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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我時常想起他們那一群人。在他們這些人的故事里，無論是故事本身的戲劇性，個人生命力的爆發程度，還是這些故事留給后人的價值，都要勝過古希臘的悲劇，荷馬的史詩，甚至是莎士比亞的鴻篇巨著。文學、哲學或是歷史學，都不足以描述這些生命所展現出的絢麗與斑斕。這種絢麗和斑斕的生命花，綻放于鮮血淋漓的北京城，綻放于黑暗而窮困的舊中國。綻放在一次次工人罷工，學生游行之中，綻放在一天天伏案閱讀、一次次登臺演講，一次次工廠做工的教授生涯里。

想要理解一個不同時代的人是困難的，想要理解一個不同時代的偉人，就更為困難了。我有些懷疑，在今天，真的還有人能夠理解89年的那個人嗎？

真的還有人能明白，一個高高在上的北大教授，為什么，會為了“愚蠢的”、“不努力奮斗的”、“不夠聰明的”、“低賤的”，農民、工人、黃包車夫、流浪漢，獻出自己的工資，再獻出自己的時間，最后徹底獻出了自己的生命呢？

要想理解一個人，首先要在精神上變成那個人。可是在今天，即使在精神上，好像也已經看不到能變成他的人了。

1933年，他44歲，作為一個教授，正值壯年。可惜他已經死去6年了。五十多歲的魯迅編撰他的文集，魯迅先生說他的理論未必精當，但是魯迅先生又說：“他的遺文都將永住，因為這是先驅者的遺產，革命史上的豐碑。”魯迅先生編的這本《守常文集》，是這個思想者的第一本書。

這個時候，他和他的同志們一起創立的共產黨，12歲的共產黨，已經在江西瑞金建立了政權，這個政權的憲法上寫著“全部政權屬于工人、農民、紅軍士兵及一切勞苦民眾。”

這是他的夢。

1927年4月27日，他38歲。他的尸體躺在棺材里，北大的師生和他的好友抬著他，準備安葬。師生們唱著國際歌，有人在大哭，有人在小哭，有的男生也哭，一邊哭一邊唱：“不要說我們一無所有，我們要做天下的主人。”

公葬隊伍行至西四，遭遇政府槍擊。師生友人們仍然將他的尸體送至香山附近的萬安公墓，和一塊刻有鐮刀斧頭的墓碑一同下葬。鐮刀，是農民的符號；斧頭，是工人的符號。用工人和農民的符號來給一個知識分子蓋棺定論，這是怎樣的一種嘉獎呵？

我只知道，在中國歷史上，這是第一次。

1926年，他培養的學生們，大批地去到農村、工廠，共產黨員快速地增加起來。奉系軍閥開始對共產黨員下手，他感受到密探常常跟隨著他。他的表姑問他：“你們老搞這事，也不怕么？人家那樣厲害，兵權在手，今日趕，明日捉，把你們從這兒趕到那兒，你們不是自討苦吃么 ？”

他說：“怕什么！早晚我們是要勝利的。我們的主義，就像莊稼人的種子一樣， 到處都撒遍了， 他們是破壞不了的。他們破壞了這兒， 還有那兒長出來， 沒有關系 ！”

他的學生受他派遣，開始南下了。

1923年，他帶著鄧中夏，去北京蒙藏學校，給青年學生講授馬克思主義。這些學生，成為了后來內蒙古解放的重要力量。其中一個在教室里聽他講課的人，叫烏蘭夫。他和學生們共同建立了內蒙古人民革命青年團。

這一年，他參與籌備京漢鐵路總工會，吳佩孚政府迫害工會骨干。他組織工人舉行了浩大的“二七罷工”。吳佩孚下令對漢口、長辛店等地罷工工人實行屠殺。史稱“二七慘案”。全國50多個工會被封閉，工會領袖被通緝。工人運動遭受打擊。北大的一個學生，在打完網球回來的路上，對周圍的同學說，“工人運動，共產主義運動，已經被證實不可能取得成功。”他從這個學生旁邊走過，他也想，工人運動，會從此一蹶不振嗎？

但是他見過工人，他熟悉工人。他還見過工人的血，工人的力量。他用了《艱難的國運與雄健的國民》一文來回答那個學生。文章說：“革命的道路， 歷史的道路，不全是坦平的 。”他號召：“拿出雄健的精神， 高唱著進行的曲調，在這悲壯歌聲中，走過這崎嶇險阻的道路 ！”

這一年，他還領導建立了“工人同志會 ”，將工人組織起來。一些進步的工人，由于他的工作，從無產者變成了無產階級的一份子。兩年后，“工人同志會 ”改組，成立北京總工會。

這是中國工人最早的政治組織之一。

1922年五月一日，他在五一紀念會上演講。他揮動著自己的手臂，對身邊的工人和學生說：“五一是工人的日子，是工人為八小時工作運動奮斗而得勝利的日子，是工人站起的日子，是工人擴張團結精進奮戰的日子，不是工人歡欣鼓舞點綴升平的日子。”

這一年，他的同志黃愛、龐人銓領導湖南第一紗場罷工。湖南軍閥逮捕了他們，立即槍決。黃愛活到了25歲，龐人銓也活到了25歲。他說：“（黃愛、龐人銓）是我們勞動階級的先驅， 先驅遇驗， 我們后隊里的朋友們，仍然要奮勇上前，繼續犧牲者愿作而未成的事業！”

這一年，他成為北京大學校長室秘書。但他的屋子，和以往一樣，那些“骯臟的”的工人依舊自由地進進出出。

1919年春天，他去唐山，他去哪里結識煤礦工人，和工人一起鏟煤。他帶著一身煤灰，拿起手中的筆，寫下工人的境況，他說，這里需要一個工人組織。

這一年，他指導許多雜志創刊和運行，《國民》、《新潮》、《晨報副刊》、《每周評論》，他忙得不可開交。這一年，他還參加了一個被稱為“五四”的運動。他到處呼吁：“青年學生和社會團體中的知識分子，要與工農群眾相結合，到工人、農民和勞動婦女中去開展工作。”“須知今后的世界，變成勞工的世界。”

1914年，他被日本早稻田大學勸退。一個原因是長期參加政治活動，缺乏時間學習。國家處在貧窮困頓之中，底層人民普遍遭受著饑荒、疾病和戰亂的煎熬。他沒有心思搞學術研究。在抗議日本政府的集會上，總有他的身影。

1907年，他考入北洋法政專門學校，遇到史地教師白亞雨。3年后，領導灤州起義的白亞雨被捕，殺白亞雨時，白亞雨不愿下跪，他說“此身可裂，此膝不可屈。”被殺的革命黨，不過是社會的loser。但是他尊重白亞雨，而且決心要比白亞雨做得更壯烈。也就是在這一年，他反思國家的前途何處，寫下《大哀篇》，“共和自共和，幸福何有于吾民也！”“（袁世凱之流）此輩肥而吾民瘠矣”。“以致農失其田，工失其業，商失其源，父母兄弟妻子離散煢焉，不得安其居。…… “

1900年，他問他的老師，“為什么窮人沒飯吃，沒飯吃？”

這一年，他11歲。

他是一個另類。

和北大教授們一起聚餐，恐怕其他人是要嘲笑他的。他每個月一百四十塊大洋，那時候北京黃包車夫每個月平均能掙六塊大洋，但是家里卻粗茶淡飯，“為了省油，家人吃的餅里很少放油和蔥花”。單是北京共產主義小組，他每月就拿出八十大洋。

和北大教授們一起聚餐，恐怕他是要嘲笑他們的。老百姓受苦，被剝削壓迫，教授們卻長衫綢緞，和各色官員混得熟透，處處可以分一杯羹。這樣的人格，他是看不起的。

多年之后，他所教導的一個人，在延安成為了工農領袖，依舊是粗茶淡飯，補丁泥腿。

我時常想起他們那一群人。

在他們這些人的故事里，無論是故事本身的戲劇性，個人生命力的爆發程度，還是這些故事留給后人的價值，都要勝過古希臘的悲劇，荷馬的史詩，甚至是莎士比亞的鴻篇巨著。

文學、哲學或是歷史學，都不足以描述這些生命所展現出的絢麗與斑斕。

這種絢麗和斑斕的生命花，綻放于鮮血淋漓的北京城，綻放于黑暗而窮困的舊中國。綻放在一次次工人罷工，學生游行之中，綻放在一天天伏案閱讀、一次次登臺演講，一次次工廠做工的教授生涯里。

他是一個有靈魂的人。

他的靈魂對于我們這個階級來說，是不朽的。

【文章來源：一粒銅豌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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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大釗：現代青年活動的方向

新世紀的曙光現了!新世紀的晨鐘響了!我們有熱情的青年呵，快快起來!努力去作人的活動!努力去作人的活動! 

　　青年呵!你們臨開始活動以前，應該定定方向。譬如航海遠行的人，必先定個目的地，中途的指針，總是指著這個方向走，才能有達到那目的地的一天。若是方向不定，隨風飄轉，恐怕永無達到的日子。萬一能夠達到，也是偶然的機會。靠著偶然機會所得的成功，究竟沒有很大的價值。 

　　我今就現代青年活動的方向，稍有陳說，望我親愛的青年垂聽! 

　　第一，現代的青年，應該在寂寞的方面活動，不要在熱鬧的方面活動。近來常聽人說：“我們青年要耐得過這寂寞日子”。我想這“寂寞日子”，并不是苦境，實在是一種樂境。我覺得世間一切光明，都從寂寞中發見出來。譬如天時，一年有一個冬季，是一年的寂寞日子。在此時間，萬木枯黃，氣象雕落，死寂冷靜，都是他的特色。可是那一年中最華美的春天，不是就從這個寂寞的冬天發見出來的么?一天有一個暗夜，也是一天的寂寞日子。在此時間，萬種的塵囂嘈雜，都有個一時片刻的安息。可是一日中最光耀的曙色，不是從這寂寞的暗夜發見出來的么?熱鬧中所含的，都是消沉，都是散滅；黑暗寂寞中所含的，都是發生，都是創造，都是光明。這樣講來，這寂寞日子，實在有滋味，有趣意的日子，不是忍苦受罪的日子，我倆實在樂得過，不是耐得過。況且耐得過的日子，必不長久。一個人若對于一種日子總覺得是耐得過，他的心中，必是認這寂寞日子，是一種苦境，是一種煩惱，那就很容易把他拋棄，去尋快樂日子過。因為避苦求樂，是人性的自然，勉強矜持的心，是靠不住的。譬如孀婦不再嫁，若是本著他自由的意思，那便是他的樂境，那種寂寞日子，他必樂得過到底。若是全因為受傳說偶象的拘束，風俗名教的迫脅，才不去嫁，那真是人間莫大的苦境，那種寂寞日子，他雖天天耐得過，天天總有耐不得跟著。樂得過的是一種趣味，耐得過的是一種矜持。青年呵!我們在寂寞的方面活動，不可帶著絲毫勉強矜持的意思，必須知道那里有一種真趣味，一種真光明，甘心情愿樂得過這寂寞日子，才能有這寂寞日子中尋出真趣味，獲得真光明的一日。 

　　第二，現代的青年，應該在痛苦的方面活動，不要在歡樂的方面活動。本來苦樂兩境，是比較的，不是絕對的。那個苦，那個樂，全靠個人的主觀去判定他，本靡有一定標準的。我從前曾發過一種謬想，以為人生的趣味就在苦中求樂，受苦是人生本分，我們青年應該練忍苦的本領。后來覺得大錯，避苦求樂，是人性的自然，背著自然去做，不是勉強，就是虛偽。這忍苦的人生觀，是勉強的人生觀，虛偽的人生觀。那求樂的人生觀，才是自然的人生觀，真實的人生觀。我們應該順應自然，立在真實上，求得人生的光明，不可陷入勉強、虛偽的境界，把真正人生都歸幻滅。但是，求樂雖是人性的自然，苦境總緣著這樂境發生，總來纏繞，這又當怎樣擺脫呢?關于此點，我卻有一個新見解，可是妥當與否，我自己還未敢自信。我覺得人生求樂的方法，最好莫過于尊重勞動。一切樂境，都可由勞動得來，一切苦境，都可由勞動解脫。勞動的人，自然沒有苦境跟著他。這個道理可以由精神的物質的兩方面說。勞動為一切物質的富源，一切物品，都是勞動的結果。我們憑的幾，坐的椅，寫字用的紙筆墨硯，乃至吃的米，飲的水，穿的衣，靡有一樣不是從勞動中得來。這是很容易曉得的。至于精神的方面，一切苦惱，也可以拿勞動去排除他，解脫他。這一點一般人卻是多不注意。一個人一天到晚，無所事事，這個境界的本身，已竟是大苦；而在無事的時間，一切不正當的欲望，靡趣味的思索，都乘隙而生；疲敝陳惰的血分，周滿于身心，一切悲苦煩惱，相因而至，于是要想個消遣的法子。這消遣的法子，除去勞動，便靡有正當的法則。吃喝嫖賭，真是苦中苦的魔窟，把寶貴的人生，都消磨在這個中間，豈不可惜!豈不可痛!墮落在這里的人，都是不知道尊重勞動，不知道勞動中有無限的快樂，所以才誤入迷途了。青年呵!你們要曉得勞動的人，實在不知道苦是什么東西。譬如身子疲乏，若去勞動一時半刻，頓得非常的爽快。隆冬的時候，若是坐著洋車出門，把渾身凍得戰栗，若是步行走個十里五里，頓覺周身溫暖。免苦的好法子，就是勞動。這叫作尊勞主義。這樣講來，社會上的人，若都本著這尊勞主義去達他們人生的目的，世間不就靡有什么痛苦了么?你為何又說要我們青年在痛苦方面活動呢?此問甚是。但是現在的社會，持尊勞主義的人很少，而且社會的組織不良，少數勞動的人，所得的結果，都被大多數不勞動的人掠奪一空。勞動的人，仍不免有苦痛，仍不免有悲慘，而且最苦痛最悲慘的人，恐怕就是這些勞動的人。所以我們要打起精神來，尋著那苦痛悲慘的聲音走。我們要曉得痛苦的人，是些什么人?痛苦的事，是些什么事?痛苦的原因，在什么地方?要想解脫他們的苦痛，應該用什么方法?我們不能從苦痛里救出他們，還有誰可能救出他們，肯救出他們?常聽假慈悲的人說，這個苦痛悲慘的地方，我們真是不忍去，不忍看。但是我們青年朋友們，卻是不忍不去，不忍不看，不忍不援手，把他們提醒，大家一齊消滅這痛苦的原因呵! 

　　第三，現代的青年，也應在黑暗的方面活動，不要專在光明的方面活動。人生的努力，總向光明的方面走，這是人類向上的自然動機，但是世間果然到了光明的機運，無一處不是光明。我們在這光明中享盡人生之樂，豈不是一大幸事?無如世間的黑暗，仍舊遍在，許多的同胞，都陷溺到黑暗中間，我們焉能獨自享受光明呢?同胞都在黑暗里面，我們不去援救他們，卻自找一點不沾泥土的地方，偷去安樂，偷去清潔，那種光明，究竟能算得光明么?那種幸福，究竟能算得幸福么?舊時代的青年講修養的，猶且有“先憂后樂”的話，新時代的青年，單單做到“獨善其身”、“潔身自好”的地步，能算盡了責任的人么?俄國某詩人訓告他們青年說：“毀了你的巢居，離開你的父母，你要獨立自營，保信你心的清白與自然，那里有悲慘愁苦的聲音，你到那里去活動。”這話真是現代青年的寶訓，真是現代青年的警鐘。我們睜開眼看!那些殘殺同胞的兵士們，果真都是他們自己愿做這樣殘暴的事情么?殺人果真是他們的幸福么?他們就沒有一段苦情不平，為一般人所不知道的么?他們的背后，果真沒有什么東西逼他們去作殺人野獸么?那些倚門賣笑的娼妓們，果真都是他們自己愿做這樣丑賤的事情么?賣笑果真是他們的幸福么?他們就沒有一段苦情不平，為一般人所不知道的么?他們的背后，果真沒有什么東西迫他們去作辱身的賤業么?那些監獄里的囚犯們，果真都是他們自己愿作罪惡的事么?他們做的犯法的事，果真是罪惡么?他們所受的刑罰，果真適當他們的罪惡么?他們就沒有一段苦情不平，為一般人所不知道的么?他們的背后，果真沒有什么東西逼他們陷于罪惡或是受了冤枉么?再者巷里街頭老幼男女的乞丐們，凍餒的戰抖在一堆，一種求爺叫奶的聲音，最是可憐，一種穢垢惰喪的神氣，最是傷心，他們果真愿作這可恥的態度絲毫不覺羞恥么?他們墮落到這個樣子，果真都因為他們是天生的廢材么?他們就沒有一段苦情不平，為一般人所不知道的么?他們的背后，果真沒有什么東西逼他們不得不如此么?由此類推，社會上一切陷于罪惡、墮落、穢污、黑暗的人，都不必全是他們本身的罪過。誰都是爹娘生的，誰都有不滅的人性，我們不可把他們看作洪水猛獸，遠遠的躲避他們。固然在黑暗的里面，潛藏著許多惡魔毒菌，但是防疫的醫生，雖有被傳染的危險，也是不能不在惡疫中奮斗。青年呵!只要把你的心放在坦白清明的境界，盡管拿你的光明去照澈大千的黑暗，就是有時困于魔境，或竟作了犧牲，也必有良好的效果，發生出來。只要你的光明永不滅絕，世間的黑暗，終有滅絕的一天。 

    努力呵!猛進呵!我們親愛的青年! 

    （原載1919年3月14—16日“晨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