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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永遠在路上》，一個有趣的觀感是：這些落馬官員們在臺上臺下都喜歡談道德、談個人修養，只是臺上臺下風景別有不同罷了。大權在握的時候，主席臺上談為官之德，往往是引經據典、義正辭嚴，華麗堂皇有余，真誠實在不足。不僅是對臺下大大小小的參會官員看，還要見報上電視成為重要講話號召所管轄范圍內的廣大群眾一起學習，這樣的講話稿十有八九恐怕也是秘書代擬，言到心不到的居多吧。否則，若真的把當年在臺上說的這些教育別人的道德修養諄諄告誡往自己心里流淌只言片語，又何至于今日？從文字水平和表達效果上看，反倒是一朝落馬成為階下囚以后的懺悔錄更口語化、更耐聽，只可惜已經是眼前無路想回頭而不得了。

中國政治文化的特征之一是注重官員的個人道德修養，孔子講“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眾星共之”，傳統中國幅員遼闊、風土情境不一，在社會治理物質技術手段不發達的條件下，要維護廣大政治體的有效運轉，除了對官員的制度性約束之外，不得不倚重官員個人的道德修養來彌補制度大廈的罅隙，甚至于將道德修養本身提高到了制度組成部分的高度，“政治道德化”甚至成了中國政治文化的一個重要特征。這在現實中也出現了各種弊端，用道德熱情代替實際治理經驗，形成所謂“清流誤國”，“平日袖手談心性,臨事一死報君王”，甚至于道德理由本身成了攻擊人的借口，混淆公共政治生活與私人道德之間的界限，深文周納以理殺人，也就是魯迅先生所說的“吃人的禮教”了。因此，日本明治維新的精神導師、日本近代化之父福澤諭吉在其《文明論概略》開篇就著重談區分公德私德的問題，實在是不乏遠見。但是盡管如此，注重政治道德本身還是應該提倡的，在法律政治制度之外，政府工作人員自身的道德修養是必要的，否則只會在制度萬能論的幻想下為道德虛無主義作掩護。

但是問題在于，究竟應該以什么樣的道德準則作為對官員的要求？重視官員的個人道德修養是必要的，但是“道德”“修養”不是空洞的，更不是超階級、超歷史的一般教條，而是有著特定的具體的社會政治內涵與社會階級屬性。固然，在宣傳的意義上，我們可以實行馮友蘭所說的“抽象繼承法”，對中國傳統文化和世界各民族優秀文化中一般性概念加以提倡，不論是孔子的“為政以德”還是林肯的“法律是顯露的道德，道德是隱藏的法律”，在宣傳上都可以作為我們廉政文化的宣傳口號之一。但是，如果僅僅在這些一般化的道德訓誡面前止步，恐怕也只能流于泛泛之論，陳義甚高執行無力，而不加分辨盲目強調這些超階級、超歷史的道德箴言，則正是中國當下傳播普世價值和文化復古主義的方式之一。不僅教育不了干部群眾，還只會形成思想混亂。

在這方面，敬愛的周總理給雷鋒同志的題詞，為我們樹立了一個深入發掘提煉、準確概括表達與社會主義社會相適應的道德準則的典范。周總理曾為雷鋒同志題詞道：“向雷鋒同志學習，憎愛分明的階級立場，言行一致的革命精神，公而忘私的共產主義風格，奮不顧身的無產階級斗志”。在短短四句對雷鋒精神的概括中，兩次提到“階級”，明確突出“革命”與“共產主義”，只有這樣的定語，才為雷鋒的立場、精神、風格、斗志作了鮮明的、有可執行性的實質規定，而不會流于浮泛的道德說教。

回頭看看《永遠在路上》紀錄片中老虎們在鐵窗中的懺悔吧，比如中國終身監禁第一人、曾任云南省委書記的白恩培就說自己之所以走上貪腐之路是“鬼迷心竅、昏了頭”，在全國十幾億人民面前演戲的周本順則說“錯不在官場，錯不在商場，錯在自己”。

這些懺悔，在當事人本身未必不真誠，但是客觀地說，卻未必達到足夠的深度。落馬官員對自己個人犯錯犯罪的原因進行檢討反思，當然少不了對自身修養放松的自責懺悔，要是把原因全部推到外部環境上，肯定是一種狡辯頑抗。換言之，在這樣的環境下，對自身修身立德方面的反思懺悔似乎有意無意成了落馬官員的某種“政治正確”和習慣性表達路徑。既然是政治正確，自然有其合理性。可是止步于符合政治正確的表達本身，而不去對造成腐敗的深層社會基礎進行追問，既不能起到真正查清病因、

對癥下藥的目的，更不符合中央反腐敗戰略的本意。

這套紀錄片是由中紀委組織拍攝的，因此在敘述的思路和解釋的框架上，更多地聚焦在從黨紀層面對黨員干部的要求，在對腐敗現象成因的分析時，更多地凸顯作為個人的領導干部自身的信仰與紀律意識不足。從中紀委自身來看，這樣的闡釋路徑合情合理、非常必要。中紀委是中國共產黨的紀律檢查委員會，其職能就是面向共產黨黨員，而黨紀嚴于國法，身為黨員特別是領導干部，其行為要求自然更加嚴格。因此作為中紀委，其職責所在就是基于嚴格的黨紀要求對廣大黨員領導干部、對各級黨組織嚴格要求、嚴肅執紀。如果把中紀委基于特定視角的解讀夸大或者絕對化，有時候則會有可能造成誤讀，或者說，在《永遠在路上》所提供的視角之外，我們決不能忽視造成眾多官員貪腐落馬的社會環境、經濟基礎、機制。

在此意義上，筆者斗膽為周本順、白恩培們作幾句辯護：錯不全在周本順個人，錯也不全在官場本身，錯還在商場。之所以落馬，不全是犯糊涂，還有相當程度上的社會基礎和社會環境，不是被鬼迷心竅，而是被人下了套。作為個體的腐敗官員背后，是在一定階段和一定范圍內，社會經濟運行的思路、軌跡偏離了黨的宗旨和人民的根本利益。落馬官員只是病灶，而不是病因，固然我們可以說病灶部位的細胞組織抗侵蝕病變能力比較弱，但不能據此將之視為全部的病因。

比如說白恩培，在其個人貪腐的背后，是驚人的權力尋租、權錢交易。白恩培的罪狀之一是和四川黑老大劉漢的往來，在白恩培的關照下，亞洲最大的鉛鋅礦、估價5000億元左右蘭坪鉛鋅礦，以1.53億元的價格向劉漢旗下的宏達集團出售60%的股權。5000億的國有資源以2億估值出售！劉漢暴富后，公開殺人逍遙法外，組織黑社會組織，控制四川當地官員升遷路徑被稱為“地下組織部長”。劉漢和白恩培之間的貪腐交易過程，不僅是白恩培個人的腐化墮落過程，也是一部中國新興的資本勢力介如何腐蝕拉攏公權力形成官僚資本聯盟，一步步瓜分鯨吞公共資源與人民血汗的發家史，是一部貪腐分子與資本的聯盟如何竊取占據人民政權的權力變革史。

同樣，腐敗官員的腐敗行為，也不僅局限于個人與個人之間直接的投桃報李，更借助資本勢力操控下的市場機制得到放大，而且在此過程中把貪腐交易的非法所得以合法經營的面目洗白，把新興資本勢力以企業家的名義洗干凈、洗成了社會新興階層、洗成了創造社會財富的勞動者、洗進了政協人大等各級政治機構。白恩培當年在云南時的得力干將、曾任昆明市委書記和云南省委副書記的仇和，在主政昆明期間，以建設“大昆明”的名義，搞大拆大建，把好端端的春城拆成了巨大無比的大工地、大爛尾項目。讓城市的建設遠遠超出城市自身發展需求和人民群眾可承受能力，一位求大的背后是便于堂而皇之地在拆遷、征地等多方面與開發商一起謀取大利益。留下的結果是滿目瘡痍的爛尾工地、飆漲的房價讓廣大普通勞動者承擔。因此，腐敗官員個人信仰崩潰、修養喪失的背后，是部分地方政府和官員政績觀、發展觀的錯亂，是在一定范圍政策背離黨的性質和社會主義方向、向資本勢力投降合流的社會運動。

腐敗官員個人的信念動搖、修身不嚴，固然是其走向腐敗犯罪道路的重要原因。但是我們更要講清楚的是，領導干部應該樹立什么樣的信念、堅持什么樣的修養原則？如果不問信仰的具體內容，白恩培的愛將仇和，其實到可以算作一個很有信仰、修養不錯的貪腐官員。仇和據說非常愛學習，對美國經濟學家薩繆爾森的經濟學情有獨鐘，買了好幾個版本的薩繆爾森《經濟學》教科書認真研究，還參加了去美國哈佛大學肯尼迪學院的培訓班，把美國人有意識灌輸的、自己也選擇性吸收的市場原教旨主義思路在施政實踐中推向極致。信念相當堅定，手段非常鐵血，乃至于敢頂著巨大爭議和民眾反對也要把自己的新自由主義思路推行到底。這種信念和修養，是與內外資和本勢力的利益相一致的，但也是徹頭徹尾的反人民的信念和修養。

白恩培、周本順等落馬官員無疑需要深刻嚴厲的自我反思，而且在實際上也確實遭到了黨紀國法的懲處。但是有一種令人不得不警惕的傾向是，一些在腐蝕官員、借助公共權力非法獲利的私人企業和企業主，卻仿佛沒事

人一樣地大談特談企業精神、企業文化，利用共產黨開門反腐、自曝家丑的機會，把自己打扮成仿佛滔滔濁浪中的一股清流，仿佛共產黨腐敗沒救了，自己的企業家精神才是這個社會發展的變革希望。比如，萬科集團的董事長王石，在輿論場就直很活躍，他經常大談萬科的企業文化如何風清氣正，生成自己公司的發展從來只靠品質經營絕不行賄，費盡心機打造一副良心企業家、社會中流的形象。以此為資源，王石在微博上圈粉無數，也常常就社會政治問題發表高見，和潘石屹等大V眉來眼去，儼然一個準公知。

可是王石所在的萬科公司最近就被爆出兩起設計行賄的事情，一是在《永遠在路上》這部紀錄片中，第三集《踏石留印》中，青島日報社黨委原副書記王海濤交代了他接受企業安排旅游的違紀行為。王海濤說：“他們（企業）希望能夠和我多接觸，是希望媒體在某些方面，比如說他們出現問題的時候，在新聞上能夠予以關照，就不在媒體上進行曝光了。”紀錄片中提到：為了感謝王海濤這種關照，當地一家地產企業提出邀請他出國旅游。雙方商量在2014年巴西世界杯期間，去一趟巴西和美國。王海濤作為黨員領導干部，出國審批是非常嚴格的。于是他們就想了一個規避的手段，就是通過這個地產公司，在國外的一個公司以考察項目的名義出具了一個虛假的邀請函，然后又聯系旅行社，就是按照考察項目的行程提供了虛假的行程單。而真實的行程，實際都是旅游觀光，包括夜游曼哈頓、游覽耶穌山等，還有在世界杯期間，觀看一場半決賽。總的費用折合起來，一共每個人花費了13.3萬余元，五個人一共花了60余萬元，這些錢全是由企業支付。

這個公司就是萬科。

而就在這集紀錄片播放的前三天，萬科又卷入了另外一宗行賄案件。

10月16日，原唐山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副局長馬愛受賄案一審宣判。一審判決書《河北省唐山市路北區人民法院刑事判決書（2016）冀0203刑初84號》顯示，萬科、萬達在河北唐山的子公司，涉嫌行賄唐山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原副局長馬愛。馬愛在辦理唐山萬科房地產開發有限公司、唐山和泓房地產開發有限公司、唐山萬達投資置業有限公司2010年度企業年檢業務過程中，非法收受上述三公司給予的好處費人民幣30萬元后，嚴重不負責任，未對三公司可能存在的抽逃出資行為進行調查，致使國家損失人民幣1155萬元。事后，被告人馬愛分得好處費人民幣15萬元。上述事發期間，正值唐山萬科房地產開發有限公司開發萬科紅郡項目，系萬科進入唐山的第一個純高端項目。

王石所謂的企業家精神被打臉，這是意料之中的事情。但是值得我們注意的輿論傾向是，在腐敗問題公開暴露出來的時候，有些資本勢力利用社會對于官員腐敗的關注，把自身與腐敗現象有意進行切割與自我包裝，利用人民群眾對于公權力異化的不滿，把自身塑造成社會發展的健康力量與希望所在，間接爭奪社會話語權。國外學者對此有一些清醒認識，正如皮凱蒂在《21世紀資本論》中所說的：“目前中國政府正大舉反腐。腐敗算得上是最不合情理的一種財富不平等，讓巨額財富源源不斷地流入極少數人手中。所以把反腐作為當前要務是完全必要的。不過，若以為腐敗是導致極為不公的財富不平等和財富過的集中的唯一根源，就想得過于簡單了。其實私人資本的積累和分配過程本身就是具有使財富集中且往往過度集中的強大推動力”。

反腐敗斗爭在揪住腐敗官員收錢的黑手之外，也要斬斷在官員身邊有組織的有意識地誘惑、拉攏、腐蝕官員的魔爪。在總結官員貪腐的個人原因之外，也要深挖腐敗犯罪的社會經濟根源。把白恩培、周本順這樣的腐敗官員拉下馬的同時，也應該讓王石這樣所在公司行賄腐蝕官員的企業家出來走兩步。重塑共產黨員和干部的信仰，首先要明確是什么樣的信仰，應當是大力發展公有制和社會主義經濟、走共同富裕道路、真正保障實現勞動人民利益尊嚴的信仰。這才是共產黨念念不忘的“初心”，也是反腐敗斗爭中標本兼治中的“本”。

【武師明，察網專欄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