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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鈞棒：淺議媒體“黨性”和“人民性”的對立統一關系

點擊：作者：千鈞棒來源：昆侖策研究院發布時間:2016-03-04 12:00:06

　　淺議媒體的“黨性”和“人民性”的對立統一關系

　　　　——兼評“黨民對立論”

　　任志強就“黨媒姓黨”大放厥詞后，某些人仍然采取將“黨性”和“人民性”割裂開來和對立起來的方式為他辯護，無論是用打著紅旗通過斷章取義各取所需的辦法為他開脫的中央黨校教授蔡霞，還是赤膊上陣直接通過抒情罵街喊口號的方式為他站臺的陳有西律師。無不如此。

　　在我的一篇與此相關相關的文章后面還有一位叫“福建你好”的網友有這么一個跟帖：

　　“任大炮認為人民應當排在黨前面，黨不該排在人民前面，以領導統冶者自居，應當回歸基本理念，黨是人民公仆這條正確道路上來，這有什么罪？任大炮在大是大非問題上不隨波逐流，不媚上、不畏言，堅持說真話，而且在高壓政治權力打壓下仍然堅守信仰。這種品質在當下實在是太可貴了。太讓人佩服。”

　　這種說法與蔡霞、陳有西以及其他任志強的辯護士們的說法一樣，在一部分人當中很有代表性，而且由于似是而非而很有欺騙性，很容易在一部分缺乏辨別能力的人那里造成思想混亂。

　　為了在這個問題上正本清源，很有必要通過理論聯系實際的方式說清楚“黨性”和“人民性”的關系。下面分幾部分探討這個問題：

　　1、什么叫媒體的“黨性”和“人民性”？

　　首先，我們應該弄清楚什么叫“黨性”和“人民性”。

　　黨性是一個政黨固有的本性，是階級性最高和最集中的表現。黨性還具有鮮明的時代特征，他是千百萬共產黨員為了完成黨在各個時期的任務，英勇奮斗，忘我犧牲，開拓進取實踐的升華。

　　黨性和人民性都是整體性的政治概念，黨性是從全黨而言的，人民性也是從全體人民而言的，不能簡單地從某一級黨組織、某一部分黨員、某一個黨員來理解黨性，也不能簡單地從某一個階層、某部分群眾、某一個具體人來理解人民性。只有站在全黨的立場上、站在全體人民的立場上，才能真正把握好黨性和人民性。通常“人民性”主要體現在執政黨服務和維護絕大多數人的整體和長遠利益上面。

　　媒體的“黨性”就是“黨性”在宣傳工作中的落實和體現。它具有時代性，具體到不同時期來講，又體現在不同時期的黨的路線方針政策在宣傳中的體現。

　　媒體的“人民性”，就是要把實現好、維護好、發展好最廣大人民根本利益作為出發點和落腳點，堅持以民為本、以人為本，解決好“為了誰、依靠誰、我是誰”這個根本問題。要樹立以人民為中心的工作導向，把服務群眾同教育引導群眾結合起來，把滿足需求同提高素養結合起來。

　　我們黨是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代表中國最廣大人民根本利益、來自人民為了人民的馬克思主義政黨。從本質上說，堅持黨性就是堅持人民性，堅持人民性就是堅持黨性，黨性寓于人民性之中，沒有脫離人民性的黨性，也沒有脫離黨性的人民性。毛澤東在中共七大政治報告《論聯合政府》中指出：“全心全意地為人民服務，一刻也不脫離群眾；一切從人民的利益出發，而不是從個人或小集團的利益出發；向人民負責和向黨的領導機關負責的一致性；這些就是我們的出發點。”

　　然而，對于黨和政府主辦的媒體，一個具體單位來說，在工作中如何把握“黨性”和“人民性”的統一，或者說，如何既堅持“向黨負責”（具體表現為向黨的領導機關負責）的出發點。又堅持“向人民負責”的出發點，二者之間是一種對立統一的關系。從根本上說，“向黨負責”和“向人民負責”是一致的，這是由中國共產黨的本質屬性決定的，這種根本的一致性是其統一的一面；在具體工作中，則也有可能出現差異，這種具體的差異性就是其對立的一面。因此，兩者的統一并非是抽象的、簡單的、靜止的，而是一種具體的、復雜的、動態的統一，即在工作中通過矛盾的不斷出現和解決，不斷深化對“黨性”和“人民性”的理解和把握，并且不斷賦予“黨性”和“人民性”新的時代精神和科學內涵，從而達到更高程度的統一。

　　2、媒體的“黨性”與“人民性”之間的關系。

　　從媒體的“黨性”和“人民性”二者關系的具體把握看，可能出現相互關系組合的四種情況：

　　第一種，兩者有機結合，同步發展，完全統一。這是最理想的狀態，但是這種情況不一定是常態。

　　由于兩者的統一不一定是完全同步的發展，而是有差異的存在，有差異就有矛盾，矛盾的出現及其解決造成兩者的動態統一，即體現在下面的第二種和第三種情況上面。

　　第二種，由于兩者的不完全同步發展，兩者出現矛盾，需要強調“黨性”：情況一是民眾的思想意識停留在原有的階段，作為工人階級先鋒隊和中華民族先鋒隊的黨要走在時代前列引領民眾前進；情況二是少數人或者一部分人盜用民眾名義做違背大多數人根本利益的事情的時候，黨作為先鋒隊必須發揮維護廣大民眾利益的中流砥柱的作用。

　　第三種，由于兩者的不完全同步發展，兩者出現矛盾，需要強調“人民性”：情況一是有時候政策出現偏差，客觀上損害了人民群眾的利益，需要加以糾正；情況二是，富于創造精神的人民群眾走在前面，黨應該尊重人民群眾作為歷史創造者的地位。

　　第四種，媒體既缺乏“黨性”又缺乏“人民性”，這種情況不多，但是的確會存在，這種情況下，這些媒體通常會受到整頓。

　　從上面的分析看，媒體的“黨性”和“人民性”是動態平衡的，從聯系和發展的觀點看，兩者的矛盾客觀存在。

　　要么是民眾（包括大多數人和少數人）的意識落后，作為先鋒隊的黨走在歷史前列領導民眾改變這種情況。

　　要么是會出現暫時性的領導落后于群眾的情況，黨跟上，這種情況在黨的工作出現失誤的情況以后會出現。這又以下面兩種情況表現出來：

　　一是領導集團超越現階段大多數民眾的認識水平和覺悟水平，工作違背客觀規律而又強迫命令，比如極左思潮占主導地位時期。

　　二是為了實現盡快發展的目標而出現背離多數人的利益的情況，比如改革開放初期，曾經有一段時間片面強調保護改革者，結果出現了舉報者受到打擊報復，而被舉報者安然無恙的情況，這為后來腐敗的蔓延開了一個壞頭。

　　上述兩種情況歸根結底還是靠黨和人民在維護最廣大人民群眾利益的基礎上共同努力去糾正。

　　馬列主義關于群眾、階級、政黨、領袖之間的關系的論述是解決這些矛盾的思想武器。

　　3、客觀、科學、全面認識媒體的“黨性”和“人民性”的關系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從認識論的角度說，如果認為“黨性”和“人民性”在具體的人或組織、具體的工作過程中都會絕對統一，都會完全同步發展，那是片面的，會導致拒絕人民群眾對執政黨和領導人的監督和正確批評的情況出現；如果認為“黨性”和“人民性”是絕對對立的，或者“黨性”高于“人民性”，或者“人民性”高于“黨性”，那也是錯誤的，會為少數官員無視和踐踏人民利益，或者少數人打著“人民”的旗號挑撥黨群官民對立，破壞社會穩定，提供借口和依據。

　　當黨群關系比較融洽，當少數人（主要指富人）與多數人利益一致的程度比較高的時候，往往社會上對“黨性”和“人民性”比較容易取得統一的認識。

　　當少數人與多數人的利益不一致甚至出現對立的情況下，或者會出現多數人對只是有利于少數人發財致富的政策不滿；或者會出現少數人打著“民眾”的旗號對惠及多數人的政策不滿，這個時候往往在輿論場上會出現是非不明的所謂“黨性”和“人民性”之爭，媒體對這種爭論的反映就體現為媒體的“黨性”和“人民性”問題。其實，從實質上講，不符合大多數人根本利益的所謂“黨性”絕不是真正的黨性，不符合黨所代表的大多數人根本利益的所謂“人民性”也絕不是真正的人民性。對此，媒體應該有清醒的的認識和用正確的態度對待。

　　4、“資本”的二重性以及任志強代表哪些人。

　　從任志強一系列公開發表的觀點看，他只是代表少數富人。

　　資本的二重性決定了資本有富民強國的積極因素一面，富人的利益與大多數人的利益有交叉點，但是資本也有因為其逐利性而采取不正當手段獲利而侵害民眾利益的消極因素一面。

　　否認資本的積極因素的一面會導致盲目和籠統仇富甚至導致全面否定改革開放；而否認資本的消極因素的存在會導致放縱在改革開放的具體進程中出現的亂象。

　　夸大“資本”和“民眾”的利益交叉點和掩蓋甚至抹殺其對立的一面，會導致少數資本的擁有者假“民眾”的名義綁架民意，脅迫執政黨。

　　擁有資本的非官人士并非純粹意義上的“民眾”，因為雖然他們沒有官員那樣的對民眾的“顯性強制力”，不能夠強迫民眾怎么怎么樣，但是卻擁有“隱性強制力”，能夠迫使民眾不得不怎么怎么樣，只有不擁有資本又非官員的人才能算純粹意義上的民眾。

　　從雖然非官員卻擁有資本的任志強一直來表達的觀點立場看，他頂多只能代表一部分富人，而沒有資格代表人民。

　　5、任志強是怎么變成“人民代言人”的？

　　某些人利用一些概念的外延之間的交叉關系進行了一系列的偷換概念：

　　他們利用一般民眾與擁有資本的人的共同的“非官”屬性，把擁有資本的人偷換成“民眾”、“人民”。

　　他們把曾經為民眾說過話的人偷換成為民眾的代言人。

　　他們把有些人講過正確的話偷換成為這些人所說的話都正確。

　　他們把黨維護和服務大多數人的利益偷換成一切聽“民眾代言人”的，再偷換成聽與一般民眾同樣具有“非官”屬性的富人代言人的任志強的話。最后偷換成任志強的話高于黨中央和總書記的話。

　　凡是具有邏輯基本常識的人都知道，只有外延具有全同關系的概念之間才可以相互替代，而某些人故意利用偷換概念的詭辯術進行忽悠，經過他們一系列的對概念的外延的縮小，最后變成了黨中央和總書記要聽任志強的。

　　也有人可能由于是認識水平的局限性陷入認識的誤區。

　　6、將“黨性”和“人民性”對立起來的危害性。

　　本來“黨性”和“人民性”都是具體的，而非抽象的，是整體的，而非個別的，而某些人不但把兩者對立起來，而且還用偷換概念的方法抽象地談“人民性”高于“黨性”，這些人要的是以少數人假“民眾”的名義凌駕于全社會之上，這樣做會導致：

　　一、某些人在少數人與多數人的利益沖突問題上，把他們的意志強加于執政黨最后強加于多數人頭上。

　　二、排斥作為先鋒隊的黨對民眾的引領。某位經濟學家曾經說過，改革應該由精英來領導，而精英就是先富起來的那部分人。

　　這種偽“人民性”或者扭曲的“人民性”只能讓改革開放進入誤區，理所當然地要受到大多數人以及代表他們的根本利益的執政黨的不接受甚至反對。

　　7、執政黨會出現工作失誤，但是與“黨性”沒有必然聯系。

　　如前所述，媒體的“黨性”就是“黨性”在宣傳工作中的落實和體現。它具有時代性，具體到不同時期來講，又體現在不同時期的黨的路線方針政策在宣傳工作中的體現。

　　而媒體的“黨性”除了堅持與“人民性”的統一，即以最廣大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作為出發點和歸宿始終不變以外，“黨性”的具體內容也是發展變化的，有一個逐步完善成熟的過程。比如文革前的“黨性”，文革中的“黨性”，改革開放初期的“黨性”，后改革開放時期的“黨性”，某些具體的提法會有所發展變化，某些在當時被認為是正確的東西，到現在可能會被認為是錯誤的或者過時的。這可能會是執政黨及其領導人的歷史局限性造成的，也可能是當時的客觀條件的局限性造成的。執政黨的工作在某段時期出現的失誤，只與當時的具體決策有關，與強調對黨的路線方針政策的堅持與落實的“黨性”無關。因為黨曾經出現過失誤而否定“黨性”是錯誤的，就像不能因為在民眾中曾經出現過錯誤思潮而否定“人民性”一樣。“黨會犯錯誤，人民不會犯錯誤”是一個偽命題，從歷史發展的全過程和整體看，雖然客觀規律會促使民眾不停地提高認識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能力，但是對于具體的人和人群來說，一樣是會犯錯誤的，拿外國來說，德國法西斯和日本軍國主義就曾經在其國民中很有市場，這就不能不說是民眾犯錯誤的典型實例。

　　8、媒體的“黨性”和“人民性”的正確發展走向。

　　由于“黨性”和“人民性”是對立統一的，而這種統一又是動態平衡的，在兩者統一的時候，作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領導核心的執政黨要有把握全局的能力，在這種統一的平衡狀況的不斷建立和打破中引領民眾前進，在遵循客觀規律性的基礎上能動地改造世界。與此同時，與執政黨不同程度地對社會有影響力的富人應該盡可能地讓自己與最廣大的民眾的利益保持一致性，這樣就會贏得黨和人民的尊重，這種做法在任何社會制度下都會受到贊揚，比如西方國家的一些億萬富翁熱心于慈善事業，這對于他們自己和社會是雙贏和多贏的。而大多數人擁護執政黨的正確領導和尊重勤勞致富和合法經營的富人及其勞動成果是社會和諧發展的動力之一。

　　當“黨性”和“人民性”出現暫時的不平衡的時候，需要全社會超越個人或者所在群體的利益去分清是非，盡量尋求共識，而不應該像那個主管信訪工作的副局長逯軍那樣割裂兩者關系，用被歪曲的“黨性”去壓民眾的正當要求；同時也不應該像某些人那樣割裂兩者關系，在并不能代表全體民眾的情況下打著“民眾”的旗號以所謂的“人民性”去對抗和壓“黨性”。只有代表全體或者絕大多數人的長遠的根本利益的才算是真正的“人民性”，在少數人的利益與全體或者絕大多數人的利益保持一致的情況下，對他們的合法權益的保護當然也屬于一種“人民性”。但是，除非有全體或者絕大多數人授權，除非你與最廣大的民眾的利益有一致性，否則，任何人別自作多情去“代表”人民，即使你腰纏萬貫也不能。如果能夠正確理解和處理“黨性”和“人民性”之間的關系，那么維護和服務于絕大多數人的長遠的根本利益的“黨性”自然就與“人民性”是一致的。隨著社會的發展與進步，“黨性”和“人民性”會最終融為一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