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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幾十年來，某些歷史學專家總是打著“馬克思主義”的旗號否定人民群眾在歷史上的發展作用，宣稱馬克思認為農民階級是一個落后的階級，資產階級才是一個先進的階級，所以農民戰爭對于歷史的發展沒有多少進步作用。在這些專家的帶領之下，社會輿論競相效尤。不過，這些專家或許是遺忘了，也或許是故意的忽視了，人民群眾才是歷史創造者?，F在，美國學者通過現代化的數理統計得出了和中國20世紀五六十年代相似的結論，即農民革命戰爭才是埋葬腐朽的門閥士族勢力、推動中國社會變革最重要的原因。

關于魏晉時代顯赫一時的門閥士族是如何走向衰亡的，多年來一直是歷史研究的一個熱點問題。大體說來，當下主要有以下四種觀點：

第一種是認為是世家大族之間的相互傾軋與放棄兵權、重文輕武導致的。到南朝開國皇帝劉裕的北府兵興起之時，士族便已經在政治舞臺上被邊緣化了。也可以說，門閥士族是自己把自己玩兒壞了，是一種自我毀滅。這種觀點最有代表性的著作是當代最著名的歷史學家，北大教授田余慶的《東晉門閥政治》，其中明確強調門閥士族居于政治的主導地位僅僅限于東晉一代。

第二種是認為是庶族地主的逐漸興起和對于士族地主的打壓造成的，尤其是武則天時代對于李唐皇室為代表的關隴士族集團的打壓是根本改變士族與庶族力量對比的標志。著名的所謂“民國大師”陳寅恪就是持這種觀點。

第三種是認為隋唐科舉制度的興起是根本改變士族與庶族地主力量對比變化的根源，士族門閥的衰敗滅亡和庶族地主的逐漸興起是一個漸進的歷史過程，其貫穿了整個隋唐時代。兩者力量對比發生變化大約是在安史之亂前后。這也是當下史學界中的主流觀點。

第四種是認為高級軍官的武裝叛亂使得世家大族走向衰亡。持這種觀點的歷史專家們認為南朝侯景之亂是根本改變士族與庶族力量對比的標志。這也是當前比較流行的一種觀點。

然而，以上幾種觀點都有著各自無法解答的問題。例如，認為在東晉滅亡時門閥士族就已經退出了政治中心的人忽視了兩個重大的問題。第一是魏晉南北朝時代國家的權力本身就是虛弱的，門閥士族本身很大程度上就高踞于國家之上，這種滲透于整個社會層面的“超國家政治”或許比國家政權更具有影響力。另一方面，持這種觀點的人僅僅考察的是南方地區，而當時中國的政治中心與經濟中心都是在北方。例如，在隋朝滅陳之前，北方人口達到360萬戶，南方人口只有50萬戶。雖然說人口統計不一定準確，但是北方的政治經濟實力遠高于南方當屬事實。即使是南北朝時期，南方的世族真的有所削弱，北方以北魏孝文帝改革為代表的一部分把少數民族門閥士族化的努力某種程度上又鞏固和加強了北方門閥士族的統治。如果站在中國的整體來看，顯然不能說是門閥士族的終結。持侯景之亂結束了門閥士族統治的人，同樣有著類似的弊病，并未能夠站在整個國家的全局來看待問題。

關于認為武周時代庶族地主興起和隋唐科舉制度興起導致士族地主與庶族地主力量對比發生根本性變化的人則存在另外一個問題。即他們忽視了歷史發展的曲折性與社會歷史的主要矛盾。一方面，隋唐時期的科舉制發展的確對于門閥士族有一定的不利影響，武則天時期對于李唐皇室代表的關隴士族集團的打壓則對士族沖擊更大。但是，這種沖擊本身還是帶有反復與曲折的。像武則天政權結束之后，李唐皇室為代表的關隴世族集團便在很大程度上恢復了政治勢力。唐朝后期長期存在的牛李黨爭，一方面證明了門閥士族已經難以壟斷政治，另一方面同樣也證明了門閥士族仍然足以在政治舞臺上占據半壁江山。

另外，以上幾種觀點還有一個共同的問題，就是缺乏足夠的數據計量分析，對于門閥士族政治走向衰亡的原因及標志基本上是出自個人的判斷和猜測。這樣一來，其結果也就在說服力方面有了很大的欠缺。而近年來，美國學者則通過數理統計的研究得出了不同的結論。

美國伯克利大學歷史系教授譚凱(Nicolas Tackett)于2014年出版的《中古中國門閥大族的消亡》(The Destruction of the Medieval Chinese Aristocracy)利用最新的數字技術對唐代墓志的分布和對墓志內容的統計分析，并得出了全新的觀點：在安史之亂之后乃至藩鎮勢大的中唐晚唐時期，門閥士族雖然經歷了多次沖擊，科舉制的重要性越來越顯著，但統治階層的核心仍然是由貴族所把持。而在黃巢起義之后，門閥士族幾乎被一掃而光。本來代表著權貴出身的墓志在這一時期之后，因貴族群體四散而亡，鮮有人還有能力和精力為家人妥善安葬、撰寫墓志碑文，所以墓志數量急劇下滑。也就是說，門閥士族走向滅亡不是因為忽視政治軍事權力的“自我毀滅”，也不是因為庶族地主和高級軍官們與士族地主之間的上層傾軋，更不是靠國家政權推行科舉制進行的自上而下的改良，而是黃巢起義這一農民革命的結果。

另一位著名美國學者也通過數據統計得出了類似的結論。美國伯克利加州大學歷史系教授、著名漢學家姜士彬(David G. Johnson)的《中古中國的寡頭政治》對門閥士族的發展做出了數據統計，結果是：東晉時期最高級官員出自大族所占比例的平均值接近75%，西晉、南朝和隋代最高時則接近74%，而北魏、西魏和北周都超過了75%，東魏北齊的比例則在60%左右，唐朝初期降至56.4%，后期則為62.3%。而在北宋的第一個世紀里，宰相來自這個群體的比例只有大概2.5%。

也就是說，美國學者通過對高級官員出身的分析和對社會上層人士墓志銘的分析結論是相同的，都揭示了門閥士族的滅亡是黃巢起義這一次農民起義的結果，所有上層傾軋和各種改良運動對于社會發展的影響都是不大的。

然而嚴格意義上來說，這個震動了中國史學界的研究結論其實并不新鮮。在20世紀五六十年代農民戰爭熱的時候，持黃巢起義埋葬了門閥士族這一觀點的學者并不是少數。但是到了20世紀80年代以后，隨著史學界打著“學術創新”的旗號不斷的攻擊農民戰爭對于古代社會發展的動力作用，黃巢起義埋葬了門閥士族這一觀點便越來越鮮有人提及。開頭提過的幾種觀點都忘了一個毛澤東主席指出過的最淺顯的道理：

【凡是反動的東西,你不打,他就不倒。這也和掃地一樣,掃帚不到,灰塵照例不會自己跑掉?！?span lang="EN-US">

因此，與其說中國史學界是在學術方法上的落后，還不如說更大程度上是歷史觀的偏差。近幾十年來，某些歷史學專家總是打著“馬克思主義”的旗號否定人民群眾在歷史上的發展作用，宣稱馬克思認為農民階級是一個落后的階級，資產階級才是一個先進的階級，所以農民戰爭對于歷史的發展沒有多少進步作用。于是，自下而上看歷史的群眾史觀在很大程度上被自上而下看歷史的精英史觀所代替，歷史學特別是古代政治史領域也在很大程度上變成了只注重上層人士的改良運動以及相互傾軋的現代版“宮斗史學”。這樣的一種所謂的“學術創新”，自然也就距離歷史的真實越來越遠。在這些專家的帶領之下，社會輿論競相效尤，從《明朝那些事》之類的通俗歷史讀物到層出不窮的宮斗戲，幾乎無一例外的將普通群眾摒棄于歷史之外。不過，這些專家或許是遺忘了，也或許是故意的忽視了，人民群眾是歷史創造者才是馬克思主義的根本觀點。也就是習總在十九屆中央政治局常委同中外記者見面會上所說的：

【歷史是人民書寫的，一切成就歸功于人民。只要我們深深扎根人民、緊緊依靠人民，就可以獲得無窮的力量，風雨無阻，奮勇向前?！?span lang="EN-US">

但是，一切刻意忽視群眾的歷史研究終究是不能長存于世的?，F在，美國學者通過現代化的數理統計得出了和中國20世紀五六十年代相似的結論，即農民革命戰爭才是埋葬門閥士族勢力的主要原因。盡管美國學者不一定認為這是一種社會進步，也許還會站在貴族的立場為他們唱哀歌。但卻客觀揭示了這種巨大社會變革的真實動力。這在引起中國學者們驚嘆與震撼的同時，恐怕還是應該認真的想一想：自己過去的歷史研究是否太過于忽視了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一貫強調的人民群眾的作用。并且不要忘了，和對待門閥士族時幾乎趕盡殺絕不同，正是當年黃巢起義時農民軍首領對于知識分子刻意的照顧，才促使了宋代以后士大夫取代門閥士族占據主導地位。

最后，就用被今天中國學者們視為大老粗的黃巢的一首詩作為結尾吧：

題菊花

颯颯西風滿院栽，蕊寒香冷蝶難來。

他年我若為青帝，報與桃花一處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