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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西安事變中張學良、楊虎城二位將軍出于愛國熱忱，以驚人之舉和自我犧牲精神，通過捉蔣又放蔣，強行扭轉了蔣介石延續十載的“攘外必先安內”政策，“對壘因之棄舊惡，同仇至此展新顏”，從而使西安事變成為中國現代史上關乎民族前途命運的樞紐性轉折點。

西安事變中張學良、楊虎城二位將軍出于愛國熱忱，以驚人之舉和自我犧牲精神，通過捉蔣又放蔣，強行扭轉了蔣介石延續十載的“攘外必先安內”政策，“對壘因之棄舊惡，同仇至此展新顏”，從而使西安事變成為中國現代史上關乎民族前途命運的樞紐性轉折點。

1順天應人：時代潮流和人民公意的特殊表達

恩格斯指出：“歷史事件似乎總的說來同樣是由偶然性支配著的。但是，在表面上是偶然性在起作用的地方，這種偶然性始終是受內部的隱蔽著的規律支配的，而問題只是在于發現這些規律。”凡成大事者，必能夠應時應勢應人而為。

西安事變決非張、楊兩將軍一時沖動而起的偶然之舉，而是中國20世紀30年代社會各種矛盾尤其是中日民族矛盾尖銳化的必然結果，是民族心態、社會潮流向前發展的必然結果。“九一八”事變，使國內階級矛盾降為次要矛盾，中日民族矛盾上升為主要矛盾，國人的國家意識、民族意識因之進一步覺醒，抗日救亡的思想和運動成為歷史發展的必然趨勢，結束國內紛擾、停止內戰、一致抗日成為中華民族的呼聲和社會的潮流。

而蔣介石忤逆時勢人心，頑固堅持“攘外必先安內”的“剿共”內戰政策，導致國內各政治派別和廣大民眾的激烈反對，抗日救國浪潮一浪高過一浪。1935年8月，我黨以中共中央和中華蘇維埃中央政府的名義發表《為抗日救國告全體同胞書》，號召停止內戰，一致抗日。

同年12月，爆發“一二·九”學生運動，抗日浪潮高漲，并迅速向全社會擴展。各階層民眾舉行聲勢浩大的群眾運動，支持學生的愛國行動。民族資產階級及其代表人物也表示擁護“團結御侮、抗日救國”的主張，許多工商業資本家聯名通電要求抗日。國民黨內部胡漢民、李宗仁、馮玉祥等主戰派紛紛抨擊蔣介石的錯誤政策。地方實力派先后發動了逼蔣抗日的三部曲——福建事變、兩廣事變、西安事變。

西安事變前，張、楊分頭進行過“苦諫”“哭諫”“諍諫”，但均無效，被逼無奈，只有“兵諫”。歷史必須前進，公意必須表達和遵行。張、楊二將軍看似偶然的“兵諫”行動，順天應人，使公意得以實行。他們也因此成為千古功臣。

西安事變再一次證明，社會民眾的人心所向即恩格斯所說的“合力”，體現社會發展的主流，代表時代的精神，預示歷史發展的方向。得人心者昌，逆人心者亡，這是人民群眾創造歷史的決定性作用在觀念上的表現。不承認這一點，藐視大眾呼聲，終會被歷史所拋棄，反之則會贏得人民群眾的擁護，就能干出一番驚天動地的事業來，推動歷史的前進，成為歷史的巨人。

當前，祖國的和平統一、民族的偉大復興、國家的富裕強盛，是全體中華兒女的共同心愿和當代中國發展的時代潮流，只有順應時代潮流和人心所向，才能得到民眾擁護和支持，始終立于不敗之地。

2盱衡大局：最廣泛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關鍵促成

開場容易收場難；捉蔣容易放蔣難；除蔣容易和平難。從捉蔣——扣蔣——釋蔣云譎波詭的過程看，張、楊和中共等方面，從停止內戰、一致抗日的大局出發，捐棄前嫌、不泄私憤、自我犧牲、光明磊落的政治意識、大局意識和愛國奉獻精神，是促成全國結成最廣泛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關鍵。

扣蔣后的形勢十分復雜，南京政府內的主戰派借機出兵討伐，東北軍和十七路軍內部主張殺蔣的官兵不在少數，西安各界群眾更是義憤填膺，主張公開審蔣。但若如此，則會引起新的更大內戰，在自相殘殺中抗日力量遭削弱，反而有害于全國抗日統一戰線的形成。所以，捉蔣是大局所需，需要勇氣，無此則不能促其猛醒；釋蔣更是大局所需，需要高超的政治智慧和協調藝術，無此則不能和平解決，實現初衷。

張學良是西安事變的策劃者、組織者、指揮者，又是和平解決的首倡者、實施者。他始終在大局下行動，積極促成合作抗日，維護大局。事變當天凌晨，他宣布“兵諫”計劃后，對五十一軍軍長于學忠的提問“捉蔣以后，第二步怎樣辦？”簡單回答說：“第二步怎么辦？捉了以后再說。只要他答應我們抗戰，我們還擁護他做領袖。”可見，捉蔣雖倉促，但一開始張學良就有只要達成目的，就和平解決事變的想法。之后，他在各種場合表達這一思想。

位于西安城南長安縣申店鄉雙竹村的楊虎城陵園。

如12月13日，在對時局的宣言中明確提出：“學良等多年袍澤，不忍坐視，因對介公為最后之諍諫，保其安全，促其反省。”他還敞開和平大門，歡迎各界人士共商抗日大計。在談判基本達成目的后，他力主盡快釋蔣，并親自送其回南京，鞏固事變成果。表現了他為抗日救國，不計個人安危的大無畏精神。

楊虎城也始終以大局為重。20世紀90年代，張學良接受訪談時承認：“那西安事變……那可以說他是主角哇，不過名義是我。”為了逼蔣抗日這個大局，他首倡“兵諫”：“待蔣來西安時，余等可行‘挾天子以令諸侯’之故事。”他與蔣的關系不比張學良。因深知蔣為人狹隘偏私，毫無信義，睚眥必報，故對蔣是否真心抗日、會不會進行報復等顧慮重重，主張有條件放蔣，也不同意送蔣。

但為了形成結束內戰、一致抗日的大局，他明確表示：這次追隨張發動西安事變，完全以張的意旨為意旨，現在更愿意傾聽和尊重中共方面的意見，只要張和中共方面意見一致，他無不樂從。

后來，根據形勢的變化，在與宋氏兄妹達成協議的基礎上，他置個人生死利害于不顧，放棄原有主張，慨然同意張學良及早送蔣回南京，促成了事變的和平解決。如果關鍵時刻他不顧大局，西北“三位一體”聯合抗日局面就會遭破壞，新的內戰之火就會被點燃，西安事變就難以轉“危”為“機”。

至于我黨，與國民黨兵戈相向、不共戴天十年。兵諫爆發，是審蔣、殺蔣報仇雪恨的天賜良機。經過冷靜分析，卻確定了“反對新的內戰，主張南京與西安間在團結抗日的基礎上和平解決”的方針，認為只要蔣同意停止內戰、一致抗日，就應當釋放他。

對此，張、楊，蔣和六神無主的南京政府、倉皇救駕的宋氏兄妹等，都大惑不解。個中原因，在于我黨一切以民族大義為重，大公無私，只要大局需要，可以置黨派恩怨、血海深仇于不顧。正是我黨一切從人民的利益出發，才推動了西安事變的和平解決，實現了國共第二次合作。

如今，我國正處在社會結構復雜化、利益群體多元化、價值觀念多樣化時期，同時面臨復雜多元的安全威脅。我們要繼承發揚西安事變這種以大局為重、求同存異、促成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形成的寶貴經驗，在中華民族偉大復興進程中，以國家、民族利益和人民福祉的大局為重，包容互鑒，結成廣泛的和平統一、共筑中國夢的新時代統一戰線，實現中華民族的新崛起。

3為民請命：國家、民族危亡之機中國軍人的鐵血擔當

浩如煙海的中國歷史典籍，從來就把為民請命的各種行為（包括動用軍事手段），視作正義之舉，也從來不反對以革命手段推翻暴君苛政。張學良在12月16日上午的市民大會上說：“這次事件是我們一些人為了實行救國主張，置生死毀譽于度外，不顧一切，‘為民請命’。

”張、楊“為民請命”經過了“苦諫”“哭諫”，最后不得已發展為“兵諫”。“民命”如天，勢必“請”之。于是有血性、有擔當的軍人，就會肩負起以“兵諫”方式為民請命、扶危定傾的使命。

張、楊的鐵血擔當來自于對手中武力的正確認識和運用。他們深知，自己手中的武力，乃民眾之武力，應該用在抗日戰場上，用在逼蔣抗日上，而不能用在自相殘殺，對付群眾上。

張學良曾說：“我內心不愿意作剿匪工作，在外侮日迫的時候，我們不能用槍去打外國人，反來打自己人，我萬分難過！”“我們這次舉動，無疑的，對于國家的秩序或有相當的影響，但權衡輕重為了拯救國家的危機，是不得不如此，這樣作，對于國家終于是有好處的！”

《抗日聯軍臨時西北軍事委員會關于雙十二抗日救亡運動宣傳大綱（對一般民眾）》更直接指出：“南京部隊都為全國民眾血汗所供養，各種武器也都是民眾血汗所換來。

如果有少數怙惡不悛之輩，不惜違背公意殘民以逞，不肯努力抗敵，只知槍口向內，那時僅全國民眾的偉大力量已足將此輩鎮壓下。”張學良是軍閥，但他已改變了自己的軍閥本性，由一個軍事獨裁的封建諸侯變成一位愛國愛民的民族主義英雄，由一位貪得無厭的軍閥變成為民為國的斗士。這是難能可貴的，也是張、楊能夠毅然發動“兵諫”的底氣所在。

張、楊的鐵血擔當來自于“舍得一身剮，敢把皇帝拉下馬”的大無畏犧牲精神。張學良回憶說：“我到南京是預備被槍斃的，我預備死，我這個人就是這么一個人啊！我不在乎，真是不在乎。”他雖然沒有付出生命代價，但被囚半個多世紀，用終生的自由實現了他的政治道義。

楊虎城歸國前夕說道：“現在國內全面抗戰已起，如我仍然逍遙國外，實無臉面對待中國人民。至于我回國之后，不管蔣介石怎樣對待我，我絕不追悔。只要問心對得起國人，死何足惜！”為了國家和民族，楊虎城鐵骨錚錚。他一家四口被囚在魔窟式的玄天洞里時，蔣數次派戴季陶、朱紹良、戴笠前去勸其悔過，均遭斷然拒絕。

他被囚12載之后慘遭毒手，并禍及全家，一對幼年的兒女竟也無從幸免。染著封建色彩的政治報復是十倍二十倍的瘋狂，是百倍、千萬倍的殘酷。他以這樣的代價，實踐了一個中國軍人的鐵血擔當。

4愛國之光：國家統一、民族復興的恒久激勵

馬克思說，歷史“發展的加速和延緩在很大程度上是取決于這些‘偶然性’的，其中也包括一開始就站在運動最前面的那些人物的性格這樣一種‘偶然情況’”。西安事變這個帶有“必然性”的“偶然情況”，改變了中國政局的發展走向，加速了中國自由、民主和現代化進程。它就像一座歷史燈塔照耀當今，警醒未來。

而這光就是愛國主義之光。西安事變表明：中華民族是一個具有愛國主義光榮傳統的偉大民族，在民族危難之時，強烈的愛國主義可以沖破階級的隔閡或對立，使全民族團結一致，同舟共濟，共御外敵。

楊虎城墓。

西安事變之所以與過去的軍閥爭權不同，也不同于一般的軍事政變，就在于它不是為了個人和某個集團的私利，而是出于正義的抗日救國愿望。這種崇高的愛國主義思想，貫穿西安事變的整個過程，貫穿張、楊波瀾壯闊的人生歷程。

臺灣《中國時報》曾以“東北易幟促成全國統一”“揮軍入關結束中原大戰”“西安事變改寫現代歷史”為小標題，評介了張學良最閃光的歷史。張學良在談發動事變的想法時說：“我們這次發動，把個人的榮辱生死完全拋開，一切都是為了國家民族”“我們為了國家的復興，早有生死以之的決心！”

晚年，張學良的愛國情懷依然強烈，他表示，愿為祖國的和平統一盡一點力量，“我過去就是做這件事的。作為一個中國人，我愿為中國出力。我真是主張國家和平統一的，我不喜歡兩岸打起來。……假使哪天用得著我，我愿意盡力”。

楊虎城也是一位奮發有為的愛國志士。他數十年如一日，始終洋溢著強烈的愛國主義激情。他18歲參加孫中山領導的辛亥革命，走上了民主革命的道路。袁世凱稱帝，他率部參加陜西省護國軍，不久又參加反對北洋軍閥的陜西靖國軍。在北洋軍閥分化的時候，他堅持靖國軍的旗幟不倒，受到孫中山先生的表揚。

1926年堅守西安8個月，抗擊北洋軍閥進攻，以少勝多，起到了戰略上策應北伐戰爭的作用。他和共產黨有著良好的友誼。1927年蔣介石叛變革命，進行“清黨”，但他的部隊卻保護和起用了不少共產黨人。

他能隨著時代的潮流不斷前進，在民主革命的每個階段，都站在進步的方面。“九一八”事變后，他積極主張聯共抗日，贊同共產黨的救國主張，是國民黨部隊中最早提出請纓抗日的將領。在西安事變中，他同意和平解決，妥善處理善后，避免了內戰的爆發，實現了事變的初衷。

被囚時，當看到日本飛機從天上飛過，還禁不住“唉唉”嘆息，甚至流下眼淚，憂國憂民之心，絲毫不減。葉劍英評價說：“楊虎城將軍終生為國家為民族的愛國主義偉大業績永垂史冊！”

功臣雖遠去，青史留英名；勛業如洪鐘，回響新征程。當前，祖國的完全統一、民族的偉大復興已成為滾滾向前的歷史潮流，順昌逆亡。發動西安事變歷史巨人們所表現出的愛國家、愛民族、謀和平、求團結、促統一的愛國主義情懷和勇于犧牲奉獻的精神，將不斷在歷史深處發出回響，放射光芒，激勵后人——牢記歷史，敢于擔當，奮勇向前，復興中華！

作者：張培忠

西安政治學院軍事系教授