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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屆全國人大常委會9月13日召開會議,審議通過了關于遼寧省人大選舉產生的部分十二屆全國人大代表當選無效的決定,確定遼寧省十二屆人大一次會議選舉產生的102名全國人大代表中,有45名全國人大代表因拉票賄選當選無效。
根據會議公告,本屆遼寧省619名人大代表,有523人涉及賄選。拉票賄選當選的人大代表高達全部人大代表的84%以上。本屆遼寧省人大的合法性遭到質疑。于是全國人大常委會決定,成立遼寧省十二屆人大七次會議籌備組。
我們知道,此前曾經披露過衡陽破壞選舉案、南充拉票賄選案,這兩個性質惡劣的案件受到嚴肅查處。與這兩個案件相比較,遼寧省的案件涉案人員更多、涉案金額更大,性質更嚴重,而且發生在省一級層面。這是新中國成立以來最嚴重的破壞人大選舉制度的重大案件,震驚了全國人民。隨著查處力度的加強,估計其他省份,也會揭露出層級不同、嚴重程度不同的賄選案件。賄選,意味著政權性質發生變化,它不代表人民了。賄選,已經成為我國政治生活的毒瘤。
人民代表大會制度是我國根本政治制度。
憲法第二條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切權力屬于人民。人民行使國家權力的機關是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和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
人民代表出現賄選,這是對人民代表大會制度的褻瀆,對人民當家作主權利的褻瀆,絕對不能容忍。
人們在震驚之余,必然要思考,怎么會出現如此嚴重問題?有這樣三個問題:一是誰在賄選人民代表?二是他們為什么目的賄選?三是他們怎么能夠成功當選?
從揭露出來的材料看,賄選人民代表的人幾乎都是私營企業主。這是很好理解的。賄選是要花錢的,而且要花很大一筆錢,用來打通各個關節。“有錢能使鬼推磨”,不花錢怎么能辦成賄選這樣的事。那么誰有錢呢?工人農民沒有錢,那點工資是維持生計用的,不會有閑錢來行賄;只有財大氣粗的資本家才有錢,也只有他們愿意花這筆錢。
那么資本家為什么愿意花這筆錢來當“人民代表”呢?改革開放以來,一些私營企業主通過盜竊國有資產、偷稅漏稅等各種不法手段獲取了第一桶金,然后在榨取工人創造的剩余價值基礎上不斷積累財富,中國出現了一個人數可觀的暴富群體(據西方統計,中國的億萬富翁人數僅次于美國),他們財富積累速度是驚人的。不管你承認與否,中國已經形成了雄厚的資本主義的經濟基礎。私營企業主獲得財富以后,必然要求上層建筑來保護他們已經得到的財富,并保證他們能夠得到更多的財富。于是,他們千方百計要控制政權。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上層建筑為經濟基礎服務,這是顛撲不破的真理,也是客觀的規律,不以人們為轉移的。他們進行賄選,不僅僅是為了個人的利益,而且是為了整個階級的利益,反映了整個階級的要求。
他們怎么能夠得逞呢?有行賄的,必然相應就有受賄的,沒人接受賄賂,想行賄也行不成。而受賄的必然是手中掌握權力的領導。這些當權派在資產階級思想的影響下,完全喪失了共產黨人應有的理想信念,一心只想謀取私利,熱衷于走資本主義道路(遼寧原省委書記、人大常委會主任王珉就是一個典型,他是一個狂熱鼓吹私有化的人),他們與私營企業主一拍即合,相互配合,沆瀣一氣,演出了賄選的鬧劇。
遼寧賄選案的實質是,社會上的資產階級分子與黨內的走資派勾結在一起,通過賄選的途徑,改變政權的性質。不得不承認,在遼寧這個省,政權的顏色已經變了,實現了和平演變,以至中央不得不依靠人民民主專政的力量,重新組織政權,使政權回到人民的手中。在遼寧,賄選案實際上已經是奪權與反奪權的斗爭,是和平演變與反和平演變的斗爭。二十一世紀前后一系列國家的顏色革命主要是通過街頭政治的形式實現的,遼寧賄選案則是通過賄選的途徑實現政權的轉移,形式、途徑不一樣,但本質是一樣的:顛覆現有政權,改變顏色。
遼寧賄選案是一場嚴重的階級斗爭?,F在有的人反對講階級、階級斗爭,反對用階級觀點、階級分析方法來觀察、分析問題。但是離開階級觀點、階級分析方法,是怎么也解釋不了遼寧賄選案的。正如江澤民所說的:“我們糾正過去一度發生的‘以階級斗爭為綱’的錯誤是完全正確的。但是這不等于階級斗爭已不存在了,只要階級斗爭還在一定范圍內存在,我們就不能丟棄馬克思主義的階級和階級分析的觀點與方法。這種觀點與方法始終是我們觀察社會主義與各種敵對勢力斗爭的復雜政治現象的一把鑰匙。”[①]既然階級觀點、階級分析方法是觀察復雜政治現象的“鑰匙”,我們就應用這把“鑰匙”解開像遼寧賄選案這樣的政治現象的“鎖”。
我們不得不佩服毛澤東關于社會主義社會階級斗爭的理論。在上世紀50年代中期,當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盛行社會主義社會不再有階級斗爭的觀點時,毛澤東明確指出:
在生產資料所有制改造完成以后,社會主義社會仍然存在階級斗爭,存在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兩條道路、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兩個階級的斗爭,斗爭的核心是政權問題,而最大的危險是黨內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
當時以及我國改革開放以后一段時間里,毛澤東這個論斷遭到某些人的嘲笑和攻擊,然而過了30多年時間,蘇聯東歐國家用血的教訓證明毛澤東這個論斷的正確性。
今天,遼寧賄選案再一次說明毛澤東這一論斷是具有長遠的戰略性指導意義的。在我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在不得不存在和發展非公有制經濟的條件下,我們更應該清醒地認識這一點。
注 釋:
[①]江澤民:《論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專題摘編)》,第34頁,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2年版。
?。ㄗ髡呦?span style="margin: 0px; padding: 0px; max-width: 100% !important; box-sizing: border-box !important; word-wrap: break-word !important;">中國人民大學教授、昆侖策研究院高級研究員;【原創】來源:昆侖策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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