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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列寧“德奸案”最早發生于1917年俄國“七月事變”。由于對二月革命以來的現狀不滿，工人和士兵們自發舉行大規模游行示威，要求布爾什維克出來掌權，而列寧則認為時機尚未成熟，因此是布爾什維克黨力圖把示威控制在和平的范圍內。

事件發生之后，俄國恰好在一戰前線潰敗，為了把失敗歸罪于布爾什維克，克倫茨基臨時政府下達了對列寧的逮捕令，右翼報紙為配合這一政治行為而發布系列“文件”，指控列寧和托洛茨基接受了德國總參謀部的津貼。對此，著名托洛茨基傳記作者、波蘭史學家多伊徹(Isaac Deutscher)曾指出，列寧是在英、法等其他路線都被拒的情況下，才決定取道德國返俄。當時對七月事變的官方調查表明，約有500名俄國流亡者從瑞士經過德國回國，其中400名是反布爾什維克者和“社會護國主義”分子。“總參謀部需要對最近的軍事潰敗作保全面子的解釋。溫和社會黨人感到腳下的土地裂開了。找替罪羊和駭人聽聞的罪惡祭品是壓倒一切的需要”[ (波)伊薩克·多伊徹：《武裝的先知 托洛斯基 1879-1921》，王國龍譯，第243-244頁，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13年。]，這才是列寧被構陷的真正原因。對此，列寧和托洛茨基都做了充分的駁斥。托洛茨基在《俄國革命史》專辟一章詳細披露了“大污蔑的一個月”(七月)是如何捏造列寧等布爾什維克黨人是德奸的動機與經過。[ 同上，第244-246頁;“大污蔑的一個月”見：

http://marxists.anu.edu.au/chinese/Trotsky/1930book/trotsky-1930book35.htm

其實，這個故事最精彩的部分同時發生在一戰期間的美國。1917年美國總統威爾遜想去歐洲參加一戰以打擊德國，并報復德國邀請墨西哥參加戰爭聯盟和鼓動墨西哥奪回德克薩斯、新墨西哥和亞利桑那州的土地。為了克服國內濃重的反戰情緒，政府成立了宣傳部：公共信息委員會(the Committee on Public Information, CPI)，招募7·5萬名志愿者在全國各地進行愛國主義宣傳。在該委員會最后頒布的宣傳冊中，有一個名為“德國-布爾什維克陰謀”(The German-Bolshevik Conspiracy)的冊子，引起很大爭議，講的就是列寧和托洛茨基被德皇政府收買的故事。它由CPI組委會的埃德加·西森(Edgar Sisson)，前芝加哥記者，化了大價錢專程在1918年春從彼得堡買來的文件，共計68件。之后，西森就榮任CPI海外部頭目。這個冊子被CPI發行了137,000份。

[http://en.wikipedia.org/wiki/Sisson_Documents]

這些文件當時在歐洲被普遍認為是捏造的，美國國務院也對此表示懷疑。威爾遜總統先是把這些文件壓了四個月，至1918年9月15日，威爾遜和CPI還是不顧警告，把這些文件分成七期讓媒體發表。開始時，大部分美國報紙都毫無懷疑地照登不誤，比如《紐約時報》就在《文件證明列寧和托洛茨基受雇于德國人》的標題下講了這個故事。[Oliver Stone 、Peter Kuznick ：The Untold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 ，pp9-10. London：Ebury Press, 2012.]

但是爭論很快爆發，特別是《紐約晚郵》(New York Evening Post)強烈質疑其真實性，這些主要的指控幾個月前在巴黎就已經公布了，而且總體上已經被認為不可信。一周之內，《時代》周刊和《華盛頓郵報》都報道了曾任蘇俄記者的芬蘭社會革命黨人、情報局局長S. Nuorteva的觀點，即這些文件早就普遍被認為是“無恥的捏造”。一系列針對文件真實性的爭議蔓延開來。對此，CPI的主席喬治·克里爾(George Creel)和西森都用政府的名義來為這批材料背書。克里爾聲稱：指控材料捏造就是蘇俄的宣傳、謊言，美國政府可以為材料的信譽擔保;并且威嚇《紐約晚郵》說，在國家危機的時刻，該報支持美國的敵人會被追究，政府擔保這些材料，每一項都被確認真實才會公布[Ibid.]。

為了獲得公眾信任，CPI決定找專家來增加真實性。國家史學委員會(The National Board for Historical Service )同意給予幫助，并任命《美國歷史評論》雜志的創辦人和資深編輯、華盛頓卡內基歷史研究部主任杰姆遜(J.Franklin Jameson)和芝加哥大學俄語教授哈珀(Samuel N.Harper)共同完成檔案真實性調查。只用了一周時間，兩位專家研究了69份即將發表的檔案，結論是：54份涉及十月革命之后的檔案，毫無懷疑，這是西森檔案的主要部分;涉及十月革命之前的，很少可疑。但事實上，杰姆遜完全不通俄語，唯一能調查的只有哈珀一人。哈珀在他死后出版的回憶錄中寫道：

我們坦率地拒絕評論西森文件提供的結論，即列寧穿越德國邊境時不僅和德國總參謀部接觸，而且已經是德國間諜。我和杰姆遜準備陳述說：在當時的情境下，社會主義革命已經在俄國爆發，從軍事觀點看列寧客觀上已經在幫助敵人。我們被告知這樣的陳述無助于提高(公眾)激情去動員所有的資源投入戰斗。然而，我們堅持自己的立場，就像小冊子里呈現的那樣。但是現在一般觀點都認為我們宣稱檔案的真實性毫無疑問，另外，西森的結論也像檔案那樣需要我們去負責，這最后出現的狀態讓我憂慮。國家在戰爭狀態，學術人被政府號召用他們的專業才能為戰爭目的服務總是會遇到兩個不同方向的責任問題，也會發現恰當的自我保護很困難。[George Kennan：The Sisson Documents，Journal of Modern History ,vol.28，June 1956，p132. 引文部分系筆者自譯。]

沒有出版的手稿部分還透露出更多受到外在壓力的信息。不過，西森檔案和兩位專家的報告對公共輿論的影響很快就隨著一戰在1918年結束而喪失。因為越來越多對西森檔案的懷疑，1920-1921年國務院決定重啟對其背景和真實性的調查，但是遭到了威爾遜總統的斷然拒絕。他說現在沒有時間騰出手來管這些事情，他會給它們一個適當的處置(make the proper disposition of them)。當威爾遜離開白宮之后，這批材料就不見了，官方的后續調查也就無法繼續進行下去。[Ibid，pp]

一直到1952年底，杜魯門總統準備離開白宮，這批文件才從白宮的保險箱里找到，發現者已經完全不知道這是什么東西。之后，它們被送到國家檔案館存檔。1956年，曾擔任美國駐蘇聯大使的著名外交家和歷史學家喬治·凱南(George Kennan)在《當代歷史》雜志(Journal of Modern History 28，June 1956)上，發表了名為《西森文件》(The Sisson Documents)的長達24頁的文章，詳盡地考察了這批檔案，結論是所有這些文件都是偽造的。[Oliver Stone 、Peter Kuznick ：The Untold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 ，pp9-10. London：Ebury Press, 2012.]

凱南指出西森檔案是建立在違背基本歷史事實的荒謬論斷上，包括：從十月革命到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條約簽署期間，蘇俄領導人都在暗地里站在德國總參謀部的立場上，他們不僅在當時成功地做到了，而且在今后幾十年都做到了，甚至對最親密的黨內同志也隱瞞了;德國總參部不僅實際上操控了1918年1月的最高蘇維埃選舉，還掌握了大批群眾的選票，包括大多數黨的領導人;等等。凱南指出，只要對列寧的生平和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條約簽署期間蘇維埃黨內激烈斗爭的歷史有基本了解，就應該知道，無論你如何理解列寧，他都不可能是反蘇維埃共產主義運動的奸細。同樣，從德國方面說，關于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條約簽署的歷史檔案中，包括參與簽署的外交部、軍方以及德皇本人，都沒有發現任何與西森檔案相關的信息，相反，這些檔案都實實在在地證明列寧里通外國的關系并不存在。[George Kennan：The Sisson Documents，Journal of Modern History ,vol.28，June 1956，pp134-135.]

凱南列舉了大量西森文件中的硬傷，多為文件中描述的機構、人物和事件不符合既有的歷史史料或史實。還有很多文件違背了間諜工作特別是在戰時狀態的基本要求，需要高度保密的文件列出了不必要的人名和機構名。比如文件7 是德國總參部通告他們“堅持”在選舉中必須被選上的蘇俄外交部委員名單，但是德國會把這樣的要求用一個正式信函來遞交嗎?蘇俄會接受這樣的信函還把它放在文件里存檔，不怕在黨內引發爭議?[Ibid，pp136-138.]

另外，文件本身也存在大量技術性硬傷。這其中很多硬傷恰恰是德國官方1919年在柏林出版的冊子里指出的，時任魏瑪共和國首任總理的社會民主黨右翼首領菲利普·謝德曼(Philipp Scheidemann)為此寫了序言，正式宣布西森檔案完全是偽造的。威廉·格勒納 (Wilhelm Groener)將軍代表德國軍方簽字，否定西森文件中提到的大量存在。西森本人不認可這個德國的官方聲明，因為來自敵方。但是，凱南指出，這個聲明是以完全政府權威作為擔保的，如果卷入謊言，極易被德國反對派抓住把柄來攻擊。

凱南詳細列舉了七個部分的硬傷：1，信的抬頭錯誤，比如號稱總參部的下屬部門Grosser Generalstab, 這個部門的確存在過，但在1914年就取消了，戰爭時也從沒有恢復，還有很多類似的案例。另外，很多抬頭德語的拼法其實極少出現在1918年的德國官方文件里，比如用Bureau代替Büro等。2，語言問題，來自德國官方的信函都是用完美的俄語寫就，而當時大多數蘇俄領導人都懂德語，列寧和托洛茨基更是精通德語。作為德國總參部在俄國的派駐機構，如果翻譯和打字員都是俄語為第一語言的雇員，意味著保密有問題。一些高級官員簽名用的是斯拉夫語字母，這對德國人來說是完全沒有必要。3，日歷問題，1917-1918年冬天是俄國政府從舊歷(儒略歷)到新歷(西式格里高利歷)的轉換期，官方正式使用新歷開始于1918年2月1日，在這前后，為了避免混亂，是同時標注兩種日期的。但是西森檔案中沒有一件同時有兩種日期。4，形式，所有的德國官方文件都有兩個簽章，一個來自高級官員，另一個來自副官。這種簽名制度在俄國常見，但在德國軍方從未實現。5，封印，所有來自德國總參部駐俄國辦事處的文件都沒有封印，來自俄國的文件同樣也沒有封印。6，簽名，所有德方簽名都來自三到四個人的手，而蘇方簽收很可能只有一個人。7，打字，所有文件都是來自五臺打字機。[Ibid，pp138-143.]

檔案的來源涉及到一些有意味的人物。一個是葉夫根尼·謝苗諾夫(Evgeni Semenov)，彼得堡記者，供職在一家叫做《晚間報》(Vechernee Vremya )的小報, 該報為反德、反猶、反布爾什維克的著名保守派阿列克謝·蘇沃林(Alexsei Suvorin )擁有。七月事變之后，謝苗諾夫參與了臨時政府對黑材料的編造。十月革命后，《晚間報》 被蘇維埃取締，他跑到頓河哥薩克的地盤，加入科爾尼諾夫將軍的白軍。1918年1月，他帶著使命回到彼得格勒，即從協議國大使處獲得貸款支持頓河地區的反蘇維埃力量。在他到達不久，西森檔案就開始獲得協約國的注意，但是這些老檔案效用有限，即便可信，也屬于布爾什維克掌權之前，甚至不能證明德國政府也卷入其中，這些錢更可能來自友好的德國社會主義團體。于是,新的來自德國總參部的材料很快就出現在美國大使館官員的辦公室，證明德國與布爾什維克的聯盟不僅還在繼續，并且就是德國戰時的官方計劃。謝苗諾夫在訪談中提到《晚間報》的同事，一個波蘭裔俄國傳記作家安東·奧森多夫斯基(Anton Ossendowski)曾交給他文件。

奧森多夫斯基1903年曾在海參威活動，日俄戰爭期間到過哈爾濱，任職于鐵路部門。一戰爆發時，他已經回到彼得格勒，在《晚間報》上以Mzurad 為筆名持續攻擊在俄的德國商人A.Dattan是間諜，他本人和整個報紙都從德商競爭對手那里獲得報酬。1917年夏，奧森多夫斯基和謝苗諾夫一起與臨時政府的情報部門建立了聯系，他也參與了政府支持的“揭發”布爾什維克的計劃，作為反德宣傳專家，他們倆從臨時政府的情報總部獲得財政支持。他的反德活動受到莫斯科財閥、俄羅斯戰時工業委員會主席以及臨時政府首任陸軍與海軍部部長古契科夫(A.I.Guchkov)的安排與支持，后者曾大力支持科爾尼諾夫的軍事叛變。。蘇維埃掌握政權后，他把預備交給俄協約國大使們的材料交給了謝苗諾夫，這時的謝苗諾夫正從哥薩克領命回來。這些材料中，代表蘇方簽收的所有筆跡都來自奧森多夫斯基。[Ibid，pp143-148。]

西森檔案提到的很多德國間諜都來自海參威一個叫做Kunst and Albers 的公司，它是西伯利亞著名的批發和零售商，在遠東很多城市擁有商場。一戰期間公司負責人A.Dattan是俄國公民，他在文件9中被當作德國間諜。事實上,早在戰前蘇沃林的報紙就持續攻擊Kunst and Albers公司超過五年，奧森多夫斯基在1915-1916年期間擔任主攻手。因此，Dattan 在一戰爆發后被被流放到托木斯克，一直到二月革命。1915年，奧森多夫斯基被該公司起訴誹謗和勒索，但在二月革命前沒有可能進入法庭審理。十月革命使奧森多夫斯基從被調查中解救出來，1918年5月他從彼得格勒飛往西伯利亞，因為判斷德國人很可能占領彼得格勒，而彼得格勒的報紙則認為協約國武裝干涉西伯利亞迫在眉睫。西森文件29號日期是1918年3月9日，內容是關于遠東的德國間諜，屬于唯一一份不是直接交給西森，而是請另一位美國大使轉交，——它表明這是一份西森3月3日離開彼得格勒之后制造出來的文件，也正是協約國干涉西伯利亞的消息被媒體披露出來的時間。由于擔心自己再度被起訴，奧森多夫斯基把黑材料預先交給協議國就成為一項自保的方案。[Ibid，pp148- 150. 2013年，一本關于Kunst and Albers公司歷史的英文書面世，Lothar Deeg：Kunst and Albers Vladivostok: The History of a German Trading Company in the Russian Far East 1864–1924，epubli, 2013;德文版：Klartext, 1996。其中披露了更多相關文獻，其中第七章：被戰爭鉗制的公司(1914-1924)，重點講述了奧森多夫斯基陷害和勒索Dattan為德奸的詳細經歷。] 大量證據表明，奧森多夫斯基是西森檔案的主要炮制者，他本人屬于俄國反德波蘭人團體。[George Kennan：The Sisson Documents，Journal of Modern History ,vol.28，June 1956，pp150-152.]

凱南在最后一章中討論了西森檔案的兩個附件。附件1包括15件檔案，其中7件信函沒有原件或照片，完全沒辦法判斷真偽。正是這些檔案夸張地涉及列寧、托洛茨基和高爾基的名字，即便哈珀和杰姆遜也沒把它們列入可信任之列。附件2大部分是真實可信的，但是諷刺的是，這些文件并不能證明有一個德國-布爾什維克陰謀存在。[Ibid，pp153-154.]

最后，凱南指出，從1917年春天到夏天，以斯堪的納維亞半島為主要中轉支援蘇維埃的外部力量很復雜。在蘇維埃領導人和外界之間有大量的通訊聯系，其中很可能涉及財務往來，這其中德國政府是否涉足其中?財務是否只來源于外部友好的社會主義團體?西森檔案本身并沒有證明這些。但即便蘇維埃在十月革命之前接受了德國官方的財務支持，也沒有證據表明蘇維埃獲得政權之后在道義和政治上需要對德國承擔責任，而德國也沒有這樣的幻想。事實正相反。[Ibid，p154.] 但是，凱南對《西森檔案》的研究在大眾傳媒上卻反應寥落。

其實，托洛茨基三十年代初在《俄國革命史》中早就指出事實的真相：

1918年，即十月革命之后，美國政府出版局很得意地印行了一本集子，專收那關于布爾什維克派勾結德國人的文件。這個笨拙的偽造，經不起一點考證，卻被好多受教育的有見識的人相信，直至后來發現了：那些文件原稿大家以為是從各國產生的，其實乃是同一架機器制造出來。偽造者并未依照普通規則對待主顧：他們顯然認為政治上對于暴露布爾什維克派罪惡之要求可以蓋住考證批評地聲音。他們這樣想并沒有錯，因為他們賣得了高價。

[http://marxists.anu.edu.au/chinese/Trotsky/1930book/trotsky-1930book35.htm.]

“西森檔案”實在是美國政府的一項丑聞，這也許是凱南出來做此項工作的原因。最后，需要說明的正是，其實喬治·凱南從政治立場上是嚴重反蘇的。他就是最早提出對蘇聯進行“遏制”戰略的冷戰設計師和操盤手，極大地影響過二戰后美國的外交戰略。就在1946年凱南任職蘇聯大使館期間，他以一封著名的八千字電報向美國國務院提出“遏制”政策的建議，史稱“長電報”(the long telegram)。1947年，則在《外交季刊》上以“X”筆名發表《蘇聯行為的根源》一文，完整地提出了“遏制”的戰略思想。

【摘自《經濟導刊》2014年10、11、12期。呂新雨，察網專欄學者，復旦大學新聞學院教授、博導?！?/spa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