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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質上講，世界上各主要文明體在進行一場競賽，看誰能首先通過變革走出當前的困境。這一場競賽的勝者將會是未來幾十年乃至本世紀世界文明的領導者。

　　 當今世界，各主要文明體都面臨著亂象與危機。

　　 中美尤其如此。中美真正的競爭不在南海、不在人民幣國際化、不在TPP，而在于誰能通過制度變革、根本解決國內問題。

　　 美國當前亂象紛繁：總統大選異常噪雜，街頭和校園的群體性抗爭不斷發生。其基本原因是過去三十多年來全球化發展對美國社會的沖擊。美國必須建立一系列基本的、高效的社會福利制度，以此來穩定在全球化進程中失意的社會群體。這就必然要求在全球化進程中受益的一群人，尤其是華爾街，貢獻更多的稅收。美國聯邦政府75%的稅源來自個人所得稅，但是個人所得稅恰恰是美國收入差距拉大的一個重要來源，而不是緩解社會收入差距的穩定器。華爾街大佬的主要收入來源于資本增值，其稅率僅為15%。與之相對，勞動所得的個人所得稅稅率動輒25%~30%，甚至更高，這顯然是引發社會民眾廣泛不滿的直接原因。在崇尚高度自由和獨立精神的美國社會，一方面有天才型的企業家，如比爾?蓋茨和喬布斯等;另一方面，卻是流落街頭、失去親情呵護和社會安撫的低收入人群。這部分低收入人群往往得不到正式的工作，因為他們長期酗酒、吸毒，難以逾越大部分用工企業所設置的驗血要求。政府必須承擔起安撫醫治這部分社會弱勢群體的責任。美國的根本優勢在于，法治深入人心。競選的選情再鬧、民眾的抗議再廣，一旦司法機構介入，社會各界基本是認同法院的判斷，這是美國經濟社會改革的基石。

　　 歐洲的情況與美國幾乎相反，那就是超額福利，政府財政支出一般占到GDP的40%左右，而政府開支的一半是用于社會福利。歐洲的主體，除德國之外，需要進行大規模的社會福利體制改革。德國之所以今日經濟在全球經濟一片低迷中仍然堅如磐石，根本原因是上個世紀90年左派總理施羅德所推行的、右派所推崇的一攬子式的社會福利改革。

　　 大規模的社會變革一般需要“形左實右”或者“形右實左”。美國今天需要一個以極右派面目出現的(如特朗普)總統，上臺以后大刀闊斧地采取左派的改革方式，扶持弱勢群體，完善基本社會保障，緩解社會矛盾。而歐洲大陸則需要當年德國式的左派政府上臺，上臺以后借助于廣泛的民意大力推進右派式改革，這就是當年施羅德政府之所以成功的政治邏輯。

　　 反觀中國自己，也是矛盾重重，必須直面問題、創新思路，必須提出有別于改革開放前后三十年的新思路。這套新思路至少應該包括以下三個方面。

　　 第一，精準調控的現代市場經濟。這一點德國是老師。現代市場經濟已經廣為接受，成為中國政治經濟思維的主流思想，但是必須要建立一套體制來精準調控。在這方面，德國、新加坡的經驗尤其值得借鑒。舉例說來，在醫療制度方面，既要讓藥廠、醫生、醫院等主體的積極性被市場機制所調動，又不能完全讓市場信馬由韁，必須由政府精準地提出一套政策提供普惠性的基本醫療。 再比如說房地產市場，其行為基礎應該是市場經濟，從開發商到物業管理、住戶、二手房交易等等，但政府的調控必須到位——既要保證中低收入家庭的基本住房需求，又要防止房價的大起大落。

　　 第二，法制理念和體制必須生根發芽。這一點美國是老師。 在美國任何重大的社會抗爭，從白人阻止黑人上學，到黑人在地方法院遭遇不合理判決后的騷亂;從占領華爾街運動到戈爾與小布什的總統競選之爭，只要上升到法律層面并有司法系統介入，絕大多數民眾都能接受。當今中國社會的法律基礎極其薄弱，輿論、道德、政治、人情都在阻礙著法律制度的運行。這就使得社會喪失了一個基本的“錨”。香港社會在過去兩年中發生的悲劇，恰恰是因為法制的普世觀的喪失，明顯犯法的行為和個人無法得到懲治。

　　 第三，必須建立一群有理想的、受約束、被激勵的執政精英。在此，新加坡是老師。執政精英必須有崇高的理想，這才能在社會上建立起公信，也才能從根本上保持其不腐敗。同時有理想的執政精英必須受到約束和激勵，必須讓其業績與其得到個人利益相匹配。光靠“講理想”是不可能長期可持續地集聚起一群執政精英;反過來，光靠制度約束和激勵也不可能維持一群有理想執政群體。有理想、受約束、被激勵并不矛盾。

　　 如果中國的改革能在以上三個方面取得實質性進展，中國將沒有任何懸念地實現經濟社會等各個方面的現代化，中國綜合國力也將在全世界名列前茅。中華文明的號召力也將在全世界范圍內再上臺階。中國的國際地位將會隨之上升。中美當今競爭的格局將會徹底地改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