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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聞臺灣國民黨又起“內斗”。打著“民主參選”黨主席名義，“大佬”、“二佬”們摩拳擦掌，各豎旗幟。明著說是為了“黨”的大業，暗地里仍是為了一己之私。

　　2015年臺灣地區領導人選戰，面對民進黨參選人蔡英文，當時國民黨“大佬”們居然沒有一個敢站出來迎戰。最后，非“大佬”級人物洪秀柱“拋磚引玉”，以民調跨過30%“門檻”，在沒有競爭對手的情況下，成為國民黨提名的參選人。至此，“大佬”們酸意難耐，又折騰起“換柱”風波(以朱立倫取代洪秀柱)。國民黨這種熱衷于派系內斗、自我削弱的秉性，無疑是未戰先輸;加上臨陣換帥，犯了兵家大忌，以致在大選中以慘敗告終。

　　國民黨慘敗，黨主席朱立倫下臺。2016年3月，洪秀柱贏得國民黨主席選舉(任期至2017年8月)。同年10月底，洪秀柱率國民黨代表團訪問大陸，在北京實現“洪習會”。洪似有舉愛國主義旗幟，重振國民黨之雄心：反對臺獨，堅持“九二共識”，簽署兩岸和平協議，創造條件走向統一。

　　按理，國民黨大選失敗，全黨應從慘痛的失敗中吸取教訓，摒棄派系門戶之見，團結一致、和衷共濟，在黨主席的帶領下，在統一的愛國主義理念下共同奮斗。殊不知，一些“大佬”私心不改，仍我行我素。誠如一位藍營支持者所抨擊：“國民黨已經從加護病房走向安寧病房了!”如此下去，國民黨恐怕是“中興”無望，最終只會在“內斗”中墮落、衰亡。

　　馬克思主義認為，政黨是近代階級斗爭的產物，是階級斗爭的工具。列寧指出：“在以階級劃分為基礎的社會中，敵對階級之間的斗爭(發展到一定的階段)勢必變成政治斗爭。各階級政治斗爭的最嚴整、最完全和最明顯的表現就是各政黨的斗爭。”(《社會主義政黨和非黨的革命性》)

　　一個政黨的興與衰，說到底，就是看這個黨有無一個正確的政治理念(通過黨綱的形式體現);再一個就是黨的戰斗力。正確的政治理念——黨綱，是黨的奮斗目標，戰斗力則是黨領導層實現黨綱的路線、方針與政策的正確性。兩者缺一不可，否則就不可能取得勝利。這一切體現在黨員身上，就是個體的入黨動機：究竟是入黨為“公”，還是入黨為“私”?

　　革命政黨秉持“立黨為公”的政治理念，其奮斗目標無不都具有公利性與崇高性的特點。正是依仗這種政治理念上的公利性與崇高性，才可能去凝聚黨心、民心;黨的隊伍才會不斷壯大，黨的事業才會興旺發達。反之，一個政黨如果失去了正確的政治理念，失去了公利性與崇高性，黨心、民心就會渙散，其結果必然是走向衰亡。

　　孫中山革命黨的興旺與輝煌

　　國民黨曾經是一個革命的政黨，因此，它也曾經有過一段輝煌的過去。

　　1894年11月，中國民主革命先行者孫中山，聯合了20幾位愛國華僑，在檀香山創立資產階級革命團體興中會，決心要推翻腐朽的清王朝統治，走西方資本主義的發展道路，成為國民黨的前身雛形。1905年8月，興中會聯合華興會、光復會與日知會，在日本東京正式成立中國近代史上的第一個資產階級革命政黨——中國同盟會。提出政治綱領：

　　“本會以驅除韃虜，恢復中華，創立民國，平均地權為宗旨”(《中國同盟會總章》)。隨后，孫中山在同盟會的機關報《民報》“發刊詞”中，又把這一政綱闡發為“民族”、“民權”、“民生”的“三民主義”。民族主義就是推翻滿洲貴族統治;民權主義就是“創立民國”;民生主義就是“平均地權”。

　　三民主義是20世紀初年中國最先進的政治思想與革命綱領。其時，凡能認同這一理念，參加同盟會，并愿意為這一革命理念去獻身的人，無疑都是民族脊梁。這是一批有良知的大寫的“人”，在他們身上集中體現了愛國者追求“為國、為民”的公利性與崇高性的優秀品質。

　　正是在革命的公利性與崇高性的感召下，在短短18年的時間里，才會有孫中山領導、影響下所發生的十余次武裝起義;才會涌現出像陸皓東、史堅如、秋瑾、徐錫麟、林覺民、喻培倫等——這樣一大批視死如歸的民主革命先烈;才會有1911年武昌起義的突起;才會有1912年中華民國的建立;才會有舊民主主義革命的初步勝利。

　　然而，中華民國建立后，資產階級政黨的階級局限性日益暴露。同盟會內部很快出現了一股“革命軍興，革命黨消”思潮。認為清政府已被推翻，革命已經“成功”，革命黨已失去存在意義。下一步的任務就是“坐天下”、發展經濟，就是走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憲政道路，盡快把同盟會轉型為執政黨。

　　1912年8月，宋教仁等人把同盟會改組為國民黨。國民黨大量吸收各類政客(包括許多封建余孽、投機政客)，兼并小黨，很快成為當時中國的第一大黨。同盟會變成了國民黨，原先充滿“公”字觀、具有犧牲精神的革命黨，一下就成了裝滿“私”欲、由各類政客爭名逐利的資產階級執政黨。

　　辛亥革命可以改變中國政局，但無法改變近代世界資本主義格局下中國的社會結構。(資本主義世界格局早在19世紀中期形成：以英美法俄日德意七國一方，為資本主義宗主國;包括中國在內的廣大亞非拉國家一方，為資本主義宗主國的殖民地、半殖民地附庸國)當時中國的國情——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會結構，決定了帝國主義與封建主義不會允許中國走西方那樣獨立發展的資本主義道路。

　　1913年2月，中華民國憲政大選揭曉，國民黨在國會中獲壓倒多數，眼看就要組閣執政。可是，這一“勝利”經不起帝國主義與封建主義代理人——袁世凱政權的反撲：先是暗殺宋教仁，接著是武力鎮壓“二次革命”的反抗，最后取締國民黨。面對反動勢力，已陷入渙散分裂、軟弱無力的國民黨，根本無力對抗。

　　1914年孫中山重揭“革命”旗幟，在日本組織中華革命黨，開展反對袁世凱復辟帝制的斗爭。1917年又先后進行了反對張勛復辟與“護法”運動。

　　1918年初，受俄國十月革命影響，孫中山致電蘇俄政府和列寧，祝賀俄國革命勝利，并提出“中俄兩國革命黨團結一致，共同奮斗”的愿望，獲得列寧蘇俄政府的積極回應。

　　1919年，孫中山將中華革命黨改組為中國國民黨。在《中國國民黨規約》中重申：“本黨以鞏固共和、實行三民主義為宗旨”。黨總部設于上海，黨名加“中國”兩字，以區別于原先國民黨，繼續從事反對北洋軍閥的斗爭。1922年孫中山在廣東發動的第二次護法運動失敗，接受共產國際建議，決定與中國共產黨合作。

　　1924年1月，孫中山改組國民黨，在廣州召開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實行“聯俄、聯共、扶助工農”三大政策，重新解釋三民主義：賦民族主義以反帝內容;賦民權主義以國家權力“為一般平民所共有”;賦民生主義以“平均地權”(后又提出“耕者有其田”)、“節制資本”、“謀農夫工人之解放”。

　　改組以后的國民黨，在階級屬性上發生了變化，已成了一個具有工人、農民、小資產階級和民族資產階級革命聯盟性質的政黨。有了這一改組，革命黨的活力重返國民黨，黨員政治理念上的公利性與崇高性再現，革命精神大發揚。其后，正是有了革命精神的發揚廣大，這才有了黃埔軍校與國民革命軍的誕生與發展;這才有了反對北洋軍閥北伐的勝利進軍;這才有了全國工農運動的高漲;這才有了第一次國內大革命高潮的掀起;這才有了國民黨的全國性政權;這才有了國民黨的興旺與輝煌。

　　蔣氏執政黨的不斷衰亡

　　就在中國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不斷取得勝利之際，1925年3月孫中山先生逝世，反共右派開始篡奪國民黨的領導權。1927年，在帝國主義與封建主義的扶植與支持下，以蔣介石、汪精衛為代表的反共右派集團終于公開背叛革命，先后制造了“四·一二”反革命政變與“七·一五”反革命政變，大肆屠殺共產黨人和工農革命群眾，轟轟烈烈的大革命失敗了。

　　此后，中國大地上新、老軍閥混戰，政客、黨棍惡斗，為了各自之私，歷經了一番你死我活、爾虞我詐的較量，最終建立起由蔣介石反動集團主導的國民黨統治。在這一過程中，國民黨再一次由革命黨轉變為執政黨，并徹底淪落成為一個法西斯主義的反革命政黨。

　　國民黨背棄了“聯俄、聯共、扶助工農”三大政策，新三民主義內容被全部“虛無”，代之以：民族主義——投靠帝國主義;民權主義——屠殺工農革命人民，厲行法西斯特務統治;民生主義——“民國萬稅”。其時作為執政黨的國民黨，徹底失去政治理念上的公利性與崇高性，有的就是資產階級政客之際爭權奪利的私心——這就決定了中國國民黨從此只能走向衰落與敗亡。

　　1927年到1937年，為維護帝國主義與封建主義的利益，蔣介石把中國人民打入十年內戰的血泊之中。他憑借蔣氏執政黨，舉全國之力，動用近200萬兵力，先后發動五次反革命圍剿，殺人數十萬。但由于蔣氏執政黨已失去了政治理念上的公利性與崇高性，其時的國民黨軍與當年的“北伐軍”，早已不可同日而語。結果只能是屢戰屢敗，始終遏制不了共產黨人從無到有、從弱到強的革命發展勢頭。

　　蔣介石買辦官僚集團在政治上發動反革命內戰同時，在經濟上始終不忘為自己瘋狂斂財。通過利用政治權力，巧取豪奪，不到十年，很快形成了以蔣(介石)、宋(子文)、孔(祥熙)、陳(果夫、立夫)四大家族為核心的買辦官僚壟斷資本利益集團。他們控制了金融業、工業和商業，還壟斷了交通運輸業、新聞業與出版業，迅速地掠奪和集中了全國的財富，成為中國最大的富豪。有資料顯示，到1936年，四大家族僅通過中(中央銀行)、中(中國銀行)、交(交通銀行)、農(農業銀行)四大銀行，就把全國金融業的百分之五十九資產收入囊中!

　　蔣氏執政黨在政治上反共內戰，經濟上搜括全民(被百姓稱之為“括民黨”)，導致日寇的入侵與民怨沸騰。在中國共產黨的努力下，經過西安事變，蔣氏執政黨才被迫停止內戰，聯共抗日。

　　蔣氏執政黨抗日，迅速丟掉了大半祖國大好河山，最后龜縮到四川峨眉山;共產黨抗日，挺進敵后，先后在華北、華中、華南，建立起晉察冀、晉冀豫、晉綏、蘇南、皖東、東江、瓊崖抗日根據地;抗日武裝越戰越強。

　　隨著整個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勝利進展，1945年9月，日本投降，抗日戰爭勝利。此時，早已喪失了革命公利性與崇高性的蔣氏執政黨，迎來了“執政好時光”。國民黨要員一個個成了“接收大員”，他們從峨眉山上猛撲下來，“光復”失地，大搞“五子登科”(統收金子、房子、票子、車子、女子——漢奸的妻妾)!僅僅幾個月，蔣氏執政黨全面腐敗!

　　接下來，蔣介石集團仗著美帝國主義主子撐腰，堅持走法西斯主義賣國、內戰之路，悍然于1946年7月發動全面反共內戰。結果僅僅三年，號稱800萬之眾的國民黨軍灰飛煙滅，蔣氏執政黨也成了逃竄到臺灣小島上的流亡黨。

　　要問“為什么會這樣?”其實，道理很簡單。因為：

　　一個蔣氏的執政黨，遇到了一個毛澤東的革命共產黨;一個失去“主義”、代表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利益的資產階級執政黨，遇到了一個抱有崇高理想、代表廣大人民群眾利益的革命黨;一個“一心為私”的剝削階級執政黨，遇到了一個“一心為公”的無產階級革命黨。顯然，一個“頭頂生瘡、腳底流濃”——徹底腐敗了的國民黨，不敗給一個生氣勃勃、積極向上的共產黨，那才是怪事哩!這樣兩個政黨的較量，就只能是國民黨慘敗的下場。

　　歷史給出的啟示

　　據說，蔣介石逃到臺灣后，想想自己當年的“氣勢”，看看如今的下場，不由悲從中來。他痛定思痛，也“反思”了一陣子：國民黨為什么會失敗?得出的結論是：

　　第一，“內部不能精誠團結”，給了共產黨以分化瓦解之機，致使一些高級將領叛變;

　　第二，“違反了國父的遺教，大家不以服務為目的，而以奪取為目的”(每個人都想著自己升官發財，中飽私囊);

　　第三，“喪失了革命的黨德”，不能以個人才智、能力，貢獻于“黨國剿匪”事業;

　　第四，“喪失了民族自信心，不知道民族道德的力量和民族精神的偉大”(喪失政治道德，整天只知道吃喝玩樂，強取豪奪)。

　　由于以上四條，蔣介石認為，國民黨軍隊已成了“六無”(無主義、無紀律、無組織、無訓練、無靈魂、無根底)之軍;國民黨軍人，全成了“六無”(無信仰、無廉恥、無責任、無知識、無生命、無氣節)之軍人。如此政黨、軍隊，焉有不敗之理。(參見葉永烈：《蔣介石反思失敗的原因》)

　　蔣的“反思”，其實只涉及事物的表象，完全沒有觸及到事物的根本。根本原因是什么?

　　是以他蔣介石為首的國民黨領導上層集團背叛了革命，拋棄了崇高的理想、信仰，把一個好端端的革命黨，變成了一個蔣氏執政黨;

　　是以他蔣介石為首的國民黨上層領導集團，率先貪婪地掠奪中國，形成四大家族為代表的買辦、官僚、資本利益集團，然后才有“上行下效”性質的全黨腐敗;

　　是以他蔣介石為首的國民黨上層領導集團，為了一己之私，敢冒天下之大不韙，發動了反共內戰，最終給自己挖掘了墳墓。

　　常言道：“天作孽，猶可恕，自作孽，不可活”。能怨誰呢?能怨這批國民黨黨員嗎?能怨這批為蔣氏政權賣命的國民黨軍公教人員嗎?不!要怨只能怨蔣氏執政黨上層領導集團的變質與墮落，要怨只能怨蔣宋孔陳四大家族的貪婪，要怨只能怨蔣介石自己對革命理念的背叛與反革命的殘暴。

　　中國國民黨——這個中國近代歷史上的第一黨，從孫中山先生的初創、發展，到20世紀20年代國共合作時期的輝煌，充分證明，只有具有崇高政治理念的革命政黨，才是有生命力的。反之，任何革命政黨，一旦拋棄了“主義”，失去了政治理念上的公利性與崇高性，必然會不斷墮落、腐敗，直至走向失敗與衰亡。

　　革命黨立黨為革命，掌握政權只是實現革命目標的一種手段，而絕不是目的。一個革命黨，什么時候如果把自己變成了純粹的執政黨，拋棄了“主義”，這個黨實際上也就必然會走向衰亡。毛澤東在新中國建立前夕，曾經有過一段深刻的講話：

　　“奪取全國勝利，這只是萬里長征走完了第一步。如果這一步也值得驕傲，那是比較渺小的，更值得驕傲的還在后頭。┄┄中國的革命是偉大的，但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長，工作更偉大，更艱苦。”(《在中國共產黨第七屆中央委員會第二次全體會議上的報告》)

　　立黨為公的革命黨，一旦拋棄了“主義”，把自己變成單純的執政黨，等待它的命運就必然是衰落、敗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