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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塘約是新時期的大寨”，俞正聲主席的贊揚，王宏甲的總結，都準確概括了塘約道路的實質。塘約道路，在骨子里承續著大寨和大寨所代表的社會主義集體經濟的血脈道統。塘約道路的成功推廣，是新中國合作化道路在新時代的魂兮歸來，必將重放異彩!

小村塘約火了!從16年開始，這個地處貴州大山深處的小村莊，因為其獨特的鄉村建設道路，引起了越來越多新聞、實務和理論工作者的關注，更得到了高層的鼎力贊賞。今年3月9日上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國政協主席俞正聲在參加貴州代表團討論時說到：塘約做到這樣，關鍵是自力更生、艱苦奮斗，這是新時期的大寨。3月17日，貴州民族報發表對《塘約道路》一書作者王宏甲的訪談，題目就叫“貴州塘約：中國新時期的大寨”。

因為塘約，讓大寨這個曾經紅遍全國、如今卻只是作為特殊年代的歷史符號、而且在逐漸被冷落遺忘的山西村莊，再一次以正面的形象進入人們的視野。

俞正聲主席和王宏甲都將塘約與大寨進行類比，是因為塘約和大寨有不少共性：塘約和大寨，人均耕地少，水旱災害頻繁，故事開篇2014年那場沖毀一切的大洪水，讓人不禁想起當年大寨人“三戰狼窩掌”中的山洪;塘約和大寨，之所以發展，都是因為有一位滿是“傻氣”的領導者，塘約道路中的左文學，一度是村子里最富裕的，卻賣掉了牛放棄了建養牛場的夢想去做一名月工資300元的村主任，這個當年年輕力壯的陳永貴不加入“好漢組”改入“老少組”時的令人匪夷所思一樣;塘約和大寨道路的核心都是在黨的領導下把農民組織起來，走集體化道路，而且取得了了不起的成績。

塘約道路的成功實踐，擦亮了已經在歷史的風煙中逐漸模糊的大寨影像，更為在風頭過后被冷落、遺忘乃至一部分人刻意污名化的大寨和大寨人正名。曾經，“農業學大寨、工業學大慶、全國學人民解放軍”的運動紅遍全國，虎頭山成了全國勞動者心中的圣地，頭戴白羊肚毛巾的農民副總理陳永貴更是成為普通勞動者參與國家政權管理的典型。但是后大寨時代，所有這些印記成為被刻意矮化、丑化的對象——虎頭山改天換地的實踐被污蔑為違背自然規律、“與天斗其樂無窮”的“左”傾遺毒;農民副總理陳永貴被指為愚氓參政瞎指揮因而本質上是專制權力的產物，這從今天公知們對同為山西勞模的申紀蘭老人一輪接一輪的造謠誹謗中仍能窺見一二。于是，在小崗村風頭正勁的時刻，大寨卻日漸落寞，農民副總理陳永貴退休后郁郁而終，大寨精神的代表之一“鐵姑娘”郭鳳蓮被調離大寨村，乃至曾經劈開高山發展“海綿田”的虎頭山再次被炸開山腰斥資數千萬建起一座大廟……今天，塘約作為正在進行時的集體化道路，以其成功實踐，掃除了一度籠罩在作為過去時的大寨頭上的諸多不實之詞，為大寨正名，為大寨的英雄們正名。

提起大寨，我們永遠繞不開的是新中國社會主義建設，我們永遠無法回避的是毛澤東思想。

大寨，是毛主席發現并樹立、經得起時間檢驗的光輝典型。1964年12月26日，毛主席71周歲生日時請客，陳永貴是座上貴賓。四屆人大上，是毛主席推薦陳永貴擔任副總理。大寨和陳永貴絕非是作為政治花瓶的點綴，而是基于毛澤東思想的深刻認知，大寨和陳永貴所體現的干部參加勞動、普通勞動者參加政權管理的辦法是防止干部腐化脫離群眾的有效途徑之一。這是上世紀60年代毛主席讀《政治經濟學教科書》時就提出、并有蘇聯統治集團蛻化變質作為案例的重大問題。最終，克里姆林宮的紅旗黯然墜地，受到毛澤東思想和大寨道路教育滋養的中國卻屹立不倒，區別之一就是中國共產黨在大寨實踐中所體現的與人民群眾血肉聯系的傳統一直沒有丟。

大寨之路，本身是毛澤東經濟社會建設大棋局的有機組成部分。從大歷史的視角看，新中國以工業化為主要內容的經濟建設，突破了兩大歷史周期律：一是在沒有外部和內部原始資本積累的條件下難以提取工業化初始資金，歷史上西方國家的道路是對外擴張(新航路開辟、殖民、黑奴貿易)與對內掠奪(圈地運動)，也就是馬克思所說的“資本主義來到世間,從頭到腳，每個毛孔都滴著血和骯臟的東西”;二是中國歷代立國之初較為平等的小農土地私有制由于慣性逐漸走向兼并，最終造成極度的社會財富不公并引起革命，呈現為一輪輪的王朝更替。毛澤東用農業合作化這一只抓手破解了這兩大難題：以集體經濟為組織和交易單位，為工業化提供初始資金和產品市場;人民公社體制下公平優先導向的分配體制，防止中國人多地少、自然災害頻發條件下個體小農抵御天災人禍能力低下而造成的土地兼并、兩極分化，又為系統性的改造自然條件(開荒、大修水利)提高農業生產力提供組織和經濟基礎。在微觀層面這一戰略在執行上也許不無瑕疵，但從宏觀上這無疑是在既有歷史條件下最小成本、最大收益的選擇。這一戰略的成就是在毛澤東時代建立了完整的工業和國防體系，這是是根基深厚、有長遠發展潛力的，絕不是依附性的短期繁榮(印度和拉美是比較樣本)。大寨正是毛澤東這盤經濟戰略大棋局中的一個棋子，新中國經濟建設的戰略性成就之所以實現，其落實正是無數個像陳永貴一樣的優秀基層勞動者無數個大寨式的集體經濟村莊。

大寨之路，也只有在新中國勞動人民當家做主的環境下才能成為可能。舊中國地主所有制下，中國鄉村社會的主導力量并不是方方在《軟埋》中所描繪的住在且忍廬中讀《紅樓夢》的鄉賢，或者是行乞辦學的義丐武訓。這樣溫情脈脈的田園牧歌即使有，恐怕也只是絕唱，其普遍形式只是黃世仁和未莊的趙老爺，而且是以這種地主所有制尊卑有序、貴賤有別秩序的確證和循環為前提的。在這樣的私有制秩序下，陳永貴這樣身強力壯的農民如果愿意，完全可以通過克勤克儉、積沙成塔的而發家致富，但是決不可能產生大寨式的全村老少齊動員首戰白駝溝、三戰狼窩掌、大造“海綿田”、巧用“黃土地”等改造舊山河的英雄壯舉從而共同改善生活的社會主義村莊共同體。

新中國的上述經驗，在塘約人的那里，以雙重形式存在著：

第一是，新中國大寨模式的這些建設經驗，在村里的老人的記憶中永不磨滅。《塘約道路》一書中寫道，1952年，塘約開始出現生產互助組，并過渡到初級社。王宏甲特別指出：

【“這里值得記住的是：土改出現的互助組、合作社，是‘強弱聯合’，更有‘弱弱聯合’，而不是多年來我們在媒體上見慣了的‘強強聯合’。”】

村里的曹有明等老人仍然記得那個讓毛主席在《中國農村的社會主義高潮》中親自撰寫“本書編者按”鼎力推薦的“窮棒子合作社”。1959年安順市鎮寧縣馬鞍山的沈志英赴北京出席“群英會”并受到毛主席接見，這個“最普通的勞動人民規模盛大地受到全民族一致禮贊的年代”在塘約村經歷過那個火紅年代的老人心中所留下的印記是無法磨滅的。

第二是，左文學等年青一代，通過自己的成長經歷特別是個人奮斗式的創業生涯中所受到的教訓、以及塘約村在重大變故面前所經受的慘痛磨難，從反面說明弱化集體、突出個人的道路走不通。《塘約道路》書中提到，有位叫王學英的婦女，丈夫病故，欠下一堆債務，帶著兩個年幼的孩子艱難生活。這不是個例，在塘約村這種因貧困欠債的“債民”占30%!農村組織渙散之后，個人奮斗的個體只能重回被叢林法則支配的自然狀態。

【“生產隊散伙三十多年了，村里出現不少侵犯村民利益、村民侵占集體資源的行為。糾紛發生時，怎么解決?‘看誰的拳頭大。’‘看誰的兄弟多。’‘看誰有權力。’……”現實使塘約村的11名村委委員“幾乎一致的體會是，生產隊解體后，確實沒有人捆住你的手腳，你有多少本事都可以使出來。他們也確實奮斗了、拼搏了。但是沒有人靠打工富起來，反倒是從前一家人團聚的生活變得支離破碎。左文學最深的體會是：‘單打獨斗沒有出路。’”】

塘約道路，是塘約村幾代人基于歷史記憶與現實經歷、總結正反兩面經驗教訓后得出的結論，是村民們基于親身的切近體會的自愿選擇。我們對塘約村人的干勁怎么贊揚都不為過，但是不得不說的一點是，塘約人的成功實踐確確實實受到了新中國在經濟社會建設方面遺留的思想和組織資源的極大滋養，這是塘約道路順利走通、較少走彎路的一個重要原因。

新中國的農村建設給塘約村留下的寶貴遺產之一是思想著作的火種。不論是塘約村支書左文學，還是安順市委書記周建琨，都熟讀毛澤東的著作，并自覺把著作中的思想結合實際情況進行轉化吸收落實。左文學是帶著問題去讀《毛澤東選集》，把毛主席在《關于領導方法的若干問題》中的方法運用到解決“四種人”的問題。周建琨對王宏甲說“他讀了毛澤東當年親自編的《中國農村的社會主義高潮》這部書，很感動，很受教育。”，牢記毛主席的指示“領導一定要走在運動的前面，不要落到它的后面。在一個縣的范圍內，黨的縣委應當起主要的領導作用”，并且在三千聽眾的露天大會上介紹《中國農村的社會主義高潮》的經驗。

新中國的農村建設給塘約村留下的寶貴遺產之二是組織結構。這既包括曾經經歷過集體主義經濟時代的廣大村民，也有村一級的干部和積極分子。雖然在集體經濟解散后曾經的這個組織有所渙散甚至局部破損，但畢竟基本的脈絡結構還在，為左文學等人重新組織村民提供了很大的路徑借鑒。一個好漢三個幫，左文學能夠成功組織起村民搞建設，離不開他的父親、當了38年村支書的左俊榆的傳幫帶，離不開村民骨干、“老三屆”曹有明的極力協助，離不開85歲的老黨員楊俊武等人的親身示范。老黨員楊俊武參加修路義務勞動，深夜零點還不肯離開，他給出的理由是

【“‘我要看。’老人說，‘我年輕的時候見過，現在又看到了。再不看，我就沒機會看了。’”】

正如王宏甲所總結的，

【“是在農村集體所有制及社會主義制度下，才培育出這樣一批以關懷全體村民生活為己任的黨支部書記。”】

我們要向《塘約道路》一書作者王宏甲深深致敬。在書中，王宏甲自覺地將塘約道路與毛澤東思想有機結合在一起進行闡釋，用毛主席的理論概括對塘約道路的精彩案例進行概括提升，用塘約道路鮮活事例注解毛主席當年高屋建瓴的論斷。王宏甲從周建琨和左文學身上“不禁想起，這兩位書記在今天的實踐都證明毛澤東主席曾經說的：‘政治路線確定之后，干部就是決定的因素’。”對新中國建立的農村集體土地所有制做了精辟的概括，

【“農村土地集體所有制，是中國共產黨革命取得的最偉大的制度性財富。稱之為制度性財富，因為這是從制度上保障了有利于防止兩極分化，縮小貧富差距，去創造共同富裕，從而創造人們在經濟、政治、文化上的平等。”“農村集體所有制及社會主義制度，孕育出新中國最寶貴的精神性財富，稱之為精神性財富，是指它超越貧富，具有不為貧富所限的精神力量。”】

這樣有人民立場的作家，是新中國文藝“二為”方針指導下的制度性財富！是我們這個時代最寶貴的精神性財富！

對農村集體經濟道路中體現的中國社會主義的制度與精神財富的細心呵護、努力傳承，在黨的領導集體中代代相傳。從毛澤東時代的人民公社制度向改革開放后的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再到今天新形勢下三權分置基礎上的規模化經營，都是基于特定歷史條件下實事求是的政策選擇。具體的經營方式雖然有所不同，但通過對生產經營方式的靈活調整來更好促進生產力發展、從而在根本上發展社會主義、最終鞏固公有制經濟實現共同富裕，是歷次農村政策調整中共產黨念念不忘的“初心”。值得注意的是，在改革開放過程中，有一種錯誤傾向是片面理解中央政策，對“統分結合”的經營體制中“分”的部分不遺余力推行，對“統”的部分重視不足，在事實上造成農村集體經濟萎縮、黨的領導弱化、村民組織能力下降的問題。這是違背黨的農村政策精神的，絕不是黨的農村政策調整的本意。

有必要重溫鄧小平同志“兩個飛躍”思想。1980年5月31日，針對有人擔心實行包產到戶會影響集體經濟，鄧小平在和有關負責同志談話中指出，

【“我看這種擔心是不必要的。我們總的方向是發展集體經濟……可以肯定，只要生產發展了，農村的社會分工和商品經濟發展了，低水平的集體化就會發展到高水平的集體化，集體經濟不鞏固的也會鞏固起來。關鍵是發展生產力，要在這方面為集體化的進一步發展創造條件。”】

1990年3月3日，鄧小平在與中央負責同志的談話中說：

【“中國社會主義農業的改革和發展，從長遠的觀點看，要有兩個飛躍。第一個飛躍，是廢除人民公社，實行家庭聯產承包為主的責任制。這是一個很大的前進，要長期堅持不變。第二個飛躍，是適應科學種田和生產社會化的需要，發展適度規模經營，發展集體經濟。這是又一個很大的前進，當然這是很長的過程。”】

習近平總書記既是在農村集體經濟中成長起來的優秀干部，也時時注意鞏固和發展農村集體經濟的發展。在陜北插隊的七年時間，習近平從一名普通插隊知青逐步成長并被選舉為村黨支部書記，憑借的正是與普通群眾同吃同住、時時為集體謀利益的大寨作風。在陜北的幾年間，他帶領村民一起打壩、開荒、修沼氣。這種大寨式的優良干部作風，讓習近平在1975年被評選為縣、地區先進知青和學大寨典型。2013年勞動節，習近平在接見大寨村支書郭鳳蓮時說

【“1974年我也做大隊黨支部書記，當時縣里組織到大寨參觀，我也報名了，結果村子里臨時有點急事沒去成。有機會會去看一看，看看我國農村發生的巨大變化。”】

雖然沒去成大寨，但大寨精神深深影響了他。習近平一直強調加強鄉村集體經濟對擺脫貧困、發展農村經濟的重要性。在福建工作時習近平指出：

【“在扶貧中，要增強鄉村兩級集體經濟實力，否則，整個扶貧工作將缺少基本的保障和失去強大的動力，已經取得的扶貧成果也就有喪失的危險。”“有的同志說，只要農民脫貧了，集體窮一些沒有關系。我們說，不對!不是沒有關系，而是關系重大。 ”】

2016年，習近平在安徽小崗村調研時指示：

【“要尊重農民意愿和維護農民權益，把選擇權交給農民，由農民選擇而不是代替農民選擇，可以示范和引導，但不搞強迫命令、不刮風、不一刀切。不管怎么改，都不能把農村土地集體所有制改垮了，不能把耕地改少了，不能把糧食生產能力改弱了，不能把農民利益損害了。”】

塘約道路，正是習近平農村經濟建設思想的光輝實踐。

王岐山在一次講話中高度肯定毛時代農業合作化的成就：

【“責任制包產到戶毫無疑問，從體制和機制上解放農民，提高農民生產積極性，適用于農村，但是我們也別忘了，有很多人就說：‘哎呀!當時啊，如果剛解放就包產到戶就好了。’我認為你缺乏歷史的知識。至今我還和一些同志們還在談起，中央的同志們我們一起聊啊，我是深深知道，如果沒有三十年大興——興修水利工程(農業會怎么樣)?那天還說起南水北調，(中央)去南水北調團城湖那邊植樹，就說起這個南水北調丹江口水庫，還有你們浙江那個新安江水庫，什么時候修的?(插話：59年)。同志們，我前一段時間到河南看了紅旗渠，什么時候修的?最困難時期修的啊!對吧。如果沒有那樣的水利工程(農業會怎么樣)?我還想幸好修了!那個時候修，說淹誰就淹誰，說拆遷就拆遷，湖北的、(浙江的)同志都知道，新安江修水庫淹了多少，那是整個縣城。(插話：兩個縣，后來合并成一個縣)。請問現在再修這樣的水庫，你們想一想，得什么成本啊?(低成本還是高成本的前提)就生產關系和生產力啊，這是一個前提啊?還有一個前提，缺乏歷史唯物主義的人就是......(前提)13套大化肥啊(20世紀70年代前半期，在毛主席和周總理領導下，我國引進13套大型化肥裝置);還有毛主席提倡的農業的八字方針，土、肥、水、種、密、保、管、工;農村的教育，農村的衛生。歷史上血吸蟲病從來是往長江一代里涌，結果血吸蟲病竟然被根除。你知道這是多重要的勞動力素質啊，身體素質啊。你們現在對這方面(的了解)還不如一些境外的老華人啊，也包括臺灣的，他們回來以后都不相信啊，我說的不是現在回來啊，我指的是七十年代剛改革開放初，就78、79，八十年代初，他們不相信中國的農村能變成這個樣子。”】

“塘約是新時期的大寨”，俞正聲主席的贊揚，王宏甲的總結，都準確概括了塘約道路的實質。塘約道路，在骨子里承續著大寨和大寨所代表的社會主義集體經濟的血脈道統。塘約道路正以其成功實踐，為久經風沙遮蔽的大寨正名，更是對大寨道路所象征的毛澤東經濟建設戰略的禮贊!塘約道路是一條大有前途、值得大力推廣的光明大道，這從近來絡繹不絕趕赴塘約取經學習的隊伍就是證明。塘約道路的成功推廣，是新中國合作化道路在新時代的魂兮歸來，必將重放異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