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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雖然人類已經進入深度的全球化和互聯網時代，但出于種種原因，比如自大、偏見、以自己標準來衡量一切，西方對兩會的解讀大都有偏差和失真，甚至是完全錯誤的。

  西方最常常講的一句話是:“兩會不是真正的決策機構”，然后再加一句話“橡皮圖章”。這個判斷以訛傳訛，成為西方固定的印象和結論。

  至于“橡皮圖章”的定性則是對中國體制運作不了解所致。因為在他們看來，中國的兩會很少出現西方常見的激烈辯論或者議案否決。主要原因有二：一是上文所說的重大事項的決策和辯論過程并不主要在兩會期間，而是在執政黨的政治局和常委會，在行政部門、人大常委會。各方只有達成共識之后，才提交到兩會（重大法案一般是提交到全國人大常委審議），達成共識后才會投票通過。

2017年全國兩會，李克強總理作政府報告

  以《勞動法》為例。從1979年第二次起草《勞動法》至1994年第三次起草結束，15年來先后形成草案30余稿，于1994年1月7日經國務院第14次常務會議審議，原則上通過了《勞動法（草案）》，并于1994年2月28日由李鵬總理致函全國人大常委會，要求對草案進行審議。全國人大常委會廣泛征求各方意見后，對《草案》再次進行了認真的修改、補充，《勞動法》終于于1994年7月5日經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八次會議通過。

  所以中國這種決策和立法過程怎么可能會有西方國會的特點呢？可以說，兩會最主要的功能就是把執政黨的理念和措施法律化，它的目的不是要否決某項提議，而是完善、修改。

  需要多說一句的是，中國的最高決策機構是中共常委會，而常委會的人員涵蓋黨、國務院、人大、政協、宣傳和紀檢等，各方達成一致才能推行。在這個過程中，人大和政協都有著充分、同等的發言權。再加上中國是一黨執政，因此這種決策機制不僅有著很高的科學性、延續性，更重要的是不會出現西方決策模式的某些嚴重弊端。

全國兩會體現了中國政治傳統和特色

  特朗普上任后雷厲風行兌現自己的承諾，決策時甚至有些顧問、內閣重要成員都不知曉。他所簽署的被認為最重要的針對七國穆斯林的禁令，一頒布就引發美國執行上的混亂和舉國抗議，最后更被法官叫停。這樣的決策機制不僅草率，缺乏可行性，更造成社會混亂、分裂和對抗，其國家成本之高可想而知。

  至于因為政黨輪替就決定廢除TPP，如此的朝令夕改，不僅害已更害人。即便是中國這樣和TPP無關的國家，也一定程度受損：有部分企業為享受TPP的好處，便大舉投資于越南等國，如今都打了水漂。中國尚且如此，那些成員國受損程度可想而知。

  只是雙方如此對比明顯的決策差異，西方何以就視而不見呢？還怎么會仍然以自己的標準來衡量中國呢？

  二是西方國會代表是由利益不同、理念不同的多個政黨組成，另外還受更多利益對立的利益集團所影響，在野黨無論是出于利益還是理念，都必須為反對而反對，就是同一政黨之間的議員要達成共識也相當有難度。在美國，除了對外開戰這樣的事情，如“9·11”后的阿富汗戰爭（眾議院以420比1，參議院以98比0的結果通過戰爭授權，這在事后被證明是一個嚴重的錯誤），兩黨極少會立場一致——這就是福山所稱的美國已經變成什么也干不成的“否決體制”。

  事實求是的講，幾乎很難達成共識、喪失執行效率、否決一切的西方體制需要深刻的反思和變革，而不是以自己問題叢生的模式當作衡量他國的標準。

  不過東西方立法機構有一項職能是一致的——監督職能。但西方無法理解的是，兩會何以能具備監督職能？

  的確，像政協看上去只是一個咨詢機構，沒有任何權力。但事實上卻仍然有效地發揮著監督作用。比如在今年政協首場新聞發布會上，新聞發言人王國慶就指出：“去年全國政協組織了18項重點監督活動。”他還舉了一個具體的例子：“去年9月，全國政協委員視察團圍繞‘中華老字號品牌質量提升情況’開展了民主監督活動。委員視察團在調查分析了幾十家老字號企業的生存現狀后，提出了不少監督性的意見。商務部等16個部門在政協監督性視察報告的基礎上，起草了《關于促進老字號改革創新發展指導意見》。出臺這個《意見》以后，這些老字號企業很感激政協為他們做的這個大聲呼吁。”

  在第二天的開幕式上，政協主席俞正聲更指出：全國政協2016年共辦復提案4272件，參政、議政和監督上圍繞多個核心：緊扣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調研議政、大力弘揚中國精神，推動社會主義文化繁榮發展、致力民生改善和社會建設以及貫徹黨的民族政策和宗教政策，促進民族團結、宗教和睦等。

  在筆者看來，兩會之所以能夠發揮監督作用，主要有如下原因：

西方需要重新調整看待中國兩會的視角

  如果僅就人大而言，它還有一個很具體的職能：對任何報告、法案、人事任命法律化的程序性投票。雖然其目的并不是否決，但在重視民心民意的中國，得票率高低也是各方追求的目標。所以在這個過程中，任何一方都必須積極與人大代表溝通，聽取他們的意見，并及時有效的回應。

  更重要的是，假如一位官員真的有問題，也會在得票率上體現出來。比如十八大落馬的第一位副國級干部蘇榮，他的問題就是在中央巡視組在江西和干部個別談話時，意外得知省人大主任選舉中，蘇榮丟了近五十票，倒數第一。在選全國人大代表時丟了近七十票，倒數第二。一個省委書記竟然得票如此之低，引起了巡視組的重視，從而打了下十八大以來的第一只大老虎。這同樣是兩會監督作用的一種體現。

  最后一點雖然有些務虛，但同樣非常重要：即兩會已經被視為中國制度模式最重要的特色之一，黨和政府對來自兩會的任何聲音都會予以積極回應和正視。這也給兩會發揮監督作用提供了一個制度背景。

  想不明白而且判斷失誤的不僅僅是西方的媒體和政治人物，就是專門研究政治的學者也同樣如此。美國當代著名學者福山在2010年還斬釘截鐵地這樣評價中國：“關于農民的養老金及醫療保障等，他們的要求是一個沒有組織起來的力量，所以就不會有相應的、強有力的政治影響力”。但僅僅兩年之后，農村醫療保障制度就已經完全建立起來了！

  這其中的根本原因就是中國幾千年傳承至今的民本政治傳統。從政治對比的角度說，中國文明在誕生之初就明確了政治的目的（《尚書》：民為邦本），西方則要等到民主制度產生之后才有這樣的目的。

  本來如此鮮明體現中國政治傳統和特色的兩會，是西方向民眾解讀中國的絕好機會。但非常遺憾的是——我不想給西方媒體扣一個“故意愚民”的帽子，可實際效果卻是如此。我想，一個失去自信心的西方，大概也就喪失正視另一個充滿活力的文明的能力，如果西方喪失學習的能力，不也就喪失了借鑒別人、改革自己的機會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