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11月25日晚,卡斯特羅與世長辭,享年90歲。在許多年輕人的印象里,卡斯特羅似乎應該是活在黑白紀錄片中的人物,因為和他生活在同一時代政治領導人,基本上都只能在黑白紀錄片中演講、揮手和微笑了。比如1962年古巴導彈危機的兩位主角,蘇共中央第一書記赫魯曉夫和美國總統肯尼迪;再比如和他一起領導古巴革命的切·格瓦拉,竟然已經犧牲快半個世紀了。
卡斯特羅登上歷史舞臺時的年輕(1959年古巴勝利時年僅33歲)和他的高壽,使他進入了一個不屬于他的時代——后冷戰時代。在這樣一個時代里,是由冷戰勝利者按照他們的意識形態在講述歷史和詮釋人物。盡管2008年美國爆發金融危機之后,再加上此前的阿富汗戰爭、伊拉克戰爭、東歐、中亞以及中東的各色變局等等,冷戰勝利果實早已苦澀不堪,但畢竟還沒有被拋棄;“歷史終結論”盡管像放了太久的包子那樣已經開始霉變并長了一層綠毛,但仍然是文化界、輿論界乃至知識界精英們的“共識”。
在這樣的背景下,觀察主流媒體如何報道和評論卡斯特羅的溘然長逝,是一件頗為發人深省的活動——我們很少能夠從中看到真誠的哀悼與惋惜,更多的則是有意無意的誤讀、按捺不住的竊喜,以及為“歷史終結論”的刻意背書。
很多主流傳媒的標題就很有意思,比如《老兵不死》,好像是在報道麥克阿瑟、巴頓或中國遠征軍的老兵;再比如《傳奇謝幕》、《不死鳥傳奇謝幕》、《卡斯特羅的傳奇一生》,似乎是在報導一個探險家或江洋大盜;再比如《傳奇硬漢謝幕》、《硬漢謝幕理想不朽》,這樣的標題又把卡斯特羅歸為施瓦辛格、史泰龍、泰森一流人物了。
有一篇文章《638次暗殺都沒能殺死的卡斯特羅到底是怎樣一個人?》頗具代表性,其中講了對卡斯特羅的638次暗殺,講了卡斯特羅的愛情和兄弟情,甚至繪聲繪色的描述了卡斯特羅漂亮的大胡子,但對他領導的古巴革命卻一筆帶過,對他進軍哈瓦那成功后在古巴進行的社會主義改造,則干脆提都不提,實際上這才是中央情報局處心積慮要除掉他的根本原因。
1959年古巴革命勝利后,卡斯特羅首先在古巴進行了民主改革,頒布《土地改革法》和《城市改革法》,建立了獨立國家的經濟體系和生產關系。1961年4月16日,卡斯特羅在群眾大會上宣布古巴革命是“一場社會主義革命”,實行公有制和計劃經濟,加強與社會主義國家的經貿關系。通過社會主義改造,古巴進入了社會主義時期。
1961年4月17日,也就是古巴宣布實行社會主義的第二天,美國雇傭軍1000多人在古巴南部海岸的豬灣登陸,企圖推翻新生的社會主義政權,卡斯特羅親自指揮抗擊侵略者,經過72小時的激戰,全殲入侵者,保衛了社會主義古巴。
經過幾十年的社會主義建設,古巴大大提高了國民素質,實現了社會公正,尤其在教育和醫療等領域處于世界先進水平,古巴的國際地位也得到明顯提高。
如何對待像卡斯特羅這樣的革命領袖,主流傳媒其實是非常頭痛的。如果既不能無視,又不能直接妖魔化的話,那么最好的辦法是將他們做“無害化”處理——努力把他們改寫成一個傳奇、偶像、硬漢,與歐洲歷史上的羅賓漢、佐羅,中國歷史上劫富濟貧的梁山好漢、各類“俠盜”沒什么區別,這些人的共同特點是反對“不道德的剝削”,但對“符合道德”的壓迫與剝削則予以默認,從來不嘗試推翻舊制度,更不考慮用“沒有人剝削人、人壓迫人”的新制度取而代之。
主流傳媒對卡斯特羅宣傳的最大極限,是把他作為一個愛國者、敢于對抗美國霸權維護國家主權的民族主義者來來頌揚,這仍然是“普世價值”的譜系中可以接受的東西,但對他身上和社會主義、共產主義有關的因素,則一律視而不見,或直接予以剔除。
卡斯特羅的戰友切·格瓦拉就被他們成功的做了“無害化”處理,這位一生致力于推翻資本主義制度的革命者,現在對資本主義已經毫無威脅,他只是一位類似搖滾歌星的偶像而已,他的革命含義已經清理的一干二凈,“只剩一張漂亮的臉”,被印在體恤衫和挎包上,轉過來為資本賺取利潤。格瓦拉的女兒曾飽含血淚的說:“他們殺害了他,現在又用他賺錢。”
除了在報道中的“無害化”處理,在評論中夾帶私貨,明褒暗貶,是主流傳媒談論卡斯特羅時的另一特征。比如某著名通訊社的評論中說“菲德爾贏了美國,卻輸給了歲月”,如果這僅僅是指自然的壽命,那當然沒有什么問題,但文章緊接著就談起了古巴的“經濟改革”,“陷入嚴重經濟危機的古巴”,“私營經濟被放開”,主導改革的勞爾·卡斯特羅如夢方醒般的“原來大豆和大炮一樣重要,甚至更重要”的感慨以及菲德爾·卡斯特羅對經濟改革的默認。總之,似乎卡斯特羅終于“輸了”。
這當然不是事實。全面討論古巴的經濟體制和古巴的經濟改革,不是本文所能完成的任務,但我們只要指出幾點就夠了:第一,古巴的經濟、社會體制使古巴的絕大多數人民可以從經濟發展中受益,而不會像美國那樣出現1%對99%的局面;第二,古巴的經濟困難主要是美國長達半個多世紀的封鎖造成的。蘇東劇變使古巴失去了原來的貿易對象,而美國的封鎖又使古巴不能和大多數國家進行正常貿易;第三,古巴目前進行的經濟改革,并沒有導致對古巴社會主義制度與原則的否定,改革只是他們在困難時期鞏固社會主義制度的一種手段。
另一家著名的通訊社在評論則皮里春秋地說“時代在變。今天的古巴,開始逐漸重新解讀和改變對昔日‘敵手’美國的情緒。”似乎古巴和美國幾十年來的對峙完全是卡斯特羅對美國的“誤讀”造成的,這當然是顛倒黑白。古巴對美國從來沒有“誤讀”,美國對古巴和卡斯特羅采取的軍事干涉、經濟封鎖、政治暗殺的手段,清清楚楚,明白無誤,根本不可能有任何的“誤讀”的空間,當然也不存在“重新解讀”和“改變情緒”的問題。
事實上,在所有關于卡斯特羅的評論中,只有習近平總書記的唁電講的最為透徹和準確:“菲德爾·卡斯特羅同志是古巴共產黨和古巴社會主義事業的締造者,是古巴人民的偉大領袖。他把畢生精力獻給了古巴人民爭取民族解放、維護國家主權和建設社會主義的壯麗事業,建立了不朽的歷史功勛,也為世界社會主義發展建立了不朽的歷史功勛。”
前面提到的那家通訊社的評論,最后用一種不無欣慰但有心有余悸的語氣說:“如今,卡斯特羅逝去了,象征著那個復雜多變、危機四伏的時代的結束。”如果這里的“時代”指的是“20世紀”,那么庶幾可以說正確的,但如果指的卡斯特羅所代表的“革命”與“社會主義”,那就大錯特錯了。盡管我們現在仍處于后冷戰時代,但冷戰后的歷史,尤其是二十一世紀前十幾年的歷史已經證明:新自由主義主義已是強弩之末,新一輪的社會主義運動已蓄勢待發!卡斯特羅遺言“我終將離去,但理想不朽!”——社會主義的理想豈止是不朽,也一定能夠實現!
革命死了?革命萬歲!
謹以此文悼念偉大的共產主義者菲德爾·卡斯特羅!
(作者系昆侖策研究院高級研究員;來源:昆侖策網,根據作者微信編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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