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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習近平總書記日前在兩會上說：“中國人的飯碗任何時候都要都要牢牢端在自己手上。我們的飯碗應該主要裝中國糧。”這句話實際上道出了在目前食品供應還不錯的形勢下，總書記對糧食安全的隱憂。

主流輿論和專家對總書記講話的解讀，總不出“確保18億畝紅線”之類，可謂隔靴搔癢，還是最近三十多年討論問題見物不見人的惡習。試問有了耕地就能確保糧食安全嗎？顯然不是。土地是不會自動長出糧食的，要有人播種，有人管理，有人收割才能長出糧食，這本是常識，偏偏被許多人忘記了，這些年農村土地撂荒問題日趨嚴重，就證明了單有“紅線”是遠遠不夠的。

在筆者看來，中國糧食問題的徹底解決，意味著三農問題的徹底解決，也就是說，要有一個繁榮的、生活水平與城市持平的農村；要有一支充滿自尊的、對自己的職業與身份高度認同的農民隊伍；要有一個現代化的、可持續發展的農業。

從根本上說，只有三農問題的徹底解決，才意味著中國現代化建設的基本完成。真正的發達國家，基本標志都是城鄉差距的基本消除。少數現代化的大城市被破敗、凋敝的農村包圍，城市周邊充斥著貧民窟，這是拉美、印度、菲律賓等國常見的情形，這標志著現代化的失敗，是政治、社會不穩定的根源，也是中國應該絕對避免的前景。

但遺憾的是，這些年來，中國在農村的推行的政策，一些專家在三農問題上提出的建議，都在使農村加速的拉美化，或菲律賓化，其政策的出發點和實際效果，都是在掠奪農村與農民，與社會主義新農村的目標背道而馳，有可能使農村陷入萬劫不復的深淵。

比如，有著名專家學者強調“土地確權”和“流轉”，其實際效果就是鼓勵農民賣地，他們的理由是農民可以用賣地的錢到城市生活，但他們故意不明說的是，在社會保障還不能實現全體國民均等化的背景下，土地對農民具有社會保障功能。鼓勵農民賣地就像鼓勵城市居民賣掉自己的養老和醫療保險去做小生意一樣，是一種居心險惡的刻意誤導。“土地流轉”的結果，只能使農民永遠失去來自土地收益，包括土地產出的收益和土地增值的收益。這樣的政策，除了有利于城市的過剩資本到農村兼并土地之外，對農民沒有任何好處。

更令人擔憂的是，在今天國際資本無孔不入的情況下，出來兼并土地的很可能是外國資本，這就意味著，雖然土地還在九百六十萬平方公里的版圖之內，但碗里的糧食已經不完全是中國的了。

再比如，這些年另一個重要政策是支持所謂“公司+農戶”。但要知道，農戶面對公司，毫無博弈能力，這種模式約略等于“狼+羊”的模式，結果是可以想見的。這種模式的最好結果，也無非是農民在本地獲得一種傳說中的“長工”地位。

有沒有可能像美國那樣通過對農民的補貼來解決三農問題呢？不能。道理很簡單，美國的農業人口不超過500萬，不到美國總人口的2%，他們收入的三分之二來自政府補貼。美國通過這種方式將農民的生活水平大致抬升到與城市持平，建立了一個全世界最發達的農業，解決了自己的三農問題。但中國的農業人口還有7億左右，超過總人口的50%，所以靠政府補貼來消除城鄉差距是行不通的。

今天，中國農業已經深深的內在于市場經濟之中，解決三農問題——最終是解決糧食安全問題——必須用通過增強農民在市場中博弈能力的方式加以解決。從中國歷史和現實情況來看，解決三農問題的道路是唯一的：即通過依托集體經濟從事非農產業的方式來解決。

為什么必須從事非農產業？這是因為，農業勞動生產率的提高速度，天然的低于工業勞動生產率。工業生產率的增速，經常可以達到兩位數，而農業能夠增長百分之一、二、三就相當不錯了。不讓農民從事非農產業，農村的生活水平就永遠低于城市，農村優質的人力資源就會不斷流向城市，農村就會不斷的凋敝沉淪，成為“三八六一九九部隊”的最大基地。

鼓勵農民從事非農產業，并不是要讓農民去搞前沿的工業甚至黑科技（當然農民如果有能力搞，國家也不能禁止），而主要是指與農業密切相關的上下游產業。比如種麥子是經典的農業，但是把麥子磨成面粉，就屬于農產品加工，如果再把面粉做成饅頭、面包、面條、油條之類，就變成食品加工和食品銷售行業了。

農產品的利潤主要產生于后面的深加工環節，這是一個基本常識。國家理應通過稅收優惠、財政補貼的方式，支持農民“占領”這些行業，使農產品的附加利潤歸農民所有，只有這樣才能逐漸提高農民的生活水平，縮小與城市的差距。

由于這一部分非農產業的基礎是農業，所以農民就會有更大的積極性加大對農業的投入，像愛護眼睛一樣愛護土地，這才是解決糧食安全問題的關鍵。

為什么必須依托集體經濟？這是因為，只有依托集體經濟搞非農產業，所獲得的利潤才會在農民當中比較平均的分配，才能夠提高絕大多數農民的生活水平，實現共同富裕。集體還可以向農民提供國家沒有能力提供的社會保障，使各得其所的“五有社會”在農村率先實現。

目前實行的不支持集體經濟，只支持少數“能人”和“大戶”的政策，只會加劇農村的貧富分化，少數人成為新“黃世仁”，大部分農民淪為新楊白勞、喜兒和大春。

在市場經濟條件下，集體經濟還有一個重要功能是增強了農民的抗風險能力以及價格談判能力。單個農民在市場上只能接受價格而不能影響價格，單個農民具有極大的盲目性，谷賤傷農的悲劇反復以各種方式重演，證明一盤散沙的農民不能適應市場經濟，他們在市場中唯一的前景就是被掠奪并且破產。

從宏觀經濟的層面上來看，城鄉差距的顯著縮小，會大大減少流入城市的勞動力人數，這將倒逼城市工資水平的提高，同時倒逼中國制造業產業升級。產業升級之所以被長期延宕，根本原因正在于廉價勞動力的無限供給使得大部分技術升級喪失了比較優勢。

通過“依托集體經濟搞非農產業”來解決三農問題，并非筆者的空想，而是中國社會活生生的現實——南街村、華西村、黑龍江的興十四村等都是典范。這些以集體經濟為主要特征的村莊有三農問題嗎？沒有。但令人費解的是，中國的主流輿論對它們要么視而不見，要么極盡妖魔化，究其原因，就在于他們的存在挑戰了小崗村神話，這也許可以算是另外一種版本的“寧要草，不要苗”吧？

歷史不能假設。回過頭來想一想，如果八十年代對已經度過了最困難階段，即將開始起飛的人民公社，不采取一刀切的方式強制解散，哪怕保留下來三分之一，中國的農村形勢也會比現在好的多吧？

小崗村神話預先排除了通過重建集體經濟解決三農問題的可能性，構成了最終消除城鄉差距，徹底解決糧食安全問題的障礙。我想，這應該是總書記隱憂的深層次來源。現在是到了拆解這個神話，為中國農業的繼續發展掃清道路的時候了！

（作者系昆侖策研究院高級研究員；來源：昆侖策網，根據作者微信編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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