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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在蘇聯有關中共、毛澤東的文卷檔案中，在弗拉基米洛夫報告的文卷檔案中根本沒有對中共、毛澤東指責的內容。這說明1973年在蘇聯出版的《延安日記》中有關指責中共、毛澤東的部分是由編撰者尤里·弗拉索夫等人奉蘇共中央反華需要而后加進去的，是偽造的。

　　弗拉基米洛夫《延安日記》一書被國際反華、反共政治勢力，被中國的反共反毛分子用作攻擊、誣蔑中共、毛澤東的有力武器，欺騙了廣大民眾，流毒甚廣。該書內容甚至多次被中共黨內人士、黨史工作者所引用，被刊載在公開出版的刊物、書籍中，被誤認為已被中共認可。反共反毛分子大肆宣揚該書“不僅蘇聯和歐美學者當作研究共產國際與蘇聯同中共關系的第一手數據,包括港臺在內的中國學者的論文和專著中,也經常能看到引用此書的觀點或材料。”由此可見《延安日記》一書危害極大。

　　有關部門完全有必要站出來消除其惡劣影響。有關部門應派員赴俄羅斯，查清《延安日記》真相，將真實的弗拉基米洛夫《延安日記》與出版的《延安日記》進行對比，揭露其偽造內容。這是對嚴重的要抹黑中共、打倒中共的逆流進行有力地打擊。

　　弗拉基米洛夫的《延安日記》一書，被反共反毛分子所津津樂道，廣泛傳播、宣揚。其中指責中共、毛澤東部分的真實性一直被人懷疑。

　　弗拉基米洛夫1958年逝世，蘇聯1973年出版弗拉基米洛夫《延安日記》一書俄文版(俄文版書名《中國特區(1942—1945)》)。1975年美國出此書的英文版， 1976年臺灣出版此書的中文版。1980年北京現代史資料編刊社在國內出版《延安日記》。此書一看就有明顯的嚴重問題，略慬中共歷史的人都可以看出多處違背歷史和漏洞的地方，考慮此書1973年在蘇聯出版的政治背景，都會對書中對中共、毛澤東的指責有懷疑。但是，《延安日記》在國內出版時，出版者對本書沒有做任何說明、提示、揭露、反駁，這清楚地表明了出版者所持的反共反毛政治立場。

　　反共反毛分子為了要讀者相信《延安日記》的真實性，可貴性、唯一性。他們編造說：“由于中共在1946年12月下旬蔣介石揚言進攻延安時,將同‘遠方’(即共產國際)通訊往來的電稿材料全部毀掉。”這是不可能的。中共中央很重視對歷史檔案的保留，連紅軍時期、長征中的電文都保留了下來。怎么可能毀掉了非常重要的中共與共產國際通訊往來的電稿材料呢?官方應該考慮把幾十年的前全部檔案解密、公開，以使編造的政治謊言政治謠言無處藏身，原形畢露。他們說：“前蘇聯將共產國際和蘇聯同中共關系的檔案尚未完全解密。”蘇聯解體后，共產國際和蘇聯同中共關系的檔案已經完全解密公開，但是沒有任何資料可以證明《延安日記》中對中共、毛澤東指責內容的真實性。

　　反共反毛分子確實是太擔心讀者懷疑《延安日記》一書的真實性了，他們說：“至于蘇共弗氏，他是中共盟友，更不會隨意給毛潑臟水。為了防止讀者對他的記載懷疑 其真實性，他特地在《日記》中鄭重聲明：‘我必須只把真實的事說出來。我決不對自己說假話，我的責任是寫出真話，我對成千成萬在與法西斯斗爭中死亡的人負有這個責任。’他的真誠的表白，使人們不能不對他的記載為之信服。” 蘇共的弗拉基米洛夫是中共的盟友，他是不會在日記中給中共、毛澤東潑臟水的。但1973年在蘇聯出版的《延安日記》確實給中共、毛澤東潑了臟水，說明這部分不是出于弗拉基米洛夫之手。日記是寫給自己看的，不是寫給將來出版給讀者看的，所以沒有必要在日記中對其真實性進行表白、發誓。而在《延安日記》中卻有弗拉基米洛夫這種表白、發誓。很顯然，這些是后來的編撰者加進去的，以這種表白、發誓，證明其真實性。

　　我在前不久所寫的《介紹一篇有力批駁<炎黃春秋>污蔑八路軍在陜北大規模種植鴉片的文章》一文中提到《延安日記》一書。我寫道：“在言兼的文章中提蘇軍情報部情報員弗拉基米洛夫的《延安日記》。并指出，《延安日記》是在1973年在蘇聯出版的。當時中蘇決裂，甚至兵戎相見，中蘇相互視對方為最大的敵人。該書的實際編撰者尤里·弗拉索夫在后來也承認，這部《延安日記》是一部奉蘇共中央反華需要而編撰的作品。文章指出《延安日記》的內容與史實的矛盾實在是太多太多。比如弗拉基米洛夫在陜北向毛澤東直接質問鴉片問題，鄧小平作了回答的那一段。日記的日期為1942年8月2日，但此時鄧小平早已被任命為中共太行分局書記、129師政委，他應該在太行山上，而不是在延安。另外，像359旅在大生產運動之前的30年代就在南泥灣收獲鴉片、鴉片加工總廠設在國民黨嚴密控制的湖南茶陵……之類的錯誤，那就更多。”

　　說1973年在蘇聯出版的弗拉基米洛夫的《延安日記》有很多偽造，可以舉出太多的例子了。我前兩天又一次翻閱此書，就發現它有多處硬傷。作為蘇共派往中共中央的情報人員，弗拉基米洛夫應該對中共中央領導人和重要干部情況非常了解，但《延安日記》中卻出現多處錯誤。

　　1、1942年5月13日的日記中說：“毛澤東在1935年1月的遵義會議上成為中共中央主席。”1942年11月14日的日記中說：“在遵義會議上毛澤東安排聽他話的張聞天擔任中共中央總書記。”1942年8月13日的日記中說：“張聞天作為總書記，從職務上說，是毛澤東在黨內領導工作的副手。”了解中共黨史的人都知道，遵義會議上毛澤東被選為政治局常委，在政治局常委中排名靠后，不是中共中央主席。在1945年中共七大之前，中共中央沒有設中共中央主席的職位，當時的中共最高領導人是中共中央總書記。遵義會議之后，張聞天當選為中共中央總負責(總書記)。毛澤東取代張聞天成為中共最高領導人是在1938年，是由共產國際決定的，此后張聞天不再是總書記。毛澤東被稱為主席，是指在紅軍時代，他曾擔任中華蘇維埃政府主席，或后來擔任的軍委主席。這些情況，中共的中、高層都知道，共產國際更應該知道得清清楚楚，作為共產國際派駐中共中央的聯絡員，弗拉基米洛夫不會不知道，所以他根本不會在日記中出現這樣的嚴重錯誤。《延安日記》出現這樣的錯誤，是由于改編者尤里·弗拉索夫不了解中共歷史。他參照了1956年中共八大以后的職務安排，總書記是在中共中央主席領導之下，并把這些內容加入了的《延安日記》。

　　2、1942年5月12日的日記中說：“任弼時是政治局委員、書記處書記。”任弼時成為中共中央書記處書記是在1943年3月，在此之前任弼時從來沒有擔任過中共中央書記處書記。弗拉基米洛夫難道是未卜先知?

　　3、1942年8月5日的日記中說：“彭真在1942年春天陪同劉少奇從新四軍那里來到延安。”1945年3月25日的日記中說：“彭真依靠劉少奇來到了延安。”彭真是1941年5月奉中央指示到延安向中央政治局和毛澤東同志匯報晉察冀邊區的工作，此后，留在延安黨中央工作。他并不是1942年春天陪同劉少奇從新四軍來的延安。當時劉少奇還未到中央工作，所以他不可能依靠劉少奇來到延安。

　　4、1942年9月2日的日記中說：“楊尚昆是王明的擁護者之一。他曾任中共中央華北局書記(1934 年)，現任中央委員會統戰部負責人。”楊尚昆1941年底回到延安，中央分配他擔任政策委員會的委員;1942 年又參加中央調查研究局黨務研究室的工作。1943年在中央書記處下面設組織和宣傳兩個委員會和中央研究局 。楊尚昆任委員會委員、秘書，中央研究局副局長。楊尚昆沒有擔任過中央統戰部負責人。

　　5、1942 年10月21日的日記中說：“劉少奇所起的作用越來越大。一個不引人注目的新四軍政委，而今成了僅次毛澤東的二號人物，成了毛的思想的實際貫徹者。他起草最重要的文件。政治局委員和高級軍官現在對他不得不另眼相看了。”劉少奇1942年12月30日才到延安，他后來在中央地位提高，起多大作用，應該是在到延安以后的事情。《延安日記》在2個月前就已預知劉少奇起了越來越大的作用，這只能說明，此段不是原來就有的，而是在30年后，被編撰者加進去的。

　　6、1942 年10月23日的日記中說：“林楓(譯音)是 120 步兵師的政委。”120師政委是關向應，關向應1946年才去世。林楓從來沒有擔任120師政委，他當時擔任的是晉綏軍區政委，是關向應的副手。

　　7、1942 年11月29日的日記中說：“李克農是與劉少奇同時來到延安的，那是在 1942 年，而不是 1941 年，像以前聽說的那樣。”李克農是1941年2月，從國統區奉命撤回延安，3月，擔任中共中央社會部副部長。不是1942年12月跟隨劉少奇從新四軍來到延安。

　　8、1943年7月3日的日記中說：“林彪是115步兵師的前師長。他去過蘇聯好幾次，是一位優秀的軍事專家，現正參與起草一項軍事改革方案。”林彪是1943年7月16日隨周恩來由重慶抵達延安，在這以后被中央安排在中央黨校研究軍事問題。《延安日記》在林彪回到延安前13天，就知道林彪后來的工作安排，又是一個未卜先知。

　　真實的弗拉基米洛夫在延安寫日記時不會出現這些錯誤，作為蘇共情報人員，他和他的小組，對中共高層情況應該了如指掌，如果有變化會立即向蘇共報告。《延安日記》是在30年以后出版的。當時中蘇之間已經成了最大敵人，蘇共為了達到誣蔑、攻擊、抹黑中共的目的，要求進行編撰者進行造假，加入大量真假史料。由于編撰者對中共歷史情況不了解，對中共的認識都是六、七十年代的認識。他們只是看了大量真假史料，并在把這些真假史料編進去，又把蘇共方面多年后對中共領導人、重要干部的惡評加進去，因此細節經常會被忽略、搞錯，特別是時間和當時的職務方面。在編撰時，會忽略時間節點，把后來發生的事實寫在前面，給人未卜先知的感覺。還有，弗拉基米洛夫在日記中多次表示，中共方面對他們嚴密監視，中共領導人對他們非常冷淡，在這種情況下，這些蘇共情報人員怎么知道那么多中共內部的機密和大量細節呢?日記一般都寫得簡單、概括，有的只有自己能慬。讀過《延安日記》的人都會感到它已不像是一部日記，而像一部史實記錄。這說明它被后人重新編撰、補充，改寫。

　　弗拉基米洛夫1942年5月,被派往中國,長駐中共中央所在地延安。他的公開身份是塔斯社記者,實際身份是共產國際駐中共中央聯絡員，蘇共情報部門的情報員。他有一部電臺，可以隨時、直接與蘇聯情報部門聯系，報告中共和中國的情況。他的報告肯定要被收入蘇聯歷史檔案。蘇聯解體后，蘇聯歷史檔案全部公開。為了研究中國、中共有關歷史，很多中國歷史研究機構和歷史學家都去俄羅斯查閱有關歷史檔案。但是從來沒有人在蘇聯歷史檔案中發現弗拉基米洛夫《延安日記》一書所記載的攻擊中共、毛澤東的內容。

　　近年，有一個叫潘佐夫(AlexanderV.Pantsov)的俄羅斯歷史學家根據新解密的蘇聯時期的歷史檔案寫了《毛澤東：真實的故事》一書。潘佐夫主要查閱了“俄羅斯社會暨政治史國家檔案”。他說，這是世界關于國際共運和蘇共黨史最全面的文檔，里面有大量關于中共活動的檔案，包括中共駐共產國際的文檔，共產國際和蘇共給中國的指示，列寧、斯大林和其他領導人的相關文件，中共和國民黨駐共產國際代表的秘密報告等。潘佐夫接受BBC中文網采訪時特別提到了其中有多達15卷關于毛澤東的文卷檔案。他還稱，他是第一位接觸這些檔案的學者。

　　潘佐夫在檔案中應該看到了全部蘇聯情報人員弗拉基米洛夫給蘇共的報告。潘佐夫在他的書中引用了弗拉基米洛夫的報告。書中寫道：1945年8月28日毛澤東與周恩來飛赴重慶與國民黨談判，在延安機場上，弗拉基米洛夫注意到，毛還親吻了江青的嘴唇，這在大庭廣眾之下還是第一次，而且做得十分大方。弗拉基米洛夫還向蘇共報告了毛澤東與兒子毛岸英發生爭吵的事。蘇聯情報官員在他們的報告中寫道：“在一些純屬臆想的問題上，父子間的不和迅速增加。”這說明潘佐夫在蘇聯歷史檔案中看到過弗拉基米洛夫給蘇共的所有報告，并將他認為有價值的內容寫入自己的書中。但是潘佐夫在檔案中并沒有看到弗拉基米洛夫在《延安日記》中指責中共、毛澤東的內容。如果有，潘佐夫為什么不寫進《毛澤東：真實的故事》一書中呢。潘佐夫是一個已經跑到美國去的俄羅斯歷史學家，對中共、毛澤東并不友好，他在《毛澤東：真實的故事》一書中講了中共、毛澤東很多壞話，受到了中國的反共反毛分子的贊揚。他如果看到弗拉基米洛夫報告中那些對中共、毛澤東指責的內容不會不寫進書中。沒有寫，說明在弗拉基米洛夫的報告中根本沒有這些內容。

　　有人可能會說，弗拉基米洛夫在《延安日記》中所寫的對中共、毛澤東指責的內容是存在的，但弗拉基米洛夫沒有向蘇共報告。弗拉基米洛夫絕對不會將這些非常重要的有關中共、毛澤東的情報隱瞞，不向蘇共報告。弗拉基米洛夫不敢這樣做，因為駐延安的蘇共人員是一個小組，他這樣做會被其他人向蘇共揭發。弗拉基米洛夫輕則要被撤職，重則要被判刑。

　　在蘇聯有關中共、毛澤東的文卷檔案中，在弗拉基米洛夫報告的文卷檔案中根本沒有對中共、毛澤東指責的內容。這說明1973年在蘇聯出版的《延安日記》中有關指責中共、毛澤東的部分是由編撰者尤里·弗拉索夫等人奉蘇共中央反華需要而后加進去的，是偽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