實現了。中國的宏觀經濟一直比較穩定，財政政策也很謹慎，經濟的繁榮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決策的自由，即個人決策的自由，價格基本上決定于市 場。國有經濟成分占國民經濟的比重也不高，只有30%左右。……中國經濟也是非常開放的”。樓部長告訴大家，中國政府按照美國精英要求，實行了“華盛頓共識“政策。華盛頓共識政策包括要求政府不要給老百姓補貼，要求政府減少干預經濟，包括勞動力市場，顯然樓繼偉先生的主張是符合華盛頓共識要求的。

　　我們壓低老百姓收入，讓大量產品過剩，只好低價賤賣給西方，否則就積壓成廢物了。 于是，我們雖有史無前例的巨大產能，但積累少，消費低，西方不搞工業消費品生產，卻能高消費，過上了不勞而獲的生活。我們的基礎設施建設積累速度遠低于美國，例如，僅1886年美國就建成鐵路2.7萬公里，超過我國新世紀前10年建成鐵路總長度，接近改開30年的鐵路建設積累。美國僅1946年就建成機場1259個，是我國現有機場數量的兩倍半。哈佛大學弗格森教授總結，就是中國人負責生產，美國人負責消費的中美國。

　　我們為什么不與美國的做法接軌，而是按照美國精英的忽悠去做?難道精英們不知道，美國是中國最大的戰略對手嗎?

　　附：總結主流經濟學家主張的供給側改革：減少政府干預，搞自由化

　　2月19日下午，中國經濟50人論壇2016年年會在京舉行。多位政府官員和學者列席此會，以“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全面提升發展質量”為主題，提出了他們的供給側改革主張。

　　財政部長樓繼偉發言認為工資應與效率同步增長，勞動合同法讓政府通過立法和司法約束了企業，導致勞動生產率太低，要求修改勞動合同法，減少政府干預，以有利于企業控制工資。

　　周小川：政府干預導致價格扭曲，要求減少政府干預，消除價格扭曲。

　　楊偉民：介紹中央財經領導小組會議布置的供給側改革任務：降產能等。

　　易綱：貨幣政策要避免過度寬松

　　吳敬璉認為，供給側改革應是體制改革，“供給側的結構性調整實際上回到了老辦法，就是用行政力量調結構。我很擔心，這個辦法恐怕不能取得我們預期的效果，要求用全面深化改革消除這些轉型的體制機制障礙，發揮市場的作用，發揮市場的有效配置資源的作用。”

　　錢穎一認為當下官僚主義扼殺企業家精神現象比比皆是，要求簡政放權，減少官僚主義帶來的束縛。

　　李揚分析化解金融領域的風險和去杠桿問題，認為政府為保持經濟增長，不會推動去杠桿，改善經濟健康。指出中國是凈投資頭寸國家，收益為負，美國雖然是凈債務國家，但是對外的收益是正的。

　　白重恩認為低效部門擠占資源造成要素成本上升，暗示那是政府的罪過。

　　張曙光指出，50種工業產品，其中24種是負增長，剩下26種是正增長，增長也不大，6.9%是怎么出來的。認為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需要30年，需要發揮大家的自由創造，暗示政府限制了人們的自由。

　　附：樓繼偉：下一步應調整勞動合同法 保證市場靈活性|中國經濟50人論壇2016年年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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