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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按】今年2月,樓部長和尹部長相繼拋出修改勞動合同法的言論,試圖藉此提高勞動力市場的靈活性和降低企業的用工成本。本文以服裝業為例,來進行分析工人工資是否真的過高,沒有《勞動合同法》規制的勞動關系會有怎樣的亂象以及壓低工人工資是否能促進產業的發展。
當2月26日在微信公眾號“正和島”看到《10大佬: 勞動合同法到了該修改的時候了》這篇文章的時候,筆者還很傻很天真的以為這只是這個號稱““中國商界第一高端人脈與網絡社交平臺”的一場YY,因為其中絕大多數言論都是企業主和一些心向資本的經濟學家在08年前后為了阻止《勞動合同法》的出臺和實施而發出來的。
經歷了2008的金融危機,在2009年的3月,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工委副主任信春鷹表示:“勞動合同法不會因危機而修改,危機和勞動合同法沒有關系……雖然有金融危機影響,因為有了勞動合同法這樣的法律保障,我們的勞動關系基本上還是穩定有序的,應該說這部法律經受住了實踐的檢驗,是經得住時間的檢驗的。”這樣的話言猶在耳,在今年2月29日國新辦就就業和社會保障有關情況舉行的發布會上,我們就聽到人力資源社會保障部部長尹蔚民評價勞動合同法:“在實施的過程中,也反映出一些問題,主要集中在兩個方面:第一,勞動力市場的靈活性不夠。第二,企業用工成本比較高。” 他還講到:“隨著經濟社會的發展,出現了一些新的業態、新的就業形式,這是在制定勞動合同法時還沒有出現的。所以,對這些問題,作為主管部門,我們正在進行積極研究。我們會廣泛地聽取各個方面的意見,進行深入的研究論證,適時提出我們的意見。”尹部長的這番表態,比財政部樓部長的言論更能證實修改勞動合同法的可能性。針對尹部長談到的《勞動合同法》的兩個影響,筆者基于對服裝業的研究,有一些話不得不說。
中國工人的工資過高?
服裝業是勞動力密集型的產業,也是許多“大佬們”認為的容易因為工人工資高而轉移到東南亞、南亞、非洲等地區的產業。但是具體工人工資有多“高”?我們還是看一下中國勞動統計年鑒的數據吧,下圖顯示了2003至2013年中國服裝業從業人員的年平均工資。
在2013年,服裝業(規模以上企業)從業人員年平均工資是33,826元人民幣,這比當年的全國社會平均工資45,676元要低很多。然后我們再看服裝工人的工資是怎么得來的:根據筆者參與的一個對長三角六個城市的223名服裝工人的調研,服裝工人平均每月只休息2.53天,平均每天的工作時間是9.8小時,每月平均工作時間為269小時。他們這樣微薄的工資是長期高強度的加班得來的,平均下來,小時工資也只有10元左右,這樣看來,有良知的人還會來指責中國服裝工人工資過高嗎?而我們從服裝業的成本構成來看,工人的工資并不占特別高的比例:根據樂施會2004年的報告,一件售價100元的品牌T恤中,工人的工資只占1.75%。
根據全球紡織網的報道,在服裝價值鏈上,一般認可的利潤分配結構是設計占40%,營銷50%,生產僅占10%,這種利益分配格局本來就不公平。即便是生產成本的提高,也和廠房租金的提高、匯率問題、中小企業融資問題、生產原料價格波動、出口退稅的減免等有很大的關系,而消費者對生產成本的敏感性的提高又跟國際經濟不景氣相關,是一個全球性的問題,將生產成本提高的壓力都轉嫁到工人身上,是不公平也是不明智的。
沒有《勞動合同法》規制的勞動關系更好?
服裝業可以說是將靈活用工用到極致的一個行業。在筆者調研的服裝廠中就存在六種用工形式:長期工、單個的臨時工、包工頭帶領的外包工隊伍、沒有包工頭的外包工隊伍、老年工人和學生工,在廠外還有很多沒有注冊的小作坊、家庭工人來接收服裝廠的外包訂單。在這些工人中,只有工廠的長期工可能有合同和社保,這樣的生產體系看起來很有效率,但是也蘊含著極大的勞資糾紛的隱患。在遇到欠薪問題、工傷職業病問題時,工人很難在法律體系中維權,無奈之下采取的行動常常讓勞資雙方乃至整個社會承擔很大的代價:2012年12月4日汕頭市潮南區陳店鎮新溪西鄉政府附近一文胸作坊突發大火,造成14人死亡,其中13個工人是童工。事件的起因便是非正規用工的工人拿不到工資,求助無門,想以縱火的形式逼老板結清工資。在筆者調研的紹興某地,由于缺乏勞動合同法的保護,各個籍貫的工人結成了地方幫派來幫助工人討薪,勞資雙方通過叢林法則解決糾紛,釀成了很多傷亡事件。
在今年2月28號,央視財經頻道報道了節后廣州又遭遇“招工難”情況,用工缺口達到18.9萬人,在制衣行業情況特別嚴重,到了500元日薪招不到熟練短工的地步。我們不會看到在勞動合同和社保齊全、按法律規定支付離職補償金的企業發生這樣的情形。既然用工單位不想給工人就業的穩定性,工人也就只能用腳投票,不斷尋找工資更高的地方,在這個行業如何留住一只穩定的技術工人隊伍便成了企業的一個普遍難題。
那么多的庫存怎么辦?
證券日報的報道提到:“據同花順iFinD統計數據顯示,截至2014年12月31日,77家紡織服裝業上市公司存貨合計784.65億元,比2013年的749.84億元增長了4.64%。而如果計算從2011年到2014年這三年間的存貨增長率的話,2014年合計784.65億元的存貨則比2011年的691.85億元增長了13.41%。在69家存貨過億元的上市公司中,有雅戈爾、黑牡丹、海瀾之家、中銀絨業、際華集團、百隆東方、華孚色紡、魯泰A、美邦服飾、常山股份、星期六、報喜鳥、森馬服飾等15家公司存貨超過10億元。” 對于高庫存的原因,全球紡織網援引服裝行業獨立評論人馬崗的說法進行解釋:“高庫存主要有內部和外部兩個原因,外因是全球經濟不景氣,中國服裝出口下滑,同時,零售消費疲軟,引起產能過剩。內因是產品同質化、運營模式的粗放加劇企業間競爭。”在筆者看來,工人創造的價值被過度剝削、造成國內購買力的不足也是重要原因。我們達不到福特制追求的工人買得起自己制造的汽車的程度,現在工人連自己生產的衣服也消費不起,試問有多少服裝工人能負擔得起上面那15家品牌企業的服裝呢?在企業家、經濟學家乃至一些政府官員在高喊中國工人工資太高的時候,他們并沒有把工人當做應該獲得體面、富足生活的“人”來看,而只是把工人當做生產的工具,和機器、原料同等看待。那生產出的產品由誰來消費?怎么實現交換價值?只依靠少數富人來消化這些產品嗎?君不見“腰纏萬貫不過一日三餐,廣廈千間不過夜睡一榻”,更何況有錢人將眼光投向了外國制造的奢侈品,而不是“Made in China”的產品。
所以說,希望通過修改《勞動合同法》剝奪工人的權利、降低工人的工資來振興經濟是一種飲鴆止渴的行為,也是任何有理性、有良知、希望這個國家可持續發展的人所應反對的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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