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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年12月26日，鄧相超在微博上瘋狂發表惡毒辱罵毛主席的下流帖子。2017年1月5日，鄧相超被山東省政府解聘省政府參事；1月6日，鄧相超被山東省政協免去省政協常委職務。如此及時且有力度地處理“鄧相超事件”，盡管有些出乎我的預料（注1），卻立馬得到了人民群眾的熱烈擁護，很值得點贊。

有人為鄧相超鳴冤叫屈，為鄧被解聘憤憤不平，為鄧的下場痛不欲生，說處理鄧就是“壓制言論自由”，就是“專制不民主”。

在我看來，把鄧相超的下流言論當做“言論自由”抱不平，純屬就是無理取鬧。道理很簡單：言論自由與講規矩并不矛盾。

我舉個例子：每個人都有大小便的自由。但是，大小便的自由與大小便必須講規矩，二者矛盾嗎？一點也不矛盾。你當然有大小便的自由，但你享有的是在廁所里大小便的自由，而不是你可以隨意在廣庭大眾面前亂呲亂拉的自由。

如果你在廣庭大眾面前隨意大小便，那你的這個自由就是對大眾自由的蔑視和侵害。對不起，要么你必須把自己的大小便清理干凈，要么你隨地大小便的自由就會被有關方面剝奪。這是“壓制自由”嗎？這的確是在壓制鄧相超隨地大小便的自由，但這是在捍衛人民擁有風清氣正的自由。這是“專制不民主”嗎？這的確是在顛覆鄧相超壟斷語言暴力的專制，但這是在踐行人民群眾話語權利的民主。

鄧相超謊稱，那些惡毒下流的帖子不是他拉的大便，是有人盜用了他的名義幫他拉的大便。所以，他決不認賬，憑啥清理？既然如此，那么為了維護公共場所的風清氣正，政府用必要的規矩來約束和懲戒鄧，就是對自由的保護和捍衛。這個道理原本并不難于理解，令人不解的是，普世價值的信徒們卻偏偏出現了選擇性智障。

智障一：“堅決保護鄧相超的不同意見！”“誓死捍衛鄧相超發表不同意見的自由！”

——對于這種把“隨地大小便”和“不同意見”混為一談的謬論，我笑岔了氣：鄧相超對人民領袖、人民英雄、人民歷史進行人格侮辱的骯臟下流污穢，也能叫“不同意見”？請不要侮辱“不同意見”好不好。

智障二：“我就是不在廁所里面大便，你把我咋地？否定我隨地大小便的權力，就是‘WG’，就是‘暴政’！”

——你非要在廁所外面亂呲亂拉，也得找個沒人的地方別讓人看見，比如荒山野嶺，比如路邊上的犄角旮旯，比如沒有窨井蓋的下水道。如果否定你隨地大小便的特權就是“WG暴政”，那么身處當代社會的你只能做做奴隸社會、封建社會的春秋大夢了，因為這個特權只有奴隸主和惡霸地主才會享有。

智障三：“我在自己家里大小便，你管得著嗎？”

——你愿意在自家床上拉N堆大便，在自家地板上呲N泡小便，那的確是你的自由。只要你看得下去、聞的下去、呆的下去，而且不給周圍鄰居和公共環境造成生態污染。否則的話，別說這樣的自由也就是偽自由而已，小區物管也會登門通牒你立馬打掃干凈。問題在于，鄧相超是在自己家里關著門窗大小便嗎？鄧的確是在自己的圍脖里面大小便，但鄧的圍脖既然是展示給公眾觀看的，那么鄧的所作所為就是在當眾大小便。

智障四：“不能用暴力對付鄧相超先生。不管是語言暴力，還是什么別的暴力。”

——“不能用暴力對付鄧相超先生”，我同意。但前提是：鄧相超肆無忌憚樂此不疲地用“語言暴力”侮辱人民領袖、人民英雄、革命歷史的惡行，能夠得到應有的制止和及時的處理。荒謬的是：“普世價值”一邊用“語言暴力”肆意地“暴力”著，一邊卻堅決反對“語言暴力”，這究竟是哪家的邏輯？這究竟是神馬普世價值？魯迅說：“損著別人的牙眼卻反對報復，主張寬容的人，切勿與他接近”。難怪普世價值對魯迅是那么地仇恨，那么地害怕。

不過我有必要檢討自己：“識不足多慮，威不足多怒，信不足多話”。由于對有關方面能否及時嚴肅處理鄧相超事件缺乏信心，所以我才會有“揍他gourui的”語言暴力。這也說明，我的認識很有局限，我的覺悟有待提高。這不，山東省政府、省政協對鄧相超事件的及時處理，不僅使我看到了“不能用暴力對付”的可能性與有效性，更使我體會到，嚴肅、有效地清除網上的污言穢語，對于維護“言論自由”是多么地必要。

對于肆意侮辱人民領袖、人民英雄、人民歷史的“語言暴力”，如果我們聽之任之，那么“語言暴力”勢必泛濫成災；如果有關方面都能像山東這樣及時有效地果斷加以處理，那么“揍他gouri的”語言暴力還有必要么？

都說“智障兒童歡樂多”。不過我認為，如果以上的選擇性智障不除，如果總是搞不清何謂“隨地大小便”，何謂“言論自由”，那么，普世價值的兒童不僅不會“歡樂多”，恐怕只能是越來越“痛不欲生”也。

注1：參拙文：《怎樣處理“鄧相超事件”》，載《趙磊的新浪博客》2016年12月31日。

怎樣處理“鄧相超事件”？

趙   磊

（西南財經大學《財經科學》編輯部） 

在毛澤東誕辰123周年之際，山東建筑大學教授，藝術學院副院長鄧相超跳將出來，用幾近滾刀肉的精神轉發了多條帖子，惡毒攻擊、肆意辱罵中國人民的偉大領袖毛主席（帖子的內容實在是過于下流無恥，我就不上傳了）。這再次印驗了我之前的預測：“未來將會有更多的王長江出來挑事，不斷形成各種‘事件’，并繼續檢驗馬克思主義的‘中看不中用’”。（注1）

網上的輿情憤怒已經達到了沸點。對于長期以來肆意侮辱人民領袖、人民英雄的丑惡行徑而未能得到有效懲治的社會生態，民眾似乎越來越失去了耐心。有人說：“這種人zha若不掌摑拍磚，就不足以震撼其骯臟的靈魂”。為什么民眾會如此激憤？因為能否及時嚴肅處理鄧相超事件，大家好像并不抱太大希望（注2）。

既然“依法治國”，那么國有國法，黨有黨紀，做人有做人的規矩。所以，如何處理鄧相超事件，是值得討論的一個案例。

鄧相超不是中共黨員，自然不能用中共黨員的標準來要求他、處理他。據媒體報道，鄧相超屬于民主黨派之一的民進委員，還是省政協常委。我不知道，一個省政協常委是否享有肆意侮辱毛澤東而不被追究的特權？我也不知道，民主黨派是否可以容忍、默認自己的成員肆意侮辱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開國領袖？既然我不知道，當然就不能妄議。但是我想，既然鄧相超是一個成年人，那么是否可以用“爺們兒”的標準來要求、約束他，應該是可以“議一議”的吧。

什么是“爺們兒”？“爺們兒”是北方方言，就是指敢做敢為有擔當的人。需要說明，爺們兒的要義并不在于性別上的指認（巾幗英雄也被稱之為爺們兒），而是在于：是你自己說的話、做的事，你就得認賬；哪怕是一泡屎，你也得把它吃下去。

據網上披露，鄧相超長期以來堅持反共反人民的立場，其死纏爛打的精神與潑皮牛二有得一比。可是膽兒卻比汴京城那個牛二小多了，敢做卻不敢當。在其惡行引起了廣大人民的強烈憤怒之后，鄧教授趕緊出來發文狡辯，說自己的圍脖兒賬號“被盜”，打死也不敢認領自己的大便，完全沒有“確權”的自信。

看來，按純爺們兒的標準要求鄧，指望他把自己拉出來的屎吃下去，基本上不可能。這讓我想起了在“兩學一做”的民主評議會上，某海歸黨員大言不慚地標榜自己歷來堅持“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如何“鄙視意識形態”，堅決“遠離政治”云云。那氣勢，就是一個打入敵營的孤膽英雄，大有自己生就不隨俗、歷來很勇敢、永遠是爺們兒的悲壯。當這位發誓要“遠離政治”的孤膽英雄和大家一起站在黨旗下面，并大聲宣誓“愿為共產主義奮斗終生”的時候，我就忍不住要想：既然你如此反感政治，如此鄙視意識形態，你就應當主動退出你所在的這個政治組織，從此遠離你所厭惡的“意識形態”，去弘揚你的“自由之精神”好了。干嘛非要賴在共產黨這個政治組織里面跟自己過不去呢，這還是“爺們兒”么？

奇葩在于，賀衛方不是（注3），王長江不是（注4），這位海龜黨員亦不是。進而言之，如果推墻派都不是什么純爺們兒，你就別指望能跟他們講做人的道理了；哪怕按所謂“普世價值”來要求他們，那也只能是一種奢侈。

或云：用“純爺們兒”的標準來要求一個教授，是不是不夠嚴肅？如果是這樣的話，那么，用教育工作者的標準來要求鄧教授，應當是比較嚴肅的吧？教育工作者的基本標準，我就不重復了。問題是，鄧教授符合一個教育工作者的起碼要求嗎？我說了不算，看看教育部長陳寶生同志是怎么說的：

——“他們用這樣一種特殊文體（網絡語言——趙注），來攻擊我們黨的一些理論。用歷史虛無主義的東西，來抹黑我們黨的奮斗史、革命史。”“教育戰線是我們黨意識形態工作的重要基礎。從社會情勢來看，很多意識形態的錯誤東西都出自教育戰線。”“教育系統是我們黨意識形態工作的前沿陣地。”“敵對勢力對我們的滲透首先選定的是我們教育系統，是校園。總書記講，贏得青年就贏得未來。從另外一個角度出發，搞亂你的未來，首先搞亂你的學校。前沿陣地，斗爭非常激烈。”“所以就教育戰線的意識形態工作來說，不容許發生顛覆性問題，而這個地方發生顛覆性問題的可能性最大。”（注5）

對照以上說法，鄧教授已經喪失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教育工作者的起碼資格，已經不能“為人師表”。因此，將其從教育戰線清除出去，以儆效尤，我以為應當是處理鄧相超事件合理合法的做法。

或云：把一個教授、副院長、省政協常委請出教育工作者的隊伍，是不是太過嚴厲了？如果是這樣的話，那么請問：我們究竟應該怎樣處理鄧相超事件呢？當鄧相超肆意侮辱革命領袖、革命先烈、革命歷史的時候，難道任何黨紀國法都奈何不了他么？

是不是非要“揍他gouri的”，才是廣大民眾的唯一選擇？

注釋：

注1：見拙文《不中用的馬克思預言了王長江事件》，《趙磊新浪博客》2016-8-2。

注2：這幾天我的學生在微信群里討論如何處理鄧相超事件，或認為應當掌摑，或認為應該拍磚。我批評他們：“可以理解，但不提倡。應該用輿論方式教育更多人才是。”后來我想了一晚上，終于也失去了耐性：“或許只有一個法子：揍他gourui的！”

注3：賀衛方一邊指認他所在的黨“是非法組織”，一邊高呼“就不退黨，你奈我何？”

注4：王長江一邊嘲諷馬克思主義“中看不中用”，一邊賴著就不退黨——難道，這就是他自詡的“骨頭很硬”么？

注5：陳寶生：《切實加強黨對教育系統意識形態工作的領導》，《紫光閣》2016年12月9日。

【作者：趙磊，本文原載于微信公眾號“政經茶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