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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大教授韓毓海：當今中國面臨的三大危機

點擊：  作者：韓毓海    來源： 海疆在線  發布時間:2016-06-01 18:30:50

 

  

【摘要】文化領導權的喪失、軟實力的虛弱、在世界資本主義等級體系中處在被洗腦的打工者的地位，是我們今天所面臨的三大危機。決定我們今天政權合法性的，不是正統和法統，不是你認同了什么經濟制度、實行了什么憲政，而是思想路線的正確性。我們從哪里來，往哪里去；誰是我們的朋友，誰是我們的敵人，在爭奪文化領導權的視野中，我們要立足于批判地繼承中國革命的遺產，重建中國社會的核心價值。

 

    一、中國面臨的三大危機 

 

 我覺得，我們現在處在一個重要的歷史階段，所謂機遇與挑戰同在，無非是說危機是危中之機。今天的中國，正面臨著新的三座大山，也是三個主要危機。 

 

 1.文化領導權的喪失 

 

 今天我們面臨最深刻的危機并不是經濟上的，甚至不一定是軍事上的，而是文化領導權的喪失。值得思考的是，在長期的國內革命斗爭中，爭奪文化領導權和文化霸權是中國共產黨取得革命勝利的關鍵。在1978年之前，中共不怕別人說他窮，不怕別人說他沒有槍炮，最怕別人說他沒文化，只要說他沒文化，他就要跟你干到底、辯論到底，在文化領導權、文化合法性問題上，他從來沒有含糊其辭過。我們看歷次的運動，從延安整風到關于《紅樓夢》問題的討論、《武訓傳》問題的討論，到反擊右派媒體，等等，都是這個問題：只要你說我們沒文化，那就一定跟你干到底。 

 

文化領導權的關鍵在于兩點：第一個是正確的歷史觀，就是回答我們究竟從哪里來，往哪里去；再一個就是正確的局勢判斷，甚至也就是敵我力量的局勢判斷，誰是我們的朋友，誰是我們的敵人。 

 

如果說，當今中國呼喚重構價值觀，則新的價值觀只能在掌握和爭奪文化領導權的視野當中才能確立。 

 

2.美國對國際軟實力的壟斷 

 

從國際上看，我們現在遇到的問題也不是簡單的經濟實力、軍事實力的問題，而是軟實力的問題。軟實力是什么？是指一個國家不必采取強制手段而使其他國家按照自己的意志行事的能力。在建國初期，在整個的帝國主義包圍的過程中，中國之所以能夠打破帝國主義的封鎖，主要就是有得道多助的軟實力。1973年，加拿大總理特魯多訪華演講中有一段話，大致意思是：到20世紀結束的時候，評價一個國家成就的標準將不再是這個國家的GDP乃至他的經濟實力，而是看這個國家的政治制度在多大程度上給廣大的民眾提供了基本福利以及參與政治的能力。特魯多說：“尊敬的毛主席、周總理，我覺得這就是你們開創的一個先進的制度，這就是加拿大人民對你們表示尊重的原因。因為我們也在努力建立覆蓋全民的醫療制度，也在努力為一般勞動者參與政治提供機會，是你們拋棄了過去社會的發展觀，而力圖去建立一個新的和諧國家，在這方面你們是屬于未來的領導人。”這是我所知道的，第一次由加拿大總理提出的關于和諧社會和新的發展觀的談話。 

 

我們知道，今天美國強大的根本，說到底就是最近《時代周刊》所稱的，是美國的軟實力。全球化、現代化、民主化、人權，這一系列好名詞都是由美國壟斷著，你很難跳出他這個圈。因此，如果我們將來的經濟發展走破壞環境、兩極分化的道路，即使發展起來，那也很可能是失道寡助，在國際上喪失地位。 

 

3.被洗腦的打工者：中國在世界資本主義等級中的地位 

 

今天的跨國資本和它所推動的文化生產和文化商品的迅速發展，深刻地表明：當代資本主義的生產，已經進入到非物質生產和文化生產這個新的和最高的階段。而我們國家的經濟發展，仍然處在以物質生產和資源出口為基本特征的初級階段。中國在文化產品技術方面全面的大規模逆差，包括我們今天揮之不去的知識產權問題，引進美國大片問題，從一個側面表明了中國在世界資本主義等級制度中被洗腦的打工者的地位，這正是中國在資本主義生產和積累的最高階段，真實的國際地位和國際形象。值得注意的是，正是這種文化生產所推行的欲望文化，瓦解了一切人類文明的和歷史的價值尺度。 

 

二、批判地繼承中國革命的遺產 

·

 面對上述三大危機，我覺得有必要重新思考中國革命的遺產。我曾看到報紙上的一則消息：伊拉克有位大學教授在去參加一個重要的國際學術會議的路上，遇到了路邊炸彈，去了以后就沒回來。我們今天去出席各種各樣的會議，炮彈沒有打進來，這并不是天然的，一定是有歷史原因的。 

 

1.中國革命創造了新的價值和認同范式 

 

武力教授曾經說過：在中國革命過程中，不但產生了新的經濟和國家的模式，而且產生了一種價值和道德認同的范式。我非常同意。舉一個例子：1946年，有一個很博學的留學生，第一個翻譯了恩格斯《法德農民問題》這篇重要文章。1949年，這個人給他的舅舅寫了一封回信——因為他的舅舅作為烈士惟一的遺屬，寫信要求擔任湖南省一個廳長的工作——信中說：舅舅，現在社會變了，您不要認為我爸爸當了國家主席，您就要當個湖南省的廳長?，F在不行了，因為現在變成一個公的社會了。我們都是普通人，都有私人的感情，但是，當這種感情超出了私人的范圍并與人民的利益相抵觸的時候，共產黨人就必須堅決站在人民的立場上，雖大義滅親也在所不惜。信中說：舅舅，以前所有人把臟東西都倒到公有的地方，現在不能這樣了，因為我們每個人都是國家的主人。寫這封回信的就是毛岸英，1950年，他去參加抗美援朝，28歲犧牲在朝鮮戰場。 

 

我曾到中央黨校學習，到延安去參觀，看到王家坪有一張毛岸英和毛澤東的照片。我了解這個人，所以我知道我能有今天是由于他的犧牲。但是，當時我們班里有一個人卻說：多虧毛岸英被打死了，不然他一定成為蔣經國或者金正日。那一刻，我覺得我們的價值觀變了，資產階級和封建主義的反動價值觀侵入了我們的共產黨，我們黨內也有一些十分無知但夸夸其談、自以為是的混混。我在《天下：江山走筆》這本書里說：“推翻三座大山，消滅三大差別，此乃發千古未有之大宏愿，生無窮之菩提心。而這就是漫長而偉大的中國革命，是歷史的奇跡，人間的天國，是對不可能的解放的召喚，是無數過去對無窮未來的祝福”。 

 

大家知道，1962年，末代皇帝溥儀第一次拿到選民證時曾這樣說：“我第四次當上了皇帝，與我的六萬萬同胞一起當上了國家的主人。我第一次知道了什么是做人的價值。”這就是武力教授說的，中國革命不但建立了一個新國家，而且形成了一個新價值和新的價值體系。我們今天許許多多承受著這場革命所帶來的利益的人，卻咒罵和否定這場革命和革命者所承載的價值觀，為什么？因為我們這些年來價值觀發生了重大的變化，甚至拋棄了中國革命的遺產，或者根本不了解中國革命的遺產。 

 

2.中國革命遺產是怎樣形成的 

 

第一個，以土地革命為中心，建立了農民的階級主體性和能動性。土地問題是中國歷史5000年最核心的一個問題，從中國土地的制度變遷中——井田制、初稅畝、租傭調、兩稅法、青苗法、一條鞭、盛世滋丁永不加賦、耕者有其田、減租減息、土地改革、集體化、免除農業稅——就可以看到中國真實的一個歷史。因為土地變遷是經濟史、社會史、文化史和政治史的紅線。我們看中國歷史，如果從土地制度來看，會看得很實在，中國革命就是以土地革命為中心，建立起新中國。 

 

第二個，中國民族革命是世界社會主義革命的一部分，形成了革命中國的國家主權，這個國家主權里面不但形成了一個國族的認同，還融合了國族認同與階級的認同、人民的認同。中國革命的勝利，不但改變了18世紀以來歐洲帝國主義主導世界的歷史，也改變了二戰后所形成的五大國瓜分世界的歷史，沒有中國革命的勝利，就沒有亞非拉的革命和建國的道路。 

 

第三個，以思想路線為“道統”，制定現代中國與世界的歷史－地理路線圖，并以此為背景建立現代政黨的理論合法性，從而使得黨的思想路線與政權之間始終保持著反思性的關系。這個話說白了就是：決定我們今天政權合法性的，不是正統和法統，不是你認同了什么經濟制度，不是你實行了什么憲政，而是思想路線的正確性、合法性。 

 

3.需要批判地繼承的中國革命的遺產是什么 

 

在今天的中國，中國革命的遺產到底有什么意義和價值？在中國革命的過程當中，當然是有種種問題，如果不能批判地繼承這個偉大的遺產，繼往開來，那將被我們的前人所恥笑。但是，批判地繼承絕不等于簡單拋棄，否則，我們不但喪失了過去，也將喪失對于未來道路的探索能力和想象力。東歐就是因為全面地拋棄了自己的革命遺產，結果就只剩下一條路：被消滅到西歐里去。 

 

需要批判地繼承的中國革命遺產是什么？第一個遺產，就是在中國革命過程中中國人民煥發出的獨立自主能力和“主人翁意識”、煥發出的團結氣概、道德意志和犧牲精神。第二個遺產，就是在帝國主義列強的圍攻和炮火中誕生的中國革命，將殖民主義和民族解放運動命題引入世界歷史。正是萬隆會議所締造的和平共處五項原則，改造了17世紀以來由西方國家提出的國際法原則，也改造了聯合國。1972年中國重返的聯合國，不再是原來意義上的聯合國，它所訴諸的國際法已經包含了萬隆的精神，沒有這樣的基本條件，改革開放不可能具備其國際環境。第三個遺產，就是毛澤東思想。毛澤東思想提供了嶄新的歷史－地理的視野：從時間上給出了19世紀以降中國與世界歷史的線索，從空間上給出了資本擴張和人民反抗的路線圖，為中國現代思想的發生、為中國現代價值觀的形成，奠定了時間－空間框架、歷史－地理背景。這也成為今天我們思考價值觀問題的堅實基礎。當然，隨著形勢的發展，我們對于歷史的描述可以改變，對空間的分析、局勢的分析可以改變，但是不可以沒有這樣一個基本狀況的描述。 

 

怎樣理解中國革命的遺產，是否繼承中國革命的遺產，這決定了我們黨怎樣執政，決定了當前中國社會核心價值觀的基本內容。對于今天的中國，離開了中國革命遺產中包含的核心價值，盲目的認同就十分危險，盲目“實踐”的后果就相當可怕。而不重視當前社會思想所面臨的深刻危機，陷入盲目的樂觀，更是足以致命。 

 

三、中國革命的核心價值在今天依然重要 

 

 關于中國革命中所包含的核心價值，我覺得有兩個方面在今天來說依然是非常重要的。

 

1.人民民主專政 

 

王紹光教授對民主問題有非常深刻的研究，他在清華大學的一個演講中提出，自由民主、立憲民主和代議制民主，都是對民主的制約和限制，它們的重點并不是民主，而是自由、立憲和代議制。民主并不等于選舉。亞里士多德早就指出：選舉民主與寡頭或多頭統治是同一個范疇。因為選舉的目的是為寡頭和多頭統治提供合法性。而且他描述說，選舉制度是雅典城邦自治制度崩潰的真正根源所在。在現代歷史上，由于統治階級總是把“民主”當作自身統治的合法性，由于民主成為統治階級的專利和“好東西”，起碼是“不壞的東西”，從而才使得真正的民主不能不通過斗爭來實現。馬克思主義民主理論，甚至包括黑格爾的民主理論，創新之處就在于它指出了民主從來是有階級性的：少數統治階級的民主，對大多數民眾來說當然是個“壞東西”；而大多數人的民主，對少數統治者來說當然也不會是什么“好東西”。人民民主專政作為民主的一種形式，體現的是實質的民主、階級社會里的民主，它的一個重要方面就是對反動派進行專政。它特別表明，現代中國的民主運動，包括20世紀初的農民、工人和婦女運動的真實歷史，這個民主的歷史或傳統，就是在反動派以民主為名義的殘酷鎮壓和殺戮中，在反抗這種殘酷鎮壓的過程中形成的。 

 

北大歷史系的羅志田教授有一篇很好的論文，發表在《中國社會科學》上。他說：國民黨三次北伐，前兩次都失敗了，第三次迅速成功了，為什么？主要是由于當時出現了大規模的工人運動、農民運動、婦女運動，特別是在湖南，人民群眾的自我組織運動搞得好，以至于出現了開門迎接北伐軍的情況，所以北伐一下子成功了。如果沒有這個，北伐是不可能這么快就成功的。反過來就是說，人民民主是在反抗過程中形成的，因此人民民主不可能不是人民專政。正因為一開始不懂得這個道理，所以1927年，僅湖南一省，一下子殺了多少頭？夏明翰被殺了吧，他可是道臺的孫子，照樣殺。郭亮，恐怕是中國最早搞工人運動的，《沁園春·長沙》就是毛澤東和他一起重游長沙時寫的，他的頭被砍了，掛在城門上。我們比較熟悉的犧牲者還有：向警予，法國留學生，常德八女之一，是作家丁玲幼年崇拜的偶像，女性解放運動的先驅；柳直旬，放著局長不當而從事農民教育；楊開慧，放著北大教授千金不做而搞女性運動。多少志士仁人，正是因為獻身人民民主，一股腦兒就這么被殺了，這就是鬧人民民主的下場。在22年的人民民主的斗爭歷史當中，民主首先就是武裝反抗反動派的鎮壓，這就是真實的中國民主運動的歷史。今天，很多人已經不知道這樣的真實的民主史，也有些人就是想叛賣這個真實的民主的歷史。拋開中國民主運動的真實歷史，來空洞地、抽象地談論民主行嗎，我看那不是無知就是欺騙。 

 

為什么人民民主在今天仍然是很重要的呢？因為，槍桿子可以殺人，筆桿子也可以殺人。我們是馬克思主義者，我們知道，現代社會有一個非常特殊的組織形式夾在國家和群眾之間，這就是媒體，馬克思在《黑格爾法哲學批判》和《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日》告訴了我們這個真理。我們還知道，在政權之外還有一個文化領導權，見諸于《文匯報的資產階級方向應該批判》。黑格爾之后，沒有比這樣一句話更天真無知的了——媒體是客觀的、中立的，民主就是言論自由，言論自由就是媒體霸權或者媒體掌權。實際上是這樣嗎？媒體是有著自身特殊利益的集團，是現代社會最大的霸權之一，中外無數的思想家都論述過這一點，今天還用得著再重復嗎？但是，我們今天確實有很多人非常的無知，他就是媒體拜物教：如果我們不屈從于媒體，那么我們就不客觀了、不中立了、不言論自由了、不民主了。在現代社會里，哪個媒體內部不屈從于廣告部、不屈從于廣告商？它怎么可能客觀？它怎么可能中立？它怎么可能民主？這一點，魯迅早在1930年代就已經反反復復地講過了，我們不讀毛主席的書，也不讀魯迅的書，所以一個李安就把你嚇成那樣，好萊塢就把你嚇成那樣。媒體怕廣告商，廣告商怕好萊塢，中國資本家怕美國的默多克。什么是愚蠢，這就是天大的愚蠢。 

 

今天正是由于我們自己起碼是在輿論、在媒體上放棄了人民民主專政的核心價值，放棄了中國現代民主的主要傳統，因而才會在所謂“共產黨不講民主”的指責下理屈詞窮。也正因為我們自己不懂得如何使用人民民主專政的武器，太迷信媒體，乃至于對媒體怕得要命，因而不敢與媒體作斗爭，更不是把它交給人民群眾，交給輿論去討論，去評判，去處理，乃至去斗爭。你這么怕媒體干什么？魯迅跟媒體斗了一輩子，跟小報斗了一輩子，得罪了媒體，魯迅就不偉大了？小說沒得諾貝爾獎，魯迅就不是現代中國最偉大的小說家了？ 

 

2.理論路線，或革命的理性 

 

這個理論路線圖主要就是前文提到的兩個方面：一方面是對我們從哪里來，到哪里去，即歷史的描述；一方面是對敵我局勢的一個空間的判斷。理論路線就是美國新馬學者詹明信所謂的“路線圖”或者“理論地圖”，制作理論地圖的能力就是理論的抽象能力，就是哲學家們所謂的“結構”和“解構”能力。 

 

 

四、重視媒體這個制造幻象的工廠 

 

 任何價值，都是在人民的實踐中被建立或者建構起來的，也是不斷發展的。 

 

我自己是第九屆和第十屆“五個一工程獎”的評委，主要是評電視劇?？戳撕芏嚯娨晞≈?，我的感覺是，電視在我們的生活中的作用真是太大了。我們在現實生活中非常盲目、非常疲乏，當然也有困惑，也想思考我們從哪里來，到哪里去，我們究竟是誰這樣的問題?，F在電視劇把這些問題以一個非常膚淺、非常通俗的方式給你回答了。我們在諸如《渴望》、《一年又一年》、《金婚》、《我愛我家》這些肥皂劇里認出了我們自己和我們自己的社會關系、生活意義。媒體就像一面鏡子，我們早上起來照鏡子認識自己，晚上在電視劇里認識自己的生活。長此以往，我們分不清楚什么是真實的世界和電視劇的世界了，我們對于從哪里來到哪里去的問題，對于我們究竟是誰的問題就交給電視劇去解答了。 

 

20世紀80年代以來，我們有句話叫“文學的主體性”，意思是人的主體性只有文學里有，我們要有主體性，按照人道主義的原則要求自己，那就要像小說一樣去生活，像文學一樣去生活，后來進一步，我們要活得像電影一樣。最終，我們對于生活的理解，對于歷史的理解，都是由張藝謀、陳凱歌、李安的編造來告訴我們，離開了他們講述的故事，我們就不了解歷史、不了解自己，甚至不了解中國。 

 

這是一個國際性的，或者全球化的幻象制造網絡，背后有強大的資本力量。我們認識現代世界，一定要重視媒體這個制造幻象的工廠，了解和分析它與我們真實的世界和歷史之間的關系，對于我們這樣一個執政黨，一定要知道什么是實的、什么是虛的，是假的，是靠不住的。 

 

在這個世界上，敵我是真的，自然資源的基本條件是真的，人心向背、老百姓的支持是真的。口號是虛的，媒體是假的，美元是最靠不住的。這就是最應該保持的清醒的頭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