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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文木：從整體上把握中國海洋安全

點擊：  作者：張文木    來源：《當代亞太》2015年第5期  發布時間:2016-07-07 11:05:13

 

 

 從整體上把握中國海洋安全

——“海上絲綢之路”西太平洋航線的安全保障、關鍵環節與力量配置

張文木

 

一、在“一帶一路”框架中認識中國國防新常態

二、“海上絲綢之路”安全保障及其關鍵環節

三、“三海一體”及其力量配置

四、海上博弈及中國主要對手分析，策略運用

五、簡短的結論

 

【內容提要】“海上絲綢之路”的西太平洋航線是指東海和南海這兩條主要起航線。開辟陸上絲綢之路的歷史經驗表明，伴隨絲綢之路伸展的并非僅是商業，它還充滿著競爭和沖突，海上絲綢之路也不例外。中國在這條線路上也有相當的利益需要保護。我們需要根據矛盾性質的不同，確定推進“海上絲綢之路”的策略和節奏。從“三海一體”的視角看，在不遠的將來，將并排于中國東部海域的北海艦隊、東海艦隊和南海艦隊三大海上力量合成一體并編為“西太平洋艦隊”實屬必要。中國已是亞洲的重要力量，而臺灣地區則是遠東南下北上的海上樞紐。顯然，突破“第一鏈條”，實現臺灣地區與中國大陸的統一，對中國實現“兩個一百年”的偉大目標具有越來越迫切的意義。國防新常態應當包括這一安排。

 

關鍵詞：海上絲綢之路；海洋安全；三海一體；地緣政治

 

觀點摘要

 

1、筆者在研究中國海權的初期曾把海權置于很高的地位，那是因為當時中國海權處于起步階段，需要矯枉過正。在2014年出版的《論中國海權》（第三版）和《印度與印度洋——基于中國地緣政治視角》兩書中里，鑒于中國海上力量已有長足推進，這一立場已有適度回調。在上述兩書中，提出絕對的制海權要依托于絕對的制陸權，反之，絕對的制陸權也要依托于絕對的制海權。在陸權和海權的邊際地帶，制陸權可以反作用于制海權，同樣，制海權也可以反作用于制陸權。占據較大版圖的制陸權可以在較大范圍內影響（反作用）周邊的制海權，同樣，占據較廣闊海域的制海權也可以影響（反作用）制陸權。比如，在印度洋地區，因占領 了印度半島，近代英國在此地區擁有比當代美國更大的制海權；同樣，由于擁有廣闊海域的制海權，近代英國曾使陸權霸主沙俄帝國多面受敵，疲于應對。馬漢 （Alfred Mahan）也曾論述過海權與陸權的這種相互作用的關系，但他并沒有這么從整體予以強調，更沒有形成理論概括，而且出于是美國國情的需 要，馬漢更多強調的是遠海。

 

2、陸權與海權的作用與反作用理論告訴我們，盡管中國海權起步較晚，但自然條件相對于英國和美國還是有比較大的優勢。中國東接西北太平洋、南近北印度洋，因超大的近海大陸板塊，特別是具有中遠程導致打擊技術，使得當代中國對兩海有著強大的反作用力以及由此形成的較強的近海制海能力。西方國家因距離印度洋太遠，因此產生了“島嶼鏈”思維，但這實屬無奈之舉，這是因為，最有效的制海權一般都有依托大陸板塊的條件，并由此獲得可持續的巨量資源跟進。而在遠海建立島嶼鏈則需要巨大的資源支持，英國和美國要控制或占領印度洋，而首先從大西洋經過地中海和太平洋過來，而中國進入印度洋遑論太平洋則可就近直達，如果中南半島國家同中國建立了緊密合作的關系，則中國可將在該地區更占主動。這種地緣政治中的大陸板塊優勢，使得中國在相當程度上彌補了被西方人所認為的海權不足。有利的地理位置，使中國在處理海洋事務中遠比西方國家有更從容的時間。

 

 3、然而，盡管中國接海面積巨大，但能從海上深入中原的地段卻不多。中世紀和近代對中國政治沖擊最大的蒙古人和英國人，他們都試圖從西南方向進入中原，但因地形的原因，他們都沒有成功。英國人只能從沿海東進。東進南海后，中國東南山地使他們不得不繼續北上由東海入侵中國。這說明，臺灣海峽以北的“東海-黃海”海域是中國海洋防御中最脆弱的地帶。

 

4、有人認為，印度對中國安全構成了重大威脅，事實并非如此。當前的中印實控線在毛主席時代就已穩定下來，而且受到喜馬拉雅山地形的影響，中國和印度（以1950年印度共和國成立后的版圖為限）在千余年的歷史中幾乎沒有發生過戰爭——僅在1962年發生過歷時月余的邊境沖突。現在一些同志不理解1962年打過去為什么不占領，這是因為地理條件不允許。在海拔四五千米的西藏高原上我們的資源難以形成大規模的持續順暢的調度，由北而南居高臨下的地 形可使大部隊一瀉千里地進去，卻不能自由地順利返回，更不能持久地占領。正因此，當年亞歷山大和成吉思汗打到印度河都放棄南下進入印度平原，理解了這一點——如果再能重溫一下三國時曹操占領漢中又主動撤回秦嶺一線的經驗——也就理解了1962年中國軍隊打入藏南又迅速撤回固守和原因。

 

5、黃海、東海和南海事實上是一個整體。歷史經驗表明，黃海動則臺海動，而臺海動則中國動，而中國動則東亞動。近代以來，遠東均勢格局決定性的轉折——比如1895年的甲午海戰和1950年的朝鮮戰爭——都是從黃海開始的。對此，日本軍事歷史學者司馬遼太郎解釋說，他說：“誰控制了黃海，誰就主導了在東北亞大陸說話的話語權。”

 

6、中國加強在黃海的戰略力量的目的在于從側翼保護臺灣地區， 因為如前所述，對臺灣地區安全具有顛覆性的危險來自日本的軍國主義勢力。臺灣海峽是西北太平洋海權的關鍵環節，中國國土東界應在臺灣地區的東海岸。中國實現臺海統一后，制海范圍就可直推至臺灣地區以東的深海區，并對臺灣地區以北的宮古海峽和南邊的巴士海峽施加影響。如此，中國黃海、東海和南海的海上國防力 量就可以形成合力，并使中國海南島、臺灣島和遼東半島得以聯動，形成“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莫不制從”之勢。因此，唯有將黃海、東海和南海視為一體并使之相互呼應，長期拖延的南海主權問題才能得到順利解決。照此邏輯，從“三海一體”的視角看，在不過遠的將來，將并排于東部海域東海、南海、北海三大艦隊合成一體并編為“西太平洋艦隊”，實屬必要。

 

7、在海上作戰力量體系中，臺灣回歸祖國以及捍衛東海南海海域的中國主權已成應有之義，同時又不至將其力量伸展過遠，大體在遠東雅爾塔體系安排之內。只要我們堅持不懈地努力，在不遠的將來，切實將中國海上實際控制線前移至臺灣東界——這原本就是中國領土的東界，屆時臺灣和平回歸就是可以想像的事。臺灣回歸祖國意味著中國有效的安全邊界真正推至西太平洋深海海域，有了深海，中國的核潛艇才可發揮終極反擊作用，中國航母建設才能大步向前邁進，中國大陸的經 濟建設成果才能得到有效保衛。

 

8、朝鮮半島位于中國黃海的北翼，而黃海的安危事關東海的穩定乃至中國臺灣的安全，臺灣的安危更是事關中國在西北太平洋的海上安全。如果將中國大陸沿岸和西北太平洋銜接的“三海”（黃海、東海、南海）視為一個連續的整體，我們就會發現，遼東半島猶如人的肩膀，黃海猶如連接肩膀的上臂，南海部分則相當于下臂，海南島相當于手掌，而位于東海的臺灣地區則是連接和聯動上下臂的肘關節。黃海失，則臺灣地區不保；臺灣地區局勢失控，中國在南海就不能持續發力。由此，臺灣地 區就成了中國在西北太平洋制海權有效發揮的關鍵環節。

 

9、在臺灣海峽南北兩段中，北面是中國貫通西北太平洋制海權的主要矛盾所在，而釣魚島及其附屬島嶼則是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也就是說，不管是對日本還是對中國而言，控制了釣魚島及其附屬島嶼就接近控制了臺灣地區，而控制了臺灣地區，也就控制了沿中國海岸的西北太平洋的制海權的關鍵環節。臺灣回歸是實現西太制海權的關鍵；鑒于日本對臺灣野心不死，東海黃海一線是解決臺灣的關鍵區域，其中釣魚列島的主權回歸則是破局的關鍵環節。

 

10、“中國是亞洲的重心”，而臺灣是遠東南下北上的海上樞紐。從需求上說，美國用于遏制中國的所謂“第一鏈條”以西即靠近中國海區屬淺水海域，而核潛艇只有在深海隱蔽的條件下才可能實施二次反擊，顯然，突破“第一鏈條”，實現臺灣回歸祖國，對中國實現“兩個一百年”的偉大目標具有越來越迫切的意義。國防新常態應當包括臺灣回歸祖的安排。

 

11、現在人們常說在新的起點上與美國建立新型大國關系。新的起點當然應該包括中國實現“兩個一百年”戰略目標所需要的最起碼的地緣政治及海上安全環境安排：“三海”安全牽涉中國實現“兩個一百年”最低的安全環境，如果臺灣問題能夠解決，“三海一體”也就順理成章了。南海艦隊和東海艦隊通過臺灣地區的連接就可從容地進入太平洋并實現臺海的最終統一。當前，美國和日本放緩了在東海的炒作，因為它們需要使南海的局勢更加復雜化，以使美國增加盟友，日本也希望將中國的力量牽制在南海，在增加其盟友的同時還可減輕它無法負擔的東海壓力。

 

21世紀以來，隨著新興經濟體崛起步伐加快及陸上資源開發總體趨于緊張，海洋成為包括中國在內的世界主要大國關注的焦點。進入2010年后，從“天安艦”事件起，圍繞黃巖島、釣魚島領土歸屬的危機事態相繼爆發。2015年9月19日，日本參議院全體會議表決通過了以解禁集體自衛權為核心內容的安全保障相關法案，表明圍繞中國東部西北太平洋海域所呈現的持續緊張態勢已隱然有連鎖發力的趨向。對此，依據中國地緣政治特點對其海上安全環境進行整體判斷與思考，是十分必要的。2013年中國政府推出“一帶一路”戰略構想。2015年3月28日，中國國家發展改革委、外交部、商務部經國務院授權發表《推動共建絲綢之路經濟帶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愿景與行動》文件，明確“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重點方向是從中國沿海港口過南海到印度洋，延伸至歐洲；從中國沿海港口過南海到南太平洋”。 鑒于“海上絲綢之路”所涉海域過于遙遠，以下我們關于討論僅限于“海上絲綢之路”的西太平洋一線。東海和南海是這條線上的兩條主要起航線。

 

一、在“一帶一路”框架中認識中國國防新常態

 

2013年9月和10月，習近平主席在出訪哈薩克斯坦和印度尼西亞期間，先后提出了“絲綢之路經濟帶”和“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倡議，二者結合在一起就構成了完整的“一帶一路”戰略。習主席從大戰略角度將海洋問題納入“一帶一路”的構建之中，這極大地豐富了“絲綢之路”的內涵，海洋安全成為未來中國國家安全的重要支點。

 

從定位來看，“一帶一路”是帶動中國外交各子戰略的總體部署。因此，只有首先深刻把握“一帶一路”的內涵，才有可能理解其他戰略。就本質而言，“一帶一路”是一種具有哲學高度因而高于一般戰略的世界觀（國際觀），它是當年毛澤東的“三個世界”、鄧小平的“三個面向”和黨的17大以來所提出的“統籌國內國際兩個大局”[i] 等思想的繼承和發展。正是有了當年的“三個世界”思想和政策，才有了“我們的朋友遍天下”的國際環境，今天在看待與把握“一帶一路”時同樣需要有這種大思路。

 

但在現實中， 人們卻對“一帶一路”存在著兩種誤讀：一是經濟層面的產品輸出或所謂“輸出過剩產能”問題；另一個是軍事層面的海外基地拓展問題。

 

首先來看第一種誤讀。有人認為“一帶一路”是要處理中國國內的產能過剩問題，即把過剩的產能輸出去。這種看法是很不準確的，是以往的殖民時代“轉移危機”的做法，絕對無法反映“一帶一路”的思想。這種認知實際上是出于一種西方式的居高臨下的心理，是一種殖民擴張的思維。而習主席所提出的“一帶一路”是以“命運共同體”為依托的，這意味著中國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是在一個陣營和一個平臺上的，各方形成的是一種合作性的互通有無的平等合作模式。因此，中國在對外宣傳時應注意強調上述合作原則，在適當情況下應該多借鑒毛澤東時期的對外宣傳藝術，加強宣傳的政治性。非洲和拉美國家對于殖民擴張很反感，今天的中國不能在這些地區重復歐洲殖民主義老路。目前歐洲部分國家輿論將我們的“一帶一路”政策丑化為歷史上的匈奴擴張，它們還是戴著帝國主義的視鏡看待“一帶一路”，這需要中國以實際行動做好增信釋疑的工作。

 

我們應當注意的是，2013年3月習主席在出訪非洲時專程赴坦贊鐵路中國專家公墓憑吊并于2015年6月參觀遵義會議遺址，其用意絕不僅僅是回憶本身，而是要從老一代革命政治家的實踐經驗中汲取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思想和智慧。將坦贊鐵路與20世紀初沙俄在中國修建的中東鐵路[ii] 相比較可以看出，前者體現出毛澤東的反帝反殖的外援理念，是用政治獲得第三世界的友誼，而后者則遵循的是絕對的市場經濟邏輯，其結果只能是帝國主義的擴張[iii]。同樣是鐵路，坦贊鐵路幫我們贏得了半個多世紀的中非友誼，中東鐵路卻讓中俄結了半個多世紀的怨——也正因此，1952年3月，在蘇聯即將向新中國交還中東鐵路的前夕，毛澤東對斯大林提出兩國合作修建從蒙古烏蘭巴托至張家口一線的鐵路于以婉轉拒絕[iv]。關于坦贊鐵路，有人說毛主席不懂市場經濟，即我們修這條鐵路吃虧了。事實不是這樣，后來中國進入聯合國“主要是第三世界兄弟把我們抬進去的”。如按市場經濟原則，這樣的外交賬怎么算？1965年毛澤東指示外事部門說：“不能靠送禮的辦法拉友誼，友誼要靠政治。”[v] 講政治，就是花錢要花在刀刃上。習主席在非洲憑吊坦桑尼亞鐵路中國專家公墓寓意深遠，因為這條鐵路表達的是一種不同于帝國主義和殖民主義、并可以體現共產黨人理念的世界觀和國際觀。習主席說我們在“一帶一路”中要算大賬[vi]，要有正確的義利觀，這些都可以從坦贊鐵路所體現的精神中得到解釋。所以，不能把“一帶一路”簡單表述為過剩產能輸出；即便要將過剩產能輸出，也是要義先利后，互通有無，注重長遠利益，其目的就是再造“我們的朋友遍天下”的形勢。

 

通俗來說，外交的任務就是讓我們的朋友——這個不能沒有——越多越好，讓我們的敵人——這個肯定得有——越少越好，為國家發展創造一個良好的外部環境。這是“一帶一路”的政治“大賬”。在諸多“朋友圈”中，除了傳統友好國家外，中國外交今后的重點將是加強與第三世界的友誼。留意觀察習近平自當選國家主席以后的出訪國家可以看出，第三世界國家是重點，其中還包括在南太平洋小國。2014年11月28日，習近平同志在外事工作會議上強調：“要堅持國際關系民主化，堅持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堅持國家不分大小、強弱、貧富都是國際社會平等成員，堅持世界的命運必須由各國人民共同掌握，維護國際公平正義，特別是要為廣大發展中國家說話。”[vii] 將這一講話與“一帶一路”戰略結合起來，就會產生一種在新的形勢下與世界人民、尤其是與第三世界人民同呼吸、共命運的感覺。

 

其次是關于建立海外基地問題。既然海上未來風險最大，“海上絲綢之路”當然要考慮海外基地問題，但若因基地與沿途國家結怨，尤其是需要相當長時間才能化解的像沙俄在中東鐵路上與中國結的那種大怨，那就得不償失了。現在有些國家也邀請中國去設基地，其中既有友誼的成分，也有希望通過外交制衡抵消來自他國壓力的考慮，對此我們不能期望過高。事實上，中國目前尚不具備與其大國在遠離本土的地方進行長期抗衡的實力，即便是有合同作保障，也會隨國家或其他政治領導人利益考量的變化而發生轉變。利益問題的最終解決需要依靠軍事的力量，而軍事的成敗取決于補給線的遠近，過于遙遠的地方，比如南太平洋、南印度洋、北極和南極等，中國可以顯示一下自身的存在，但要實行地區控制就十分困難。

 

當初沙俄將阿拉斯加出售給美國就體現了這個道理，從莫斯科到阿拉斯加距離遙遠，當時沙俄根本無力與南北統一后的美國在此抗衡。如能早些轉讓給美國還能與其結下友誼，共同對付英國，否則就會在英國之外再與美國結怨。1853年克里米亞戰爭爆發之初，沙俄東西伯利亞總督穆拉維也夫正式向沙皇尼古拉一世提議將阿拉斯加出售給美國。南北戰爭結束之后，俄美就此加速商談，雙方于1867年3月30日最終以720萬美元成交，正式簽訂了售購阿拉斯加的協議[viii]。對此，地緣政治學的奠基人哈爾福德·麥金德（Halford Mackinder）解釋說，“任何可能的社會變革，似乎都不會改變它和它的生存的巨大地理界線之間的基本關系。它（俄國）的統治者明智地看到它的力量的局限性，所以放棄了阿拉斯加”[ix]。同樣的案例也曾發生在英國身上，1940年9月27日，在德意日三國簽訂同盟條約、英國已在大西洋和太平洋毫無應對之力的情況下，丘吉爾首相于當月請求美國提供武器，羅斯福總統同意向英皇家海軍轉讓50艘超齡驅逐艦；作為交換，丘吉爾將已無法控制的從紐芬蘭到特立尼達之間8個海軍基地的使用權“將以99年為期租與合眾國”[x]。丘吉爾明白，武器新舊不重要，重要的是可以由此引導美國與英國結盟，而沒有這一點，英國將遭受更為慘重的失敗。

 

基地問題同樣如此。只有在國家資源補給乃至作戰力量半徑能夠覆蓋的地方才應納入考慮范圍。當然。任何一個基地都有個控制半徑問題，有的半徑小，有的半徑大。比如，印度洋的控制半徑可達全球，因為在此競爭的對手都是英美這樣的世界一流的海權大國。地緣政治和資源政治的統一是當代地緣政治的基本特征。環保的壓力使石油成為當今世界政治中重要性幾近糧食和水的“硬通貨”。石油供應依賴海運，這就是印度洋海權權重不斷增大的重要原因。控制半徑取決于國家戰略能力，國家戰略能力取決于目標與本土的距離——釣魚島的在中國的控制半徑之內，但如果南海距離再遠一些的話，中國對其控制力就會同比下降。中國在東海的主要競爭對手是日本，釣魚島是其南下航線上的重要基地；中國在南海島嶼半徑上的對手主要是美國，這是美國進入印度洋的海上生命線。這也是在太平洋戰爭后期，美國專力打通進入印度洋通道，而將結束東北亞戰爭的任務留給蘇聯的原因。最危險的情況是控制半徑上有兩個以上的等量對手，太平洋戰爭中日本失敗的重要原因就是1941年底對華作戰半徑拉得過長，并在中國之外又徒增美國這一對手。

 

二、“海上絲綢之路”安全保障及其關鍵環節

 

自秦漢開通以來，“海上絲綢之路”一直是溝通東西方經濟文化交流的重要橋梁，而東南亞地區自古就是“海上絲綢之路”的重要樞紐和組成部分。習近平主席基于歷史，著眼于現實，為進一步深化中國與東盟的合作，構建更加緊密的“命運共同體”，提出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戰略構想。鑒于“海上絲綢之路”所涉海域過于遙遠，以下我們關于討論僅限于“海上絲綢之路”的西太平洋即東海和南海兩條主要起航線及其安全保障問題。

 

兩條主線路意味著兩個戰略方向。毛澤東同志說：“任何過程如果有多數矛盾存在的話，其中必定有一種是主要的，起著領導的、決定的作用，其他則處于次要和服從的地位。因此，研究任何過程，如果是存在著兩個以上矛盾的復雜過程的話，就要用全力找出它的主要矛盾。捉住了這個主要矛盾，一切問題就迎刃而解了。”[xi] 在這一起航線上的兩個方向中，我們必須找出其中的主要矛盾。

 

筆者認為，目前東海和南海出現諸多難以解決的問題，其根源在于臺灣問題的牽制。如果中國完成了臺海統一，臺灣島和海南島之間[xii] 就會對中國東南經濟黃金地帶形成一個寬闊的拱衛海區；這樣，南海問題的解決也會相對容易得多。因此，臺灣問題就是中國海洋安全戰略中的瓶頸因素，是中國在西北太平洋面對的諸矛盾中的主要矛盾。抓住這個主要矛盾，也就抓住了中國海洋安全戰略的核心，找到了解決西北太平洋海權問題的抓手。

 

戰略是布勢的學問，其主要任務是制造一種迫使敵我矛盾向有利于我方轉化的形勢，對手在這種形勢中進退維谷并不得不與我合作。上策是把敵人轉化成自覺的朋友，這是最高目標；中策是將對手轉化為中立立場；下策的無奈之舉才是消滅敵人。當年毛主席從延安撤走，把延安暫時讓給胡宗南就是在布勢。毛澤東撤出延安走時曾說：“我軍打仗，不在一城一地的得失，而在于消滅敵人的有生力量。存人失地，人地皆存；存地失人，人地皆失。……我們要以一個延安換取全中國。”[xiii] 今天東海和南海的問題，本質上是布局天下和城池得失問題，前者是主要矛盾，后者是次要矛盾。

 

東海問題和南海問題在矛盾性質上是截然不同的，中國與日本在東海的矛盾是圍繞太平洋戰爭后所建立的雅爾塔和平體系的“敵我矛盾”，南海矛盾則是雅爾塔體系中反法西斯力量間的“人民內部矛盾”，各國之間的矛盾源于勝利國家間的戰后利益分配不合理或對領土認知的差異，這些矛盾對雅爾塔和平體系不具顛覆性質。任何一個國際體系都有一個被鎮壓對象，日本法西斯勢力是雅爾塔體系在亞洲的鎮壓對象。當年日本聯合德國和意大利法西斯打破了以歐洲為中心的凡爾賽體系，建立了是以德、意、日主導的軸心國體系，雅爾塔體系是戰勝軸心國的結果。當前日本修改和平憲法中關鍵條目說明，其對雅爾塔體系是敵視的，其目的是要在遠東恢復軸心國體系及與此相關的所謂“大東亞共榮圈”。日本的這一需求沖動對雅爾塔和平體系具有顛覆性質，其一旦得勢就會謀求以前的勢力范圍，如菲律賓、馬六甲乃至關島。這也是它在東亞盟友很少、很孤立的原因。

 

在上述矛盾圖譜中，如果我們錯將南海當作“主要矛盾”并列為戰略方向，就會在日本這個對手之外平添美國和南海這些曾與中國并肩戰斗國家的矛盾，這樣我們就犯了“‘為淵驅魚，為叢驅雀’，把‘千千萬萬’和‘浩浩蕩蕩’都趕到敵人那一邊去，只博得敵人的喝采”[xiv] 的錯誤，將本不愿緊跟美國遑論日本的南海國家推向美國，并使其與日本形成南北戰略互動[xv]，這將使我們解決臺灣問題面臨的形勢變得更為復雜和困難。

 

中國與美國的矛盾比較復雜，但也有邏輯可尋——目前中美之間更多的一種是雅爾塔體系內部利益分配不合理的矛盾，與雅爾塔體系之外的中日矛盾比，矛盾性質不同。雅爾塔體系是二戰結束后的國際法法權安排，在這一總安排下各國的利益糾葛升級為“冷戰矛盾”，且服從于雅爾塔矛盾，這與中國在抗戰時期的階級矛盾服從于民族矛盾類似。當前，日本要為軸心國體系“翻案”的行為屬于顛覆雅爾塔體系的“敵我矛盾”，這使得雅爾塔體系內部的“冷戰矛盾”要服從于雅爾塔體系之外的“敵我矛盾”；對中國而言，這意味著南海矛盾要服從于東海矛盾。

 

這些矛盾復雜性在于，美國為了自身的既得利益無原則地與當年處于“敵我矛盾”中的日本捆綁到一起，以共同對付雅爾塔體系中曾經的盟友（如中國和蘇聯），這是對雅爾塔和平體系的嚴重背叛。盡管中美曾是冷戰中的對手，但只要美國還沒有表示徹底與雅爾塔體系決裂，中國還是應該盡量要將其挽留在雅爾塔體系的大格局中，盡管它部分地背叛了這個體系。從這個意義上說，中美矛盾不是絕對的矛盾，中國與日本是絕對矛盾。而在美國建立的冷戰體系這一次級矛盾中，中國與美國及其盟友日本的矛盾成為了主要矛盾，日本要利用冷戰中的美國“翻案”，而美國則更多的是借日本獲利。

 

分清了這兩類矛盾，我們就能看到，中國、美國和南海國家與日本之間的矛盾是絕對矛盾。以臺灣問題為例，雖然美國在冷戰期間曾實際控制著臺灣地區，但它只是想借此敲詐中國大陸。日本則不同，它的真實意圖是想讓臺灣地區重回1895年《馬關條約》之中，變成自己的一部分。1972年中國與日本正式建交時，在中日《聯合聲明》中日本只是表示“理解和尊重中國在臺灣問題上的立場”，但這并不代表其承認中國大陸對臺灣地區的主權。這說明日本仍覬覦被中國視為核心利益的臺灣地區。反之，美國則承認臺灣地區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部分。如果無視日本坐大，也會傷及美國的利益。但因距離遙遠，首先受到傷害的肯定是中國，美國在一定程度上放縱日本以遏制中國，目的是讓日本自甲午戰爭以后再當一次美國稱霸路上的“戰略清道夫”[xvi]。

 

自21世紀近二三十年乃至上半葉內，中國東海戰略的核心利益及相應海洋戰略目標是臺海統一，對這個目標最為敏感，介入和干擾程度最大的也是日本。當前，國內有學者對日本實力進行了高估。其實，日本目前在東亞政治崛起的條件已不是遠未成熟而是每況愈下——在朝鮮實質性擁有了核武器后，從相當程度上牽制了日本南進的勢頭；日本南部還存在著美國在沖繩的占領權、以及中國大陸對臺灣地區的主權對日本南進的攔截。從地緣政治角度看，中國在東亞占據主體板塊，海岸線綿長，防御縱深遼闊，這些對日本都是絕對性的戰略優勢。況且，當今東海的戰略態勢已與當年甲午海戰時大為不同，在中遠程導彈和潛艇技術高度發達的今天，日本擁有優勢的海洋技術的使用效果在靠近中國大陸的海面上已大打折扣，日本的海戰能力也會隨著其近陸距離的增大而大幅遞減。因此，中國從東海方向突破，不僅有較大的勝算，而且勝利后遺留的難以迅速消解的副作用—消化戰果難度，這是戰爭指揮員評估戰爭得失必須考慮的重要參數[xvii]—也小得多。

 

另外，在南海激化矛盾只能加強對手的力量，弱化自身的實力，或許可以得一些“壇壇罐罐”[xviii]，卻可能因此失去了西太大勢。如前所述，圍繞南海的矛盾多是反法西斯戰爭勝利國內部戰后利益協調出現的問題。在南海爆發沖突最符合美國乃至日本的戰略利益，它們在這一地區本來朋友不多或沒有朋友，一旦中國與南海國家矛盾激化，后者就可能都會投入美國懷抱并產生與日本聯手的沖動，這樣中國就犯了“圍淵驅魚”、“圍叢驅雀”的錯誤。更重要的是，它容易導致目前尚存且有利于亞洲和平的遠東雅爾塔體系發生分裂。從地緣政治角度來講，該地區相對封閉，對中國而言，它既不與印度洋直接相連也不暢通太平洋，巴士海峽與馬六甲海峽都受到美國的控制，同時又是美國海權的核心利益所在。依中國目前的實力，中國在南海方向突破可能會取得一些的勝利，但事后遺留下的副作用要比東海大且極難以消化，消除這些負面影響的時間也要長得多。

 

有觀點認為，南海石油資源豐富，因而具有較高的戰略價值。但筆者認為，僅從石油資源角度考慮南海問題并不屬于國家戰略層面而屬公司層面考慮的“壇壇罐罐”問題。戰略是謀勢的學問。資源的控制權只能在“形勢”即國際體制中才能存在，不謀體制性的大勢，資源的控制權是不可持續的。古人有“守險不守陴”的說法，險，勢也；陴，城也。無勢則城不保，資源控制同理。如果將三海連為一體觀察，則南海對中國的西太平洋謀勢不具有綱舉目張或關鍵“抓手”的意義，卻有配合和策應主要方向的作用。

 

更重要的是，中國在東海和南海面臨的問題涉及的并不是一個而是兩個主要對手，即日本和美國，而后者更是世界頭號海權強國。日本的戰略目標是打通經臺灣海峽進入南海的戰略通道，在這一目標下，臺灣地區便是日本盡管非法但卻是至今不愿放棄的核心利益。如果說臺灣地區位于日本地緣戰略的核心利益線上，那么，它于美國則只能說是具有戰略利益而無核心利益。美國的戰略核心利益線在中、南太平洋海區，即從夏威夷到關島、菲律賓，再到馬六甲一線。在西太平洋海區，美國要保的關鍵目標是馬六甲海峽，這是其不容他人染指的核心利益。至于東北亞，成熟的美國政治家——比如20世紀前半葉的兩位羅斯福總統——則不會對其傾注太多的資源。但在臺灣問題沒有解決的前提下，中國如果將海洋戰略的重點轉向南海，就必然會在東海、臺灣問題存在的同時又在南方增加一個更強大的對手。這是目前日本右翼及在臺的“臺獨”分子最樂觀其成的形勢。

 

明乎此，我們對于“海上絲綢之路”線上存在的問題及其任務就有了清晰的判斷，即中國的目標不是爭奪幾處島嶼的“壇罐小利”，而是為布勢天下，其抓手就在東海。

 

不僅如此，東海還是關乎中國整體安全的重要海域。東海北接朝鮮半島，朝鮮半島居高臨下，從東南方向包卷中國東北大平原。從朝鮮西進，便可進入一馬平川的中國東北地區。當年日本占領朝鮮半島后接著就進入中國東北，進而威逼京畿且直取中原，控制中國東部達八年之久。我們說東北事關中國全局安全，就是因為與山區和海上相比，在東北大平原可以形成成建制的、可持續的和大規模的裝備制造及由此裝備的集團軍力，而沒有成建制裝備的大規模制造和遞進及相應軍力，就不能全局性地控制中國。日本先是以朝鮮為跳板占領了中國東北，繼而造成持續八年的侵華戰爭，除本土外，日本能夠長時期侵華的能力生成點就在朝鮮半島繼而占據中國平原面積最大的東北地區。

 

1945年日本戰敗前夕，身處陜北的毛澤東注意到東北的重要性。5月31日，毛澤東在黨的七大上作關于政治報告討論的結論時明確指出：“東北四省極重要，有可能在我們的領導下。有了四省，我們即有了勝利的基礎。”[xix]9月17日，毛澤東復電周恩來，表示完全同意力爭東北的方針，指出：“東北及熱河、察哈爾控制在手，全黨團結一致，什么也不怕。”[xx]1948年年底，遼沈戰役后，東北已穩操共產黨手中，接下來奪取中原已有勝算；淮海和平津戰役的勝利，則使共產黨奪取全國的勝利已無懸念。

 

毛主席在1937年撰寫的《祭黃帝陵文》一文說：“琉臺不守，三韓為墟。”[xxi] “三韓”即朝鮮半島[xxii]，同樣的道理，“三韓”不保，中原為墟。朝鮮對于中國東北安全而言是關鍵。1949年年初，從西柏坡準備進京的毛澤東風趣地將此行比喻為“進京趕考。毛澤東在回答周恩來“我們應當都能考試及格，不要退回來”的話時說：“退回去就失敗了。我們決不當李自成，我們都希望考個好成績。”[xxiii]與李自成進駐北京的當年即面臨多爾袞率八旗軍進逼山海關的形勢相似，新中國成立后不久，美國于1950年6月27日美國便出兵朝鮮。然而抗美援朝戰爭的勝利徹底杜絕了新中國重蹈李自成因忽視或失控于“關外問題”而功敗垂成的任何可能。值得一提的是，在朝鮮問題上，毛澤東一改隋、唐遠征為援助的方式，借蘇聯的支持出兵協助朝鮮，一舉將“關外問題”遠遠推到“三八線”以南。中國的東北從而華北地區由此穩定至今。毛澤東在抗美援朝（乃至抗美援越）戰爭中實現中國的地緣政治利益的經驗，對當前構建“一帶一路”，推進其中的戰略利益，仍有巨大的指導意義。

 

三、“三海一體”： 從整體上把握中國海洋安全環境

 

筆者在研究中國海權的初期曾把海權置于很高的地位，那是因為當時中國海權處于起步階段，需要矯枉過正。在筆者在2014年出版的《論中國海權》（第三版）[xxiv] 和《印度與印度洋——基于中國地緣政治視角》[xxv] 兩書中里，鑒于中國海上力量已有長足推進，這一立場已有適度回調。在上述兩書中，筆者提出絕對的制海權要依托于絕對的制陸權，反之，絕對的制陸權也要依托于絕對的制海權。在陸權和海權的邊際地帶，制陸權可以反作用于制海權，同樣，制海權也可以反作用于制陸權。占據較大版圖的制陸權可以在較大范圍內影響（反作用）周邊的制海權，同樣，占據較廣闊海域的制海權也可以影響（反作用）制陸權。比如，在印度洋地區，因占領了印度半島，近代英國在此地區擁有比當代美國更大的制海權；同樣，由于擁有廣闊海域的制海權，近代英國曾使陸權霸主沙俄帝國多面受敵，疲于應對。馬漢（Alfred Mahan）也曾論述過海權與陸權的這種相互作用的關系，他說：“海權和陸權都不是單獨存在的東西，而是彼此相輔相成。就是說，陸上強國也需要推進至海邊以利用海洋為己服務，而海上強國也必須以陸地為依托并控制其上的居民。”[xxvi]”但他并沒有從整體予以強調，更沒有形成理論概括，出于是美國國情的需要，馬漢更多強調的是遠海。

 

陸權與海權的作用與反作用理論告訴我們，盡管中國海權起步較晚，但自然條件相對于英國和美國還是有比較大的優勢。中國東接西北太平洋、南近北印度洋，因超大的近海大陸板塊，特別是具有中遠程導致打擊技術，使得當代中國對兩海有著強大的反作用力以及由此形成的較強的近海制海能力。西方國家因距離印度洋太遠，因此產生了“島嶼鏈”思維，但這實屬無奈之舉，這是因為，最有效的制海權一般都有依托大陸板塊的條件，并由此獲得可持續的巨量資源跟進。而在遠海建立島嶼鏈則需要巨大的資源支持，英國和美國要控制或占領印度洋，而首先從大西洋經過地中海和太平洋過來，而中國進入印度洋遑論太平洋則可就近直達，如果中南半島國家同中國建立了緊密合作的關系，則中國可將在該地區更占主動。這種地緣政治中的大陸板塊優勢，使得中國在相當程度上彌補了被西方人所認為的海權不足。有利的地理位置，使中國在處理海洋事務中遠比西方國家有更從容的時間。

 

然而，盡管中國接海面積巨大，但能從海上深入中原的地段卻不多。中世紀和近代對中國政治沖擊最大的蒙古人和英國人，他們都試圖從西南方向進入中原，但因地形的原因，他們都沒有成功。英國人只能從沿海東進。東進南海后，中國東南山地使他們不得不繼續北上由東海入侵中國。這說明，臺灣海峽以北的“東海—黃海”海域是中國海洋防御中最脆弱的地帶。

 

有人認為，印度對中國安全構成了重大威脅，事實并非如此。當前的中印實控線在毛主席時代就已穩定下來，而且受到喜馬拉雅山地形的影響，中國和印度（以1950年印度共和國成立后的版圖為限）在千余年的歷史中幾乎沒有發生過戰爭——僅在1962年發生過歷時月余的邊境沖突。現在一些同志不理解1962年打過去為什么不占領，這是因為地理條件不允許。在海拔四五千米的西藏高原上我們的資源難以形成大規模的持續順暢的調度，由北而南居高臨下的地形可使大部隊一瀉千里地進去，卻不能自由地順利返回，更不能持久地占領。正因此，當年亞歷山大和成吉思汗打到印度河都放棄南下進入印度平原，理解了這一點——如果再能重溫一下三國時曹操占領漢中又主動撤回秦嶺一線的經驗——也就理解了1962年中國軍隊打入藏南又迅速撤回固守和原因。

 

黃海、東海和南海事實上是一個整體。歷史經驗表明，黃海動則臺海動，而臺海動則中國動，而中國動則東亞動。近代以來，遠東均勢格局決定性的轉折———比如1895年的甲午海戰和1950年的朝鮮戰爭———都是從黃海開始的。對此，日本軍事歷史學者司馬遼太郎解釋說，他說：“誰控制了黃海，誰就主導了在東北亞大陸說話的話語權。”[xxvii]

 

中國加強在黃海的戰略力量的目的在于從側翼保護臺灣地區，因為如前所述，對臺灣地區安全具有顛覆性的危險來自日本的軍國主義勢力。臺灣海峽是西北太平洋海權的關鍵環節，中國國土東界應在臺灣地區的東海岸。中國實現臺海統一后，制海范圍就可直推至臺灣地區以東的深海區，并對臺灣地區以北的宮古海峽和南邊的巴士海峽施加影響。如此，中國黃海、東海和南海的海上國防力量就可以形成合力，并使中國海南島、臺灣島和遼東半島得以聯動，形成“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莫不制從”[xxviii]之勢。因此，唯有將黃海、東海和南海視為一體并使之相互呼應，長期拖延的南海主權問題才能得到順利解決。照此邏輯，從“三海一體”的視角看，在不太遠的將來，將并排于東部海域東海、南海、北海三大艦隊合成一體并編為“西太平洋艦隊”，實屬必要。

 

在海上作戰力量體系中，臺灣回歸祖國以及捍衛東海南海海域的中國主權已成應有之義，同時又不至將其力量伸展過遠，大體在遠東雅爾塔體系安排之內。只要我們堅持不懈地努力，在不遠的將來，切實將中國海上實際控制線前移至臺灣東界——這原本就是中國領土的東界，屆時臺灣和平回歸就是可以想像的事。臺灣回歸祖國意味著中國有效的安全邊界真正推至西太平洋深海海域，有了深海，中國的核潛艇才可發揮終極反擊作用，中國航母建設才能大步向前邁進，中國大陸的經濟建設成果才能得到有效保衛。

 

朝鮮半島位于中國黃海的北翼，而黃海的安危事關東海的穩定乃至中國臺灣的安全，臺灣的安危更是事關中國在西北太平洋的海上安全。如果將中國大陸沿岸和西北太平洋銜接的“三海”（黃海、東海、南海）視為一個連續的整體，我們就會發現，遼東半島猶如人的肩膀，黃海猶如連接肩膀的上臂，南海部分則相當于下臂，海南島相當于手掌，而位于東海的臺灣地區則是連接和聯動上下臂的肘關節。黃海失，則臺灣地區不保；臺灣地區局勢失控，中國在南海就不能持續發力。由此，臺灣地區就成了中國在西北太平洋制海權有效發揮的關鍵環節。

 

在臺灣海峽南北兩段中，北面是中國貫通西北太平洋制海權的主要矛盾所在，而釣魚島及其附屬島嶼則是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也就是說，不管是對日本還是對中國而言，控制了釣魚島及其附屬島嶼就接近控制了臺灣地區，而控制了臺灣地區，也就控制了沿中國海岸的西北太平洋的制海權的關鍵環節。臺灣回歸是實現西太制海權的關鍵；鑒于日本對臺灣野心不死，東海黃海一線是解決臺灣的關鍵區域，其中釣魚列島的主權回歸則是破局的關鍵環節。

 

“中國是亞洲的重心”[xxix]，而臺灣是遠東南下北上的海上樞紐。從需求上說，美國用于遏制中國的所謂“第一鏈條”以西即靠近中國海區屬淺水海域，而核潛艇只有在深海隱蔽的條件下才可能實施二次反擊，顯然，突破“第一鏈條”，實現臺灣回歸祖國，對中國實現“兩個一百年”[xxx]的偉大目標具有越來越迫切的意義。國防新常態應當包括臺灣回歸祖的安排。

 

現在人們常說在新的起點上與美國建立新型大國關系。新的起點當然應該包括中國實現“兩個一百年”戰略目標所需要的最起碼的地緣政治及海上安全環境安排：“三海”安全牽涉中國實現“兩個一百年”最低的安全環境，如果臺灣問題能夠解決，“三海一體”也就順理成章了。南海艦隊和東海艦隊通過臺灣地區的連接就可從容地進入太平洋并實現臺海的最終統一。當前，美國和日本放緩了在東海的炒作，因為它們需要南海的局勢更加復雜化，以使美國增加盟友，日本也希望將中國的力量牽制在南海，在增加其盟友的同時還可減輕它無法負擔的東海壓力。

 

四、海上博弈及中國主要對手分析，策略運用

 

如前所述，中國在“海上絲綢之路”上有相當的利益需要保護，對此，我們需要根據不同的矛盾性質確定海上博弈的策略和節奏。

 

我們在東海要保衛的是經過浴血奮戰獲得得并由雅爾塔體系賦予的包括臺海統一在內的海權和主權利益。這既合人情又合法理。人情基于歷史權利，即臺灣地區及釣魚島自古就是中國的領土；法理即由德黑蘭會議相關文件（1943年）、《開羅宣言》、（1943年）雅爾塔會議公報（1945年）、《波茨坦公報》（1945年）等一系列文件構成的日本必須無條件服從的雅爾塔體系及其賦予中國的權利。這是目前亞洲和平的法理基礎。從這個視角看，目前中國在海上的對日本右翼勢力的斗爭具有很強的正義性。得道多助，是中國東海斗爭的天然優勢；日本當前的弱勢則在于它失道寡助。目前日本國內政治的一系列右翼化舉動，包括議會新通過的新安保法案，既不合人情，更不合（雅爾塔）法理。

 

遵循幾何學“兩邊之和大于第三邊”的原理，在國際博弈中，世界上沒有一個大國具有足夠的實力可以同時與兩個以上的大國對抗。歷史上不乏這樣的案例。19世紀初，拿破侖法國與英國作戰，曾取得過輝煌的勝利，法國繼而于1912年輕率深入俄國，其后三年便敗；20世紀40年代，德國在希特勒統治下與英國作戰，并控制了西歐，1941年德國侵略俄國，其后又是三年便敗；同期的日本與中國開戰，初期取勝，1941年底又與美國開戰，其后還是三年失敗；20世紀50年代在朝鮮戰場上，美國同時與中國和蘇聯對陣，美國三年便敗；60年代在越南戰場上，美國還是同時與中國和蘇聯作對，最終還是以慘敗告終；勃列日涅夫時期的蘇聯與中美同時作對，導致蘇聯的最終解體；21世紀初，小布什政府確定了七個所謂的“邪惡軸心”，其結果導致美國由此衰落。

 

因此，中國安全環境的好壞的標志不在于沖突熱點的多少，而在于是否陷入兩面作戰的境地。由此觀察，目前中國開創的地緣政治形勢還是相當有利的，因為中國周邊三分之二的地區即北部、西部和西南方向是穩定的，二分之一的地區即整個北面在相當長的時間內也不會發生大的變動。只要不出現毛澤東曾反復告誡避免的“兩線作戰”的困局，只要目標不是過于遙遠，中國是有勝算的。這也是我們在東海敢于斗爭的歷史唯物主義前提。

 

那么，東海的破局點何在呢？筆者認為，應當在釣魚島一帶。因為這里的對手（日本）力量最弱、最孤立，也最反動（反雅爾塔和平體系之動）。目前國際上、特別是東亞地區幾乎沒有國家支持日本在釣魚島的主張，在此日本外交倍最受孤立。釣魚島距離日本本土近一千公里，離中國大陸近四百公里，根據前述海陸邊際地帶海權與陸權作用與反作用的原理，中國大陸對東海具有巨大的反作用力，這將極大地抵消日本在該海域海權的技術優勢。自菲律賓挑起南海事端以來，輿論的焦點日漸向南轉移，這是因為美國和日本都會鼓動它們掌握的輿論將中國的戰略重心推向對其有利的南海。中國若在南海發力，其結果是將所有的競爭對手們推聚到美日一邊，而中國則將因同時應對東海的日本和南海的美國而反遭兩分，這對中國是極其不利的。

 

1972年1月6日，毛澤東同周恩來、葉劍英談外事工作時說：“其實這個公報（指正在擬訂中的《中美聯合公報》——筆者）沒把基本問題寫上去。基本問題是，無論美國也好，中國也好，都不能兩面作戰。口頭說兩面、三面、四面、五面作戰都可以，實際上就不能兩面作戰。”[xxxi]送走尼克松后，7月24日，毛澤東在與周恩來、姬鵬飛、喬冠華等談國際問題時，再次叮囑：“在兩個超級大國之間可以利用矛盾，就是我們的政策。兩霸我們總要爭取一霸，不兩面作戰。”[xxxii]毛澤東“不能兩面作戰”策略思想在當前海上軍事斗爭中仍有巨大的指導意義，值得認真研究。

 

前幾年日本政要曾多次宣稱日本已經具備核打擊能力，但朝鮮發展出核武器對日本的核力量造成了嚴重對沖。從捍衛雅爾塔和平體系的角度看，日本的核問題對亞洲和平更具危害性質。由此而論，目前的朝核談判應向東北亞擴大，應將日本的核問題納入其中，將談判議題從“朝核問題”擴大為“東北亞核問題”。

 

我們應該借鑒“抗美援朝”模式以應對未來的東海沖突，即將其限制在非國家作戰層面。當時中國援朝部隊被稱為“志愿軍”，這為后來改善中美關系留有了余地。如果將未來可能出現的這類斗爭保持在非國家層面，就可為日本的盟國美國在中日可能出現的沖突中保持中立立場、以及沖突后中日關系的改善留有余地。根據歷史經驗，美國在非核心利益上不會為日本遑論臺灣地區作出什么大的犧牲。

 

與中南半島相比，東北亞離美國從北美洲到馬六甲的海運主干線和利益較遠，因而對其實際利益影響并不大。因此，當1950年底中國人民志愿軍進入朝鮮后，美國立即采取限制戰爭的措施，為此撤了不愿收縮戰線的麥克阿瑟。1954年，美國與臺灣地區簽訂了《共同防御條約》，卻不愿為后者的防御做任何犧牲。事實上，對于美國來說，為了臺灣地區自身的利益而與中國大陸發生戰爭，是不大可能的選項。1972年尼克松總統改善與中國的關系，事前最不知情的就是視美國為盟友和靠山的日本和臺灣當局。以史為鑒，我們可以試想，如果未來中日間真的在東海發生沖突，很難想象美國能為日本做出多大的犧牲。類似的例子還有越南戰爭。越南戰爭是美國下的賭注最大，時間最長而理想主義最少的戰爭。結果又如何呢？結果還是1969年尼克松上臺后迅速從越南撤軍并與中國和解，美國曾向南越政權做出的承諾最終淪為空談。由此，我們就不能不對當今美國對日本的承諾多打些折扣。

 

退一步說，即便有心，今天的美國也失去了幫助日本的能力。20世紀50年代，美國制造業產值占全球的比重高達40%左右，自60年代開始，美歐開始了“去工業化”浪潮，進入80年代，生產“外包”成為趨勢， 2009年，美國在全球制造業產值中的份額跌破20%，2010年繼續跌至19.4%（當年中國為19.8%）[xxxiii]。2008年美國制造業增長率為1.7%，2009年猛跌至–18.7%。[xxxiv]2010年美國服務業在國內生產總值（GDP）中所占比重達70%左右，狹義上的制造業產值在美國GDP中所占比重由20世紀90年代中期的17%強降至目前的12%左右[xxxv]。其中還有相當比例的軍火生產。實體經濟的產品更多是由第三世界國家提供的，美元的走勢依靠國際石油交易總量支撐。如果世界大宗產品交易使用美元，美元就會堅挺；反之，則疲軟。目前石油仍是世界大宗產品交易中居首位的是商品，如果石油繼續使用美元進行交易，美國國內的金融財閥就會拿出一部分收益資助為石油美元而戰的政府決策，但前提是美國必須控制住中東的局勢，如果失敗，就不能保證石油交易持續使用美元，美國政府就會因得不到金融財閥的支持而不得不面對越來越多且可能造成政府工作難以正常運轉的“財政懸崖”。

 

實體經濟是國家的根本[xxxvi]，但這恰是美國的弱項，也是金融財閥所需要的弱項。惟其如此，美國政府才能對財閥的資產形成嚴重依賴。奧巴馬總統認識到這個問題，在上臺之初就提出“再工業化”政策，但事實證明，該政策推行所遇到的國內壓力極大，主要是來自金融財閥的壓力，其最明顯的例證就是素有美國“汽車之城”的底特律政府的破產。美國實體經濟疲軟不振，就得繼續依賴石油美元，為了維持石油美元的地位，就需要依靠持續不斷的戰爭。而在人類歷史上，依靠對外戰爭拉動國內生活的國家還沒有成功的先例。在新一屆美國總統大選即將到來之際，下任總統面臨的國內財閥要求資產保值的壓力將持續上升，所以也會動用一切力量遏制中國，最近，出現了美國與古巴恢復外交關系以及伊朗核協議的最終達成等一系列進展，今后兩年還會陸續出現美國與一些熱點國家的和解，這些都是美國將力量向中國匯集的征兆。

 

理解了這些，也就理解了為什么習主席說中國要有強大實體經濟的原因。中國目前的形勢比較有利，國際金融大量涌入亞投行的現象說明，美國的金融資本有流入中國的趨勢，這是因為中國經濟的發展有利于其資產保值并在保值的同時伺機擾亂中國金融秩序、制造金融繼而政治動蕩。因此，中國國家戰略能力應包括駕馭國際資本運作的知識和能力。革命之初，中國曾拒絕資本，新中國成立后，特別是改革開放后中國學會了如何駕馭國內資本；亞投行成立后，國際資本紛紛涌入，這迫使中國還要學會如何駕馭國際金融資本。否則，在國際資本對世界政治仍發揮巨大作用的歷史條件下，在國際資本沖擊日益嚴峻的情況下，中國就無法應對國際金融資本的挑戰。

 

五、簡短的結論

 

分清敵友不僅是中國社會主義革命的首要問題，同樣也是中國社會主義建設時期理解國際關系的首要問題。分清了敵友，在紛繁復雜的事務中就抓住了主要矛盾，整個事件進程的鏈條就掌握在我們手中，形勢就會朝著有利于我們的方向發展。

 

技術的優劣只能在特定的環境中顯示。19世紀末，黃海對于中國而言還是遠海，日本和美國所具有的海洋軍事技術優勢可以在此顯現出來。但當前中國已具備遠程導彈打擊能力，日本和美國的海洋軍事技術在近海已在相當大的程度上為中國的大版圖所釋放出的巨大國防張力所抵消。中國政治經濟的輻射范圍已可覆蓋周邊，周邊國家與中國有著深厚的歷史淵源，在地緣政治上對中國也有著較大的依存需求，因此，它們始終與美、日遏制中國的“冷戰”政策保持相當的距離。一般而言，它們不會為美國和日本而與中國徹底決裂。從地緣政治角度看，只要不到遠處擴張，天時、地利、人和這幾方面中國都占據優勢。

 

風已起于青蘋之末[xxxvii]，美國正在將其力量向遠東集結，挑戰正在來臨。第二次世界大戰前夕，天要“下雨”，英國張伯倫忙著躲雨，而蘇聯斯大林則在雨前積極“插秧播種”。結果是雨停的時候，蘇聯已實現了相當的戰略利益，尤其是蘇聯當時要解決且是最緊迫的地緣政治利益；而英國則將老本賠了個精光。殷鑒不遠，對此，我們要有預案。

 

（作者單位：北京航天工業大學；來源：本文刊發于《當代亞太》2015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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