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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年已經來臨，改革進入深水區，國民經濟面臨著新的機遇和挑戰，尤其是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攻堅戰已經到了最為關鍵的決勝階段。

30多年前的改革，使國人擺脫了缺衣少食的千年之困。如今，深化改革的新號角正在吹響，破解城市住行難題的歷史重任，也已責無旁貸地落到了當代中國人的肩上。

城市住行是世界性難題，除了少數人稀地廣的發達國家外，絕大多數國家都深受城市住行供求矛盾的困擾。中國人口眾多，可耕地資源不足，城鎮化發展勢頭迅猛，人民生活日新月異，城市生態環境難盡如人意，宜居難和暢行難已成為奔小康征程上的兩大攔路石。

破解城市住行難題，適時可行。

衣食住行是民生第一需求。我國城市居民，在獲得“豐衣足食”這個改革開放的歷史性成果之后，必然要在“宜居”和“暢行”問題上，提出新的更高層次的要求。

中國現有的國情是，擁有舉國體制、高效益民生投資項目數量不足、一線城市住行需求旺盛、建筑科技領先、產能過剩。城市住行是深化改革進程中必須面對和一定要妥善解決的難題，與當年的衣食解困有著類同之處，其處理方法并不復雜，關鍵是要實現思想的大解放和改革的新突破。

一是應充分發揮我國特有的市場優勢、技術優勢和資金優勢。

二是城市必須對千年不變的路房分離建設格局實施顛覆性、創新性變革，堅定走緊湊型發展和路房合一建設新路。

三是通過淺層地下空間、地下綜合管廊、海綿城市、封閉型和單功能暢行路網以及過街高層住宅樓的工業化、集約化聯動開發，實現城市土地資源多層次、有序、復合利用以及道路兩邊的適度建綠留白，將一半居民吸引到視野開闊、景觀秀美、風和日麗、價格低廉的過街住宅樓。

四是推行廉租房、底層架空商品房、高檔別墅公寓房梯度消費的新模式。

至于城市交通，我們做得也很奇葩。一二線城市交通轉軌一哄而起。大量資金砸向地鐵項目，經濟效益差，既惡化了地方債務，又無法根治地面道路擁堵痼疾。

地鐵本該是一線城市的重要交通工具，但是不賺錢的難題至今未能解決，為何不下大氣力挖掘降低地鐵投資和運行成本的潛力？一味爭投資、上項目，光想拉動短期的GDP，導致地鐵的超前和超量開發建設，城市財政是否能承受？還本與付息由誰來買單？

破解城市交通擁堵頑癥的有效方法是，除了進行道路升級改造外，必須緊緊抓住徹底清除交通擁堵源這個龍頭，實行城市道路禁停、交通節點禁紅、車輛轉彎控左等“兩禁一控”新政，建立和完善機動車、非機動車、行人“三分離”新格局，實現職住合一以及停車產業化等運作新模式，做好交通削峰填谷、優化規劃與設計、依法治路等項配套工作，確保城市的路通、車暢和人安。

破解城市住行難題，可收到哪些方面的效果呢？

縮小貧富差距。

貧富差距是備受詬病的社會現象。我國城市住房供應始終未能向中低收入者傾斜，一些先富族擁有數十套高檔別墅，而很多才華橫溢的精英，卻在北京、上海等城市無立足之地。中國經濟需要前行，人民生活指數需要提高，我們應當努力探討和實施為民謀福祉的“宜居”方案，不能讓一線城市成為官二代、富二代、拆二代的專屬地。

高房價加快了貧富的兩極分化。目前在上海市中心地區，質量和環境不咋地的住宅房，單價已達10萬元。若是地方政府能下定決心開發興建無須支付土地費用的優質廉租房，其建安費也就是在2000元/m2的水平線上，中國城市既可率先破解中低收入者的“宜居”難題，又能有效縮小和緩解貧富懸殊的差距。

穩定物價。

高房價助推著城市的物價和商務成本，對中國經濟形成了一種惡性沖擊。高房價主要源自于高地價，而高地價則與土地財政息息相關。土地資源不可再生，土地財政說到底是一種上吃祖宗、下吃子孫的短視行為。南京市2016年土地拍賣1616億元，超過了2014年和2015年之和。地方政府熱衷于土地財政，與民爭利，既不公平，又不可持續，同時還破壞了政府的形象，從長遠看是得不償失。

如果能將各級政府對保障房的投入，轉型為國家對過街廉租房的投入，且這種投入最終將形成一種優質房產資源，能滿足廣大中低收入者的住房需求。政府通過國有房產資源的經營性租賃運作，則可形成一條穩定的財政收入新渠道。

一線城市政府手中若有了數千、乃至上萬億元的優質房產，就可以像調控糧油一樣，運用自如地調控房地產價格，進而有助于確保社會的和諧以及物價的穩定。

提振經濟。

城市住行，尤其是一線城市的住行，是我國提振經濟的優質內需資源，只要科學開發，實現由“投入高、回報低、成效差、難題縱生、危情四起”到“投入相對低、回報相對高、成效優、有序運行、和諧發展”的歷史性轉變。

破解城市住行難題，能讓城市人民率先分享到深化改革的豐碩成果，同時還能為今后提高農村住行質量，以及妥善解決近幾年出現的糧油進口壓力遞增、農業經濟效益下降等新問題，積累有益經驗和開創可行之路。

破解城市住行難題，既是機遇，又是挑戰。只要客觀論證決策，正確謀劃，13億中國人就完全有責任和有能力，為破解城市宜居難和暢行難，作出歷史性的新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