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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個世紀九十年代末，也就是美國用四枚精確制導炸彈摧毀中國駐南聯盟大使館，激起全國性的抗議浪潮之后不久，一個詭異且惡毒的名詞，在掌握話語權的新右派公知強力推動下，病毒般的開始在互聯網上流行，這個名詞就是“愛國賊”！

　　五四運動以來的中國語境中，愛國從來都是一個正面的詞匯，它指的是對祖國的一種認同、支持、忠誠、依戀的態度與情感。而“賊”則是一個確定無疑的負面詞匯，它指的是“邪惡的、不正派的、有危害的人”。把“愛國”和“賊”拼接在一起，表面看起來是要用來指代那些“不理性愛國”的人，實際上卻構成了對愛國這一高尚情感的褻瀆與踐踏。

　　“愛國賊”的指稱，使每一個愛國者甚至在表達自己的愛國情感之前，就在道德上先在地處于一種被指控、被鄙視、被有罪推定的地位，最終構成了對愛國主義的一種打壓。

　　為什么說“愛國賊”這一詞匯的“創造”是包藏禍心呢？因為在社會生活中，對包括祖國在內的共同體認同、支持與熱愛，是一種需要特別保護的情感，沒有這種情感，共同體就會一盤散沙、有名無實、不堪一擊。公民的愛國情感和現代民族國家的關系，恰似鋼筋水泥和建筑物的關系，沒有鋼筋水泥的粘合，無論怎樣宏偉的建筑物，也會在頃刻之間轟然倒地。

　　正是因為愛國情感如此重要，所以即便是有人在愛國激情下做出了一些過激的舉動，也應該把他們的愛國情感和其行為區別開來。但“愛國賊”這個名詞的邪惡之處，在于創制者借用了“賣國賊”的結構，由于“賣國”是成“賊”的原因，所以“愛國賊”這個名詞，則把“愛國”強烈暗示為成“賊”的原因，其追求的實際效果，不是去掉不理性的行為，而是去掉人們的愛國情感，最終構成了對愛國主義的徹底否定。

　　坦率的說，沒有對中國極度刻骨的仇恨與禍心，是發明不出這個詞的，也不會使用這個詞。

　　在中國的輿論場，與這個詞同時使用的，還有“愛國主義是流氓無賴最后的避難所”，“愛國主義是一種有害的、精神錯亂的白癡形式”，以及偽造的“列寧語錄”：“每當一個國家的政治、經濟出現重大危機的時候，愛國主義的破旗就又散發出臭味來。”等等。目的就是為了讓所有愛國公民在心理上灰溜溜的，不敢表達自己的愛國情感，更不敢有公開的愛國行為，其終極的政治指向就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解體。

　　愛國者的形象在網絡和部分主流媒體上被肆意丑化。

　　在當今世界，也許只有在中國——由于她的主流輿論場被不認同中國只認同美國的新右派知識精英把持——才敢如此肆無忌憚的用“愛國賊”這樣的臟詞打壓愛國者。在其他國家，比方說美國，一個人表露自己的愛國情感是不會有壓力的，孩子們從幼兒園就要開始背誦《效忠宣誓》：“我宣誓效忠國旗和它代表的美利堅合眾國。這個國家在上帝之下，統一而不可分割……”云云，學校每天要升國旗唱國歌，大型體育比賽之前要全體起立唱國歌《星光燦爛的旗幟》，以至于使體育比賽成了愛國主義養成教育的大課堂，重要節日家家戶戶懸掛國旗等。一個美國人如果要像中國新右派知識精英那樣公開表露對美國的鄙夷情緒，則會遇到極大壓力，遭到“時候驅逐”。

　　總之，在美國的政治話語中，愛國者以及愛國主義，和自由、民主、人權等其他“普世意識形態概念”一樣，被尊為立國理念，地位崇高，從小就灌輸于國民意念之中，已獲得葛蘭西所說的“霸權”或“領導權”地位，美國人大多將其視為不言自明的公理。在這樣氛圍中，如果有人膽敢用“愛國賊”指稱美國的愛國者，簡直是冒天下之大不韙。

　　梅爾·吉布森主演的好萊塢電影《愛國者》

　　中國近代史上，由于愛國主義的缺位，中國長期一盤散沙，這也是鴉片戰爭以來中國對外作戰每戰必敗，每敗必割地賠款的一個重要原因。比較典型的就是甲午戰爭。

　　甲午戰爭爆發前，中國遠沒有如日本那樣形成國家認同感，也沒有遍及民間的愛國主義情緒。陳獨秀1904年在《說國家》一文中回憶：“我十年以前，在家里讀書的時候，天天只知道吃飯睡覺。就是發奮有為，也不過是念念文章，想騙幾層功名，光耀門楣罷了，哪知道國家是個什么東西，和我有什么關系呢？到了甲午年，才聽見人說有個什么日本國，把我們中國打敗了。”這就是當時中國人普遍的精神狀態。

　　由于缺乏愛國主義的支撐，對普通百姓來說，戰爭是朝廷的事，跟自己沒關系。對普通士兵來說，“吃糧當兵，保命要緊”，并沒有為保衛祖國而獻身的精神準備。1894年10月25日，日軍未經戰斗，就輕取東北重鎮九連城，駐守此處的清軍，盡管有著并不遜色的武器裝備，卻早已聞風而逃。根據日本官方的《日清戰爭實記》記載，九連城居然出現了“當地居民簞食壺漿迎我王師，攜來雞和豬獻給我軍”的荒誕場面，日本隨軍記者因此感慨:“‘東西旦夕相望，庶民子來’，古人之言，不欺我也。”

　　民間和底層的精神狀態是這樣，上層精英的精神狀態也好不到哪里去。李鴻章只是把北洋水師看成是支撐自己在朝廷的個人權位的私人武裝，因此不僅沒有把消滅日本聯合艦隊，奪取制海權作為首要目標，反而一味的“避戰保船”，消極挨打，終于導致全軍覆沒。

　　在朝鮮戰場，清軍將領衛汝貴敗逃之后，日軍繳獲其夫人給他的家書，內容是：“君起家戎行，致位統帥，家既饒于財，宜自頤養。且春秋高，望善自為計，勿當前敵。”這是赤裸裸地讓衛汝貴臨陣脫逃，而衛汝貴正是一逃再逃，戰后被朝廷處斬。這封信在日本報紙上公布，成了笑談，因為它與日軍將領的家書中鼓勵夫君以死報國的內容截然相反。

　　甲午戰爭中，中國一盤散沙的表現也使日本建立起了對中國的心理優勢，直至全民抗戰興起后，日軍在敵后遭遇了八路軍、新四軍，才恍然領悟到原來還有和衛汝貴不一樣的中國人。

　　戰爭絕不僅是朝廷的事，甲午戰敗后賠償日本兩億三千萬兩白銀，最終都要由中國的普通百姓來承擔。正是因為意識到這一點，五年之后八國聯軍入侵，才有了偉大義和團運動的興起，盡管這是一種原生狀態的、甚至帶有一定盲目性的愛國主義，但卻迫使列強打消了瓜分中國的念頭，為中華民族此后的振興，保留了一個最基本的前提。

　　一部中國近代史，與其說苦于愛國主義的過剩，不如說苦于愛國主義的不足。現在世界遠未實現大同，人類仍然處于民族主義/愛國主義時代，如果中國自己放棄了愛國主義，等于選擇自我瓦解。

　　把“愛國賊”這樣的詞匯丟到垃圾箱里吧，永遠不要再出現在我們眼前！同時，要高度警惕那些用“愛國賊”嘲笑你的人，在他們“理性”畫皮的背后，真正包裹著，是一顆漢奸賣國賊的心！

　　（作者系昆侖策高級研究員；來源：昆侖策網，作者授權編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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