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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紀念毛澤東誕辰120周年，戴旭在解放軍報《國防參考》雜志發表兩萬字長文《警惕西方敵對勢力抹黑毛澤東》（原題《失去毛澤東，中國將百年孤獨》），分兩期發表，發表時標題有改動。發表時，雜志所加的編者按說，毛澤東是敢于戰勝一切困難和敵人的當代中國強大的代名詞。中國不能再允許丑化毛澤東的社會現象存在，我們應該看透國內外反共反華勢力抹黑毛澤東背后的險惡圖謀，打好思想文化領域的自衛反擊戰。

該文刊發于解放軍報旗下的《國防參考》雜志2013年12月

  西方對中國的戰略“文攻”：從丑化、否定毛澤東開始順藤摸瓜

  對毛澤東進行“神”“人”分離，是解放思想、完成新階段歷史使命的必須。但是，正如文革發動起來后被“反革命集團”所利用，在局部造成失控混亂一樣，改革開放后對毛澤東影響的淡化也被反華勢力所利用，在主流意識形態將毛澤東請下神壇之后，這些勢力喊著“把毛澤東還原成人”的口號，趁機對毛澤東進行“星火燎原”式的妖魔化，在神的毛澤東、人的毛澤東之后，以虛構亂編和污言穢語，全力打造一個“魔”的毛澤東。

  一些所謂的“作家、藝術家”，模仿所謂的魔幻現實主義、行為藝術等西方盛行手法，含蓄地控訴共產黨“違背人性”;惡意編造、詆毀毛澤東人格的所謂揭秘式的文學作品自境外倒流。后來發展到有人以學術研究為名，開始對大躍進中餓死“數千萬人”等無從準確考證的事情往毛澤東身上追責;有“歷史學者”依據外國檔案的記載，更指責毛澤東抗美援朝、中蘇交惡等重大戰略決策是“錯誤”;有“經濟學家”批判毛澤東不搞改革開放和市場經濟等等，對毛澤東個人和毛澤東時代的新中國進行全面否定。最后竟發展到赤裸裸地在報刊、微博和其他輿論媒體中直接對毛澤東及其家人進行辱罵，在手機短信中流傳關于毛澤東的低俗段子，妖魔化毛澤東達到登峰造極，其語言之下流、情節之荒誕令人發指。與此同時，卻大肆美化被我軍擊斃的張靈甫等為“抗日英雄”，含沙射影地譴責中國共產黨及其領導的人民軍隊為“匪軍”。這些人攻擊毛澤東是突破口，消滅共產黨是總目標;肆意散布歷史虛無主義是假，蓄意對中國共產黨的歷史毀尸滅跡是真。

  而簡單分析一下那些揭批毛澤東的所謂“經濟學家”、“法律學者”、“政治學者”和“企業家”的出身，可以發現多是原國民黨軍政人員后代、當年文革造反派及“右派”、接受外國非政府組織資助的國內“學術機構”和個人、接受西方“普世價值”或皈依基督教，以及某些有著外國情報機構復雜背景、來歷不明的人。趁中央對毛澤東政治評價的轉換之機混水摸魚，這些懷有階級報復和投機心態甚至是身負某種特殊戰略使命的人，把自己包裝成現時代冠冕堂皇的身份，利用門戶網站、微博、微信等新興媒體，從政治、經濟、軍事乃至文學、道德、私生活等幾乎所有方面，對毛澤東口誅筆伐萬炮齊轟。

  毛澤東已成為歷史人物。站在今天的時空，責難歷史人物是容易的，但理解歷史人物，最基本的常識是不能脫離當時的歷史條件，否則便是無知和無賴，甚至無恥。以史為鑒地對毛澤東時代的經驗教訓進行回顧總結很有必要，對毛澤東的個人功過進行評述也屬正常。但這種總結和評述必須是客觀、理性、超越個人恩怨的，如黃克誠《關于對毛主席評價和對毛澤東思想的態度問題》。但在近年來蓬勃興起的以網絡、手機為平臺的新媒體上，特別是在外資掌控、被西方政治理念洗腦的人員把控的一些大型門戶網站上，這種理性、客觀的文章已十分罕見，鋪天蓋地充斥著的大都是對毛澤東的肆意污蔑。這種情形引起廣大民眾的強烈憤慨和激烈反彈，社會上多次發生民眾自發圍追堵截、公開揭批反毛辱毛人士的情況。

  中國社會針對毛澤東“評價”截然對立，早已不僅僅是對毛澤東個人功過是非的再認識，而是意識形態領域復雜斗爭的體現。

      反毛、擁毛現象的背后是民族絞殺、反絞殺

　　  改革開放，中國希望學習世界的先進科技成果、經濟成果以及政治文明成果;但是，抱持冷戰思維不放，堅定推行全球霸權戰略目標的美國，也利用中國的改革開放實施對中國的經濟控制、政治改革和軍事威懾以及全面的文化入侵，試圖重新拿回1949年丟掉的中國。在以美國為首的西方資本家大肆“合法”掠取中國經濟利益的同時，其政治家也在以西方政治文化體系和宗教，大規模奪取原毛澤東的“思想信徒”。據不完全統計，中國已經有基督徒一億多人，而信奉西方價值觀的中國人，雖無精確統計，但從中國互聯網和教育領域的局部調查中可以看出，其數字也十分驚人。和中國只計算經濟意義上的GDP不同，美國更重視的是“得人心者得天下”。而要得中國人的人心，首先就要拿掉中國人心中的“神”，換上西方的“神”。

　　  中國人應該知道，在我們追逐自立自強中國夢的時候，當年的西方列強也在追逐他們當年打劫瓜分中國的夢想，日本回憶著入侵中國的大東亞共榮圈，甚至連一些原國民黨的后裔也在做著卷土重來的前朝舊夢。中國夢成，他們夢碎;反之，若中國夢碎，則他們夢成。歷史有時直行，有時輪回。一切都在競賽中。

晚清洋務運動失敗，不是敗于經濟成就不突出，而是敗于原有的以儒家學說為主導的文化體系被割裂、摧毀，其封建行政秩序隨之瓦解，國家隨之動亂和解體。太平天國也好，辛亥革命也好，究其精神文化實質，都來自于歐美宗教、政治體系。

　　  一部中國近代史，由西方的軍事、經濟入侵開始，最后達成由中國人自己按照西方政治文化的指引，對自己的國家進行徹底顛覆。整整一百年后，這一幕又幾乎原封不動地發生在突尼斯、埃及、利比亞。蘇聯的垮臺，也是在俄羅斯民族達到其歷史上空前的軍事強大、經濟強大和擴張達到最大極限的時候發生的，根本原因依然是敗于以文化為中心的信息心理(思想)戰。由赫魯曉夫開始對斯大林的否定，最終被西方利用擴大為整個蘇聯共產黨的自虐，最后導致蘇聯各民族的互相怨恨、離心離德，最終解體。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循著歷史的慣性，又想在中國使用這一套魔法。

　　  而令人扼腕的是，竟然有相當多的中國人對此不以為然，在陰謀已成陽謀，通過丑化毛澤東，達到其顛覆中國共產黨和現行中國政治體制的動機，已經昭然若揭的情況下仍然將信將疑，看不到在社會上反毛、擁毛現象的背后，其實是大國博弈和民族絞殺、反絞殺之暗流涌動在“水面”上激起的浪花。

　　  毛澤東說過，“凡是要推翻一個政權，總要先造成輿論，總要先做意識形態方面的工作。革命的階級是這樣，反革命的階級也是這樣。”1945年二戰即將結束時，美國即制定了在意識形態方面分化瓦解蘇聯的計劃，中央情報局負責人艾倫•杜勒斯對杜魯門和國際關系委員會說：“我們將傾其所有，拿出所有的黃金，全部物質力量，把人們塑造成我們需要的樣子，讓他們聽我們的......我們要把布爾什維克主義的根挖出來，把精神道德的基礎庸俗化并加以清除。我們將以這種方法一代接一代地動搖和破壞列寧主義的狂熱。我們要從青少年抓起，要把主要的賭注押在青年身上，要讓它變質、發霉、腐爛。我們要把他們變成無恥之徒、庸人和世界主義者。我們一定要做到。”1951年，美國中情局制定了針對中國的《十條誡令》，全面展開以和平演變，意識形態顛覆為核心的“信息心理戰”。經過近半個世紀的努力， 1991年美國實現了不戰而勝肢解蘇聯的戰略目標。

　　  毛澤東和那一代中國共產黨人早就預見到蘇聯從變色道解體的必然

　　  新中國在毛澤東的旗幟下團結起來的廣大軍民，連續在朝鮮戰爭和越南戰爭中兩次戰勝美國及其西方集團，并打破其一切經濟封鎖建立起相對完善的工業體系和農業體系，后來又擁有核武器，讓迷信軍事優勢的美國一籌莫展。于是美國的戰略家們將對付中國的主要戰略調整為以心戰、文攻為主，以武力威懾為輔，試圖重演解體蘇聯的杰作，以兵不血刃地抵消20世紀中華民族解放戰爭的偉大成果，把中國乃至亞洲重新推回半殖民地狀態，繼續維持西方對整個世界的“奴役”——美國接過法國殖民者的遺產，發動越南戰爭的動機不是這樣嗎?毛澤東之所以發動“文化大革命”的初衷就是防止和平演變。一九六五年秋，黨中央在大連棒槌島召開會議。期間，葉劍英元帥感于時局寫了一首七律《望遠》呈送毛主席：“憂患元元憶逝翁，紅旗飄渺沒遙空。昏鴉三匝迷枯樹，回雁兼程溯舊蹤。赤道雕弓能射虎，椰林匕首敢屠龍。景升父子皆豚犬，旋轉還憑革命功”。毛澤東對此詩大加贊賞，不僅推薦《光明日報》發表，還將“望遠”改為“遠望”，并親自手書。詩中指馬列主義的紅旗已經在蘇聯虛無縹緲，淹沒在遙遠的天空。而蘇聯修正主義集團像黃昏的烏鴉圍繞枯樹而飛，對腐朽沒落的東西著迷，不肯離去。在歌頌亞非人民“能射虎”“敢屠龍”之后，葉劍英將將赫魯曉夫和勃列日涅夫視為三國演義中懦弱無能的劉景升父子，最后把扭轉乾坤的希望寄托在中國和其他“革命”者身上。可以說，這時的毛澤東和那一代的中國共產黨人就已經預見到，由于放棄了精神旗幟，蘇聯將墮入美國和西方和平演變的戰略陷阱之中，國運難保。二十多年后，蘇聯共產黨灰飛煙滅，世界上第一個、也是最大的社會主義國家解體了。如預言抗日戰爭的三階段、解放戰爭的大結局一樣，毛澤東的高瞻遠矚又一次被歷史發展的進程所驗證。

  西方“隱形意識形態軍團”正發起對華大決戰

　　  今天，國內外反黨、反政府和反華勢力，以制造毛澤東的個人輿論為突破口，步步為營，全面發起對中國的意識形態大決戰，是歷史的繼續而不是時代的偶然。

　　  毛澤東時代高調警惕“和平演變”，1989年鄧小平領導中國“沉著應對”，使美國文攻暗戰策略大受挫折。但是，在蘇聯被肢解之后，以美國為首的西方資本主義意識形態和國家集團，一邊以牛刀殺雞之勢肢解歐洲唯一的社會主義據點南斯拉夫，成片掃蕩中東社會主義國家集群，更對中國展開C形地緣包圍，同時利用中國改革開放，成千上萬的“非政府合作組織”以“意識形態隱形軍團”的姿態，以學術資助、文化交流、教育合作的“戰術”方式，全面挺進中國教育、文化、傳媒體系，潤物細無聲地培養出大批親美國親西方的學者、教授、官員和青年。對攻擊毛澤東最起勁的“中國人”，美國或通過非政府組織直接給予現金支持，或以美國文化機構授予各種榮譽。美國和西方還以諾貝爾獎和奧斯卡獎等手段，暗示鼓勵中國文學家、影視人揭露傳統文化和新中國的“陰暗”面，甚至不惜派出具有中國血統的“忠實的美國人”，或直接任命為美國政府官員，或聘以網絡企業高管或賦予美國著名大學教授的名頭，以事業成功的假象，利用輿論的變形放大巧妙包裝成“中國青年導師”和“經濟學家”，“輔導”中國青年向往美國的一切，誤導中國企業和經濟成為美國的附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