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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到令計劃在被告席上，仍然從容不迫、侃侃而談，宛如發言做報告，心底竟油然生出一絲惋惜：這是何等通透機靈的人物，何以竟將自己送入萬劫不復的境地？國家給了這么好的機會，掌管中樞機要，為什么不為國家民族做點好事？縱不能流芳百世，也可以安度晚年，又何至于身陷囹圄，遺羞鄉梓？

　　說此人“通透機靈”，并非刻意譏誚，而是說其確實有“一望而知”的聰明。當然，一望而知的聰明并不是徹底的聰明，而是一種有限的聰明。這種聰明的特點，是在一個比較長的時間段里，不斷耍弄各種手腕來為自己謀取不正當利益，最后用一種終結性的愚蠢讓此前的聰明所得前功盡棄。說來有趣，法院給他的量刑恰恰就是“無期徒刑”+“沒收個人全部財產”，真個是機關算盡太聰明，反誤了卿卿性命。

　　令計劃命運的拐點，當是2012年3月18日，兒子令谷被牽涉到了一起神秘莫測的交通事故中。當時令谷攜帶兩名女伴深夜駕駛法拉利跑車在北京保福寺橋東輔道上發生嚴重車禍，令谷當場死亡，兩名女伴受重傷。關于這起車禍坊間有諸多傳言，但無一不將矛頭指向這名24歲大學生的奢侈生活、以及他的父親，時任中辦主任的令計劃。

　　令谷車禍后半年，令計劃被調離中辦，并在隨后召開的十八大中未能進入政治局序列，也成為建國以來唯一一位沒有擔任過政治局委員的中辦主任。從此之后，令計劃進入垮臺倒計時，海內外輿論像圍觀一頭泥足深陷的麋鹿那樣，看著他越掙扎就陷得越深，終至完全沒頂。

　　令計劃和他的太太谷麗萍，在獨生子暴亡之后，最令人感到不可思議的表現是表現完全平靜，以至于其身邊的人都在懷疑關于令谷車禍喪生的傳言可能真的是“謠言”。當然，真相是封鎖不住的，于是令計劃用平靜自證了自己已經喪失基本的人類情感，是一個為了實現政治野心而完全不擇手段的極端功利主義者。

　　從家庭出身上看，令計劃似乎不應該是這樣的。他的父親令狐野出身中醫世家，但也曾在西安學過西醫。上世紀30年代，令狐野在同鄉的指點下，投奔革命圣地延安。據《陜西省志·衛生志》記載，令狐野在延安先后擔任邊區醫院醫務科長、衛生材料廠副廠長等職務。在邊區醫院時，令狐野曾經與令計劃的前任汪東興共事過。

　　解放后，令狐野六十年代回到家鄉時已經年過五旬，作為三八式老干部，生活得到了黨和國家充分的保障，他自己也對黨和國家高度認同，這表現為其給子女分別起名路線、方針、政策、計劃、完成等等，令狐野沒有表現出任何政治野心，坊間也沒有關于他生活腐化的傳言，應該是屬于那種勤勤懇懇、認認真真的延安一代。

　　就令計劃個人履歷而言，也算清白。他早年當過知青，后來成為工人，然后成為團干部，最后由團中央而黨中央，竟至中央辦公廳主任。十七大大時，作為最年輕的黨和國家領導人，他還被海外輿論視為中國政壇的“明日之星”，孰料到十八大時，就邊緣化，今日更成階下之囚，要在鐵窗后渡過余生。最可憐的，當然要算他的父親令狐野了，老人長壽，活到了105歲，2015年才去世，目睹了兒子從崛起到隕落的全過程，個中滋味，也許只有他自己才能體會。

　　眼看他起高樓，眼看他樓塌了。令計劃走到今天，孰為為之，孰令致之？值得深思。

　　一個習慣性的解釋是“制度問題，不受制約的權力必然會產生腐敗”云云。這種套路看似無懈可擊，實際上等于什么也沒說。制度當然不是無可挑剔的，但管理學的原理也告訴我們，制度對位階較低的人比較有效，比如對一線的工人，工廠甚至可以規定走路都只能走直線，但對位階較高的人，制度往往就無效——董事會制定再多的制度，也難以約束大權在握的CEO。

　　所以到了令計劃這樣的高位，制度的作用主要在于事后威懾，“伸手必被捉”——這一點在令計劃身上已經應驗了——而要讓他事前“不伸手”，就只能靠文化了。

　　說起來，我們的中華文化自古以來就是非常“現代性”的，注重現世，敬鬼神而遠之，不相信超驗的東西，一切服從成本-收益的考量。這種文化特征，一方面造就了空前繁榮的古代文明，另一方面也產生了一個副作用——官員容易腐敗。既然上無天堂下無地獄，而人生不過百年，且人死如燈滅，所以及時行樂才是唯一合理的選擇。

　　解決這樣的問題，很大程度上要靠提倡一種超越性的價值觀，來和簡單的成本-收益的考量乃至惟利是圖取得平衡。比如儒家提倡“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使個人有限的生命和無限的“齊家治國平天下”聯系在一起，找到了人生意義和通向彼岸的橋梁，腐敗的意愿自然就受到抑制。毛澤東時代則提倡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提倡“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無限的為人民服務之中”，同樣找到了人生意義和通向彼岸的橋梁。這種提倡加上群眾性的監督，結果造就了一個空前清明廉潔的社會。

　　八十年代之后，思想解放運動步入歧途，“為私”的價值觀逐漸取代“為公”的價值觀成為主流，一度竟有黨的領導人質問“共產黨員如果不率先致富，如何帶領群眾致富？”歷史深處“人不為己天誅地滅”的傳統戴上思想解放光環，從小崗村出發登堂入室，寓意不擇手段的白貓黑貓也被人頂禮膜拜，建成巨大雕像，腐敗官員除了擔心被抓之外再無其他心理負擔，終于到今天形成一種潰堤性的腐敗。

　　令計劃，不過就是腐敗洪流中的一朵浪花吧？

　　“禹、湯罪己，其興也勃焉，桀、紂罪人，其亡也忽焉”，所以關鍵還是一個人的問題，而人的問題，關鍵也還是一個文化價值觀的問題。除非我們能夠重建價值觀，除非我們能夠讓“為公”的價值觀再次取代“為私”的價值觀成為主流，否則還可能出現更多的令計劃。

　　（作者系昆侖策研究院高級研究員；來源：昆侖策網，根據作者微信編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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