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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標題：儒家對西方的歷史影響

       歷史上的中國，不僅是周邊國家的宗主國，也是不少西人心目中的理想國，至少充滿理想色彩。儒家對西方文藝復興運動起到過相當的啟迪和推動作用，而文藝復興正是西方現代文明的背景，故可以說，儒家對西方文明有過重大影響。換言之，西方現代文明含藏著儒家文化和中華文明的元素。

      元明為中華偏統政權，處于儒家文明的衰退期，但對同時期的西方來說，依然頗有新鮮感和超前性。李約瑟在《中國科學技術史》中說：“早在公元2世紀，關于儒家的一些傳說似乎已傳入歐洲。”我認為，儒家對西方產生重大政治社會影響和對文藝復興運動的推動，應自13世紀意大利人馬可波羅肇端。

      《馬可波羅行記》相當詳實地記載了元朝政事、戰爭、宮廷、節日、游獵和大都的經濟文化風情風俗等等情況，盛贊元朝的文明強大和昌盛富庶，讓西人有機會一窺如畫似夢的東方文明盛景。

      接著，門多薩神父編寫、1583年出版的《大中華帝國史》，對中國的人倫道德、政治制度、思想文化、地理風物、軍事武裝等進行了全方位的描述，系統地塑造了中華帝國神話般的形象，有溢美也有中肯的認知，讓西人意識到，龐大的中華帝國在文明的許多方面都優于歐洲，并可能成為歐洲努力的方向。

      《大中華帝國志》描述了中國人的外貌與秉性，中國人都身體健康、心靈手巧、聰明開化。“他們都是偉大的發明家，勤勞而工巧”。“中國人是心智最高的人種。他們有一套自己關于天地起源，人類誕生的看法。”“他們是個喜歡宴樂的民族，什么時候都避免悲傷。”中國人不喜歡戰爭，等等等等。

      門多薩說廣東人象柏柏爾人皮膚較黑，內陸的中國人象日耳曼人。在中國居住的還有摩爾人蒙古人緬甸人與老撾人，偶爾也能見到歐洲人。所有臣民在天子統治下生活在和平的帝國秩序中，擁有一種可想而知的幸福。他認為中國最令人仰慕的是政治制度，中國皇帝是世界上最令人好奇的人物。

      明朝時，耶穌會傳教士利瑪竇為西方提供了更為真實的中華文明的信息。他說：“中國政府的治國的能力超出其他所有的國家。他們竭盡所能，以極度的智慧治理百姓。若是天主在這本性的智慧上，再從我門天主教的信仰而加上神的智慧的話，我看希臘的哲學家柏拉圖，在政治理論方面也不如中國人。”

      《利瑪竇中國札記》站在神本主義立場上對明朝贊嘆不已，所描述的中華帝國儼然一個由哲人王治理的“現實烏托邦”：

      “標志著與西方一大差別而值得注意的另一重大事實是，他們全國都是由知識階層，即一般叫做哲學家的人來治理的。井然有序地管理整個國家的責任完全交付給他們來掌握。軍隊的官兵都對他們十分尊敬并極為恭順和服從，他們常常對軍隊進行約束，就像老師懲罰小學生那樣。…更加令外國人驚異的是，在事關對皇上和國家的忠誠時，這些哲學家一聽到召喚，其品格崇高與不顧危險和視死如歸，甚至要超過那些負有保衛祖國專職的人。也許這種情操來自于：人們有了學問，心靈也就高尚了。”

      《利瑪竇中國札記》第六章是《中國的政府機構》。他寫道：“雖然我們已經說過中國的政府形式是君主制，但從前面所述應該已經很明顯，而且下面還要說的更清楚，它在一定程度上是貴族政體，…如果沒有與大臣磋商或考慮他們的意見，皇帝本人對國家大事就不能做出最后的決定。”

      利瑪竇還相當深入地介紹了科舉制，內容涉及考期考場考官科考內容規則錄取方式授職儀式等事項。他說：“標志著與西方一大差別而值得注意的一大事實是，他們全國都是由知識階層的人來治理的。井然有序地管理整個國家的責任完全交給他們來管理”。

      利瑪竇贊美孔子：“中國哲學家中最有名的是孔子。這位博學的偉大人物，誕生于基督紀元前551年，享年70余歲。他既以著作和授徒，又以自己的身教來激勵他的人民追求道德。他的自制力和有節制的生活方式，使他的同胞斷言他遠比世界各國過去所有被認為是德高望重的人更為神圣”云。

      盡管在利瑪竇看來儒學并不符合基督教義，卻是異教中最完美的。他認為，四書五經“著眼于個人、家庭、及整個國家的道德行為，而在人類理性的光芒下對正當的道德活動加以指導”，是“為著國家未來的美好和發展而集道德教誡之大成”。他與人合作用拉丁文注釋四書，以幫助在華教士學習和了解儒學。

      繼利瑪竇之后又一位西方傳教士曾德昭，為東學西漸作出了卓越貢獻。他于1613年（明末）來到中國傳教并同時學習中文，在中國一共待了22年之久，著有《中華大帝國史》，介紹了明朝政治制度法律、政府結構、生活方式、語言文字、物產、民俗等等，對科舉制描述尤為詳細。

      曾德昭特別強調了科舉制“自由報考、公平競爭”的原則。他寫道：“普通老百姓不分職業，均可投考”，但“軍士、保鏢、法警、惡棍、劊子手及稱做忘八的妓女監護人”被摒棄在外。

      他與利瑪竇一樣也把科舉的三種學位即秀才舉人進士比作西方社會的學士、碩士和博士。他說：“那些僅僅是學生，沒有取得任何學位的人，本身沒有任何特權，只被人尊稱為紳士。大家把他們敬為國家之燈，中國人知道應如何尊重確實值得尊重的人。”

      利瑪竇及其繼承者們認為，中國實現了柏拉圖“作為真正牧民者的哲人占統治地位”的理想。從《利瑪竇中國札記》之后一個半世紀間，西方不少文本對中華文明同樣作了高度肯定和贊美。

      腓內斯在《巴黎至中國旅行記》中贊揚“中國為哲人政治”，拉莫特·勒瓦耶在《論異教徒的德行》中將孔子與蘇格拉底并列。拉莫特·勒瓦耶說：“孔子的崇高美德甚至使君王決不發出與他（孔子）的戒律不符的命令，皇帝的文武百官都勢必是孔子的信徒，因此可以說，只是哲學家們在統治這樣一個大帝國。”

      中國啟蒙派所反對的儒家和孔子，卻為西方啟蒙派所敬仰。文藝復興以來啟蒙哲學家們心醉神馳的美好東方，建立在兩個基本觀念之上：一是性善論，二是道德理想通過政治實踐達成社會公正與幸福。他們認為這是中國形象的核心意義，也是他們心目中新型政治倫理社會理想的最高尺度。

      堅決反對法國和歐洲君主專制的百科全書派領袖霍爾巴赫，高度推崇儒家君主制，認為：“在中國，理性對于君主的權力發生了不可思議的效果，建立于真理之永久基礎上的圣人孔子的道德，卻能使中國的征服者亦為其所征服”，孔子學說“使野蠻征服者對此亦須保持尊敬，而以之為政府施政的目標”。

      伏爾泰在《哲學辭典》中列舉了孔子七句圣言，贊美道：“東方找到一位智者……他在公元前六百余年便教導人們如何幸福地生活。”他嘆息：“我們不能像中國人一樣，這真是大不幸。”　　

      羅伯斯庇爾在他起草的1793年的《人權和公民權宣言》中寫道：“自由是屬于所有的人做一切不損害他人權利之事的權利：其原則為自然，其規則為正義，其保障為法律；其道德界線則在下述格言中：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正是孔子圣言，表達了恕道原則。

      德國萊布尼茨認為儒文化對西方作出了重大貢獻。他研究發現《易經》陰陽爻二進制與他的二元算術完全一致，據此深信中國哲學具有充足的科學根據。他還宣稱，在道德和政治方面中國人也優于歐洲人。日本學者五來欣造說：“儒教不僅使萊布尼茨蒙受了影響，也使德意志蒙受了影響。”

      萊布尼茨批判某些夜郎自大的歐洲學者：“我們這些后來者，剛剛脫離了野蠻狀態就想譴責一種古老的學說，理由只是因為這種學說似乎首先和我們普通的經院哲學的概念不相符，這真是狂妄至極！”這種批判放在中國特色啟蒙派和馬家身上都很合適，只不過馬家不是“脫離”而是倒退深入“野蠻狀態”。

      1670年前后，英國政治家坦普爾爵士斷言："由最好的人管理的政府就是最好的政府。哲人是最好的人，哲人政治是最好的政治”，“偉大古老的中華帝國”就是榜樣。

      1672年，閔明我神父從中國回到歐洲，寫了100萬字有關中國的著作。在閔明我看來，中國在所有方面都是優秀的。他建議歐洲所有君主仿效中國皇帝，國王必須有修養，請哲學家輔佐政務，聽從他們的建議；歐洲應該模仿中國的政治與經濟制度，尊重農民，將農業當作立國之本。

      1721年，萊布尼茨的學生、德國著名哲學家沃爾夫在哈雷大學做了“關于中國人道德哲學的演講”，他說：“中國古代的帝王是真正具有哲學家天賦的人。我曾經提到伏羲和他的繼承者。伏羲創立了各門科學和中華帝國，由于這些哲人王的智慧與努力，中國的政體成為世界上最優秀的政體。在統治藝術上，從古到今，中國超越了所有其他的國家。”

      李約瑟稱孔子為“全中國的無冕皇帝”。他認為孔學并不限于人文科學領域，在自然科學領域也有重要成就：“在歷法領域中，數學在社會上屬于正統的儒家知識的范疇。”、“在歷史上，不定分析被稱為‘大衍術’，這是從《易經》中一個難解的陳述句‘大衍之數五十’得來的。”

      或說儒家政治為“孔教烏托邦”，這是對中華的無知，無知于中華文化真理、歷史真相和文明輝煌。向西方介紹中華的各種文本或有溢美，卻非空想和虛構。烏托邦是空想主義，儒家文明則是實實在在的歷史存在。

      作為中華偏統政權，元明清已經很不中正，但元明和清朝前期依然能令同時期的西人驚艷，可見儒家的厲害。西方從中汲取精華和營養，啟開神本主義的蒙昧，走上人本主義道路；中國特色啟蒙派卻自暴自棄地捧著金飯碗討飯，甚至以討取西方思想殘羹為榮。嗚呼哀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