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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平:中國經濟不能被這四個“理由”嚇住

點擊：  作者：陳平    來源：經濟導刊   發布時間:2016-06-17 11:17:27

 

            經濟發展是國際競爭，市場如戰場。如果錯誤地判斷國際經濟形勢，國內發展必然會走彎路。過去三十年的經濟轉型，中國實現高增長，走出了自主發展的新路。今天中國又面臨全球金融危機的挑戰，能否避免西方已經陷入的泥潭，看清中國在世界經濟格局中的地位、風險和機遇，確定新的發展戰略，將決定中國未來三十年的發展道路。

當前中國經濟下行主要原因為內因，其主要癥結在于，中國輿論界存在很多認識誤區，比如媒體經濟學家以改善環境、解決房地產泡沫等名義，游說中國經濟必須減速的聲音很大，經濟下行趨勢日漸加深。

▍經濟下行的主因在媒體經濟學的形式誤判

這次經濟下行的原因何在? 代表性的意見有兩種，中國宏觀經濟學會的王建認為，內因是主因，而北京大學林毅夫教授認為，外因是主因。在全球化競爭的時代，我們必須先知彼，看清國際大局，才能更好地知己，因而，我們應當認清中國的國情和對策。否則會錯過戰機，處于被動挨打的局面。

世界主要國家金融危機后的經濟表現（見表1）清楚地表明，美國爆發的金融危機2008-2009年是最低谷，2010年開始反彈。中國在危機期間，經濟一直高速增長，從2011年開始，增速放緩。

表1：金融危機前后各國GDP增長率

數據來源：聯合國統計局

圖1：2000年以來各主要經濟體經濟走勢

數據來源：聯合國統計局

2010年后西方經濟緩慢復蘇（見表1與圖1）。如果中國為出口導向型經濟，中國應當緩慢復蘇，在西方經濟復蘇之后中國經濟沒有理由反而開始下行，而且從2012年后，經濟增幅不斷下降，去年降到6.9%。從時間點來看，2012年以來的中國經濟下滑是由內部原因主導。

2012 年以來，中國政治外交方面的表現非常突出。“一帶一路”戰略的實施、亞投行的建立，對世界產生的影響巨大，連西方發達國家都急不可耐地想加入亞投行，一舉突破美國圍堵中國、重返亞洲的陰謀。可見，從全球范圍來看，中國取代美國成為世界經濟增長的主要驅動力，已經為世界所公認。美聯儲如今是否加息，也要看中國經濟的走勢，不能再像往日一樣為所欲為。

然而，這一時期中國經濟的走勢相對偏弱。特別值得注意的是，中國媒體的輿論幾乎是一邊倒地反對凱恩斯主義，反對中國的4 萬億刺激，實質是在反對中國的有為政府。輿論好像是說，金融危機期間，美國量化寬松成功了，值得中國崇拜，中國的財政刺激失敗了，中國道路要改弦易轍，美國模式仍然是普適模式，中國應當重回市場自由化的軌道。這是非常奇怪的事情。

筆者初步判斷，這是因為中國主流經濟學，準確地說是媒體經濟學的輿論誤導，導致金融等有關部門對形勢誤判，才會在應對危機的時候自捆手腳，采取經濟緊縮政策。大家原來以為速度放慢，可以解決改革遺留問題。實際上我們看到，在金融危機陰影下，采取緊縮政策，只會事與愿違，過剩產能不斷擴大，經濟下行越來越嚴重，結構調整也越來越困難。東歐轉型時期搞休克療法的教訓，幾乎從未被中國主流經濟學重視。恰恰相反，中國一批堅信西方普適價值的經濟學家，反而力推東歐的“高人權增長”，在金融危機時借機否定中國的“大政府”，推行金融自由化，以徹底否定中國改革開放的自主道路。

▍國內媒體經濟學誤導經濟決策的四大謬論

過去幾年，中國主流媒體幾乎一邊倒地要求經濟減速，主要理由有四個：

1.中國財政政策失敗，美國貨幣政策成功，要求限制中國的有為政府

理由之一是：中國4 萬億財政刺激政策是失敗的，美國的量化寬松(QE) 是成功的，中國經濟改革的方向要向美國看齊，而非吸取美國金融危機的教訓。

美聯儲的量寬花了3.5 萬億美元，中國的4 萬億換成美元，其實不到6000 億美元，僅為美國的六分之一。但是美國的成果怎么樣呢？

我認為，美國沒有多少實際成果。美國的投資沒有增加，銀行惜貸。只不過汽車消費因為低利率恢復起色，但美國房地產市場遠沒有恢復到危機之前。特別嚴重的是，美國經濟很難看到長期增長的勢頭，所以美國前財政部部長、奧巴馬最重要的經濟顧問、哈佛前校長薩默斯給美國新常態的定義是：“經濟長期停滯”。其實是處于日本股市房市泡沫破滅后“失去的三十年”的狀況。

如果按照金融危機前的狀態，美國年平均增長3%-4% 的水平，美國未來10 年到20 年的年均增長也就是2%，歐洲為1%-2%，日本連1% 都難以維持。

更嚴重的問題是，西方推行量化寬松是因為債務纏身、議會政治癱瘓、無法推行有效財政刺激，不得已而為之的下策，其長遠后果目前還難以估量。雖然西方主流經濟學領袖們都承認，金融危機的根源是金融衍生品市場的規模空前擴張，虛擬經濟擠出實體經濟。但是在金融危機期間，金融利益集團反而成功游說美國政府巨資助救金融寡頭，絲毫不敢觸動虛擬經濟。金融衍生品市場的規模約500 萬億-700 萬億美元，約為美國GDP 的40 倍，世界GDP 的11 倍。美歐日先后推行量化寬松的結果是加劇貨幣戰爭，貨幣互換投機的交易量，已經從危機前2007 年的14 萬億美元，猛增到危機后的25 萬億美元，每日貨幣的交易量從2007年的3 萬億美元，猛增到如今的5 萬億美元，超過中國外匯儲備的規模，這實際上給經濟全球化埋下了定時炸彈。

中國的投資不到6000 億美元，最精彩的效果就是最近幾年中國的高鐵突飛猛進，中國已經建成了世界上最長的高速鐵路，而且整體改變了中國經濟的面貌。這是中國實體經濟發展留下來的成果，如果沒有4 萬億，中國能不能十年就建成這些高鐵，甚至這些項目能不能上馬都將成為問題，且不說還有其他一系列民生工程的效果都是西方國家無法企及的。

中國主流媒體中有一批媒體經濟學家，他們崇美崇洋到了荒唐的地步。金融危機之后，全世界都在反思盧卡斯帶領的芝加哥學派的“反凱恩斯主義”，只有中國的媒體經濟學家，還在全面恢復鼓吹華盛頓共識，只不過換了個面目，把“反凱恩斯主義”和“反大政府”連在一起，無視中國道路改革成功的現實。

2.用日韓經驗質疑中國高增長的可持續性

理由之二是：輿論懷疑和反對中國經濟持續高增長，拋出的另一個觀點是中國不可能超過東亞“四小龍”。世界現代史上像中國這么高速的增長，日本只持續了20 年（從1950-1960 年代），韓國只持續了30 年（1960-1980 年代），中國這么大的國家怎么可能高增長超過30 年呢？這個理由非常有影響力。

這種通過和其他東亞國家比較來貶低中國高速發展的可能性的說法，給人們造成一種印象：中國所有問題的根源都是發展太快造成的，而且環境污染、房地產泡沫、產業升級等問題都不可能在高增長的過程中解決，所以要求中國經濟增長放緩。實際上根據世界各國的經驗，這些問題恰恰在高增長期解決比停滯期更為容易。但中國媒體壓倒性地質疑中國維持高增長的理由，就是日本、韓國的高增長沒有超過30 年的先例。

中國和日本比較，中國人口是日本的11 倍，國土是日本的25 倍。中國人口是韓國的28 倍，國土是韓國的97 倍。中國發展的空間，應當比日本和韓國大多了。而中國地理最主要的特點是，中國有一條胡煥庸線，即從黑龍江到云南的黑河騰沖線，中國人口的96% 集中在黑河騰沖線的東南，而這條線的東南占中國國土面積的36%。也就是說，中國還有60% 左右的國土沒有充分開發，過去30 年僅開發了沿海地區。

為什么沿海地區開發的奇跡不能在內地重現？特別是習主席提出的“一帶一路”設想，我認為這是歷史上前所未有的雄圖大略。歷來大家認為資本主義國家都是先興起于海洋國如意大利、西班牙、英國和日本，因為海運成本比陸運低，進出口貿易便宜，海軍的機動性也大于騎兵和步兵。但是技術的發展需要資源，陸運技術的發展可以比海運更快，后起的德國、俄國、美國和中國，都是大陸國家，憑借規模經濟挑戰海洋國家，最終能夠戰勝海洋國家。

從這個角度講，如果中國改革開放前30 年中沿海的投資布局是跨國公司主導（因為他們要把中國的加工產品運到海外，沿海物流比較便宜）。那么現在這個局面要改變了。現在，內陸的渝新歐鐵路貨運已經延伸到了歐洲。如果“一帶一路”成功實施，一定要先開發內地，尤其是大西北，恐怕30 年也開發不完。

3.中國制造業“飽和論”，鼓吹去工業化和金融自由化

理由之三是: 中國經濟必須轉型的理由是，中國制造業已經飽和。這種觀點對經濟、企業界、金融界都有非常大的影響，需要重點論述。

中國制造業的發展是粗放型增長，效益不高，要提高效益，就要發展服務業。

出過國的人知道，中國的餐飲、旅館服務業，比國外發達多了。東歐轉型去工業化后，大家去東歐旅游，餐館里有多少顧客？20 世紀80 年代，日本工業達到高峰，全世界都是日本游客。現在中國工業超過日本，不僅全世界都是中國游客，日本也靠中國游客維持經濟。沒有制造業的發達，哪來服務業的繁榮？

其實媒體經濟學家所說的發展高端服務業，說白了就是金融服務業，就是要金融自由化，他們認為金融可以賺大錢，做制造業利潤很薄。這個說法現在在中國最有誘惑力，但也是最危險的。金融可以空手套白狼嗎？脫離實體的金融效率能持續嗎？這次美國金融危機的成本估計在12 萬億-22 萬億美元之間，美國把從中國賺到的大量利潤轉回到美國，危機發生了就找替罪羊。美聯儲前主席伯南克批評說中國儲蓄太多，消費太少。美國人過度消費，是因為中國人低息借給美國的錢太多了。如此荒唐的理由，中國的媒體經濟學家居然能夠全盤接受。事實上，過去三十年，中國居民消費增長的幅度，世界上其他國家都難以想象。

現實中，美國幾萬個橋沒錢修，美國這么能賺錢，為什么不改善基礎設施，要搞房地產泡沫？既然市場優化配置資源，為什么去搞次貸危機？所以美國所謂的金融創新對實體經濟的害，遠遠大于利，事實上，已經把美國經濟架空了。

美國主流經濟學家自己的分析，最有名的是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前首席經濟學家、MIT 教授西蒙·約翰遜（SimonJohnson）2009 年在著名的《大西洋月刊》上寫過一篇影響極大的文章叫《安靜的政變》。文章中說，美國經濟在20 世紀70 年代前為什么重視實體經濟，因為當時美國是軍火工業集團主導的。美國里根總統搞了減稅革命后，債務急劇增加，導致美國金融集團取代了實體的工業集團，已把美國的工業經濟架空了。所以金融危機的根源，類似發展中國家的政變，即金融寡頭集團取代了軍工寡頭集團。只有拆分金融寡頭，才能走出危機。但是奧巴馬總統沒有勇氣采納他的建議。

英國當代最偉大的馬克思主義歷史學家霍布斯鮑姆，2012 年在他去世之前幾個月，曾經在家里跟我對談。當時我提出了美國金融危機的根源是“美國病”的觀點，金融的高利潤擠出了其它實體經濟產業，霍布斯鮑姆補充說，應該是“英美病”，英國早已因為同樣的病走向衰落了。他說，1850 年英國工業生產占了全球一半，但賺錢不多。賺錢最多的是海運和金融。因此，英國從1850 年后就開始搞去工業化，結果一戰前英國就開始走向衰落。

最近一位意大利裔美國經濟史學家阿瑞吉寫了一本書，叫《漫長的二十世紀》，這本書總結了資本主義歷史上的幾次金融霸權盛衰的周期：最開始是意大利的熱那亞建立金融資本強國，接下來是荷蘭、西班牙、英國和美國。他發現一個規律，每一波的金融霸權更迭，生命周期的最后階段都是金融惡性擴張取代實體經濟導致帝國的衰落。

從這一點來講，金融過度擴張導致實體經濟衰弱，這是我們最需要警惕的。如果把金融擴張作為中國經濟下一步發展的目標，弄不好就會把我們過去三十年的改革成果毀于一旦。比如現在的房地產泡沫、影子銀行等就值得我們警惕。互聯網金融的試驗必須逐步推進，不能一哄而起。金融監管，不能搞“負面清單”，不能取消金融從業資格的認證，因為金融涉及的規模太大，反應速度太快，后果難料。

現在中國最應反思的就是，中國發展的方向，是堅持實體經濟，還是學美國搞金融投機，自我毀滅？

4.世界銀行的“中等收入國家陷阱論”，意在中國成為美國的依賴經濟

理由之四是：所謂“中等收入國家陷阱”理論，這是當前主流經濟學家非常流行的一個理論，這個理論正在誤導中國經濟轉型。

前蘇聯、東歐推行休克療法的時候，鼓吹經濟自由化的是一些大名鼎鼎的經濟學家，比如諾獎經濟學家弗里德曼、哈佛經濟學家薩克斯、匈牙利的科爾奈，他們好歹還是做過一些對經濟學有價值的研究。但是這些年來，忽悠中國的世界銀行報告的一些作者，比如世行2012 年提出《中國的2030》的報告，里面提出所謂的“中等收入陷阱”理論，這一報告的作者，完全都是一些名不見經傳的人物。該理論提出者把歷史上過去50 年里，101 個國家無論大小的人均GDP 放在一起做一個統計回歸，得出結論說，能夠從低等收入國家跨入高等收入國家行列的國家，只有13 個，然后拿這些國家作為中國下一步經濟轉型的榜樣。

顯而易見，他們的方法論很成問題。假如我是一個生物學家，我把跳蚤、青蛙、大象、人類放在一起，拿一個指標做一個回歸分析，得出生物演化的規律，你們能相信嗎？但世行的計量經濟學家就是這么做的。我們來看看這13 個國家暴富有什么竅門。

有一些竅門你想學也學不到，有的國家（赤道幾內亞）發現海上石油，一夜暴富，可惜只有一百萬人口，而且是獨裁腐敗的國家，值得中國學習嗎？在13 個國家里，10 個國家人口加起來還不到中國一個省，最少的冰島人口只有30 萬，多的以色列幾百萬，葡萄牙、希臘一千萬，就是把日本、韓國、西班牙全算上，才僅相當于中國的5 個省，何況中國的人口是發達國家的兩倍。

一些小國可以提出一些發展經驗，比如小國可以發展旅游、房地產、離岸金融，暴富很快。這對有地理條件的某些區域經濟也許可以借鑒，但是對人口是發達國家2 倍的大國而言，不可能以此種模式維持基本的就業。在過去金融危機期間，世行推薦的樣板國家，其中有一半恰恰是受到金融危機打擊最嚴重的國家，比如著名的冰島銀行危機，還有希臘、西班牙和葡萄牙等都陷入了富國困境，失業率達到20% 以上，年輕人的失業率高達50%。歐洲目前的難民危機，實質就是西方國家的就業危機。西方資本主導的城市化模式，解決不了外來移民為主的“農民工”的就業問題，才會形成恐怖分子自殺式襲擊的經濟土壤。世行在金融危機之后仍然繼續鼓吹這些跨越中等收入國家陷阱的樣本，我覺得這真是非常大的諷刺。

世行理論最大的誤導是，否定了發展經濟學的一個公認共識：拉美和東亞國家陷入的是“依賴經濟陷阱”，因為跨國公司控制當地經濟發展，不為當地人造福。最好的例子就是阿根廷，20 世紀初的時候，富裕程度和美國相當，卻始終沒有走上獨立發展的路子。

即使發展最好的“亞洲四小龍”，包括日、韓、新加坡、中國臺灣都屬于依賴美國的經濟。比較典型的是日韓，在二三十年高增長之后陷入停滯，真正的原因正是他們的經濟政策無法抗衡美國的壓力。他們戰后一直有美國駐軍，沒有獨立的國防、科技，扛不住美國金融自由化的壓力。當時日元被美國逼迫大幅度升值，韓國在亞洲金融危機時被迫開放金融，將核心企業股權廉價賣給跨國公司，所以在高增長之后未能持續發展。

中國要超越日韓，只能走獨立自主發展道路。歷史上建立獨立的科學、軍事、金融的國家，有英國、法國、德國、美國、蘇聯。現在除了美國和中國以外，還有誰擁有如此獨立完整的科技體系和經濟政策？歷史上的文明大國甚至大帝國，要全盤西化搞現代化的國家，如土耳其、伊朗、印度、埃及、墨西哥、巴西，情況怎么樣？哪個能比得上中國？

所以中國的大眾和知識分子，特別是領導人，要分析清楚中國下一步發展目標，只有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只有掌握科技軍事的制高點，才會有獨立的金融和穩定的經濟發展。

如果中國經濟學家沒有自己的理論，盲目地去搭世行什么“中等收入陷阱”的便車，不但會失去金融市場話語權，也會失去國際合作的話語權，這一點要有非常清醒的認識。

▍判斷世界大勢，看清中國定位

習近平主席在軍隊改制時提出的戰略目標，就是能打仗，打勝仗，要占領軍事科技的制高點。我們經濟發展的目標，也是要占領國際競爭的制高點，不能滿足世界銀行提出的什么高收入水平。

為此，我們不但要客觀認識中國道路的成就，堅定中國道路的信心，也要認識我們和競爭對手的差距，認清大局，抓住時機，提升中國的發展地位。

1.人均GDP的發展速度，中國道路遠超西方和東亞模式

從歷史發展的過程來看，即使用人均GDP的統計指標，中國道路發展的奇跡也是史無前例的。目前各國公認的可做國際比較的經濟史數據，是英國經濟學家麥迪森匯編的《世界千年經濟史》。我們來看中國經濟發展的起點（1950年），中點（1978年），和可比數據的近年（2010年），把中國人均GDP的發展歷程，做國際美元度量的橫向比較。

1950年，中國的人均GDP為448美元，不僅低于當時的伊朗（1720美元）、土耳其（1623美元）、馬來西亞（1559美元）、菲律賓（1070美元）、埃及（910美元）、越南（658美元）、印度（619美元），而且低于清代中國（1870年為530美元），古代日本（1150年為520美元），古代歐洲（公元1年，意大利為800美元，英國、法國為600美元），近代美國（1650年為587美元），近代俄國（1885年為865美元），近代韓國（1820年為600美元）。和周邊國家比，中國只略高于蒙古和緬甸。

1978年，中國的人均GDP為978美元。這相當于英國的公元1600年、法國和德國的1700年、美國1820年、日本1890年、韓國1953年的水平。換言之，新中國頭28年按人均GDP測算的經濟發展，相當于法德700年、英國600年、俄國400年、日本390年、美國220年獲得的進步。

2010年，中國的人均GDP為8032美元，超過了前蘇聯的7733美元，接近俄國同期水平（8660美元）。這相當于韓國1990年、日本1969年、德法1962年、英國1958年、美國1941年的水平。換言之，中國改革開放32年間的發展，等于英國的400年、德法的260年、美國的120年、日本的80年、韓國的37年。

加起來，中國1950-2010年60年的經濟發展，相當于英法德1000年、日本470年、俄國430年、美國340年、韓國170年的發展。我再一次提醒大家，中國的人口是發達國家總和的2倍，日本的11倍，韓國的28倍。這足以證明工業化、現代化的中國道路，優于西方模式和東亞模式。原因是亞當·斯密講的分工加貿易，只適合工業革命前的手工作坊時代。鐵路、電網、計算機出現后的大工業和網絡經濟，需要大規模的社會協調。中國社會主義的市場經濟，社會協調的能力遠遠超過三權分立的資本主義市場經濟。毛主席說，人的因素第一。中國的有為政府和以天下為己任的科學家、實業家、受過教育的工人、農民的積極性，是比西方勞力、資本、資源三要素更重要的比較優勢。

2.真實的中國經濟已經跨越高收入國家的門檻

按區域比較，2010年中國的人均GDP為8032美元，接近東歐的8678美元，超過拉美8個富國的7770美元、前蘇聯的7733美元。

美國中央情報局(CIA)用購買力平價計算的中國2015年的GDP規模為19.5萬億美元，已經超過歐盟的19.2萬億美元和美國的18.0萬億美元。這清楚表明國際經濟的三大格局中，中國最具經濟活力。中國經濟增長率下降1%對世界經濟的沖擊，已經超過美聯儲加息的影響。這足以證明中國經濟規模的話語權。

購買力平價計算的人均GDP，中國2015年為14300美元，低于巴西的15800美元、墨西哥的18500美元、土耳其20500美元、俄羅斯23700美元、希臘25600美元、波蘭26400美元、西班牙35800美元。世界銀行把高收入國家的標準，故意劃在土耳其之上（其實早在富國俱樂部OECD 1961年成立之初，土耳其、希臘就是成員國），東歐國家之下。

依筆者的親身觀察，中國沿海地區的發展，已經超過了南歐國家，內地的發展也超過拉美和部分東歐國家。中國整體的平均水平估計可超過前蘇聯和東歐，肯定高于拉美。所以中國真實的人均GDP水平，應當在15000-30000美元之間，平均值在25000左右，可能已經跨越高收入國家的下限, 至少離高收入國家的門檻不遠。

中國今后經濟發展的主要任務，并不是什么防止“中等收入國家陷阱”，而是縮小內地和沿海的區域差距，同時防止沿海大城市陷入西方的“富國病”。國家統計局低估中國GDP的原因，第一是還沒有全面的財產登記制度基礎，報稅的人口不及一半，金融的信用制度基礎薄弱。第二，地方政府為了降低稅負，低估實際的服務業收入，忽視農民的建房投資，對灰色經濟的監管相當落后。第三，從西方引進的國民經濟統計制度，原本是為資本主義體制設計的，搬到國內必然嚴重低估非私有部門的經濟貢獻。如果改進中國目前的統計制度，估計人均GDP和居民財富的真實數字會大幅增加。這可以加強宏觀調控的可靠性，以及增強大眾對中國道路的自信，中國的經濟才有健康發展的空間。

如果考慮內地發展的巨大空間，中國目前基本不存在民生產品的過剩產能問題，主要面對的是淘汰技術落后、高污染的設備問題。經濟下行的根源，既不是需求側的消費不足，也不是供給側的產能過剩，而在區域布局的人口、資源、生態、體制的失衡。這在社會主義制度下不難扭轉，西方議會制政府反而是寸步難行。

3.中國的國際競爭定位類似于1900年的美國

如果不看人均GDP的指標，而看國際競爭格局。我以為中國目前的國際定位，不像1970年代的日本，而類似1900年代的美國。原因很簡單，1900年美國工業生產世界第一，但是科學制高點在德國，海軍和金融制高點都在英國。所以美國在國際事務中，沒有主導地位，而是后來在兩次大戰中尋機下注，改變力量平衡。

美國在二戰后，才取得軍事和金融的主導地位。美國的州立大學，都設在小城市，地價便宜，才能在二戰之后，接受數以十萬計的歐洲科學家和百萬計的各國人才。歷史上的科學中心，如英國劍橋大學、德國哥廷根大學、美國普林斯頓大學都建在鄉間的小鎮，學者才能避免商業和政治的干擾，專心研究。倫敦、紐約這樣的大城市辦商學院可以，辦一流的理工科大學非常困難。只有麻省理工學院難得例外，因為波士頓主要是教育而非商業中心。美國到1970年代才真正超越蘇聯建立起在科學與教育的主導權，從而確保美國軍事科技的主導權。但是，1971年美元和黃金脫鉤，金融危機進一步打擊石油美元的地位，美國的金融霸權已經動搖。

中國目前和美國的差距，軍事技術如航母、航空發動機至少落后30年；金融監管還處在美國大蕭條以前的水平；科學研究的國際地位大約和法國1970年代的水平接近。如果中國能調整高等教育和研究的布局，利用金融危機大量吸收西方培養的科技人才（我指的不只是海歸中國人，還應像美國那樣吸引全世界的科技人才），估計少則10年、多則20年可以全面完成科學、教育、金融和軍事的趕超。中國的軍事科技只要和美國接近，美日軍事同盟阻礙中國統一的企圖就成為泡影。

如果中國金融能避免目前模仿美國金融的老路，對內堅持資本賬戶管制，使國際投機資本無法入侵我國實體經濟，同時擴大“一帶一路”的金融戰略，打造幾支在國際金融上能打硬仗的隊伍，發現和重用類似粟裕這樣的金融將才，我估計10年時間，中國金融也可以掌握世界的話語權。為此，國資委有必要調整政績指標，把國有資產保值增值改為次要目標，把占領相關行業制高點作為戰略目標，為穩定民生的產業政策保駕護航。

美國早在中國外匯儲備只有1.4萬億美元的2008年初，就已經承認中美兩國已處于“恐怖平衡”的階段，意味著中國的金融實力，相當于1970年代前蘇聯的核武器實力，足以毀滅美國，同時毀滅世界。換言之，中國如果在適當時機運用金融實力，可以不戰而迫使美國放棄美臺條約，以交換中國在其他地區涉及美國核心利益的妥協，祖國統一大業將不難實現。

中國經濟下行，目前唯一的隱憂是沿海大城市的房地產泡沫，不但有可能像日本、中國香港那樣擠出制造業，造成大學生和年青人的就業危機，更大的禍害是動搖中國科技教育的基礎。因為中國的重點大學集中于沿海大城市。高昂的地價不但動搖科技隊伍的人心，也無力接收海外可能大批歸來的人才。

舉例言之，筆者任教20年的北京大學，1990年代分給教授三室一廳的住房，月租不到10元人民幣，如今北大附近的商業住房，月租高達5000元，相當于大學畢業生的月薪，買房高達400萬-500萬元，相當于教授20-30年的工資。退休老教授當年的通勤時間為騎自行車不到半小時，如今中年教職工通勤時間為1-2小時，年青教職工生活壓力更大。如此不合理的房價扭曲，導致北京、上海重點大學的行政管理重點是用各種方法辦班創收，而非真正的科研攻關。而二三線城市新建擴建的大學，生態和居住條件良好，但是招不到優秀的教師和學生，也使當地的產業更新缺乏動力。目前降低利率、放松戶口等措施，治標不治本。因為帶動大城市房價高漲的源頭是學區房，計算機技術用機器人取代人力，導致教育成本和就業壓力大增，貧富差距和區域差距的源頭都是教育和醫療機會的差距。中國教育布局的不平等遠大于美國，而和日本接近，中國房地產泡沫的嚴重程度，也就和日本接近。不從根本上化解房地產泡沫，中國去庫存的政策只能是按下葫蘆浮起瓢，加劇一線大城市的房地產投機，綁架年輕一代的就業、婚姻和家庭。為政者必須高瞻遠矚，不能急功近利。

依我的國際觀察經驗，中國經濟目前下行的“危”，不難轉化為改變科教布局的“機”。中國目前不缺資本，只缺人才，包括科技、金融和創業的人才。沒有人才的資本是死的，能夠駕馭資本的人才是活的。中央和地方政府，要把工作重心從“招商引資”轉為“招才引智”，才能實現中國超越美國的發展模式。吸引國內外優秀人才的主要方式不是高薪和重獎，而是創造安定、健康、合作的生活、工作和學習環境。新常態要有新政，認真落實鄧小平的科學是第一生產力，以高教布局的改革為抓手，帶動科研、工業、醫療、城鄉布局的整體調整，從而化解房地產的存量，吸收基礎工業的過剩產能，奠定下一個三十年高速優質增長的基礎。

目前美國、歐洲深陷中東沖突和難民危機，日本經濟氣數已盡，安倍經濟學失敗之際，就是日本重新考慮從19世紀的脫亞入歐，改為脫西（方）入亞（中國主導的東亞）之時。美日在東海、南海興風作浪，給中國發展獨立科技、自主強軍幫了大忙。中國只有在科學教育占領制高點，才有軍事科技和工業技術的制高點。

建議中央把發展戰略視為國家安全同樣的高度，建立國家級跨部委的機構，統一協調科技-教育-經濟-國防-外交的布局和棋局，制定25年的長期遠景規劃，協調五年計劃之間的連接。

只要看清形勢，把握機遇，中國在十年內不難掌握科技、軍事和金融的制高點，有可能完成統一大業。如果能保持下一個三十年的高速健康增長，中國夢可在本世紀中葉實現。

本文載于《經濟導刊》2016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