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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天，接受了英國金融時報的采訪，采訪主題是馬上恢復國企黨委領導的問題。最近，為了貫徹習總關于必須加強國企黨的領導的指示，中央下發了兩個國企改革的文件，即《關于深化國有企業改革的指導意見》和《關于在深化國有企業改革中堅持黨的領導加強黨的建設的若干意見》。這兩個文件邁出了結束國企私有化改革的十分關鍵的初始一步，其中最核心最為實質的內容，就是恢復了國企的黨委領導，規定“國企重大決策必須經黨委討論后董事會才能決定”。這個規定是決定國企改革命運的一項重大改革，是真正意義上的國企改革。

　　這意味著，今后國企的重大決策者將不再是董事會，而是企業黨委會。中國總算邁出了結束私有化改革的最關鍵一步。這是在經濟領域里黨中央第一次采納左翼愛國力量的意見，但卻是決定黨和國家命運的極其重要的意見。黨中央有關國企的這項重大改革，如同預料中的那樣，引起了被新自由主義洗腦30多年的經濟學界的巨大恐慌，他們指責這是歷史倒退。針對這個問題，英國金融時報采訪了我們左翼力量的看法。我們從國企改革的衡量標準和未來國企改革的目標模式這兩個方面，簡要談了一下我們的看法。

　　首先，也就是我們說要談的第一個方面，就是在國企改革問題上，是前進還是倒退，應該以是否有利于中國國企發展為標準，而不能以西方公司治理結構為標準。指責黨委領導是倒退的說法，其實是以西方公司治理結構為標準，把西方公司治理結構看作是判斷事物的根本標準和絕對真理，這個邏輯本身就是十分荒謬和錯誤的。這種荒謬的國企改革邏輯必須結束了。

　　中國的國有企業不僅與私人企業具有根本不同的性質，包括與西方國有企業也具有不同的性質，不能套搬西方的公司治理結構。中國的國有企業是全民所有，國家經營；西方的國有企業是國家所有，公司經營。這個不同性質決定了，中國的國有企業是為全民服務的，西方的國有企業是為全體私企老板服務的，這是中國國營企業和西方國有企業的本質區別。所以中國過去國有企業一直叫國營企業，把國營企業改為國有企業，完全是西方誤導中國國企改革的戰略陰謀。

　　道理很簡單，國營企業歸全民所有，國家和企業只是經營者，無權買賣和處置企業資產。而國有企業是國家所有，企業經營，國家有權買賣和處置企業資產，由于國家不是一個經營單位，國家買賣和處置企業資產的這個權利，只能賦予企業執行，由企業董事會決定。而國有企業董事會的成員，本身就是其他國有企業的代表，大家對國有資產根本不負責任，如何處理國有資產，完全以滿足個人私利為標準，把國有企業運行和資產處置，變成牟取個人利益的手段。而要解決這個問題，要想讓董事會成員對企業負責，只有一個辦法，就是進行私有化改革，把國有企業變成私人企業。國企私有化改革的路線圖，就是這樣形成的。

　　其實，雖然西方國家國有企業是為私企服務的，并且把私有化作為國企改革的天然方向，但是同樣存在著國企領導層通過犧牲國有資產來謀取私利的問題。為了保護國有資產，越來越多的西方國家相繼規定，國有資產的買賣和處置必須有國會決定，而不是由董事會決定。國會決定后，董事會才能實施。這與我們今天將要實行的“黨委討論后董事會才能決定”，基本上差不多。這也反映了在同一歷史發展階段上，雖然東西方社會制度不同，政治文明不同，但是所遇到的問題大體是相同的，解決的辦法也是大體相同的，只是具體名稱不同、具體方式不同而已。

　　由此可見，中國國企的私有化改革，完全是打著照搬西方公司治理結構的幌子，在有計劃有預謀地瓜分國有資產。所謂學習和引進西方的公司治理結構，完全是掩蓋其戰略陰謀的騙人把戲而已。主導中國改革方向的新自由主義那些經濟學精英，他們與中國法律黨一樣，在推行西化改革的過程中，把西方很多好的東西一個不漏地全部篩選掉了，而專門把西方那些有利于瓜分國有資產的東西，全都搬到中國來了，再加上他們自己的所謂“創新”，把國企改革全變成了瓜分國有資產的搶劫活動。

　　國企改革的私有化悲劇已經證明，只要把西方那套私人資本的公司治理結構搬到國有企業中來，結果就只能是選擇國企私有化的改革道路。因為那套公司治理結構本來就是管理私營企業的，只有國企私有化以后才能適應西方那套公司治理結構。這就是中國改革典型的邏輯陷阱，不僅國企改革是如此，其他方面改革也是如此。如同把一個漂亮女人的生活方式作為男人改革的目標一樣，改來改去就只能是一個結果——成為變性人，此外不可能有任何其他選擇。

　　理解了這一點，就會明白當前國有企業恢復黨委領導這一改革的重大意義。

　　英國金融時報記者插話問：那么你認為恢復黨委領導是一個進步，你贊成黨委領導企業的模式？

　　張宏良回答：這個問題就是我們所要談的第二個方面，即未來國企改革的目標模式問題。前面我們提到，恢復國企的黨委領導，是結束國企私有化改革的十分關鍵的初始一步，既然是初始一步，就肯定不是國企改革的目標模式，而只是邁出的第一步，這第一步是為下一步服務的。如果沒有下一步，這第一步也就失去了意義，至少是失去了積極意義。那么，這下一步是什么呢？就是國有企業的民主化改革。民主化是當今時代的大潮，不僅體現在國家宏觀管理上，同時也體現在企業微觀管理上，甚至后者比前者更加重要。如果沒有企業微觀的民主化做基礎，那么所謂國家宏觀的民主化，就只能是純粹騙人的東西。

　　特別是作為國有（應該是國營企業）企業來講，既然是全民所有的企業，如同當初毛主席在肯定鞍鋼憲法時所指出的那樣，國營企業的老板是全國人民，那么就必需要由全體人民進行監督，否則，全民所有就是空話，就是騙人的假話。在這個問題上，中國左翼力量在綜合中外企業管理經驗的基礎上，已經形成了十分成熟和可行的發展模式，這就是建立企業內部工人監督和企業外部全民監督相結合的企業管理模式。

　　一方面，就企業內部而言，要在企業內部實行“當參一改三結合”（干部參加勞動，工人參加管理，改革不合理的規章制度，建立干部、技術人員和工人三結合的領導班子）的管理體制，工人直接進入企業領導班子，建立工人管理和監督委員會。當年毛主席親自制定的這個企業管理原則，已經為世界各國的企業管理實踐所證明，是當今時代最先進的企業管理體制，日本企業的微觀管理模式之所以能夠著稱于世，主要依靠的就是中國“鞍鋼憲法”的這個管理原則。

　　在此特別需要指出的是，在越來越多國家已經解決了溫飽問題的當今時代，企業對工人來說已經不再僅僅是一個出力賺錢、養家糊口的地方，而是一個生命價值實現的地方。工人對企業的依賴性，甚至超過了對家庭的依賴性，工人的青春，理想和追求，甚至邁入老年后的回憶，全都與企業聯系在一起，企業幾乎就是工人的一切，就是工人生命的一部分。隨著社會文明的發展，這種客觀形成的工人與企業之間的“親情關系”，將會越來越濃厚，最終會形成家庭企業的一體化，并通過這種家庭企業的一體化，形成邁向大同世界的第一步。

　　所以今天企業改革的方向，必須貫徹現代文明社會的要求，決不能繼續把工人僅僅當作勞動力來看待，而是要當作企業的主體來看待。這既是現代人類文明發展階的要求，更是社會主義的本質要求。所以，在當今時代，如果仍然僅僅把工人當作勞動力來看，當做可變資本來看，當作實現利潤的工具來看待，那就不僅僅是反動的思想，反動的立場，反動的制度，而且還是滅絕人性、喪盡天良的反人類反文明的野蠻行徑。

　　另一方面，就企業外部也就是整個社會而言，要建立人民監督委員會，從外部監督國有企業資產的保值增值。國有企業的資產是全體人民的資產，而不是國有企業內部職工的資產。如果完全由企業內部職工來決定國有資產的處置和分配，很可能會出現前南斯拉夫那種分光吃光的不良情況。所以必須建立企業外部的人民監督委員會，監督國有企業內部職工和管理人員，避免國有資產被內部人員分光吃光。

　　而要協調統一這種內外監督機制，平衡國有企業的內外利益關系，正確處理企業內部職工和老百姓的當前利益和長遠利益之間的關系，就必須堅持黨的統一領導，只有這樣，才會既能夠實現民主化管理，又能夠實現有序高效的管理，避免陷入混亂不堪的“民主化陷阱”。所以，國有企業的民主化管理，不僅與黨的領導并不矛盾，而且是以黨的領導為前提。沒有黨的領導這個前提，國企民主化管理的結果就只能是混亂不堪的一地雞毛。

　　談到這里，我想大家已經清楚了我們的基本觀點。在我們看來，在國企改革目標模式的排列上，應該是這樣一個順序：民主化管理與黨委領導相結合的模式最優；其次是黨委領導下的董事會決策制；最差的就是董事會領導下的總經理負責制這種西方公司治理模式。明確了這樣一個優劣順序就會看出，從長遠來看，我們并不贊成黨委領導下的董事會決策制。我們現在至所以高調稱贊恢復黨委領導，因為它是最終通向民主化管理的關鍵一步，而不是最終一步。

　　為什么不能停留在恢復黨委領導這一步上，而必須再上一個臺階，進行國企民主化改革呢？道理很簡單，由黨委那幾個人來決策國有資產的運行和處理，與董事會那幾個人來決策沒有多大區別，他們同樣不會對國有資產負責，同樣會通過損害國有資產來滿足個人利益。要保證國有企業領導層不會通過損害通過國有企業來滿足個人利益，就只有建立國有企業民主化管理這一個途徑，此外絕不可能再有其他途徑。

　　總之，目前國企改革由黨委領導取代董事會領導，是一個重大的轉變，是一個重大的飛躍，是結束國企私有化改革的一個重大步驟。前面已經講過，只要堅持董事會領導的西方公司治理結構，結果就只能是一個選擇——私有化，此外不可能再有其他選擇。而恢復國企的黨委領導，至少從公司治理結構上，堵塞了國企私有化改革的邏輯通道，抽掉了國企私有化改革的內在動力。就這一點而言，這是了不起的一個重大轉折，讓人看到了中國有可能結束私有化（市場化）經濟改革的第一抹曙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