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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多年前蘇聯的頃刻瓦解，震驚了世界，在很大程度上改變了世界歷史。20多年來，為求解這一“世紀之謎”，相關研究成果不斷涌現，這擇要略作綜述。

      一些學者認為，蘇聯劇變的真正原因是占據著黨政機關重要領導崗位的“精英集團”，逐漸蛻化為不受約束的官僚特權階層，此階層信仰實用主義和物質主義，只關心自己的特權和利益。

      一、蘇共與蘇聯解體的關系問題 

      一種觀點認為，蘇聯共產黨被它一直代表的工人階級和蘇聯人民所拋棄，是導致蘇共亡黨、蘇聯解體的決定性因素。

      有學者認為，蘇共喪權亡黨的主要原因，在于黨具有的三大優勢的喪失。

      第一，蘇共喪權亡黨，最根本的原因是掌權后逐漸地脫離群眾，最后在政治劇變中多數老百姓不對蘇共投贊成票。這源于蘇共在政治上沒有一套健全的體制、機制和工作制度來切實體現群眾觀點和群眾路線。少數人自認為是代表人民意志和社會發展方向的政策、措施，實際上推行的是脫離民眾要求的東西，結果把廣大干部和群眾推到執政集團的對立面。

      第二，蘇共喪失執政地位，另一個重大原因是由于缺乏黨內民主，民主集中制蛻化成了個人集權制，黨的干部制度只有任命制，沒有體現民意和實現民選，使黨的凝聚力、戰斗力、生命力喪失。表現有三：一是黨內權力體制發生背離黨章的扭曲，甚至顛倒，只講上級機關對下級的領導，不講其對后者負責、接受監督，不按黨章規定召開黨代會和中央全會，把具體的辦事機構、工作機構置于權力機關之上。二是黨內的不同意見，包括合理意見缺乏表達機制，持不同意見的少數人的民主權利甚至政治生命和腦袋得不到制度和法規的應有保障。三是個人崇拜、個人專權破壞了黨的集體領導制度，給黨的事業造成嚴重損害。

      第三，沒有堅持正確的思想路線，搞教條主義，結果使蘇共思想理論停滯落后，創新能力衰竭，無力回答廣大民眾關心的、實踐中提出的新問題。

      有學者認為，蘇共作為一個政治機體實際上早已解體。領導人對黨失去信心，另起爐灶的想法早已在醞釀。一些學者認為，蘇聯劇變的真正原因是“蘇共的上層精英對蘇聯的發展方向進行討論所做出的決策結果”。占據著黨政機關重要領導崗位的“精英集團”，逐漸蛻化為不受約束的官僚特權階層，此階層信仰實用主義和物質主義，只關心自己的特權和利益。

      二、社會體制在劇變中的深層次作用 

      很多學者認為，以經濟、政治、文化等各個領域高度集權為特征的蘇聯社會主義僵化模式在蘇聯解體中的影響是根本性和深層次的。

      其中有學者認為，斯大林政治經濟模式曾經在蘇聯歷史上發揮過重要作用，使蘇聯在較短的時間內實現了工業化和農業集體化，但是該模式所固有的弊端從一開始就影響著蘇聯社會主義的發展，隨著社會發展，它的弊端也在發展，矛盾越來越突出，越來越阻礙社會經濟的發展，但是蘇聯沒有進行根本性的制度和體制改革，只是進行了一些修補，致使人民群眾對蘇聯現實社會主義的社會認同度越來越低。

      還有學者認為，不能將蘇聯的解體簡單地歸之于“領導人或領導集團”的“錯誤或變質”。蘇共執政74年，領導人換了一茬又一茬，黨和國家的各種問題不僅沒解決反而越來越多、越來越嚴重，顯然與蘇聯黨和國家的體制制度問題關系密切。即使是領導人、領導集團或整個黨“蛻化變質”了，這也應從體制制度上去找根源，而且黨“蛻化變質”本身就是政治體制和制度問題的組成部分。

      三、沒有重視解決所謂改革的失誤和問題 

      學者認為，20世紀60年代以來，蘇聯有多次改革的機會，但蘇共領導人沒有正確認識和把握，加上利益集團的阻力，一再錯過改革時機，致使不適應現代化大生產和世界發展潮流的體制和觀念得不到更新，最終問題積重難返。在不得已進行改革時，蘇聯領導人對改革的長期性、復雜性和艱巨性認識不足，擬定的改革方針脫離實際。受社會民主主義和對馬克思主義教條化的影響，戈爾巴喬夫的“民主化”和“新思維”把蘇共的改革變成了“改向”，使黨自我否定。

有學者總結了戈爾巴喬夫改革藥方的主要問題是：

      （1）指導思想錯誤。突出表現在將自己的路線、戰略和政策，僅僅建立在對立統一世界（無論是國內還是國際）中的同一性基礎之上，只講妥協、調和、一致，掩蓋矛盾、分歧，放棄原則斗爭。

      （2）發展戰略不當。企圖在幾十年形成的嚴重畸形的產業結構基礎上，實行所謂“加速戰略”，致使畸形結構變本加厲，經濟結構調整緩慢，食品消費品生產始終滯后，一直沒有給人民帶來實惠。

      （3）具體政策失誤。表現為急于求成、政策多變、反復無常等。

      四、歷史文化和民族因素對蘇聯劇變的影響 

      有學者認為，歷史文化和民族因素在蘇聯劇變中的因素不能忽視。

      其一、蘇共在民族理論與實踐方面存在著嚴重的失誤。一是把民族矛盾等同于階級矛盾、民族進程等同于社會進程，人為地加速民族融合。二是未能解決好中央和地方民族的關系。一方面中央權力過分集中，使地方和各民族的積極性和主動性受到束縛，引起地方民族的不滿；另一方面，又盲目地遷就一些地方民族的過分要求，助長了民族主義的泛濫。

      其二、在對待歷史問題和卸歷史包袱上，蘇聯付出了慘痛的代價。斯大林時期的清洗，雖然有其正確和必要的地方，但也使相當數量的人遭受不白之冤，積累了冤假錯案，既削弱了自己，也擴大了對立面。在對待斯大林的問題上，赫魯曉夫更是草率、不慎重沒有歷史責任感。而戈爾巴喬夫的輕率，使被壓制已久的社會輿論開始走向了對蘇聯歷史和蘇共報復的反面，公共領域中的社會輿論匯成了否定性的顛覆蘇聯制度的強大洪流，引起了人們思想上的混亂。

      其三、俄國人的歷史文化性格不可忽視。在俄羅斯民族的心理性格中，表現出缺乏理性精神等特點，走“跳躍之路”一直是俄國社會發展道路的明顯特點。有學者認為，埋葬蘇聯的一支重要力量正是蘇聯人民自己。大部分蘇聯百姓，尤其是大城市居民，對所發生的一切盲目歡迎，還通過行動加以支持，全然不知道其實質，也沒有意識到后果。當時的人們疲于為生計奔波，并未意識到戈爾巴喬夫和葉利欽之間權力爭斗的危害。套用匈牙利經濟學家卡爾瑙伊的話來說，“人們對國家未來的社會體制完全不屑一顧，對他們而言，囤積香腸似乎更加重要”，大家歡迎改變，認為資本主義就是商場里應有盡有，而國家仍會像社會主義制度那樣關心民眾福祉。

      五、外部原因在蘇聯劇變中的作用 

      一種觀點認為，西方國家的和平演變策略是導致蘇聯解體、蘇共垮臺的重要原因。根據前蘇共中央政治局委員普羅科菲耶的說法，西方國家情報機關齊心協力，利用各種政治運動和非政府組織對蘇聯進行滲透。

      也有許多學者提出，和平演變戰略對蘇聯劇變起著推波助瀾的作用，但只有當蘇聯國內出現政治、社會危機和動蕩的時候，外因才能發揮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