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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城市病困擾特大城市。城市病指的是因人口和經濟集聚導致的交通過載、社會治安混亂、環境污染、住房緊張等問題，這些年，房價高漲、霧霾、交通擁堵等已經成為特大城市無法承擔的壓力，這也促使人們反思人口持續向大城市流動是否合理。

城市與農村的生活方式差別很大。長期以來，農民的生活方式是自產自用(主糧、蔬菜與肉食)+商品經濟(采購農具化肥等生產資料和銷售主糧、蔬菜)。這使得人與土地構成對應關系，每個人必須保證一定的耕地才能自給自足，農村的經濟活動和人口因而也是低密度均勻分布的。

城市興起于手工業和商業相對集中的地區，是經濟活動集聚的產物，久而久之，有人集中居住形成城市。正因為城市經濟活動的密度遠遠高于農村，城市才能創造農村所無法想象的就業崗位數量，人的生存才能脫離耕地數量的約束。工業革命以后，生產擺脫了自然條件的約束，勞動生產率大幅提升，單位土地可以承載的人口與經濟活動出現革命性突破，支撐了兩百年來持續不竭的城市化浪潮。

與農業活動的平面特征相對應，城市是立體的。城市不僅是人口的集聚，也是生活方式的改變。市民就業不受耕地約束，勞動生產率的提升不再有天花板，居民收入出現持續上漲，讓人類社會有機會擺脫馬爾薩斯陷阱，城市也有能力照顧窮人和弱勢群體。

高密度人口也降低了提供公共服務的人均成本，城市可以集中提供教育(義務教育、科研)、供暖、治污(污水排放)、交通基礎設施(如路燈)。人口聚集以及交通工具的改進，使得人與人之間的交流日益密切，這是技術進步與思想革命的基礎。城市帶來的這些益處，也是現代文明的基礎。

當然，城市要承載這一切是有前提的：有好的治理。城市是典型的陌生人社會，人與人之間的交易、互動依賴于規則，城市越發達，聚集的人越多，經濟活動越頻繁，規則就越復雜,執行規則的成本就越高。想要治理好特大城市，就必須尋找共性，尋找中立化、高效率的治理機制。

尤其是那些人口規模龐大的城市，城市治理得好壞更是至關重要，這些特大城市的共同點是，政府管理的事項非常復雜、經濟活動非常頻繁，非本地出生的人很多，文化背景、生活習慣也多不一樣，要治理好這樣的城市并不容易。

城市的首要目標是促進融合，讓流入的人口完成身份認同。特大城市必然意味著人口的多樣化，四個一線城市，勞動年齡人口中，本地戶籍人口大多只占一半，另一半都是非本地出生。出生與成長地域的不同，造成語言、文化認同、生活習慣甚至價值觀的差異。

多樣性是一把雙刃劍，一方面多元化的氛圍促進創新、避免了城市走向單調，是活力之源，另一方面多樣化意味著價值的多元，文化的多元，城市無法只提供一種公共服務就可以滿足所有人，更嚴重的是價值觀的沖突會造成城市的撕裂，制約了城市制定的公共政策的有效性：無論制定何種政策，都會有數量可觀的反對聲音。城市治理的困難就在于平衡兩者的關系。

其次，城市治理要求政府及社會組織隨著人口的變化不斷提高效率。近年來各大城市外來人口規模較大，沖擊了原有良好的社會秩序，有人因此將責任歸在外來人口的素質較差。但城市主管部門應該想到，這些新移民大多來自不發達地區，對于排隊、看指示路標行進、服從組織者的引導、禮讓弱勢群體等習慣，大都不具備。這并不一定是他們的道德低下，更可能是生活環境使然。到了城市里，排隊買票、進站，看指示牌與引導走路，不僅要靠他們自己的學習，還需要各項公共服務在設置時就考慮如何培訓他們。這些在中國城市里并不常見。

最后，城市治理在于精細化管理，在于軟件而非硬件。中國城市大多建得很漂亮，但運行效率未必高，大到自然災害的緊急應對機制、城市主干快速路的合理設計，小到地鐵里的無障礙電梯、自動外部除顫器的配備，中國的特大城市與全球其它特大城市的差距太大。以精細化管理著稱的上海，其本地媒體此前通過實地測試發現，當地鐵站遇上嬰兒車，無障礙設施并非全無障礙，設施不全、數量不夠，使用時比一般行人更加耗時，易讓使用者心理產生差別感。

(原標題：[個論]聶日明專欄：規模擴張要求城市提高治理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