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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務部國際貿易經濟合作研究院研究員 梅新育

從G20成員國到特別邀請的一批嘉賓國家，從主權國家國家元首、政府首腦、財政部長和中央銀行行長到主要國際經濟組織領導人，外加同期舉辦的金磚國家領導人非正式會晤，從領導人峰會到工商峰會，即將揭幕的二十國集團（G20）杭州會議毫無疑問已經創造了這個論壇規模、層次的歷史紀錄，希望也將創造這個論壇歷次峰會成果的紀錄，而要創造最為豐富的成果，中國就需要在這次論壇上擔當好自由貿易旗手的角色。

自由貿易體系對全球經濟穩定與增長的重要性不言而喻。1929年，正值源于華爾街投機狂熱的金融危機陰風凄凄之際，美國國會通過極端保護主義的《斯穆特—霍利關稅法》，引爆各國競相報復的關稅戰，觸發貿易保護與貿易萎縮相互促進的惡性循環，終于將在危機邊緣掙扎的世界各國推向創紀錄大危機的深淵；今天，全球經濟增長乏力，世界貿易黑云壓城，“反全球化”呼聲高漲，國際經濟有重蹈《斯穆特—霍利關稅法》覆轍之虞，對此風險我們不可低估。作為世界第一出口大國，作為全世界屈指可數的順差大國，作為1990年代至今世界貿易保護主義的最大受害者，貿易保護與貿易萎縮相互促進的惡性循環對中國的潛在殺傷力更大，我們對此給予比其它國家更多的關注，我們付出更大的努力去呼吁自由貿易和抨擊、遏制貿易保護主義風潮蔓延，自是理所當然。

同時，作為一個對現行國際經貿規則不公正性體會日益痛切的擁有獨立利益的大國，作為一個不能也不應僅僅滿足于被動地“與國際慣例接軌”，而是力圖主動推動建立更合理的國際經濟新秩序的國家，我們本來就還需要站上更高的層次，審視由此而凸顯的國際經貿規則問題；正值山姆大叔扮演自由貿易旗手越來越力不從心，也越來越不樂意之際，無論是于本國國家利益還是于國際社會利益，中國都需要高高舉起自由貿易的大旗，至少在當前這一時期擔當全球自由貿易的旗手。

毋庸諱言，美國是二戰之后全球多邊自由貿易體系的首倡者和主導者；然而，時至今日，美國雖然仍然保持著對國際貿易規則發展演變最強大的影響力，但它運用這一影響力所做的不是全力以赴推進廣覆蓋、非歧視、無差異的多邊貿易自由化，不是主動向所有貿易伙伴進一步削減貿易壁壘，而是拖世貿組織多哈回合談判的后腿，同時全力推進排擠其它主要貿易大國的區域經濟小集團。最典型者，莫過于簽署《跨太平洋伙伴關系協定》（TPP）基礎協議，中國這個當今世界第一貿易大國卻不在成員國之中。其國內貿易保護主義呼聲之高漲，更是達到了多年未見之水平。

反觀中國，選擇與美國迥異。中國不僅早已躍居世界第一貿易大國，不僅在過去的幾年里一直努力推進多哈回合談判，而且持續主動向所有貿易伙伴降低貿易壁壘；中國也搞雙邊和區域自由貿易協定，中國制定了“一帶一路”規劃，但中國的目的并不是利用自己的優勢拉攏一批小伙伴組成半封閉的圈子而擔當“老大”，而是尋求更加開放的競爭環境。正因為如此，中國連續數年部署外貿工作都把擴大進口放在突出地位，中國近兩年接連達成的自由貿易協定對象并不是后發的新興市場經濟體，而是人均國民收入大大高于中國的發達國家和新興工業化經濟體。僅僅2015年12月9日一天之內，中國就宣布了三條充分體現中國尋求更開放貿易環境決心和誠意的消息：中韓自貿協定、中澳自貿協定將于20日同時生效；2016年1月1日起調整部分進出口關稅，特別是擴大進口日用消費品降稅范圍，降低部分先進設備、關鍵零部件和能源原材料關稅以鼓勵其進口，降低、取消一批商品的出口關稅。就是對明顯含有排擠中國之意的TPP，中國的公開反應也是強調要符合世貿組織規則，同時提出了中歐自由貿易區等構想。

中國當前之所以需要出演自由貿易旗手，還因為從政治體制來看，在當前這個世界經濟和全球貿易不確定性高漲的時期，中國體制更有助于其發揮自由貿易倡導者作用。各國民間都存在強弱不等的貿易保護主義壓力，中、美、歐、日、俄各國皆不例外；是否將民間的貿易保護主義壓力轉為政府的實際行動，這是政府（這里指的是包括立法、行政、司法在內的廣義政府部門）的決策；而在同等民間貿易保護主義壓力下，是否采取保護主義行動，取決于該國政治體制賦予保護主義勢力的政治游說能力、政治決策者本人對保護主義勢力的需求，以及該國“玩弄”國際規則的能力。西方代議制民主政體本身就更容易使貿易保護主義勢力取得與其實際經濟實力份額不相稱的政治能量，美國憲法將對外貿易政策決策權授予國會，這種體制使得美國那些主張貿易保護主義或貿易問題政治化的利益集團比在行政主導的國家更容易左右國家貿易政策走向，唯一超級大國的地位更刺激美國貿易保護主義道德風險惡性膨脹。須知，由于美歐等發達國家主導了國際經貿規則的發展演變，1980年代以來尤甚，他們更有能力“玩弄”以世貿組織規則為代表的國際經貿規則，在紙面上不違反世貿組織規則的前提下行保護主義之實，以至于2009年次貸危機高潮期間美國在經濟刺激法案中塞進“購買美國貨”（Buy American）條款，世貿組織總干事卻不得不捏著鼻子認可這項條款未違反世貿組織規則，這種能力將激勵他們訴諸保護主義手段的道德風險。印度等視中國為經濟發展最大競爭對手的新興市場經濟體同樣引進了西式代議制民主政體，致使他們的貿易政策決策常常顯得沖動多而冷靜通盤考慮少，將意愿當作現實，對中國的“瑜亮情結”更時刻都在干擾印度等國的對華貿易政策。與上述國家相反，中國政體更有利于強有力的決策者排除干擾，克服一時短期利益誘惑而去追求長期利益目標。

世界經濟和全球貿易之所以需要中國擔當自由貿易旗手，還因為長期以來的自由貿易旗手美國已經深陷過度干預外部事務和過度透支國力的泥潭，美國需要適度收縮過度擴張的戰線，保養國力，但這種有利于美國長期可持續穩定發展的調整在實際實施過程中不可避免要在一定時期內壓縮美國左右國際市場的影響力，也無法與貿易保護主義截然區分開來。在這種傳統自由貿易旗手出現一定程度力不從心的情況下，世界經濟和全球貿易需要另一個國家至少在當前這個時期內出演自由貿易旗手；當世之時，環顧全球，論德論力，舍中國其誰？在現實經濟生活中，越來越多的貿易業界人士已經將中國視為當今自由貿易的旗手。

那么，中國應當怎樣當好當今的自由貿易旗手？首要的是做好本國國內經濟的穩定與可持續發展，這是中國發揮國際作用的基礎和前提。

其次，中國不搞舍此即彼的霸權爭奪戰，而是提供新的選擇，開展公開公平的競爭。我們呼吁重啟多哈回合動力，但如果一時不能實現，我們也不會強求；我們不阻撓貿易伙伴尋求參與TPP，我們只是發起《區域全面經濟伙伴關系協定》（RCEP），而且相信這個啟動時間晚于TPP的區域自貿協定談判最終可能比TPP更早開始落實。盡管美國對它眼里的貿易霸權競爭者分外警惕，百般防范；但中國對這種霸權不感興趣，不會主動去爭奪，更不會去搞新形式的“兩個平行世界市場”。問題是美國自己，如果你尋求的目標不是在開放的市場上展開公平的競爭，而是企圖利用自己無可匹敵的政治影響力去尋求建立類似1930年代英國建立的“帝國特惠制”，從雄心勃勃推進全球多邊自由貿易而退縮到乞靈于區域性的特惠安排，又怎能遏制住“自由貿易”旗號從自己手中滑落？

讀史可以明志。回顧英國及其帝國特惠制的歷史，看到這個工業革命的發祥地，上百年來“自由貿易”的旗手喪失了維護全球自由貿易的雄心，退縮到了乞靈于英帝國范圍的區域經濟一體化和特惠安排，還有當時全世界最強大的海軍保駕護航，有英鎊集團等一系列配套安排，英國的地位和影響力仍然無可奈何花落去，“帝國特惠制”這個英國用以維持其國際經貿規則制定權的體系最終還是失敗了，美國是否可以從中汲取點什么呢？

第三，中國需要推動主要國家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協調，以實現各國和世界經濟穩定、復蘇，這樣才能從根本上削弱貿易保護主義的內在動機。汝果欲學詩，功夫在詩外；同樣的道理也適用于國際貿易政策協調。同時，貿易政策也不能取代財政政策、貨幣政策的作用。

第四，在尋求改革國際經濟協作機制、完善全球治理的時候，中國應重視公平與效率兼顧。如果說原來的國際經濟協作機制話語權過度集中在西方國家，特別是美國，其它國家主要充當被動承受者，因而不甚公平；那么，現在的一些國際經濟協作機制革新則存在效率低下、因而無法發揮實際作用的風險。我們毫無疑問必須高度重視二十國集團（G20）機制這個平臺，但這個平臺參與者非常多，其國內經濟政治情況差別巨大，政府政治治理能力有天淵之別，因而訴求相去甚遠，協調困難，效率低下，若要把太多具體事務決策職能賦予這個平臺，那肯定是做不好的?？纯礆W盟決策效率低下而且存在許多逆向選擇的決策，英國脫歐很大程度上就是因為如此，我們不難理解這一點。正因為如此，二十國集團（G20）機制對我們而言很大程度上是取得代表世界多數人口的國家支持、實現國際合法性的渠道，是達成原則性共識的地方，并不適合承擔太多的具體決策職能，具體決策更多地可能需要通過中美G2機制達成，再加上中國與主要國際經濟組織對話的平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