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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常被朋友問起的一個問題是：我一個工學博士為何進入出版業。國內出版業同行也時不時問起新加坡中文圖書市場情況。一些作者投稿本出版社時也都滿懷希望，指望自己的作品在這個有三、四百萬華人的富裕國家里大賣。面對這些問題，我一直有將新加坡中文圖書行業寫個介紹的想法，就免得一再重復。同時，還有個更重要的目的，讓朋友們了解海外華人社會那獨特的文化風景和這個風景背后那被遺忘的一群最偉大的窮人——中文書商。

一，背景介紹

　　有人說，中國人出國后才真正體會到愛國的含義，我說：離開富饒的中華文化腹地才體會文化傳承的重要。南洋華人在過去幾百年來從廣東福建和海南漂洋南下，他們的祖先是一批沒有很高文化的人，來南洋只為討生活。但一旦站穩腳跟，尤其是華人經商的本領造就一批富有華人后，捐資于教育和文化就成了傳統商人的本能反應。當代中國商人捐幾個億都足夠令人感動，但陳嘉庚那一代人是捐出的大半身家。南洋各個國家都有數不清的這類例子，僅舉兩例：

　　例一：南洋大學的偉大夢想。

　　南洋大學在陳六使等一批華人富商的推動下于1950年代的英國知民地時期創辦。當時新加坡、馬來西亞、印尼華人捐贈踴躍，新加坡小商販(包括車夫、妓女)都捐出一天的收入，創辦了海外唯一中文授課的大學。當然，第一任校長林語堂因為他的這個職業經歷給他輝煌的人生抹了個污點。他的《京華煙云》曾讓我陶醉和推崇，但在2014年初在漳州官員帶領下參觀當地林語堂紀念館時，他偉大的國學造詣怎么也讓我無法產生本來該有的那份感動。

　　南大后來被李光耀關閉。南洋理工大學在老南大的“墳地”上創辦，當然，現在的南大雖然有些人想借尸還魂，但老南大生對這個滿口洋文，鳩占鵲巢的家伙已經完全不認同。

　　老南大培養了新馬印尼一大批華文知識分子，就連李光耀在回憶錄里都一再表示對華校生朝氣蓬勃的贊許和對英校學生的某種不認同。中華文化的傳承在當代英文占主流的時代里變得格外艱難。尤其是在政府不支持的情況下，只有靠民間力量來自發自覺地傳承了。這顯然是條艱辛的路程。

　　例二：馬來西亞華校

　　2010年我在馬六甲參觀了紀念李連玉的展覽。在馬來人種族主義者的統治下，政府不支持非馬來語學校，馬來西亞幾百萬華人子女的母語學習權失去了支持。當時在以李連玉為代表的一批華人教師的拼死抵抗下，馬來西亞華文學校靠華人自己籌資得以存活下來。有一位華人領袖甚至因此被剝奪公民權。可以想象，馬來西亞規模龐大，配套完善的中文基礎教育體系完全是靠民間自發捐贈建立和維持的，這是多么了不起的成就。

　　今天馬來西亞華文教育素質已經遠遠高于新加坡。當地華人在語言、價值觀上更好地傳承了中華文化的特質。這是無數華人商人、教師、政治家幾十年在種族主義夾縫中拼死爭取的結果。

　　但新加坡在英文教育為主情況下更好地和國際接軌的同時，在新加坡年輕一代華人的英文思維習慣中，已經逐漸失去了他們父輩本來擁有的那種精神內核。

　　中文只是作為一種溝通語言，而不是思維語言時，它就淪落為一種工具，而不再是精神元素的載體。

很顯然，對于熱愛中華文化的華人來說，新加坡新一代的華文能力令人遺憾，但更顯得中華文化傳承的重要，當然，由于市場的大幅度萎縮而使得文化傳承的路程更加艱難。

二，新加坡中文書市場及出版業

　　新加坡中文書中，菜譜和學生中文補習資料最為熱銷。而其他類別的書，除非熱點話題如《李光耀回憶錄》中文版，一本書能出版當年銷售200本就已經算是暢銷書了。至于那些半學術性的書和詩集，有人在書店貨架上翻一下，已經是難得了。由此可以判斷，在新加坡搞中文出版業者，要么是有個家族印刷廠順帶著搞出版，要么就是不指望賺錢養家的半退休文化人，要么就是文化理想主義者。“要破產搞出版”已經成為行業魔咒。

新加坡各種要素成本高企，也對出版和圖書銷售業雪上加霜。出版社推出的書，如果自己養輛小面包車和人員送貨，一本10元的書賣出后可以收回6-7元，但那個高昂的養車成本、停車費和員工薪水，使得幾十本賣得不錯的書也許可以支撐這么一個基本的送貨成本。有些理想主義者的出版社就將這種發行工作委托給一些機構，那還要讓出相當于零售價1.5-2成收入，最后所剩，再考慮上面那個暢銷書200本的指標，出版社生存的條件在哪里，就變得很渺茫了。所以，指望出書賺錢，對大多數作者來說也是個不太現實的選擇。編寫學生補習資料如果算出書的話，可作例外。

三、偉大的中文書店

　　新加坡最大的書店連鎖是大眾書局。但如果進去走一下會發現，這里文具、電腦配件、學生練習冊占據了很大比例的空間，這成了書店生存的主要經濟支柱。也反映了搞純粹的中文書店的不現實性。

　　但就是這樣的不現實性下，還是有幾家書店在艱困中求存掙扎。他們維持著新加坡華文傳承的血脈，過著極不現實的生活。

　　新加坡中文書店比較集中在市中心一座叫百勝樓的大廈里。原本叫書城，后來這些很辛苦的經營者圖個吉列，將書城(書讀音同輸，所以新加坡沒有送書的傳統)改名百勝樓，畫餅充饑一下。

　　新加坡中文書店有個歷史悠久的上海書局，后來老板的另一個兄弟單獨開辦青年書局。上海書局已經于幾年前結業。青年書局的東家在其它生意上發了財，所以得以靠補貼書店維持生存下來，前幾年還投入大筆錢搞過一個陽春白雪的出版項目，是又一次理想主義的嘗試。有錢人如果愿意投入在文化事業上，還是可以瀟灑一下的 。

　　另一家今古書店，就顯得很悲壯了。創辦人去世后將書店留給做工程師的兒子，還留下了華文傳承的遺志，這在很多此類華人家庭里都會成為一種家庭價值基因。在這個商業中心黃金地塊上的書店，如果把那個房間租出去，每個月有幾千新元的收入，對一個工程師家庭來說可以過不錯的生活，但工程師兒子沒讓先輩失望，請位退休的陳先生幫忙打理書店，時不時還要用自己不寬裕的收入補貼書店一下。如果有朝一日真維持不下去，這位工程師兒子也算是盡力了。在新加坡這樣一個高度商業化社會里，能夠清高到放棄手邊的租金收入而堅持文化傳承的事業，他的人格高度已經向先祖和華人族群昭示。

　　今古書店旁邊就是友誼書局。這是一家以中國大陸圖書為主的書店，創辦人是宋兆裕先生。早年中國圖書出口就靠那兩家國企， 宋老先生曾欠中國國有圖書進出口公司幾十萬新元的債務。要是按照一般商業游戲規則，他可以申請破產賴掉這些欠國企的債務，而且中國政府當時大力支持文化輸出，也承擔得起這點損失。但宋先生維護自己的信譽，一家辛苦數年將所欠債務還清。體現了人格的力量。宋老先生不僅是個可敬的長者，更是我的忘年摯友，過去十多年來，我去馬來西亞的很多演講活動，他在旅費等方面給予諸多支持。如果說 我來新加坡20年中，有那位朋友會讓我時不時惦記和感念，宋老先生及夫人當在其中，這個不可能發大財的書店老板的形象超越任何新加坡大老板。我也將他的名字列入到我即將出版的珠算線裝書里，以作為永久的紀念。

　　上面提到家庭價值基因，在宋先生家里也是充分體現。宋太太是護理出身，美麗、優雅而有親和力強。如果在醫院做到退休，會有不錯的收入積累。但她為支持宋老先生的書店生意而辭職，常年在馬來西亞陪宋先生搞巡回書展。宋老先生的兒子志忠和我同齡，新加坡國立大學高才生。當年能考上國大，資質是相當高的(就像我考大學那一年，3個畢業生學生才有一個拿到準考證，就這情況下山東大專和本科入學率3%。當年考上中專的資質都比現在上重點大學的來得高)。宋先生的女兒是南洋理工大學畢業。兄妹兩位都非常優秀。如果不是受父親的勸導加入到書店生意中來，他倆完全可以在職場上賺得豐厚的收入。但他們義無反顧地加入到這個肯定不會發財的圖書生意上來。辛苦而收入少。但是他們一家完全沒有因收入不滿意而遺憾或后悔。

　　志忠選書和別人不同。一般書店是根據中國供應商的書單下單，而志忠則會親自跑到北京等地參加書展，以他的知識背景來親自查看書的內容和素質。這無形中增加了書店的運營成本。

　　新加坡微薄的華文空氣中，有這些人的貢獻，讀中文書的人越少，他們就越有存在價值。他們保留了一份中華文化傳承的氣息，微弱而彌足珍貴。

　　新加坡是個重商主義的社會，5C被列入成功的標志，這些書店老板們多數無法擁有1c，但他們的人生價值超越一輛高級乘用車上好幾個5c的人的價值。財富在一個社會有時候是零和的，新加坡倒閉兩家產值上億新元的企業，對社會和國家的影響可以忽略，如果百勝樓那些年業績總和都不到500萬新幣的中文書店都倒閉，新加坡華人社會將會慢慢走向庸俗，互聯網時代的碎片文化是絲毫無法讓高收入人群因為有錢而自動變得高貴。

我本人具有理想主義色彩，而且又接觸了非常廣譜的朋友圈，在我看待社會、社交和自己定位時，自然也多了些不同的視角;要所有朋友都理解這些視角自然不現實，也不必要。但對于有意了解我的朋友，我愿自我剖析成長中的心路歷程，作為深化友情的佐料。

四、我進入出版業的宿命

　　很多算命的人說我有一種宗教情結，當然不是我有興趣從事宗教事業。大凡屬蛇的一些人本身就有些不易被人理解的神秘性(不是故弄玄虛，而是看問題的角度不易被人理解)和理想主義情節，使得他們被現實的世界多少感到些距離感，所以毛澤東和習近平這兩位屬蛇的領袖出現時，我對中國的未來就信心滿滿，因為屬蛇的人做到這個位置應該不會俗氣。

　　本人出生在農村，上小學第一天，我就告訴爹娘：我長大要去北京見毛主席。讀高中時，在備戰高考的關鍵時刻，我可以在凜冽的寒風下站在曹縣一中教研組旁邊的報紙欄把《人民日報》上的重大新聞和社論看完，雖然我的語文考試永遠不及格，作文墊底。馬島戰爭時英國謝菲爾德驅逐艦被擊沉的新聞和圖片、運十飛機攜帶100噸燃油成功飛抵拉薩等新聞和圖片，至今歷歷在目。改造中國的少年夢想在那時已經越來越清晰而堅定。

　　我在《大字報：就華北霧霾和鋼鐵業悲劇問責國家發改委》一文中，談及1995年考公務員失敗而南下新加坡的經歷。我在讀博士期間，有人介紹女朋友給我，我私下告訴這位熱心的媒婆朋友：“我的職業目標是作公務員，這輩子注定過窮日子，對方要好好想想。”這和后來考公務員熱里的功利性自然不可同日而語。我這樣的理想主義者，如果您是個女孩子，您或您的爹媽受得了嗎?

　　但本人從來沒有動搖過改變中國的人生理想。俗話說，地球離了誰都能轉，但本人堅信，中國離了我將遭受重大損失(看我的一些博文涉及到的專業種類和深度就知道，我這不是吹牛，找幾個國家高官厚祿的謀士看他們能寫的出來嗎?)，地球離了我會慢轉億分之一秒。這種心態與我當時所處的環境狀況、事業得失、金錢多少等完全沒有關系，即使在我人生最低谷時，這份自信也沒有人能夠撼動。

　　1998年，我南洋理工大學博士后出站后，對回國做公務員已經越來越感到希望渺茫，人生突然象掉入了一個失重環境，無奈而焦慮。當年9月9日，看到有人在網上一面倒的罵毛澤東，本人決定寫文反擊。用一周的晚上完成了《為毛澤東辯護—兼談鄧小平的歷史責任和本來面目》這篇8章長文。如果說公務員是用職業和權利去改變社會，我這時發現，我一樣可以靠電腦鍵盤來影響他人的思想，更大更深遠地影響社會。在當時90%的中國人動輒批評毛澤東的時候，我要扮演傳教士角色(我甚至參加發愣功聚會幾個月，了解李大師的傳神技巧)，來影響和改變人們對毛澤東時代的認識，讓他們重新認識自己的歷史。當時將該文打印郵寄中央高層，希望在迎接建國50周年之際改變過去偏重改革開放成就而弱化毛澤東時代貢獻的錯誤做法。很顯然，中央后來的基調沿著我期待的方向調整。1999年9月9日，該文上網(筆名：古董)，瞬間引爆網絡。被公認為是至今轉載最廣、影響最大的一篇網文，對國內學術界和民間造成持久的影響。有興趣做學術史研究的朋友可以研究一下，在1999年9月之前，中國是否有一篇如此廣角的文章來重新認識毛澤東時代，我可以肯定地說“沒有”。當代知名的左派學者都是在1999年底之后逐漸涌現的。至今國內不少大學教授在電視上侃侃而談毛澤東時代的成就時還在成段背誦我這篇文章的內容。可以說，該文扭轉了億萬中國人的思想，開啟了中國學術界的思路，大量正面總結毛澤東時代成就的書從2000年開始逐漸出現。

　　2002年，我在新加坡特許半導體公司的工作越來越提不起情緒，當我發現，半導體行業離了我還真的不會有絲毫影響。當年有兩個朋友偶爾看到上文的打印件，都極力鼓動出版。多位北美的網友自該文上網后一直持續兩年不斷聯系我，鼓勵我出書。隨2002年6月至9月，將該文擴充成一本30萬字的著作《巨人的背影——為毛澤東辯護及當代中國問題省思》，當時我堅信該書的重大學術和社會價值，不論付出什么代價都要找出版社出版。但遺憾的是，港臺和美國的中文出版社都一口回絕，香港一個出版社編輯告訴我：董先生，一本正面寫毛澤東的書不會有人出版。

　　在研究毛澤東過程中，毛澤東對《金瓶梅》的高度評價引起我的好奇，因為我對該書完全沒有好感。在聯系出版《巨人》的過程中，我抽空研究了《金瓶梅》，越來越投入，尤其是對國內主流學術界關于哪個是正宗版本的研究結論持完全懷疑。在深入研究幾大版本后，我終于找到強有力證據，證明崇禎版才是正宗原本的結論。這讓我驚喜非常。接下來苦悶的是，對一個學者，如何將自己的成果發表是很重要的。我堅信自己的研究成果一定會在金學研究史上被最終認可，但國內學術界的不良風氣很盛，雜志會接受我這個無名工程師的投稿?審稿人會否把我的東西壓下，幾年后變成自己的成果?最終我做了個大膽的決定，找出版商合作出版一本符合我的研究成果的《金瓶梅》，將我的成果寫入前言。反正我不靠這個評職稱，不追求眼前認可。我要的是金學史上的最終地位。所以，當時打定主意制作一套最完整的金瓶梅，和出版社合作出版，我賺取版稅。

　　但再次讓我失望的是，所有聯系過的出版社都拒絕出版，理由是：市面上的金瓶梅版本太多了。是啊，我要是文學泰斗，出版社也許會有信心，可誰會信一個工學博士的文學編輯作品和研究成果?

　　但未來幾十乃至幾百年之內，任何研究金瓶梅的人都不可能忽略一位旅居新加坡學者主編出版的《金瓶梅》，這是中港臺之外地區唯一的版本，也是《金瓶梅》出版歷史上第一次采用雙版本模式，上面的出版年份(2003年)，將排它性地拒絕任何學者的抄襲。捍衛和傳承自己的學術成就，連同上面那本沒有出版社接受的《巨人》，給我的前面架了一座獨木橋——別人不給出版，自己成立出版社來出版。我對自己的著作的歷史地位有充分信心，在這個理想目標下，金錢上的損失已經不再是個值得憂慮的問題。

　　2002年11月初，在一些老一代人士的鼓勵下，我復建了歷史上著名的南洋出版社(這個品牌現在的價值應該不是個小數目了，隨著中國文化和資本走向海外，這個品牌將會逐漸升值)，2002年12月離開半導體行業，2003年推出了上述兩本書，并將半導體行業工作積累的存款最終燒得精光。

　　以上兩本書以高層的重視、媒體的廣泛報道和采訪、接連不斷的演講邀約，以及《金瓶梅》最近兩年的瘋狂盜版而展示了這兩本書的成功和價值。當然，指望收回早期經濟上的損失就永遠不要指望了。半導體行業收入不錯，如果不搞出版社，也許我可以按揭兩套公寓，并在過去幾年的房地產騰飛中賺取豐厚匯報，但經濟損失換得了我早期改造世界的少年夢想以一個次理想的方式部分變成現實。看到今日尊敬毛澤東已經成為社會主流，我可以笑對蒼天和先輩。隨著金學在紅學之后的崛起，新加坡出版過的這唯一的一套《金瓶梅》想不進入學術界的法眼，也是絕無可能的，這也是為什么我為這本勞民傷財的書持續投入那么大心血來進行完善(近視眼度數增加不少)。

　　當然，出版業難以養家，在成就了自己理想的目標達成后，在兼顧興趣和理想情況下，需要轉換跑道，尋找其它方面的人生價值，并承擔起養家的責任，同時也更好地發揮我的知識儲備和研究能力。2011年加入城市規劃之戰略定位和產業研究領域，這是個綜合性很強的領域，非常能發揮我的跨學科優勢、研究能力和早期為公務員準備的知識結構。出版業只能作為個人興趣兼顧學術理想來維持了。

　　到這個歲數，本人似乎死性不改，仍然認為：地球離了我一定會慢!我加入產業規劃領域，也必然會成為這個領域獨一無二的選手，因為在這個星球上，你永遠不可能找到第二位同時跨越5個理工科領域、多個社會科學領域和文學領域，在多個領域學術刊物發表過文章和有工作經驗，并具有極強研究能力和演講能力的選手。當然，現在更踏實地在協助去改造一座座城市，而不再是解放全人類的偉大理想。

　　我前年去看我的碩士導師和師母時，那位長于奇門遁甲的神奇師母說：玉振，你的出生月份不好，否則，你這輩子的成就會不得了。 是啊，但換個角度看，也聊以自慰了，留下一些著作的長遠價值并不比賺取一座金山或大的官帽的來得低。中國千百年文明史上，名垂史冊的商人和官員有幾個?

　　無奈進入出版業，給自己創造了一個學術自由的平臺。這四本作品涉及四個領域，會在各自的領域里在未來幾十年、幾百年，甚或上千年中，和后來人進行著交流對話：

　　1，“文革”結束以來，以來第一本全面系統為毛澤東時代辯護和反思的著作《巨人的背影——為毛澤東辯護及當代中國問題省思》(該書暫時沒貨)。原中央辦公廳副主任郝盛琦老人家讀后約我進京溝通，他贊嘆道：這是一個社科院研究團隊才可能完成的工作讓我一個人給做了，相當于半個中央黨校;郝老還向我要兩本，表示：我將書送到主席總理手里，爭取一字不改出個內部學習版。原廣州軍區政治部某首長打來電話：董博士，您書中所說的很多內容，當年在北京京西賓館討論《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草稿時，曾引起激烈討論，當時您是個中學生，不可能了解這些內幕，但您在書中卻精準地做了一樣的判斷，太不可思議了。該書部分片段被著名學者張宏良引用后過譽為“作者的高度相當于改革開放以來所有戰略家的總和”。南洋媒體進行了大篇幅報道和采訪，演講邀約不斷。一再證明了我對該書價值的判斷。

　　2，《金瓶梅》出版史上第一本完整版、雙版本、含200原圖和評點的版本，并為之序。金學的發展將最終掃清該書的黃書形象，恢復中國文學史不亞于《紅樓夢》的地位。該版本為未來《金瓶梅》出版界提供了一個借鑒參考樣本。上百年來困擾金學界關于版本爭議課題將會因我的序而有我一席之地。

　　3，直銷史上第一本全面分析直銷業運作機理和內幕的專著《如何分析直銷公司》。

　　4，由我注釋的祖傳本《祖傳珠算術集萃》，將為中國珠算文化增加一本最完善的記錄。我的注釋將對于一千年后的國人研究先祖珠算演化的歷史帶來參考。那時的中國珠算愛好者說不定跟著我的注釋很快能把一千年前的打法輕而易舉地恢復過來。

　　我在一次演講中，有人問如何看待對毛澤東三七開的結論，我答：毛澤東的失誤很快可以彌補，但毛澤東留給中華民族的巨大財富將會持續幾百年和千年，或者說，分子固定不變，分母持續增大，三七開的結論隨著時間推移而變得無限小。看待成功與失敗，放在時間天平上，將會有完全不同的結論。我這種少年立志改造中國的家伙，并不準備以世俗的眼光看待自己或這個社會。

　　我搞出版搞得手頭緊張時，正值父母暮年，使得沒有很好盡孝，鑄成了人生最大的敗筆。唯有以其它方式，在他們身后傳揚他們的持家理念、道德為人，并讓他們的名字隨我的書而傳于后世，這勉強算作另一種孝道吧。

搞書也讓我結識了各方面的朋友，是一大收獲。最初幾年，時間自由，也給我機會參加天主教、基督教新教各門派、大乘佛教、密宗、一貫道、法倫功等宗教學習活動，獲得了難得的體會和認識。可惜的是，走到清真寺門口沒敢進去，猶太教堂不讓我進去。廣泛的學習接觸，使得我練就金剛不壞之身。在已經足以傲視同齡的知識結構之上又添加了珍貴的內容。

五，寄語與希望

　　新加坡和海外中華文化的傳承，是每一個海外華人的責任。面對那些經營困難、勉強維持的那些書店老板們，其他人難道不該做些什么嗎?當您到新加坡市中心購物逛街時，可否用買名牌衣服的剩余零錢去附近的百勝樓隨便買幾本書去支持一下他們。當代人不讀書是普遍的，但妝點一下書架還是不錯的。在新加坡高質量的住宅中，各種高檔家具都不愁買主，但即使是我曾造訪的一大學教授的獨立式洋樓里，也沒有看到一個像樣的書架。而我碩士和博士導師那擁擠的住宅單元里，卻有一兩個墻壁從地板到天花板的大書架。

　　對于住宅寬敞的新加坡人，擁有一個精彩的書櫥，是否可以5c之外的另一個標志?如果是這樣，那些書店老板的資質不輸給豪宅業主，也至少可以有個體面的家庭生活保證，為更多人投入到文化事業創作良好的社會環境。

　　當然，沙漠中也會有綠洲。新加坡一些社團或政府會有基金會對某一類書的出版給予部分支持(我的書都不屬于這類范疇而只好自己掏腰包)。新加坡成功人士中也有些人有意識地以各種方式幫助文化界人士或作者，雖然這類成功人士的群體還不是足夠大。我接觸過一些這類人，總的印象是，他們多數身上沒有銅臭氣，雖然文化程度未必高，但眼界和氣度都不同凡響。他們很清楚，沒有這些文化人看似單薄的個體努力，是積累不出一個文明社會的。可以想象，如果新加坡華人社會再沒有人寫文，再沒有人詠詩，那這將是個多么可怕的人類空間，你會讓自己的子女在幾百萬滿身銅臭高級動物的社會里生活嗎?

　　僅舉幾例：

　　一位黃先生曾做過聯合國的譯員，中文功底扎實，喜歡寫作，曾出版過幾本詩集。我曾好奇他是如何把詩集賣出去的，因為在我的印象中，非著名作者的詩集基本沒人買的，一個讀者能把一本詩集打開讀一頁，那已經屬于很有文學修養的了。但黃先生每本詩集都印2000本，而且都能賣完。秘密是從他的朋友企業家林錦仁先生那里逐漸揭開。這位出生于馬來西亞的林先生，氣度非凡，喜歡唱毛澤東詩詞改編的歌曲。我們認識是在2003年的中秋節，當晚我和一個朋友吃完飯已經8點，林先生讓另一位當晚將我的書介紹給他的那位女孩聯系我，非要讓我去他家，說當晚家里友人多，想介紹我和他們都認識。這位60多歲的老人家甚至表示將開他的奔馳車來接我。盛情難卻之下，搭出租車前往，一見如故。他后來請我和另一位新加坡最大房地產代理公司PropNEX的那位著名女董事幫他的自傳寫了序。

　　從和林先生及黃先生接觸中才發現黃先生的書為何賣的這么好。黃先生交際廣，當他的詩集出版時，類似林先生這樣的朋友都會約黃先生吃飯，順便買一批詩集。這些詩集會被林先生贈送給友人，或者是在林先生大宅的家庭聚會上，請黃先生當場簽名送給賓客。當一個成功的商人以結交文化人為體面，那肯定是商業社會升華的標志。

　　我本人也曾得到過一些商界朋友的支持。香港石油行業一位老板鐘先生，曾來新加坡出差之機和我一聚，曾多批次訂購我的《巨人的背影》贈送給香港文化界和商界領袖。也不奇怪，只要您了解到他還是中國民間保釣運動和民間對日索賠基金會的幕后金主，就對他支持文化人的行為一點都不奇怪了，這不僅是有錢的問題，更是一種格局。

　　上面提到那位友誼書局的宋先生，非常了解圖書行業的艱難，曾給過我不少資助。

　　中國內地似乎也逐漸有了這種意識。隨著普遍教育層次提高，有寫作能力但沒市場的作者會越來越多，社會應逐漸培養對出版和圖書事業的支持意識。2012年底受深圳一位老板黃董的邀請去廣西大明山、南寧、防城港等地考察項目，同行的有位業余詩人。從黃先生口中得知，這位詩人的詩集出版時，他曾幫忙買下200本。這是作者自費出版著作所需要的支持;雖然黃先生半開玩笑地暗示，他對詩作的水平談不上欣賞。

　　很多人抱怨社會沒有讀書的風氣，這實際上是個涉及全面的價值觀塑造問題。這與每個人的切身利益直接相關。

過去一千多年中華民族得益于科舉制度，使得中國社會最有權勢、財富和影響力的正是社會最有文化的一批人。今日的中國和海外華人社會，話語權正日益被資本和財富所綁架，如果沒有刻意引導來平衡這種糟糕的狀況，一千年后的中國和海外華人社會，是否還能有現在的道德和精神高度，將是令人悲觀的。中東石油財富下的畸形社會和美國資本主義社會弊端未必不會成為炎黃子孫一千年后社會形態的預演。

后記

　　這篇一年多前寫的文章從電腦里重新復活(我電腦里好多寫半截的文章，都是有想法就寫，然后就放下)，首先聲明，并不是本人個體向公眾訴苦，我在幾年前開始兼職從事些其它業務和2011年后再返職場，我最辛苦的時期已經渡過，過上體面的生活對我不存在任何問題。我的兒女們如果指望繼承我的財產才能過上體面生活的話，那我就太失敗了。我的書雖然機會成本很高，財務損失很大，但已經成為過去。只是我有緣深入這個領域，就必須有所承擔和呼吁，以喚醒社會對這個領域從業人員和低收入作者創作環境的關注。畢竟，我本能具有的那種改天換地的心態決定了，我深入任何領域，都有責任感對這個領域有所改變。喚醒民眾，任何時代都是有憂患意識的知識分子義不容辭的恒久責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