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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月2日至5日，天津市第二中級人民法院分別對犯顛覆國家政權罪的翟巖民、胡石根、周世鋒、勾洪國等人進行了一審公開開庭審理。從庭審報道和判決內容看，這數人的罪行樣態不同于傳統認知的顛覆罪，構成了對我國政治安全和人民福祉的新型威脅。

　　雖然我國法律中并沒有“顏色革命”這一概念，但以近年來世界多國發生的“顏色革命”及其后果為背景，我們可以更深刻地認識到這一系列案件的嚴重性和危害性。

　　“顏色革命”的戰術形態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后出現的冷戰格局中，出于爭奪世界主導地位的需求，西方大國在世界多個國家策動實施了旨在顛覆這些國家政權從而獲取自身地緣政治利益的政治活動。冷戰結束后，西方一些勢力變本加厲，在前蘇聯陣營國家和脫離蘇聯而獨立的國家，通過操縱大規模街頭群眾抗議，實施了更為密集的國家政權顛覆和社會制度改變的政治行為。這樣的政治運作，被稱為“顏色革命”。

　　近年來，這樣的政治運作又延伸至政治體制相對脆弱、內部矛盾錯綜復雜的西亞、北非國家，并給這些國家造成了巨大且難以挽回的災難。

　　西方勢力在別國實施政權顛覆，主要采用兩種戰術形態，分別可稱為“縱向策動”（垂直策動）和“橫向策動”。縱向策動以收買和掌控對象國內部核心政治力量（特別是軍警部門）為主要作業模式，并通過這一力量實現符合自身利益的政權顛覆。而橫向策動則偏重于對對象國國內各層面反對勢力的長期培養，以使得這些反對力量在恰當的時機實現聯動，全面涌向街頭，占領城市核心區和行政部門，進而在無解的混亂局勢中實現政權顛覆。在橫向策動模式中，策動方往往并不關心被策動者的具體政治意愿或利益吁求，而只在意他們能否形成對現政權的挑戰和顛覆能力，從而形成最廣泛的反對勢力聯動。

　　在橫向策動的顛覆模式中，策動的關鍵作業點是精心培育對象國國內社會不同人群之間的矛盾，特別是各層面人士對國家制度和政權的不滿和仇恨。

　　從近年來多個國家發生的政權顛覆過程來看，策動國采取的實戰均兼含這兩種作業樣態，但往往側重于其中一種。對于必控且可控的對象國，往往以垂直策動為主，橫向策動為輔。而對于欲控但難控（或控制成本太高）的對象國，則以橫向策動為主，不計后果，一亂了之。

　　樣板：烏克蘭的“褐色革命”

　　在近年來發生的“顏色革命”中，烏克蘭于2014年初發生的國內政治局勢突變尤其值得深入觀察，因為這是一起典型的以橫向策動為主并取得“成功”的政權顛覆案例。

　　回望被西方媒體稱為“革命”的烏克蘭政權顛覆過程，我們不難發現四大關鍵推動力的聯動：

　　（1）首先是西方大國的積極滲透。據美國國務院高官親口透露，在烏克蘭脫離蘇聯體系后的20來年中，美國為“支持烏克蘭的民主化”共花費了50億美元。這位高官沒有透露這些錢款的具體去處，但烏克蘭國內數以千計的各類非政府組織無疑是主要資助對象。

　　（2）以受西方支持的各類非政府組織為軸心形成的龐大民間反對力量。這些組織形態各異，訴求亦各不相同，但他們都共同地將國家政權作為自己發泄不滿和仇恨的目標。

　　（3）經濟寡頭集團。在烏克蘭經濟向全面私有化轉型的過程中，形成了一批“先富”的經濟寡頭，而西方大國對其中一批給予格外關照，并將他們發展為“革命”過程中的“資金池”（“革命”后，數位在“革命”中有功的寡頭分別被任命為烏克蘭幾個大省的省長，從而獲得政經合一的特權地位）。

　　（4）“沖鋒隊”。利用烏克蘭國內特有的民族矛盾和歷史遺留問題，西方國家長期支持烏克蘭國內的極端民族主義勢力和新納粹勢力，并將他們發展為最具戰斗力的群體。不同于其他非政府組織，這一“沖鋒隊”模仿二戰前德國法西斯“褐衫軍”的作業模式，為廣場聚集人群維護秩序并提供后勤保障，為疲憊的抗議者鼓勁，上門威脅反對騷亂的政府工作人員和社會知名人士，并對特定人士實施暴力作業。當抗議民眾與當時政府達成和解協議之時，也正是這一“沖鋒隊”一舉占領國家機關，從而完成了“革命”。

　　正是由于“沖鋒隊”在顛覆烏克蘭政權的過程中的顯著作用，這場所謂“革命”也被稱為“褐色革命”。

　　烏克蘭“褐色革命”的“成功”，對于世界其他面臨“顏色革命”威脅的國家具有教科書般的啟示意義：

　　首先，這場“革命”并沒有給烏克蘭帶來任何社會進步和經濟增長的機遇，反而使得國家進一步淪為大國博弈中的棋子；

　　其次，“革命”完成后，支持“革命”的西方大國并沒有如烏克蘭民眾期望的那樣向烏克蘭提供大量經濟援助，西方大國對烏克蘭國內的亂局也基本上是無動于衷、不介于懷。

　　最后，任何“革命”都不是一天里可以發生的。外部勢力的滲透、國內反對力量的野蠻生長和集結、經濟寡頭的資金支持以及“沖鋒隊”的突擊能力，都不是短時間內的發展結果。國家政權在這些方面的漫不經心或無能為力，是導致政權顛覆的根本原因。

　　對顛覆國家政權犯罪必須堅決依法處置

　　新中國成立以來，西方一些勢力針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和平演變”的企圖就從未停息。但是，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中國頂住了種種壓力，在六十多年時間，取得了傲視全球的成就。

　　當今中國雖然存在著這樣那樣的矛盾，但中國政權在總體上并不是任何人想顛覆就能顛覆的國家，其根本原因在于：

　　（1）中國社會主義制度的性質決定了中國的黨和政府代表的是全體人民的利益，其與人民的魚水關系決定了人民在道路選擇上與黨和政府的一致性。

　　（2）黨對國家機器保持著高度的、統一的領導；

　　（3）從新中國第一代領導人開始，黨和政府對“和平演變”就保持著高度警惕，并在長期的社會主義建設進程中積累了如何處理和解決人民內部矛盾和敵我矛盾的豐富經驗和教訓。

　　（4）在社會各層面存在的這樣或那樣的矛盾，都是局部性而非全局性的，是個別性而非普遍性的，是可調和而非不可調和的，是在國家政治經濟制度范圍內可以解決而非無可解決的。

　　但是，我們必須清醒地認識到，盡管我國政權擁有極大的制度優勢，外部敵對勢力對我國政治安全的威脅并不可小視。為阻止或滯緩中國民族復興的步伐，外部敵對勢力也從未停息對中國政權進行“和平演變”的種種努力。

　　進入新世紀以來，西方勢力在一些國家策動“顏色革命”并取得一些“成功”，使得他們針對中國政權的各種顛覆企圖也開始呈現出一些新花樣。在他們的主導下，大約從2005年起，一批以非法宗教活動為平臺、以“維權律師”為干將、以尋釁式“維權”為主要行動模式、以網絡新媒體（以及個別正規媒體）為傳播平臺、以所謂“公知”為同盟的反體制力量逐步壯大起來，顯示出以“橫向策動”為主要特征的顛覆政權企圖，并已對我國社會的基本健康造成巨大傷害。

　　這一群體的反體制作業的最主要模式就是在社會各個層面進行煽動，并特別是對國家政法機關進行尋釁式圍攻，制造公眾對國家政權的普遍不滿甚至仇恨。他們總是試圖在沒有矛盾的地方制造矛盾，將小矛盾發展為大矛盾，將局部矛盾擴大為全局性矛盾，將地域性矛盾升級為全國性矛盾，將可調和的矛盾激化為對抗性矛盾，并通過境外媒體的聯動將國內事件演變為國際間的新聞熱點。

　　在他們的作業體系中，“定向暴力”是關鍵的輿論化議程。而所謂“定向暴力”，就是他們把社會中出現的任何暴力行為都解釋為我國的“制度之惡”的結果，其目標無疑是為瓦解我國的政權進行心理鋪張。

　　在他們的“定向暴力”議程中，凡針對“公權力”的暴力行為皆得到同情和鼓勵；凡民間個體間的暴力，皆解釋為“制度之惡”所致；凡政法部門執法過程中出現的暴力，無論對錯，皆解釋為“公權力”對普通民眾的打壓。正是在這樣的議程中，殺害國家公職人員的罪犯被炒作為“抗暴英雄”甚至“英烈”，而在襲警行為中被擊斃的罪犯也炒作為“受政府打壓的訪民”。

　　從案件報道和判決書我們可以看到，翟巖民、胡石根、周世鋒、勾洪國等人可謂是實施上述“定向暴力”議程的“典范”。他們不僅將這樣的議程炒作為輿論熱點，而且在各案發地點實施“重口味”的抗法行為藝術，其集結的小規模人群也逐步向“沖鋒隊”的樣態升級。如果任由他們所代表的反體制力量發展下去，那么我國政權被顛覆的情景也絕非不可想象。

　　毫無疑問，對翟巖民、胡石根、周世鋒、勾洪國等人的判決勢必引發西方一些人對我國“人權”狀況的責難。對此，我們不必太多擔心，因為中國最廣大的人民群眾比任何人都更加清楚，國家政權的安全是全體中國人民的最大利益。依法處置顛覆國家政權犯罪，于法有據，于民有利。

　　其實，有關中國人權的狀況，西方也絕非沒有有識之士。美國前總統尼克松在他去世的那年（1994年）出版的一部書中寫到：

　　“今天，我們有關中國人權的說教是不明智的；十年后，將是無足輕重的；再十年后，則將是令人忍俊不禁的。”

　　今年，我們離尼克松的這一預言恰恰是20年多一點了。現實告訴我們，尼克松的預言是準確的。今日中國，不僅有足夠的政治警覺和制度自信，而且還有公正完善的法律來處置我們面對任何的安全威脅。

　　（作者系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政治中心特邀研究員；來源：昆侖策網，根據作者來稿編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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